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乐群：济时敢爱死，寂寞壮心惊

　　今年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也是当代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在纪念这一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历史性会议，总结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经验的时候，胡耀邦无疑是一个无法回避和越过的历史人物。从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到中共中央宣传部长、中共中央组织部长、中共中央秘书长，直到中共中央总书记，十年间胡耀邦一路走来，从发起宣导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平反冤假错案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和新的路线方针的确定；从支持包产到户、推进农村改革，到兴办特区、实施对外开放，直到制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议》、全面改革起步；从主持召开理论务虚会、起草1979年叶剑英的国庆讲话到主持起草《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深入总结中共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从主持制定《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身体力行推动党内民主到积极宣导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等等，胡耀邦不仅在当代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迹，更以其鲜活的思想、宽阔的襟怀、民主的作风、担当的精神所形成的巨大的人格魅力和“出师未捷身先死”的遭遇，为当代中国历史留下了诸多的困惑和遗憾。

　　更令人遗憾的是，至今官方没有出版一本完整的胡耀邦传记和一部全面的文集，虽然他的同事、战友的文集、着作和很多的研究成果都早已面世。所幸的是，由盛平主编的《胡耀邦思想年谱（1975─1989）》（以下简称《思想年谱》）或许可以填补这一空白。这部由香港泰德时代出版有限公司出版的《思想年谱》，上下卷，1390页，字数逾150万字，可谓是一部煌煌巨着。

　　10年前，为纪念改革开放20周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了《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内容包括邓小平1975至1992年的大量讲话和谈话记录、批示、书信、题词等，比较系统地反映了邓小平理论形成和发展过程。全书26万字。2004年，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的《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下卷，102万字。而《思想年谱》的总字数超过了这两部文献着作的之和，其篇幅之浩大可见一斑。显然，编者的目的是在目前关于胡耀邦的文献资料，特别是他的文集尚付阙如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收集、整理和编辑胡耀邦的讲话、谈话记录和重要的批示、书信、题词等，从而记录胡耀邦1975年至1989年的15年间的主要思想理论活动，反映出胡耀邦的思想发展过程，特别是在领导拨乱反正，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进而全面真实地反映出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到20世纪80年代末的十年间，当代中国历史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起步发展的艰辛探索和曲折历程。

　　初步通读一遍《思想年谱》，并将有关部分与已经出版的《邓小平年谱（1975─1997）》、《陈云年谱（1905─1995）》相对照，感到这部思想年谱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对胡耀邦的思想理论活动的记录比较系统完整，在一些重要问题上不回避当时存在的分歧和矛盾，力求存史存真。

　　《思想年谱》比较系统完整地记录了1975年至1989年间胡耀邦的主要讲话、谈话、批示、书信、题词等，对一些重要的讲话、谈话尽可能保持原有的内容和风格，如胡耀邦主持中央党校工作时，创办《理论动态》，推动思想理论领域的拨乱反正，为改革开放准备思想条件、创造舆论环境所做的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从《思想年谱》中的大量历史文献可以看到，从《理论动态》文章题目的选择、内容的针对性，到写作的风格、文章的具体修改，直到发表的时机和署名等等，无不悉心谋划，周密部署，充分显示出胡耀邦深厚的理论修养和政治家办报（刊）的远见卓识，足可以与列宁、毛泽东关于政治家办报的论述和做法相媲美。另外，如胡耀邦1978年12月在中央宣传系统所属单位领导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79年1月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引言、1980年2月在剧本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及曾引起巨大争议的1985年5月与香港《百姓》半月刊社长陆铿的谈话等一些重要的文献，《思想年谱》收入的文字几乎都在5千字以上，很好地保存了重要文献的完整性。

