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萍: 23 核弹烟云(二)

３、青山处处埋忠骨

父亲从事原子弹事业的时候，我还小，有关他和原子弹的故事，都是后来听到的。也许是原子弹那超出人们意想之外的巨大神威吧，和它联系在一起的故事，也都蒙上了神秘和浪漫的色彩。 

第一颗原子弹，父亲他们称它叫邱小姐，这是一个密语代号。我后来向第二炮兵司令员李旭阁问其缘由，他当时是原子弹试验总指挥部办公室主任，是密语代号的发源地。他说：“第一颗原子弹是在塔架上试验的，形状像个球，根据谐音，就叫它邱小姐。第二颗，形成了武器化，要空投，才造成炸弹状。试爆前，有一道工序，插雷管，代号梳辫子。”世上万事万物，原本无所谓美丑善恶，都是因为有了人，在人们不同的审美视角下，不同的心态和情感下，才会变得光怪陆离、美轮美奂。原子弹是个可怕的武器，但在中国的科学家和创业者们眼里，她却成了个有生命的含情脉脉的女孩子了。

当然，给邱小姐梳辫子可不是闹着玩的。

海晏——制造第一颗原子弹的地方。

坐上刚刚通车的青藏铁路列车，出西宁约百公里，就到了海北藏族自治州的海晏县。这是青海高原上一个叫金银滩的地方。蓝天白云、荒草无际，有一首歌《在那遥远的地方》，唱的就是这里，第一颗原子弹爆轰试验基地就设在这个地方。原子弹和王洛宾的歌曲使金银滩扬名，前几年当地出了本杂志，就取名《金银滩》，他们请父亲题了刊名。

１９９２年基地解禁后，青海省军区作训处的同志陪我去过。当年的禁区，已人去楼空，一座座低矮的堡垒式的建筑匍匐在荒凉的地面上，暗红色的残垣断壁映入眼帘。这便是生产重水和核弹配件的工厂遗址，代号是“西宁１００信箱”，为我国核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的九院就在这里起家。“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当年来到这里的青年科学家和技术人员最多时达８００多人，参加基地建设的解放军和工人达１５０００多人。现在这里已移交给地方，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基地，成为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的州府所在地，改名为西海镇。

要离开了，我回头瞻望，在父亲题写的纪念碑上，１２个金色大字“中国第一个核武器试验基地”在夕阳熹微中闪亮。纪念碑高１６．１５米，代表着原子弹研制成功的那一时刻：１９６４年１０月１６日１５时。  

王洛宾的歌唱到：“人们走过了她的帐房，都要回头留恋地张望……”

在那个基地开始建设以前，二机部就在北京附近简易的棚子里开始了原子弹的研制，父亲奉中央命令去二机部调研时，他们已经掌握了制造原子弹的基本原理，正在进行一系列部件的试制、试验工作。父亲说：“当时只剩下一个技术关键问题未解决，正在沿着两个途径研制，专家们认为这两个途径都有成功的把握。”核物理学家陈能宽回忆：“张爱萍和我们一起到官厅水库做试验，找来个铁桶，把手榴弹放在里面，用当年流行的话说，这叫土法上马。成功后大家兴致不减，一定要坐船游游湖，不想风浪变大，好不容易才回到岸上。张爱萍说，我站在这里都替你们捏把汗，几个大科学家翻了船怎么得了啊！”当年的艰辛创业，在回忆中变得轻松而有趣。

１９６３年春天，核研究所从北京迁出。在北京生活多年的科学工作者们，就要离开大城市到遥远的青海去了，李觉请父亲去做动员报告。

我没有找到报告的原本，也许当时就没有记录。但许多亲历者仍向我讲述了动员报告的大致内容，事隔４０多年了，记忆犹新，只是每人的说法不一，可能是听的人心情不同，层次不同，存留的记忆也就不同了吧。但有一点是共同的，这是一场慷慨激昂的演说，多少年后回想起来，仍然令人心潮澎湃。

有人说：“我这才知道，大首长也很浪漫的。你父亲说，你们要去的是‘黄河远上白云间’的地方。那里确实很苦，但绝不是‘西出阳关无故人’。我们早在你们之前，就开辟了基地，在等着欢迎你们。你们这一代人，要亲手在戈壁滩上建起一座现代化的城市。”

