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阳行（4篇）

之一）两 难 抉 择　　　　 到殷墟一游，受到的是一种震撼，神秘的甲骨文，精美的青铜器，尤其是遗址的发现，使亚特兰特斯一样虚无缥缈的商朝真实地存于了3000多年前。而最能令人唤起强烈记忆的，却是那个时代特有的“人殉”与“人牲”的残酷杀戮制度。　　　　 比如，既有砍头的“伐”，用火烧炙的“烄”，也有淹死的“沉”，还有活埋的“陷”等等。祭祀神灵和祖先的“人殉”还是全尸，而陪葬王侯贵族的“人牲”大部分则是尸首分离，头颅被砍下后在另坑集中埋葬。这些人有战俘，有奴隶，甚至还有儿童，少者1人，多者一次竟然达到了上百人。其实，很小的时候就通过各种渠道了解了奴隶社会的这种习俗，可那只是知道罢了，只有当你身临其境，与那累累白骨面面相对，看到由于活埋而挣扎的痕迹时，才能真正领略到那种残忍与冷酷，使你倒吸一口冷气，不能不庆幸自己生长在现在的新社会。　　　　 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中，把人类的发展划分为“蒙昧——野蛮——文明”三个时期，也就是说，从“蒙昧”到“文明”是要有“野蛮”这个过程的，“野蛮”是人们逃开“蒙昧”的必由阶段。所以，与原始社会那种茹毛饮血的“蒙昧”相比，令人恐惧的奴隶社会竟然还是一种进步，是向文明更加靠近了的。　　　　 想想也是，无论什么事物，从幼小到长大，从娇嫩到粗壮，总要经过一些波折、走过一些弯路，才逐渐臻于了成熟。就像一个孩子的成长，开始总是要碰壁的，于是痛苦，于是做出一些有悖于常理的事情，最后才长大成人。市场经济的发展也没有例外，在它产生的初期，“圈地运动”、掠夺殖民地等曾给社会造成极大混乱，可却使资本在较短时间内迅速积累，去组织和开展社会化的大生产活动。如果没有当初的野蛮行为，没有资本的积累，也不可能有今天人类共享的文明发展的成果。　　　　 这样看来，“蒙昧——野蛮——文明”既然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我们就应该为从“蒙昧”到“野蛮”而兴奋欢呼。道理上，这并不错，可当我们面对殷墟内的累累白骨，想到那些处于“野蛮”时代的人们的悲惨遭遇时，说出这样的话总感到不那么坦然。商朝的那些战俘和奴隶，还有那幼小的孩童，他们犯了什么错，不过是命运的安排，让他们生存在了那个“野蛮”的时代，承受了本不该属于他们的惩罚，这个事物发展的规律对他们是多么大的不公平啊！三国两晋南北朝经历了长达381年的社会动荡时间，是真正的“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最后当然统一为隋，可生存于这近四百年之久的老百姓又是得罪了谁？他们如果不知道历史上还有像“文景之治”、“光武中兴”那样的相对和平稳定的时期，恐怕还以为这个世界就应该是兵荒马乱、互相杀伐，人活着就理所应当始终挣扎在死亡的边缘的。　　　　 从理性的角度，我们对“蒙昧”到“野蛮”的历史过程是完全接受的，因为它的最终结果是“文明”，可对于处在这个过程中的不幸的人们，却不能不抱有深深的遗憾和巨大的同情。我们可以做一个假设，如果我们能够在经“野蛮”到达“文明”和拒绝“野蛮”而永远处于“蒙昧”间选择，我们会作何考虑呢？选择前者，我们在情感上于心不忍，选择后者，又违背了我们追求社会进步的本心，于是，我们只能深深地叹息一声，不知所从。　　　　 在殷墟遗址内，既有民族自豪感的珍贵出土文物，又有代表奴隶悲惨命运的众多殉葬坑，而在它的不远处，拉着汽笛的火车呼啸而过，各式车辆飞速奔驰、川流不息。在我们的内心，无论是倾向于社会演进的必然规律，还是倾向于免除“奥笔贝嗣堑谋颐耍缁岫疾灰晕颐堑闹鞴垡庵疚频叵蚯胺⒄棺拧Ｒ残恚颜庖磺薪沂境隼矗萌嗣窃谙硎芟执拿鞯耐保级鼓芟肫鸫印懊擅痢钡健拔拿鳌钡那劾蹋鼓芟肫稹耙奥笔贝嗣撬艿哪切┛嗄眩鸵丫涣恕?br>　　　　　　（之二）袁世凯的悲哀　　　　 从殷墟向东过京广铁路，即是袁世凯的葬身之地袁林。距离并不算远，时间却相差了3000多年。　　　　 “葬我洹上”，遵照袁世凯的临终遗言，北洋政府遂花重金把他安放在了这个南临洹水、北望韩陵的地方。　　　　 袁林的形制很特别，前面是传统皇陵的神道，两边的翁仲却是袁世凯执政时期文武官员的装束，整座陵园是明清皇陵格局，墓台却是仿美国总统格兰德濒河庐墓构造的西方模式。把中、西风格硬生生地拉在一起，就像那个时代，几千年的帝制忽然就“共和”了，让人一下子还真有些不太适应。　　　　 1916年，当了83天洪宪皇帝的袁世凯在北京病逝，北方下半旗志哀，西南诸省则敲锣打鼓悬旗志庆，后人更是毫不客气地给他冠以“卖主求荣”、“窃国大盗”、“专制暴君”等等顶极罪名。但是，随着言论的渐开和新史料证据的浮出，人们逐渐发现，那个曾经“坏透了”的袁世凯好象并没有平时说的那样坏，而且竟然还有着许多可爱之处的。　　　　 袁世凯的恶名声其实存在着许多误会。过去最使袁世凯受伤的就是出卖光绪一事，可后来却不得不承认那是由于政敌的诬陷攻讦造成的。袁世凯长期被斥为“窃国”，可人家的总统是革命党有条件拱手相让的，何窃之有？袁世凯执政期间新闻非常自由，别人在报纸上骂他，他也没有查禁。而宋教仁遇刺现在证明是赵秉钧怕丢掉总理宝座自己干的，并非出自老袁的授意。“二十一条”是袁的一大罪状，可最终签下来的《中日新约》经过老袁的斗智斗勇，已经最大可能地去除了危害中国的条款。再者，没有袁世凯清廷不可能灭亡这么快，袁世凯“逼宫”比民国与清廷的刀兵相见强多了，真要打起来孙中山也是绝无胜算的。　　　　 给人保守印象的袁世凯实际上是很现代的。比如，大力建立现代军队，做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时推行新政也最为积极。义和团事件后规定中国不许在天津驻军，袁世凯却别出心裁地训练了具有进步意味的警察进驻，维护了主权和地方的治安。废除科举则主要是袁世凯和张之洞的功劳，兴办新式学堂最多的也是他所管辖的直隶。袁世凯还大力发展工商实业，中国人一直把修建京张铁路的功绩完全归于詹天佑，却不知道这恰恰是袁世凯一手操办的。袁世凯还是个知人善任的伯乐，各种性情不同、政见相抵的人才，袁都能给予包容优待，并尽可能为他们提供施展才华的舞台。　　　　 袁世凯的悲哀和错误就在后来的称帝上。　　　　 本来一个机敏、干练、雄才大略的袁世凯，登上总统宝座后却开始变得有些晕乎乎了。按说，做了终身大总统，应该满足了，可皇帝和总统毕竟不同，皇权不受限制，一言而为天下法，还可以传子传孙，面对这样的诱惑，谁人会不动心？而且，一些如杨度、严复等有巨大影响力的帝制发烧友也一直摇旗呐喊，为他鼓噪，这又给他以很大的自信。一心想做太子的袁克定，处心积虑地办了一份假《顺天时报》来蒙他老子，创下了一个世界政治史上的奇闻。再加上中央大员、地方藩镇中袁的粉丝们也纷纷邀功劝进，设身处地为咱们老袁想想，做不做？于是，从袁世凯欣欣然坐上皇帝宝座的那天起，就如同坐到了一个热锅上，诱惑变成了陷阱，使他坠入了万劫不复的境地。　　　　 当然，这样说并不是为了给袁世凯开脱罪责，更不是想把袁世凯说成电视剧《走向共和》中描绘的像美国首任总统华盛顿那样的大英雄。不管什么理由，开历史倒车的帝制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被肯定的，而且，在我们这个有着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积累的国度，处于风云变幻时期的袁世凯也肯定有如逗窈谘А防锼档摹昂凇薄ⅰ昂瘛钡牟豢墒救说男形５牵谝话倌昵澳歉隼Щ笸纯唷⒓彼僮偷氖贝髦忠馐端汲被ハ嘟恢鲎玻笨炭佳樽抛咴谇把氐拿恳桓鋈耍魏稳说穆湮槎际强赡艿模饩拖裣缕澹淙蛔詈笞吡思覆交枵校懊嫠瓜殖龅淖芴迳系拇厦骱椭腔凼遣挥Ω帽宦衩坏摹Ｒ舱蛭耍骱拊揽睦畲箢人翟耙苑厦褚舛倨鹫撸湟晕痹烀褚舛觥保⒚挥心ㄉ钡羝淝捌诘睦饭ā?br>　　　　 袁林位于安阳的北郊，保存至今可谓历经了风雨。历史的阴差阳错与误会，使躺在里面的袁世凯虽曾叱咤风云，却长时间承受了世人的辱骂。袁家二公子袁克文曾写过一首劝谏诗，其中两句是“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飞蛾投火的袁世凯当时并没有放在心上。