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呼唤什么样的知识分子？

当代中国，呼唤什么样的知识分子？

2009-11-12

        有读者给笔者留言，说“同样是和颜先生一样在海外生活的宋先生写了一篇文章，不知道颜先生是否看过，不知颜先生看过后有何感想。”其实，宋鲁郑先生这篇《索尔仁尼琴：西方民主不适合俄国》，笔者早就看了，无非借索尔仁尼琴“西方民主不适合俄国”来说明“西方民主不适合中国”而已。索氏的观点并不新鲜，宋先生的介绍也并不新鲜，笔者在2008年索氏去世时，笔者悼念文章中就已经说明清楚；所以，似乎没有再就此写文的必要。

但必须补充的是，索氏因“对斯大林有忤逆之言”而被关进监狱，而之所以在成千上万的体制囚徒中被“著名”，是因为他的反映监狱生活的作品《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被赫鲁晓夫看中并亲自过问下，刊登在当时苏联最负胜名的《新世界》杂志上。三年后赫鲁晓夫在党内被废黜，索氏对苏联的制度性批评不为当局所容并被开除出作协。但因此在西方声誉雀起。不久，索氏被苏联开除国籍，强行递解出境，几经波折最后定居美国。美国也给予这位“持不同政见者”以最高的礼遇和热情的接待,授与他“美国名誉公民”称号。但出乎意料，索氏对此十分的冷漠。在西方十八年，唯独让他牵肠挂肚的只有俄罗斯。索氏还以批评苏联体制、批判斯大林的辛辣、尖锐强烈批判西方。他对西方文化和民主持强烈的否定态度，公开提出西方民主不适合俄罗斯。

从索氏的经历，人们可以看出，其实他就是被苏联的体制“著名”的。他的最辉煌的人生，不是在西方得到，而是当时苏联最高领导人赐予的。西方，没有任何国家能给予他在赫鲁晓夫在三年中给予的、在超级大国苏联以及苏联势力范围的国际社会所拥有的近乎“文化沙皇”的地位与荣耀。所以，尽管他批判斯大林，但苏联体制给予他的恩惠，在他潜意识中成为永远不能洗磨的最高圣殿，所以至死不渝。诚如上世纪50年代被打成大右派饱受折磨、70年代平反、80年代被再次开除出党并被流放美国的中国著名异议人士刘宾雁一样，致死都坚持自己是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笔者深切理解这种心结，并予以尊敬。

至少，索氏与刘宾雁一样，不“忘恩”。但索氏的瑕疵也正在这里，一方面他无情批判苏联体制，但又因为体制所曾经给予的甜头而心有向往；一方面又无情批判西方体制，却不知道比西方体制更好的体制是什么。所谓“俄罗斯的道路”，无非就是被阉割了真正民主的西方体制的变种，是苏联体制参杂了些须西方元素的“国家社会主义”。而这，法西斯党早有实践，被证明是人类的祸害。笔者很尊敬索氏，因为他对专制独裁政体的无情批判令人尊敬；但他“坚持认为西方民主不适合俄罗斯，俄罗斯要走自己的路”，是他对自己挑战专制独裁精神的一种背叛，是俄罗斯“国家社会主义”的滥觞。纳粹的国家社会主义实质是民族主义，核心是民族净化和民族振兴。纳粹的“社会主义”为民族振兴服务，以国家的力量收购和兴办企业，解决经济危机造成的破产，失业问题，效果是立杆见影，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扭转经济颓势，摆脱了危机。而实际上，这一切都是为准备战争服务，武力扩张。这种模式的经验却源自苏联，苏德两国在开战以前关系非同一般，德国对苏联有相当的了解,借鉴了苏联模式。一方面全力批判、控诉苏联模式的罪恶，一方面却至死维护苏联模式，正是索氏的悲哀与缺陷。

如果说索氏是一座丰碑，那么就是一座残缺不全、矛盾混合的丰碑，是中国人可以正反两方面都可资借鉴的丰碑。

俄罗斯在历史上诞生了不少思想界的丰碑，成为知识分子的灵魂导师。比如，俄罗斯思想家尼•别尔嘉耶夫为俄罗斯知识分子下了一个非常简炼的定义：“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始祖是拉吉舍夫，他预见到并规定了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基本特点。当他在《从彼得堡到莫斯科的旅行》中说‘看看我的周围——我的灵魂由于人类的苦难而受伤’时，俄罗斯的知识分子便诞生了”。