还有人记得是这样讲的：“俗话说，知识分子手无缚鸡之力，可是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其中还有不少是大知识分子，将亲手放飞我们的原子弹！你们就像春风一样来到玉门关外，唐朝诗人王之涣的‘春风不度玉门关’将永远成为历史。”

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著名物理学博士陈能宽说：“我还从未听到过哪一位高级首长做过如此动人的演讲。永远忘不了这位上将把‘春风不度玉门关’的诗句改成了‘ 春风已度玉门关’。大家的情绪一下子被鼓动起来了。当时我就想，这个将军不一般，不像我所接触过的某些领导，‘通不通，三分钟’，而是真诚、细致、入情入理。我相信跟着这样的领导，有干头。我的确是心甘情愿地带着试验队伍，唱着歌、写着诗，来到大西北的。后来的实践，验证了我的这一感受。”

许多大科学家是为他的人格魅力所感染、所打动的，他们回忆时还能清晰的记得我父亲当时的原话：“一个人来到世上，无非两条路，一是要做官，一是要做事。要做官的，你们就留下，我那里无官可做；要做事的，就跟我走！戈壁滩上能做成惊天动地的大事业！天苍苍，野茫茫，到处青山埋忠骨。愿意跟我走的，现在就签名！”

“到处青山埋忠骨！”多么熟悉的语句。１９６４年，我参军。我对爸爸说，既为军人，就要誓死报效国家。我向他提了三个要求：一到有仗打的部队去，不当和平兵；二到先头连队，不在后方；三要到步兵班，刺刀见红。这当然也算是走后门了，属不正之风之列。父亲对秘书环克军说：“给军务部打招呼，就说，我支持这样的想法。今后凡有这样要求的战士，都可以同意。”当我来到担任抗美援越作战任务的部队时，接到父亲在大西北写来的信，几个毛笔写成的大字：

“到处青山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

一个从岗位上退下来的老知识分子，当我采访他时，他说：“是你父亲的一场报告，影响了我的一生。我这一呆就是３０年。”

就在这以后，没两年，三线建设开始，山、散、洞，备战备荒；紧接着又赶上“文化大革命”，一切正常的秩序都被打乱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连回来的奢望都没有了。这批人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硬挺到８０年代初。父亲出任副总理，分管国防口，开始着手整顿、调整“文革”以来处于混乱中的国防工业体制和布局，清还历史的欠账。征得邓小平认可和胡耀邦的支持，经与赵紫阳多次协商，讨价还价，才从当时极其有限的财政中，拨出一笔款项，逐步将长期奋战在艰苦地区的这批人陆续安排，返回他们在北京、上海的故里，算是叶落归根。他们现在的住所大多是８０年代初建的小单元，５０平方米左右，这在当时已经是令人羡慕的了，但和现在９０平方米的经济适用房比起来，还是简陋、寒酸得多了。  

后悔吗？我在采访他们时问。

“不！”几乎是异口同声。

如果再给一次机会选择呢？

“也许就不去了”；“也许还去”；“谁知道……”说法不一。

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时代的英雄观，社会因此而具有活力。他们已经不可能再去重复上一代人的丰功伟绩了，但战争的轰鸣还在他们心中激荡，刚刚诞生的共和国的蓝图还等待着他们去描绘。他们生长在一种得天独厚的时代环境中，他们年轻的心充满了人生的使命感，激动不安，跃跃欲试。

回头审视历史，总有说不出的歉意，但不知是在替谁。一个人的命运，往往离不开时代的选择。我和父亲谈论起这些献身于国防科技战线的同志们时，他总联想到当年在华东海军时，受他影响和他一起创业的那批青年知识分子们。他会若有所思，沉默不语，猛地蹦出一句话来：“陈老总当年就说过，不要让人家骂我们共产党是过河拆桥啊！”

