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的力量

思想的力量

2009-12-11

匈牙利当代思想家科尔奈将思想自传取名《思想的力量》，意味深长。人们看到，东欧国家后来的剧变并非突如其来，有很长的演变过程；这其间人们同时看到所谓思想先导的力量。比如更早产生了一批和这个制度、主义决裂的个体。这样的群体，在东欧各国不止一个。而中国的学者和思考者，却一直没突破茧缚，思想本身一直没有抵达对原体制的彻底检讨和批判，所以难于产生有力量的思想。

中国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思想启蒙实际上是锅夹生饭。夹生饭的前提是，中国知识人没做扎实而艰苦的工作，看到了一些现象，但透过现象背后看到的，还是现象；而且描述现象还存在剪裁的问题，将一些能透过现象看到本质的问题，给裁剪掉。中国知识人，还没有一个强大的思想、信念来支撑。思想的力量从何而来？无非是两条：第一条是信念；第二条是价值。80年代后的中国，缺乏的就是信念和价值观。

从1922年“米瑟斯诅咒”（计划经济不能进行精确计算，必然崩溃）到匈牙利当代思想家科尔奈“短缺综合症”的提出，前后是将近50年，人类围绕着“计划经济”这个怪物——人类历史上极权主义体系认知、感受和诅咒，从米瑟斯学派到科尔奈提出“短缺经济”概念，持续累积问题，持续提出问题，从纯经济学思想、经济学理论，一直走向思想清理。而这套资源对中国来说，非常匮乏。

中国社会，几乎没有原创性的思想。90年代以后，李慎之自由主义的提出，但他也是沿着西方自由主义的脉络往前走。中国知识人用于思考的资源极其匮乏，而由于意识形态的封锁，西方思想资源在中国也异常匮乏，而自己的思想资源没有，最后只好在那一锅清汤寡水里面来回搅。

中国社会变革到今天也30年、三分之一世纪了，我们现在有两个维度考虑这个事情，一个维度是中国社会的思想演进，第二个维度是中国社会变迁的本质。“改革开放”，应该颠倒一下，“开放改革”，是先开放后改革。对于一个封闭了几十年的社会而言，开放是硬指标，改革是软指标。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改革开放30年应思考两个方面，一个学术承继，一个是理论建构，学习，建构，不断积累，最后产生自己原创性思想或理论。

人们可以回想南斯拉夫吉拉斯的《新阶级》在中国的命运。吉拉斯早年曾在贝尔格莱德大学攻读哲学和法律。他曾担任过南共联盟中央执委、中央书记、国民议会议长、副总统；1954年他公开主张把南共联盟变成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实行多党制和西方式的民主，南共联盟中央决定将其开除出党，并逮捕判刑。《新阶级》全名为《新阶级——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分析》，他是吉拉斯的经典著作，此书是他入狱前所写，1957年在美国出版；1963年中国以灰皮书的形式“内部出版”。这部书当时一些中国人读过，但读了怎么解释呢？这部书阐释的现象和结论，对斯大林极权主义的批判，文革当中成了极左翼的思想资源：“资本主义复辟就在党内”；在中国，吉拉斯的《新阶级》变成了搞内部政治运动的一个理论基础，极左路线的理论基础。对吉拉斯的思考，绝大多数中国人第一是不敢，第二是不知。从这个意义上讲，匈牙利虽然是共产国家，但毕竟还是欧洲国家，与另一个世界就那么一条自然边界隔着。56年匈牙利事件之后，22万人就直接跑到西方去了。

在这里要说明的是，中国1949年以后，也有大规模的逃亡，逃往香港。逃港60年代初期开始，持续到80年代，数十年里。世界上只有社会主义国家逃亡到资本主义国家，而没有西方国民大规模逃亡社会主义国家的例子。当然，最近“社会主义”朝鲜也有难民逃亡中国，有学者说，这证明了中国是权贵资本主义。而共产国家人民逃亡到西方后，就产生了许多反体制的著名文学家、思想家，音乐家。中国与前苏联比较，不是一等于一的关系，而是一大于或等于一的关系。苏联虽有大规模的古拉格群岛，但多数情况，斯大林是从肉体把人消灭掉，而中国极左势力是要人民在思想上臣服，精神上跪下。

极权体制，就是要把人格、人性的东西全部摧毁掉。斯大林在监狱里摧毁，中国极左势力不仅监狱里摧毁，还要搞所谓群众运动，运动要深入到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整个私密空间被强制打开，在精神上、颜面上、伦理上更换，所谓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就不可能产生思想的力量——权力阶级强行灌输的除外。

而且，中国的封闭性特别好，海外关于对极权主义体系的批判，在中国大陆是隔绝的。开放的大门打开后，几乎重要的智力资源全涌到解决具体问题的对策上。科尔奈自传为什么要用“思想的力量”当书名？他宣称不参加所有的集体政治活动，他为了保证能够出国参加国际学术和思想交流，他要站在世界学术潮头上。他讲得很清楚，以他的社会影响力，他会对直接解决社会问题发挥很大作用，但他没有做，他最后选择了学术和思想。他认为思想的力量更强大，他要保持跟世界的接触和联系。保证他的思想的前瞻性，使他思想更加成熟，能够进步，能够成熟，能够成为体系，而且更加有影响。他的《短缺经济学》出版以后，在苏联是禁书，通过地下渠道流进苏联。以科尔奈为代表的这批思想家、理论家，在很大程度上避开了官方专制网。