中国清代思想家顾炎武说过“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中国老百姓也爱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对于国家的衰落，尤其当社会因权力肆虐而民不聊生，或因世风日下而出现如李汝珍所感叹的“人心不古，都尚奢华”时，恰恰应该由学者、知识分子站出来承担责任，敢于向权力直言，迫使其改弦易辙，以救祸乱；敢于声讨世间的邪恶势力，迫使其改恶为善；敢于向弥漫于整个社会的浮躁、贪欲挑战，而绝不媚俗。

这些特点注定了知识分子的宿命“他是权势的挑战者，是民族苦难的承载人”。他不可逃避地面对着某个强大的势力，为民众的苦难呐喊，用自己的精神力量抵制权力的迫害或者诱惑，他与权力斗、与恶势力斗、与恶习斗，也与自己面对力量悬殊的对手时所产生的动摇和懦怯斗；在这些搏斗和挣扎中，知识分子常常是单薄的，孤独无助的，但正是有了这些惨烈的、寡不敌众的搏斗，即使最黑暗的历史也会经常闪现出瑰丽的光芒。

很遗憾的是，笔者在网络上看到一些这样的知识分子，居然要人“弄清民主的实质再出来买”，要“走中国的道路”，还自诩“真理战胜邪恶”，等等。他们自己也不懂民主的实质，也不知道中国的路是什么、通向何方，更辨别不出什么是真理或邪恶。全世界的国家，不管民主的形式有何差异，民主的实质就是一条，民主就是人民当家做主，没有什么东西方之分；中国只有走民主道路才有发展，否则诸如“国家社会主义”、“权贵资本主义”等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都是死胡同；要辨别真理与邪恶，唯一的办法是看在实践中，它是否符合生产力的提高、是否给人民幸福和自由、是否带给世界和平与平等。

一个社会要想趋近文明与和谐，就必须有一个大家认同的价值体系比如自由，平等与幸福。人天生的自私性决定人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的生存，而人的理性促使人同时要关心别人的生存，那么怎样一种社会方式才能优化人的生存？西方有些学者曾说过，民主只不过是一种社会机制罢了，并不是人类的核心追求，我们追求的是一种文明与幸福；而民主制度是现今被实践证实最有利于实现人类文明进步的制度。如果有另一种制度在保障人权，维护个人价值，提高每个人的幸福感时有优越性时，我们就应该向那种制度奋进。

从理论意义上讲，苏联模式相距社会主义真正的理念已经甚远。除了计划经济之外，对人民思想和个人自由的钳制，与社会主义追求人真正自由解放的理念完全完全背道而驰；而一个经由计划经济导致的贫穷基础上的所谓公平，也绝非当年为改善资本主义弊端而产生的社会主义的本意。一如过去百年，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的理念通过社会民主主义拯救了欧洲的资本主义；在过去30年的中国，逐渐发展的市场经济也正在拯救曾经濒临崩溃的原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只不过到了今天，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缺失，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元素与原先苏联模式中的专制结合，形成了特殊的“社会主义形态下的权贵资本主义”。

其实，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社会本质根本区别不大。所谓的社会主义，也必须存在私人资产，邓小平的改革就是朝所谓资本主义迈了一步。所谓的资本主义，也占有许多最大量的国有、政府资产。最明显的例子，香港迪士尼乐园，政府是最大股东，政府的利益高于一切，而不是某个人或者特首。中国选择走自己的民主之路，因为世界上没有两个国家的民主制度是完全相同的；但民主的实质内涵，却不能随意“挂羊头买狗肉”，比如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军队国家化、权力制衡以及国家权力机构的成员由全民普选、直接选举方式产生等等，这些既是西方国家的民主内容，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民主内容，放之四海而皆准。