我国杰出的核科学家邓稼先的夫人许鹿希回忆：１９８６年６月邓稼先病重时，杨振宁到医院看望，闲谈中提到国家颁发奖金的事，许鹿希说：“人民币１０元。”杨问：“不是开玩笑吧？”邓稼先纠正说：“不是１０元，是２０元。原子弹１０元；氢弹１０元。”

也许是受市场经济的冲击吧，１９８５年经济略有好转后，模仿社会上，专门经中央批准，破天荒地对两弹一星有功人员颁发了特等奖，奖金总数１万元。怎么个分法？九院领导们八成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事，当年那么多人抛家舍业地来到这个不毛之地，一呆就是二三十年啊！谁没有做出过贡献？不说贡献，奉献总是有的吧？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没办法，九院自己又掏了十几万，按１０元、５元、３元三个等级分下去。原子弹、氢弹两个项目，邓稼先得到了２０元。

这难道是钱吗？杨振宁当然会明白，这是共和国颁发给他侄女婿的两枚勋章！在许鹿希的家里，至今挂着我父亲为邓稼先题写的横幅：“两弹元勋邓稼先”。

还是在１９８５年，一次会上，我父亲遇到了多日不见的邓稼先，说你瘦了，气色不对，必须马上住院检查。邓还想说什么，我父亲这边已经亲自要通了３０１总医院的领导，从会场直接送邓去了医院。诊断结果是恶性直肠癌，必须马上手术。那天，父亲拄着拐杖，在手术室外静候了整整５个小时。他批示：“国防科工委和核工业部应指定专人随时与邓夫人和医院取得联系。”

邓稼先去世后，父亲写了挽诗，其中有一句是：“踏遍戈壁共草原，群力奋战君当先。”一个“共”字，道出了两个人友谊的缘由。

许鹿希说：人们也许会奇怪，张爱萍，一个革命家，一个上将；邓稼先，一个科学家，一个院士；一个１９１０年生人，一个１９２４年生人，相差了１４岁；一个是四川人，一个是安徽人。两个截然不同经历的人之间，竟会有如此深厚似海的情谊。为什么？  

许鹿希写到：“这是什么原因呢？只用一句话就可以解答：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人们看到张将军这样的老革命家在领导中国的核武器事业，所显示的民族英雄精神，使邓稼先他们向张爱萍学习，为了祖国强盛，个人的一切在所不计。”（注：许鹿希《至纯情谊众心所归》）

我父亲呢？他为什么这样看重和珍惜与邓稼先的情谊呢？也是一句话就可以解答，他写到：“君视名利如粪土，许身国威壮河山。”

英雄相惜啊！这就应了我本书开头扉页上的那句话了，爱因斯坦评价居里夫人：“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还要大。”

２００２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到了地处四川绵阳的九院。他们告诉我，８０年代初，由于你父亲的力挺，九院终于从大山里搬出来了。老院长胡仁宇像是在讲故事：“当初国防科工委主任陈彬来检查工作，晚上闹肚子，出去找厕所，老也不见回来，去找找吧，看他在那儿冲鞋子……他狼狈地说，是不能再待下去了。”

九院，荟萃了共和国的精英，它无论到哪儿，都会给当地带来好运，绵阳被誉为科学城。新一届中央领导非常重视，朱镕基总理来过后特拨了巨款用于九院的建设和人才培养。现在每个分配来的大学生分来都能获得一套住房，平均工资在四五千元……九院，再也不是邓稼先时候的九院了。

听完了一些当年创业者的故事后，总难免疑惑。无疑，物质条件是科研的保障，但物质条件好了，就一定会出成果吗？过去的那股精神能保持得住吗？青年学者的论文为什么一定要由领导、由学科领头人署名呢？搞科研的人，做学问的人，热衷于搞关系、搞经营，究竟是好还是不好呢？下了班，科研大楼里再也见不到昔日那灯火通明的景象了，我们的专家们，他们都到哪里去打发业余的时间呢？难道这就是市场经济运营的规律？  