而今，老袁如果泉下有知，念叨最多的应是这两句了。之三）羑 里 怀 想　　　　 在汤阴城北的不远处，有一个平地里耸起的高台。　　 　　 3000多年前，一位老人在这里仰观天象、俯察大地、中视众生，将伏羲八卦推演为64卦、384爻，悟出了天地乾坤、自然万象的真谛。900多年后，司马迁在《史记》中用简洁的语言概括了这一伟大事件——“文王拘而演《周易》”。　　　　 来到羑里正是秋中的季节，城内松柏林立、绿树常青，除文王庙等一些建筑物外，随处可见八卦的图形，石头砌的，水泥筑的，灌木植的。在羑里城行走，始终有一种别样的感受，因为这里的每一寸土地好像都释放着傲然的风骨，这里的每一寸空气仿佛都蕴含着穿越时空的另类思维，一种特有的气韵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潜滋暗流、缓缓涌动。　　　　 当周文王姬昌被那个名声坏透了的殷纣王囚禁到这里时，已是82岁的耄耋之年了。3000年前的牢狱生活究竟怎样，我们已无法知晓，不过想想纣王平时的端行，我们也能猜出个十之八九。据说，为了断绝文王与外界的联系，纣王不仅在羑里派有重兵，还在通往羑里的道路上设下层层关卡，文王的儿子想来探视都得不到批准。如果只是这样也就算了，为试探文王究竟有没有预测未来的能力，纣王还想出了一个典型纣王风格的主意，将文王的长子伯邑考杀死，做成肉羹送给文王吃。那可是自己的亲生骨肉啊，虎毒尚不食子，何况人呢，但为了大局，文王硬是吃下肉羹，趁人不备再赶紧找地方吐出来。在文王吐肉羹的伯邑考墓冢前，我仿佛听到了一个老人痛苦的哭泣，那是怎样的一种撕心裂肺，那是怎样的一种悲痛欲绝呀！　　　　 在这样一种环境和情形下，如果换了别人，恐怕早就性命休矣，至少已是万念俱灰，不再有任何想法了。可这是周文王，虽饱受身心的折磨，却始终没有屈服，或者，他早就悟出了《否卦》中“否极泰来”的道理。文王平时太忙了，无暇思考，这次被囚虽身不由己，却正好给他提供了一个难得的研究思考的机会。于是，他将伏羲八卦与自己的“天道、地道、人道”思想相融合，思维如天马行空般肆意驰骋，炯炯目光闪现出无尽的八卦和光亮的太极，一部“群经之首”的《周易》就这样诞生了。　　　　 按一般老百姓的理解，《周易》的用途就是卜卦、算命。老百姓关注的当然是个人本身，是一己的生老病死、祸福吉凶，而《周易》阐释的却是整个宇宙的终极问题。它上论天文，下讲地理，中谈人事，从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从社会生产到社会生活，可谓包罗万象，无所不有。纪晓岚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说：“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周易》的问世，对社会的各个层面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现在更是享有“宇宙代数学”、“科学皇冠上的明珠”的美称。　　　　 《周易》是生命的学问，宇宙的真理，文化的智慧，价值的源泉，它为人们提供的是一种普遍的方法论。受它的影响，黑格尔创造了正反合辩证逻辑定律；受它的影响，莱布尼兹创立了作为计算机基础的二进制原理；受它的影响，波尔创立了量子力学的“测不准定律”；受它的影响，一代伟人确定了金鸡版图上的宏观斗争策略。有“地球上最聪明的人”之称的爱因斯坦，晚年曾试图解决统一场论的重大课题，尽管没有完成，但这一想法竟然与《周易》对宇宙的认识是惊人的统一。也许，他对3000年前中国古代的这位智者并无了解，也许，他并没有看过文王究“天地人”之理的《周易》，但他好像与文王有约，虽语言不同，表达方式各异，却在一个常人几乎不可理解的高度和不可想象的层面上，“英雄所见略同”。　　　　 在羑里的“演易台”上，现代人用自己的方式把文王作了定格：双手微抬，屏神凝思，仿佛整个世界都托在了他的手里，纳于了他通向无垠天际的飘渺思维中。　　　　 台前，是文王曾用来占卜的那片蓍草，微风吹来，白色的小花轻轻地晃动着，优美、雅致。（之四）误解红旗渠　　　　 这是一个人间奇迹。　　　　 