重要的理论思考，个体不处于比较沉静的状态，是很难完成的。最多是对一些现象的感悟，无法形成系统的、证据链比较充分的思想立论体系。在没有外部因素的影响下，中国经验很难产生创见。比如说在文革中因写了著名的《中国向何处去？》而遭到逮捕、当时19岁而在狱中一呆就是10年的湖南人杨小凯，其主要思考成就就是在境外取得的。虽然他在国内坐牢期间已经有某种萌芽，但仅仅萌芽而已，还很可疑，基本还是在原教旨框架内思考，甚至是极左翼的思考；而不是根据他掌握到的土改、集体化、反右、大饥荒、文革的信息进行思考。西方人不是这样，计划经济还没展开，列宁还在世，其手段还没到斯大林那个程度，米瑟斯们就根据学理的逻辑推出这个制度不可长久，必然崩溃。中国或许再过30年，有力量的思想积累，恐怕还是白茫茫一片“干净”的大地。

虽然现在信息环境已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但比如大饥荒研究，中国人对死人的数字仍然敏感。而中国大饥荒研究的第一部书，还是1993年一个美国人写的，是在中国就读的一篇博士生的论文，而且社科院出版时还删得一塌糊涂。有时候理论家不一定要获得全部资讯，但要具备足够的穿透力，就可以建立起理论的逻辑。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人并不是完全因为信息不充分，而是缺乏穿透历史的真实勇气。这也当引起中国知识人的思考，避免再过30年又再一次为中国思想界本身的成就而感到悲凉。

思想的力量，大致有两大层面。第一个层面就是信念和价值。强调价值的内涵，是要关注人权，重建人道主义精神，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哲学、法学、文学等要全面建立中国人的人道主义体系，同时建构专业信念。中国学者蔑视具体的生命形式是普遍的。他们对死亡和苦难没有什么感觉，只有到自己遇到苦难或者死亡威胁时才会有感觉。价值面的问题。就是要建立人权的、生命的、人道主义的体制基础。信念方面，第一是要向科尔奈那样，对专制体制要有彻底决裂的姿态，第二是坚信专制体制必改无疑。第二层面从精神的层面，建构一个思想的事实基础。第二是要建立自己的方法论，即要有“方法论意识”。

科尔奈的整个生活轨迹也很有意思。匈牙利稍微开放以后他就去了美国，在哈佛大学落脚，在那呆了有20年。苏东巨变，很多东欧国家的经济学家正在纽约开会，听到消息，跳着脚要回家了，说要回去参加革命，参加分肥，再不回会去就晚了。科尔奈没有，他坚持学术研究。他守住了自己一个学者的本分，他认为他的力量更来自于他整个学术的发扬光大。后来他也回去了，但不是参加分肥，而是学术。更确切地说，他回去，是因为匈牙利是他的祖国。科尔奈坚信思想的力量，从没动摇。他的心是分成两半的，一半的心是感知西方世界，人类文明；另外一半是思念的自己祖国。东欧思想家、艺术家、文学家有这个特点，这让人特别感动。“祖国”的概念是很崇高的，可是“爱国主义”教育把人庸俗化了。科尔奈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签订协议的时候有个要求，即要有一半的时间在匈牙利，苏东事变后，他回匈牙利定居。他是在自己的土地上思考的经济学家和思想家。这样思考的姿态、方式，特别值得中国的学者，中国的未来可能的思想家们效仿，或者参考。

虽然科尔奈认为思想的力量更强大，他要保持跟世界的接触和联系，保证他的思想的前瞻性，能够成为体系，因而不参加所有的集体政治活动，但是，他的眼睛一刻也没离开过对现实过程的关怀。其实，大到如俄罗斯，小到东欧国家，这些知识分子有一个特点，爱国是一个主调。西方国家的知识人也是这样，他们思想家考虑问题的基点就是本国问题。绝对价值的确立就是根据本国问题来的。不论是玄妙的黑格尔，还是直接拿出方案的汉密尔顿，眼光首先集中在本国问题上。1950年代的时候，西方国家的华裔跑回来有这种感觉，尤其科学家，他们有一批人回来参与“新国家”的建设。能肯定的一点是，苏东国家知识分子、艺术家们那种对祖国的关心，围绕着“祖国”思考问题的方式，不是中国大陆出国后的知识分子所能比拟的。比如前不久去世的索尔仁尼琴，一门心思回国参与解决俄罗斯问题。这种精神本身，就是认定了回去解决问题去，不是为了做官，也不为了发财。因此，前苏联和东欧的知识分子、作家、艺术家，在这方面也是中国知识分子、作家、艺术家的镜子。这不止是专制体制的问题，还涉及大陆知识人精神结构的问题，精神追求的问题。

中国不能出现思想家，不止有政治氛围问题，还有社会氛围问题。社会氛围恐怕在某种程度上要超过政治氛围。中国与其期待爱因斯坦，还不如更期待一个能够保护、培养爱因斯坦的社会基础、社会氛围。中国社会，没有对思想家的奖励机制和维护基础，因此，笔者只能在此空谈外国人的思想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