九院，曾是大科学家的摇篮。什么样的人才能称得上是大科学家呢？一个大科学家又是在怎样的环境下造就出来的呢？为什么在那样一个艰难的时代，会出现如此众多的大科学家？是偶然还是必然？当年在青海金银滩的时候，伴随着算盘和手摇计算机，他们唱着“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好姑娘……”后来他们搬到桐梓，住在大山沟里，父亲去看他们，说：“不会寂寞的，当年司马相如就在你们眼前那块石头底下读书的嘛！”邓稼先接着说：“是啊，旁边九曲山大庙里，文曲星张哑子还在看着我们出成果呢！”

这就是一个大科学家应有的人生态度！他们曾如群星灿烂……

马兰——第一颗原子弹的试验基地。

现在这里已经是很繁华了。展览室里，有父亲戴着墨镜、斜挎一个军用水壶和一架德国造莱卡相机的照片，皮肤被大西北的紫外线晒得黝黑；还有手拿防毒面具，穿着防化服的照片。解放军报社著名摄影家孟昭瑞对我说，这张照片是他抢拍的。他得意地说：“你找找，开国上将穿防化服、戴防毒面具的照片，这可是独此一张。”

从这里往前，就是无人区了，一条公路在荒漠中蜿蜒。自从２０多年前停止大气层核试验以来，戈壁的烈日和风沙已经完全摧毁了它。汽车驾驶室里的温度为５０℃。迎面而来的不是风，是火焰，是燃烧弹的气浪。

在荒漠中建立核试验场，是世界核大国共同的做法。美国的内华达核试验场，位于拉斯维加斯西北约１００公里外。在美国迄今进行的１０５４次核试验中，有１００次大气层试验和８２８次地下核试验，是在这片沙漠上进行的。 

父亲到大西北之前，戈壁滩上所有新设的点，都是按苏联专家的办法编号命名的。父亲来到后说：“也太没有想像力了。”他看到盛开的马兰花，就说，记下来，这里就叫“马兰”；２１基地靠近孔雀河，父亲说，孔雀开屏，我们一定会成功，就叫“开屏”吧；兵站建在靠近泉水的地方，旁边甘草繁茂，起名“甘草泉”。有个单位，人员来自天南地北，为了住房发生了口角。父亲说，到处荒沙，有什么值得你们争的？干脆把他们住的地方改叫“团结村”吧。以后新同志来了，问起名字的出处，看他们怎么解释；为了生活方便，女同志集中住在一起，起名为“木兰村”。父亲住处的名字就更特别了，帐篷多，又聚在一起，为了找起来方便，给插了块牌子，标明是首长住处。父亲把牌子拔掉，在帐篷上写了一个很大的“响”字，说，告诉大家，按这个字就可以找到我了。

父亲说：“戈壁滩气候多变，昼夜温差很大。白天帐篷外温度４２度，棉帐篷内高达４７度。我们的防化兵训练一次，从防化服里倒出来的汗水就有１至２公斤。而夜间又需要穿上棉大衣。孔雀河水含矿物质较多，水质又苦又涩，开始喝下去腹泻的人高达６０％。后来我们就改挖渗水井，又专门组织从２００多公里外运泉水，情况才有所改变。水贵如油。早上洗完脸，就将洗脸水留下，中午再用它擦脸，晚上再用它洗脚，洗完后才倒入菜地浇菜。”

跟他的秘书说，当时正值缅甸总理奈温访华，基地官兵就在背后叫他“耐温将军”。

我妈妈回忆：“你爸爸难得回趟家，偶然回来一下，晚上做梦都在喊‘水！水！’经常是一下飞机就直奔总理那里，时间紧就来个电话，说是在总理那儿汇报工作，要马上飞回去，就不回家了，带的东西交老安（注：司机。安全德，１９４８年参军，后任首长驻地管理员）直接送机场。一次，李旭阁（注：总参作战部处长，我父亲的随行参谋。后为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司令员）打电话来说，他给总理送材料回来了，晚上要飞回去，问有什么要带给首长的。我听说是架空飞机，知道戈壁滩干旱，就赶紧把司机、警卫员、炊事员、公务员都发动起来，上街去买西红柿、小红萝卜、黄瓜、西瓜，成筐成筐地买，北京这些东西最便宜，几分钱一斤，都带上飞机。你爸说杜甫是‘家书抵万金’，你这是‘家货抵万金’，说我干了件大好事。这些瓜果蔬菜分下去，可把大家高兴坏了。你爸他把西瓜啃得只剩一层皮，还舍不得扔，放在桌上，办完事回来，再用它擦擦嘴，烧开水时，还把它扔到壶里煮。我当时还给你爸写了句话，你看看……”说着她小心地抖开了一张发了黄的纸条，上面写着：“千里送鹅毛”。“你爸爸一直保存着它，夹在他的小本子里。”