为了改变世代缺水的恶劣环境，林县人在没有任何现代化机械的情况下，仅仅凭借着大锤、钢钎等简陋工具，开山劈路，跨壑架桥，历经十年寒暑，硬是在太行山的悬崖峭壁上开凿出了一条长达1500公里的“人工天河”红旗渠。于是，凡来到红旗渠的人，凡知道红旗渠故事的人，凡写红旗渠的人，都从精神意志的视角去了解、去感悟、去歌颂，后来更是把它上升到整个国家和民族精神财富的高度。　　　　 红旗渠的修建确实不易，工程启动的1960年正是严重的自然灾害时期，每人每天只有0.5公斤原粮，剩下的就由野菜、树叶等来补充，且长时间就住在山崖上、草窠里。可他们却干劲十足，除险队长任羊成常年吊在悬崖峭壁上作业，坠落的石头砸掉三颗门牙也坚持不下火线；青年洞突击队员郭福贵，先后六次受伤都隐瞒不说，直到被抬进工地医院；鸻鹉崖坍塌的巨石当场压死十名民工，场景惨不忍睹，可当上级准备组织人马来此攻坚时，几天内报名就达一万多人。　　　　 平心而论，在如此艰难困苦的条件下，红旗渠人不畏难、不怕苦、“誓把山河重安排”的精神的确是值得大力宣扬、大力歌颂的，是值得每一个人为之动容、为之落泪的。可在感动之余，却不能不使人产生一种疑问：只要有了冲天的干劲和大无畏的精神，一切就能迎刃而解？　　　　 答案是否定的。就像“永动机”的发明，无论你是谁，研究再认真，钻研再刻苦，也决不可能有什么结果，因为有“能量守恒定律”在那儿摆着。再如砍柴，与其拿着钝刀傻费力气，好象还不如花点时间把刀磨锋利后效率更高些。做任何事情，在精神意志之外还有更为重要的，就是建立在民主和实事求是前提下的科学。　　　　 其实，红旗渠的修建是非常讲究民主和科学的。　　　　 修红旗渠是当时县委书记杨贵的提议，这个提议是经过县委一班人多次考察论证才形成的决议，深受缺水之苦的林县人虽然没有全民公决，却一定是完全赞成的，这从小学生放学回家在路上也不忘背一块石头去工地就可以看得出来。红旗渠工程图把坡降设计为1/8000，也就是说，沟渠延伸8公里平面降低1米，既不能大也不能小，大了水会溢出沟槽，小了水速则太慢，中间还不能忽高忽低。用炸药崩石头比用手凿快多了，却常常不符合水渠宽窄深浅的要求，他们经过认真分析，把渠道标准和山头形状、石头性质等结合起来，爆破开出的渠路就与自己的想法基本吻合了。　　　　 以此来看，红旗渠的建设是尊重了民主的，是有着较高科技含量的，把红旗渠的修建只解释为精神意志的原因，我们实在是误解了红旗渠的。　　　　 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恐怕是与当时的时代息息相关的。那是一个“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的时代；那是一个不信科学、只信精神力量的时代，那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却违反了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时代。在那个时代里，受精神至上大环境的影响，很多事情的成功往往都被看成了坚持“三面红旗”的结果。可对红旗渠来说，它所包含的民主、科学、实事求是的态度，却是与当时的“一言堂”和反科学的蛮劲对着干的。　　　　 不可否认，做事情有时确实是需要那么一股劲儿的，有了无所畏惧的精神，有了无坚不摧的意志品质，事情的成功就有了更多的筹码和可能。可是，只有这些并不能就解决根本问题，关键还要看是否坚持了科学的态度，是否坚持了实事求是。对于红旗渠的建设，在那个特殊的时代得出精神力量的结论还有因可缘，而如果在“科学是第一生产力”早已深入人心、经济已进入全球化的今天还这样理解，恐怕就成了自欺欺人，甚至是一种愚昧了。　　　　 在红旗渠的纪念馆里，展览有很多名人的题词和留言，大多是夸赞红旗渠人勇于和大自然搏斗的冲天豪气和凌云壮志的。在这众多的留言之中，原南斯拉夫通讯社主编奥利奇的一句话显得颇为独树一帜：“红旗渠是人类智慧的纪念品”。　　　　 也许，这才是最为恰当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