　　特别值得提到的是，《思想年谱》中对一些重要的问题不回避当时存在的分歧与矛盾。这里仅举一个例子，1983年3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听取国家计委、经委党组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汇报。会议围绕着经济形势和发展速度问题产生了分歧和争论。在《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只是记载了邓小平在听完汇报后的发言内容，主要有三点：一是充分肯定1980年中央工作会议提出的进一步贯彻“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八字方针，并认为八字方针的核心是调整。正是坚持了以调整为核心，才有今天的形势。强调现在又要避免出现头脑发热，要坚持1980年中央工作会议以及以后确定的一系列关于经济工作的方针、政策、办法和一些具体措施；二是充分肯定了集中资金搞骨干项目，认为不把资金集中起来搞一些骨干项目，搞再多的小企业，也解决不了问题，而骨干项目正是解决后十年的问题，是后十年用的；三是提出今后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领导经济工作。指出：一段时间里，我们中央的一些同志的讲话，人们感到有那么一些不一致，下面已经有些担心。这种状况应该结束。政出多门，下面难办，而且对中央的威信有损害。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委会、书记处当然要领导经济，现在党的领导中心任务就是这个，但是领导的方法要明确。以后财经工作，通过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所谓发号施令，所谓对问题的解释，都由这个口子，避免多头。强调要确定这一条中央领导经济工作的方法。1字数近600字。

　　在《陈云年谱》（下卷）中，也仅仅记载陈云在会议上的发言，内容归纳为十点，包括：（一）1980年提出调整经济是对的，没有这个调整，就不会出现今天这样好的形势。（二）从“六五”计划到2000年的20年，应分为前十年和后十年，前十年打基础、后十年振兴。如果前十年不谨慎一点，后十年就困难了。（三）国家财政存在赤字是确实的。对支出超过收入的部分可以用银行投资或卖黄金的办法来弥补，但年年这样高下去不行。（四）对中央各部门不要分“信得过的”和“信不过的”。对综合部门的话也要听。（五）说“一五”时期搞156项是走了弯路，这种看法不是历史唯物主义，是唯心主义。（六）我们现在的黄金储备，绝大多数是1973年、1974年国际货币动荡时买的。中国有这么一点黄金是必需的，不算多。（七）国家计委要从部门、地方集中资金，搞重点建设，否则干不成大事。（八）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对财经工作都要管，都要讨论，但要有所分工，有所侧重，重点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九）对乱上项目、乱用基本建设投资的现象必须制止，否则，一年后又得被迫进行调整。（十）中央书记处对经济问题要研究，但方法要改进。部门之间、地方之间、部门与地方之间的关系很复杂，要一个一个地了解，特别要了解综合部门的情况。会议决定，今后中央关于经济工作的决定一律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对外宣传和解释。2字数也是近600字。

　　《思想年谱》（下卷）在3月17日条目下用了4000多字，将赵紫阳、陈云、胡耀邦、邓小平的发言都有所记载：首先，赵紫阳说，历史的经验是：每次都是这样，几年顺利发展，就坐不住了，头脑发热，高指标，浮夸，折腾，搞不下去了，再调整。他还列举了解放以后的几次这样的过程，说明1980年以后，经过调整，1981年情况好了。1982年、1983年更好，于是现在有的同志头脑发热，又想折腾一次。之后，陈云作了长篇发言。他针对胡耀邦关于经济问题的一些主张提出批评。在两个月前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今年经济工作时，胡耀邦发言说：要加快能源、交通和某些薄弱环节的建设，如果不从今年开始加点码，20年翻两番的计划就可能落空。我们不搞浮夸风，不搞高指标，但要经过积极的努力，在讲求经济效益的条件下，争取今年增长百分之七或者更多一点。“保四争五”暂时不变，但不要拿来挡驾。情况变了，历史前进了，我们的思想和工作也要跟着前进。胡耀邦主张要放开眼界看投资，把人、财、物的潜力挖出来。对财政赤字应加分析，第一要小心，第二也不要看得那么严重。我们有相当可观的黄金和外汇储备。黄金放在银行里不生息，还要贴保管费，现在价格又在上升，能不能抛一点。现在银行的钱很多，当然是好事，但不会用也不是好事。

