中国狗和中国人

中国狗和中国人

作者：傅斯年

有一天，我见着一位北京警犬学校的人，问他道，“你们训练的狗，单是外国种呢；或            是也有中国狗？”他答道，“单是外国种的狗。中国狗也很聪明；他的嗅觉有时竟比外            国狗还要灵敏，不过太不专心了。教他去探一件事，他每每在半路上，碰着母狗，或者            一群狗打架，或者争食物的时候，把他的使命丢开了。所以教不成材。”            我听了这一番话，很有点感触，何以中国狗这样的像中国人呢？不是不聪明，只是缺乏            责任心——他俩一样。中国人“小时了了”的很多，大了，几乎人人要沉沦。留学在国            外的成绩颇不恶——胡适之先生说，只有犹太人在美国大学的成绩最好，其次便是中国            学生，至于真美国人，远不如这两种民族——然而一经回国，所学的都向爪哇国去了：            大约也是遇着了母狗，或者加入一群狗打架，或者争食物，所以就把已经觉悟的使命丢            掉了。            中国狗和中国人同生在一个地带，一个社会以内，因为受一样环境的支配，和西洋的狗            和人比起来，自必有人狗一致的中国派的趋向。和狗有同样的趋向，并不是可羞的事；            所不得了者，这趋向偏偏是无责任心。            我以为中国人的无责任心，真要算达于极点了。单独的行动，百人中有九十九个是卑鄙            的。为什么呢？卑鄙可以满足他自身肉体的快乐——他只对这个负责任——至于卑鄙而            发生的许多恶影响，反正他以为在别人身上，他是对于自己以外的不负责任的，所以不            顾了。团体的行动，百人中有九十九是过度的。斗狠起来过度；求的目的便在度之外，            手段更是过度的。这可就中国历年的政争证明。为什么要这样呢？他以为虽过度了，于            他自己无害；成功了他可抢得很多的一份，失败了人人分一份，他所分的一份也不比别            人多，所以不择手段。一人得，或一团体得，而国家失的事，屡屡的见。现在“鱼行”            当道固不必说了，就是前几年也有若干溢出轨道的事：若国会的解散，六年临时参议院            的召集，等等，都是以一团体的利害做前提，而把国家的根本组织打散。我很觉得中国            人没有民族的责任心——这就是不怕亡国灭种。我又觉得中国人没有事业的责任心——            所以成就的事业极少；没有私立的学校，公立的学校也多半是等于官署；没有有力的工            厂；没有不磨的言论机关。一时要做事业，不过预备他“交游攘臂的媒介物：一旦求得            善价，还是沽出去罢！”            中国人所以到了这个地步，不能不说是受历史的支配。专制之下，自然无责任可负；久            而久之，自然成遗传性，中国狗所以如此，也是遗传性。中国狗满街走是没有“生活”            的。西洋狗是猎物种，当年的日耳曼人就极爱狗，常教狗做事，不专教他跑街，所以责            任心不曾忘了。中国人在专制之下，所以才是散沙。西洋人在当年的贵族时代，中流阶            级也还有组织，有组织便有生活，有生活便有责任心。中国人没有责任心，也便没有生            活；不负责任的活着，自然没有活着的生趣。            我总觉得中国人的民族是灰色的，前途希望很难说。自五四运动以后，我才觉得改造的            基本的萌芽露出了。若说这五四运动单是爱国运动，我便不赞一词了：我对这五四运动            所以重视的，为他的出发点是直接行动，是唤起公众责任心的运动。我是绝不主张国家            主义的人；然而人类生活的发挥，全以责任心为基石；所以五四运动自是今后偌大的一            个平民运动的最先一步。            不过这一线光明也很容易烟消云散；若不把“社会性”用心的培植一番——就是使责任            心成习惯——恐怕仍是个不熟而落的果子。            前清末年的改造运动，无论他革命也罢，立宪也罢，总有坚苦不拔、蓬蓬勃勃的气象，            总算对于民族责任心有透彻的觉悟。民国元二年间更是朝气瞳瞳。然而一经袁世凯的狂            风暴雨，全国人的兽性大发作。官僚武人在那里趁火打劫，青年人便预备着趁火打劫。            所以我以为中国人的觉悟还算容易，最难的是把这觉悟维持着，发挥去。            我们自己以为是有新思想的人，别人也说我们有新思想。我以为惭愧得很。我们生理上，            心理上，驮着二三千年的历史——为遗传性的缘故，又在“中国化”的灰色水里，浸了            二十多年，现在住着的，又是神堂，天天必得和庙祝周旋揖让。所以就境界上和习惯上            讲去，我们只可说是知道新思想可贵的人，并不是彻底的把新思想代替了旧思想的人。            我不曾见过一个能把新思想完全代替了旧思想的人。我们应常常自反，我们若生在皇帝            时代，能不能有一定不做官的决心？若生在科举时代，能不能一定不提考篮？能不能有            绝俗遗世的魄力？不要和好人比，单和阮嗣宗李卓吾袁子才一流败类比，我们有不有他            们那样敢于自用的魄力？我们并袁子才的不成才的魄力而亦没有，那么，后人看我们，            和我们看前人一样，我们现在觍颜自负的觉悟，不和当年提过考篮而不中秀才的人发生            一种“生不逢时”的感情一样么？有什么了不起呢？这感情能造出什么生活来呢？            所以新思想不是即刻能贯彻了的，我们须得改造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