在封建专制几千年，现代政治一百年里，中国知识分子从无数次历史变革的成败、悲喜中，迎来了一次次精神的升华或者沉沦；但无论是一次次精神上的凯旋，还是一次次沉沦和堕落，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从来都与权力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知识分子的生命在与权力的抗争中或者光辉灿烂，或者黯淡失色，这是中国知识分子延续千年不变的生存状态：抗争胜利了，知识分子便获得了社会的主体资格，有了与权力不相上下的话语权、也有了知识分子群体的辉煌；有时，知识分子被国家逼向社会的边沿，被权力扭曲成见风使舵、或噤若寒蝉的可怜虫，躲在破残不堪的象牙塔内瑟瑟发抖。

但无论如何，中国知识分子总是顽强的存在着，在与权力的对抗中，他们从没有过全军覆灭的惨败，从没有过被权力彻底消灭、或整体性收买的悲剧——升华、沦落，辉煌、黯淡，周而复始，知识分子抗争、失败、崛起，再失败、再抗争，它永远存在，并且与权力共同支撑起一片“天下”。知识分子的存在如此重要，如果他沉默了，权力便会腐败；如果他倒下了，就会给社会留下一片精神的废墟；如果他堕落了、败坏了，那—整个民族便会失魂落魄。

一个失魂落魄的民族，是可悲的民族！

可悲的是，这样的悲剧恰恰在中国上演了，而且来得十分突然。20世纪的最后20年， 正是中国知识分子一次次败北并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的20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20十年恰恰是中国知识分子生存状态最好的20年；打败中国知识分子的不是权力，而是权与钱的合力夹击。金钱对中国的扫荡来势凶猛，它以神话般的力量直指国家，也直指知识分子；它在颠覆了权力之后，又立即开始了对知识分子的颠覆。知识分子面临着从没有过的前后夹击。仅仅几个回合，知识分子便败下阵来，并且从此一蹶不振，以至于到世纪交替时，有人发出了沉痛地诘问——今日中国还有知识分子吗？

上世纪80年代，当时有人以这样三句话提醒当政者，“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 著名作家冰心老人敏锐地觉察到其中没有提及知识分子，从而对说话人藐视知识分子的社会存在表示极度的不满，她当即著文，尖锐地问道：“无士则如何?”历史的回答严酷而斩钉截铁：“无士则亡！”著名学者陈寅恪也作过类似地回答：“哪个民族把士给打倒了,这个民族就流氓化、卑鄙化了。”陈寅恪的假设，已成为当今中国的现实。

中国知识分子不仅被权钱合力打翻在地，还被金钱所肢解、所阉割；直至整体性地被夺去魂魄。权力和资本，说通俗一点，是官员和富人，影响并最终改变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存方式和思想感情。

人们在关注当代中国的精神堕落时，首先指向了知识分子群体的道德缺陷。

那么，当代中国呼唤什么样的知识分子？还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萨义德对知识分子有过相似的定义说得好，“不管个别知识分子的政党隶属、国家背景、主要效忠对象为何，都要固守人类苦难和迫害的真理标准”；萨义德认为，“知识分子生活的浪漫、兴趣及挑战在于对现况提出异议”，是“能向权势说真话的人，耿直、雄辩、极为勇敢及愤怒的个人，对他而言，无论世间权势如何庞大、壮观，都是可以批评、直截了当地责难的。”

无论哪个时代，知识分子都应该具有这样的特点：对社会罪恶的愤怒，对人民苦难的敏感和同情，承认良心的至高无上，站在弱势群体一边，仗义执言，“如果法律，或者帝王，或者任何世上的某种政权强迫你屈服于不正义，强迫你违背你的良心，你要不屈不挠。无论凌辱，无论痛苦，无论苦难，甚至死亡本身，都不会令你害怕。”

因此，笔者以为，索尔仁尼琴之所以被称为托尔斯泰之后俄罗斯最伟大的作家，同时也是前苏联时代最有名的异议人士，成为“俄罗斯良心”，就是因为在对苏联体制、对强权统治、对专制集权，大胆说“不”，坚持了知识分子的真正品格，挺立了知识分子的铁骨脊梁。

而中国，却缺少索尔仁尼琴，缺少中国的良心。

至于索尔仁尼琴“坚持认为西方民主不适合俄罗斯，俄罗斯要走自己的路”，维护苏联模式与纳粹“国家社会主义”，正是他的缺陷。人无完人，这句话在他身上得到很好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