　　在陈云发言（主要内容见前所引《陈云年谱》）后，胡耀邦表态说：“陈云同志刚才很婉转地向我提出了批评或者是希望，我觉得对我是很好的。我对经济工作是不熟悉的，也说过一些不适当的话。陈云同志特别希望我好好地研究经济问题，我觉得是很好的，我今后要很好地注意。”3邓小平听完汇报后作了总结性的发言（主要内容见前所引《邓小平年谱》）。笔者之所以大量引用三本《年谱》中的记述，意在比较说明《思想年谱》中这样的记载，使读者能够更多地了解到陈云、邓小平发言的针对性，更全面了解到胡耀邦、赵紫阳、陈云、邓小平的主要观点和彼此之间的分歧，可以更加真实地反映出历史的本来面貌，从而可以管窥当时中央高层决策的一些特征。类似的记载，在《思想年谱》中还有多处。

　　二．对一些重要讲话、谈话的背景、影响及其意义和价值，对尚存在争论的历史节点，进行了梳理，并以注释或提示的方式表述出来，力求思想与实践相统一。

　　对于大多数的读者来说，阅读如《思想年谱》这样的文献资料，最困难的可能是对复杂的历史背景、一些重要思想的影响和它的理论意义在理解和认识上存在一定的难度，这无疑会影响乃至削弱《思想年谱》的历史价值。而且，作为一位政治家，胡耀邦的重要讲话、谈话及其提出的思想理论观点，都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指导性，如果仅仅将其讲话、谈话的内容加以罗列，很容易冲淡甚至割裂思想与实践在历史发展中的辩证统一关系。正是考虑到这一点，《思想年谱》的编者采取了一种颇具创新的编纂方式，即在正文中，以“注解”的形式，将胡耀邦一些重要的讲话、谈话的背景、影响、意义和价值，作了一些概括性的提示和说明，极大地有助于读者对文献(特别是文献背后)的真实历史的理解。这类注解性的文字，大体分为几类：

　　一是，对一些重要思想和理论论断提出的背景的介绍和说明。如1975年8月上旬，胡耀邦主持《关于科技工作的汇报提纲》一事，《思想年谱》在大量引用这个文献的主要内容，同时也作了不少的注解。在《汇报提纲》概括了中国科技事业20多年所取得的成就，肯定“科技战线上的绝大多数领导干部、科技人员和广大职工，辛勤努力，做出了贡献，成绩是主要的。”之后，注解说明：“这个问题涉及到对『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科技战线的估计，是黑线专政还是红线为主，是修正主义统治还是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四人帮』全面否定十七年，……因此，在『文化大革命』中，这始终是斗争的一个焦点。《汇报提纲》对这个问题当然无法回避，但出于斗争策略考虑，胡耀邦提出，这里可不用『十七年』，而用『二十多年』。二十多年当然包括十七年，其用意是很明显的。”4这样不仅说明了《汇报提纲》的针对性，而且也指出了胡耀邦的政治斗争艺术。

　　二是，对一些重要思想和文献的影响、意义的介绍说明。如，1975年9月26日，胡耀邦向当时主持国务院工作的邓小平汇报科学院工作并讨论《汇报提纲》，在此注解说明：“邓小平对《汇报提纲》提出的观点是肯定的，国务院会议上也通过了这个提纲。邓小平特别指出，这个档很重要，不但能管科学院，对整个科学界、教育界和其他部门也起作用。邓小平后来还曾对提纲评价说：『汇报提纲有甚么错，只是不够。当时是采取勉强能接受的水准写的，真正解决问题就不够。』因为毛泽东对《汇报提纲》没有表态，而不久又开展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汇报提纲》中所提的一些主张和做法，没有机会也不可能实施。但是它却从思想上组织上为粉碎『四人帮』做了一种准备。”5概括说明了胡耀邦主持的《汇报提纲》的历史意义和地位。