在东大山哨所旧址，还可以看到用碎石砌在半坡上的字。据说是当年父亲经过此处，哨兵请他出示证件，随行人员说是总指挥首长，不料哨兵回答，这就是根据总指挥首长的规定，任何人不得例外。父亲当即为哨所题字：“东大山哨要道站，车来人往夜不断。一丝不苟严把守，保卫钢铁运输线。”哨所里的士兵们用石块堆砌了这四句诗。如今，４０年过去，那个哨所早已撤销，那些士兵们也该进入花甲之年了，岁月的流逝，早已把砌在山坡上的诗句吹打得模糊一片，但张爱萍三个字还依稀可见。

我们在北京的家。  

父亲是第一颗原子弹试验的总指挥，但在戈壁滩的生活，他说的并不多，我们都是听别人讲的。小时候和父亲的沟通，大多是在吃晚饭的时候。妈妈的习惯是，只要能等就一定要一家人到齐了才开饭，这时她总会督促我们把功课先做完。经常是一边做着功课，一边肚子咕咕作响。父亲回来，总会说，怎么这么晚了你们才吃饭？看得出，他的脑子还停留在他自己的事情上。那是三年困难时期，粮食都按定量，而且多是糙米和杂粮，父亲属于高级干部，可以配给些细粮，每餐饭给他专门蒸一小碗白米饭，他坐下来第一件事是用筷子把这碗饭划成四块，我们兄妹一人四分之一。妈妈总要说，你工作累，他们小孩子皮实得很。父亲通常是理都不理睬，只对我们说，吃！我是一口就吞下去了，他总会跟上一句“真是个鲁智深！”我们几乎每天都在重复同样的程序，终于有一天，有了例外。杨尚昆的儿子杨小二来我们家玩，留他吃饭。父亲说，你是客人，这碗白米饭就归你了。后来我去杨家，也留我吃饭。他们在中南海的食堂吃，邓小平一家也在那吃饭。杨尚昆介绍说，这是爱萍的孩子，我们的小二到他家去，把他们唯一的白米饭给吃了，今天我来回请这小子。邓小平说，那你还不放开肚皮吃！我回去和父亲谈起来，他神情凝重地说：“昨天在总理那里研究工作，搞得很晚，总理说，弄点吃的吧，端上来每人一碗清汤面。总理说，现在连毛主席都不吃肉了。”我当然不会觉得这有什么严重的，也许是我们没有和他产生共鸣吧，稍顿片刻后，他说：“你们都住到学校去，和老百姓的孩子去过一样的生活。”

四中并不是个住宿制学校，不多的床位只提供给少数外地或是农村来就读的孩子。我们家离学校不足１０分钟的路程，学校自然不能批准。父亲叫秘书专程找了党委书记陈模，转达说不能允许我们的子弟从小养尊处优。陈模书记非常理解，她专门找我去，讲了许多道理。直到我长大后，经历了人生的风风雨雨，才深感其中的益处。

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尝到了吃不饱饭的滋味。

困难时期，都吃“双蒸饭”，就是把米泡足水蒸一遍后，再泡上水蒸一遍。这样看起来有满满一大碗，但实际上还是那么多，是精神会餐，一顿饭要不了几口就结束了。但食堂的汤是随便喝的，下课铃一响，大家就箭一般地蹿出去，抢先去捞汤上的那点油花子。我几乎整天都是饥肠辘辘的，永无宁日，见到些什么，不自觉地会想，这能吃吗？到了周六下午，先把学校那份晚饭吃了，然后再回家吃晚饭。哥哥说：“你的吃相是不是注意点，爸爸妈妈看了会伤心的。”我很不好意思，吃的时候，总是克制住自己，尽量多嚼几口。可哥哥还是照样骂我，“你这个家伙，怎么就说不听的？去照照镜子，看看你那个馋样！”