　　三是，补充一些重要的有历史价值的文献资料。如，1976年10月12日，胡耀邦向叶剑英派来听取建议的叶选宁提出的“中兴三策”一事。在叙述了所提的“当前特别重要三件大事”内容后，注解说明：“1987年初，胡耀邦辞去总书记职务后，又追记此事，并写下了《一九七六年十月十日我同叶选宁的一次谈话》，说：『……这三句话我是用心想了一天一夜的，因为便于记忆、传播，我费了好一番心思便出来的。这几句话，当时我告诉了家庭几个懂事的人和几个知心的人。以后也没有多同人讲了，因为我觉得不值得再说了。胡耀邦追忆。』该档胡耀邦交给身边信得过的秘书秘藏18年才公之于世。胡耀邦的三条政策建议，是使中国摆脱『文革』噩梦的新隆中三策。需要指出的是，追记档写的是『十日』，应该是『十二日』。”6这一注解，即保存了一件重要历史文献，又对其中记忆有误作了考证。

　　四是，对一些目前尚存在分歧和争议的思想观点、历史史实和历史纠葛，加以补充说明。在一些存在分歧和争议的问题上，显然编者有自己的看法和判断，文字叙述中也常有感情色彩，但还是注意选取一些当事人的回忆和研究文章，从不同的角度甚至是截然相反的视角，对一些史实和思想观点加以补充说明。所以，我们可以从《思想年谱》中看到赵紫阳、胡乔木、邓力群等许多当代中国重要历史人物的思想观点和对一些史实的回忆，以及他们与胡耀邦之间的关系。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找来看看，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三．注重表现和反映胡耀邦个性特征和人格魅力，力求真实呈现出胡耀邦的生动形象。

　　接触过胡耀邦的海内外人士都认为他是一位有着个人魅力的政治家，在他身上鲜活的思想、宽阔的襟怀、民主的作风、担当的精神以及勤奋学习、具有着深厚的理论素养等等所构成的人格魅力和一些同样明显的性格弱点，使他成为一位生前和身后都被议论、关注的历史人物。《思想年谱》通过胡耀邦大量的、生动的讲话、谈话、批示、书信，比较充分地展现出胡耀邦的鲜活、生动的人物形象，对于进一步了解、认识这位历史人物提供了重要的材料。

　　当然，《思想年谱》在材料的搜集上还有进一步补充的余地，在对一些问题的论断和说明上还可以进一步斟酌，在个别条目的编排上还可以进一步完善，在若干条目的文字表述上还可以进一步推敲。但瑕不掩瑜，《思想年谱》无疑是迄今为止关于胡耀邦1975至1989年思想理论活动和政治实践的最全面、系统、完整的历史文献资料，也是研究胡耀邦思想和实践活动的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对于深入研究胡耀邦和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入总结历史经验，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价值。据说，《思想年谱》的编者近年来在主持“胡耀邦史料资讯网”，我们期待并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会有更多的研究成果出版，《思想年谱》的修订版也会问世。

　　“济时敢爱死，寂寞壮心惊。”这是胡耀邦为郭沫若84寿诞所写的杜甫的诗句，借此抒发了他对祖国、人民的挚爱和面对人生起伏、荣辱、毁誉等等坦然处之的心态，这应该也是胡耀邦政治生涯最后15年的真实写照，这是笔者读《胡耀邦思想年谱（1975─1989）》最深切的感受。

　　注释

　　1《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第895-896页。

　　2《陈云年谱（1905-1995）》(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第322-323页。

　　3《胡耀邦思想年谱（1975-1989）》（下卷），香港泰德时代出版有限公司2007，第855页。

　　4《胡耀邦思想年谱（1975-1989）》（上卷），香港泰德时代出版有限公司2007，第2页。

　　5《胡耀邦思想年谱（1975-1989）》（上卷），香港泰德时代出版有限公司2007，第17页。

　　6《胡耀邦思想年谱（1975-1989）》（上卷），香港泰德时代出版有限公司2007，第30页。

　　温乐群法学博士，长期从事中共党史研究，着有《邓小平之处（1904─19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