每当这种时候，父亲总会说一句：“今天就让他过一次共产主义吧。”

妈妈的关心当然就更细致了。每次只要我和哥哥一上桌，立马就会风卷残云般地吃掉桌上一切可吃的东西。有一次吃完饭，妈妈问我饱了吗，我说，如果有，还能吃点。她说人家送了几个椰子，吃不吃？这当然不能放过了，只要是能吃的东西。我折腾了个半天，把椰子劈开，挖里面的椰肉吃，很香很脆，有点像花生米的味道，这下终于真正地饱餐了一顿。回到学校后，睡到半夜，就恶心起来。那玩意油性很大的，终于忍不住了，“哇”的一声，将胃肠里的东西喷射出来。我又睡在上铺，飞流直下，恶臭难当。同学们都气坏了，你他妈的吃的什么玩意？这么臭！还让不让我们睡觉了？一直到现在，我一闻到椰子味就恶心。

父亲似乎很满意我们能自觉地接受这样的生活。他说：“读过墨子吗？我就是欣赏他的苦行僧主义。”“儒家轻视种田的人，也就是劳动人民；墨子则躬耕于田野，自食其力。儒家讲究衣冠周正，食不厌精；墨子却穿粗布，吃粗粮，就是‘衣短褐，食藜藿’。他的学生跟了他３年，手脚就起了茧子，皮肤晒得像黑炭。今天的人就应该学习墨子，精神上有追求，生活上能自律。”

不久，学校开展节粮活动，自报公议。现在的上海市委副书记罗世谦，那时是我们班的辅导员，他找我说：“你出身在革命家庭，应该要求进步。”我说：“那还用说，我一直就很进步。”“进步可不是句空话，党和国家现在遇到了困难，你用什么实际行动为党分忧解难呢？”你看这家伙，从小就是块书记的料！我说：“行！要我做什么吧？”“节约粮食，你带个头吧。”我说：“他们都节约多少？３斤？那我就节约５斤怎么样？”“好样的！”罗世谦很兴奋。一天后，他又来找我：“ 别的班有人提出节约８斤了。”我说：“我他妈节约１０斤！”罗世谦说：“对！我们决不能落后。”又过了一天，大喇叭广播，说全校最高的节约１５斤。我一听，马上表态：老子节约２０斤……就这样，指标步步攀升，最后我提出的指标是每月为国家节约３０斤。回到家，我兴致勃勃地告诉大家，我每月节约３０斤粮食，是全校第一。父亲一听：“你吃的这碗饭是几两米，知道吗？乱弹琴！”当然，说归说，经学校最后评审，批准我节约３斤，每月定量是３０斤。罗世谦对我说：“记住，要感谢党的关怀！”

父亲长期在大西北，托人带回一小桶黄羊油。这可是宝贝！打开一看，布满了绿茸茸的霉点。妈妈把表皮切去，但里面仍然处处是渗进的霉点，只有切成薄片，将霉一点点地挑去，再在锅里一炼，就成了黄澄澄、金灿灿的黄油。虽然很膻，但毕竟是油啊！它帮助我们度过了那个寒冷的冬天。令我没有想到的是，那一大碗被剔除来长满了绿霉的油渍，居然被炊事员老黄捡了回去。我是偶然迈进他家门的，老黄正在专心致志地炼油呢。锅里满是爬满了绿茸茸长毛的油块，他专致地轻轻地撇去它们，露出锅底一层薄薄的油，晶莹透亮。他的两个孩子瞪大了眼睛，围在锅边，像他一样的专注。老黄有些尴尬地朝我一笑。

我黯然神伤。

人民已不再抽象。他们是皖东北根据地给过我父亲和九旅一粥一饭的老乡们，是如老黄那样为我的衣食住行付出过劳动的认识和不认识的人们。我写了篇作文，记述下这个故事。我在结尾写道：我以为这个国家只是我的，我以能为她去吃苦而感到自豪。但老黄那尴尬的一笑使我明白，自己又算得了什么呢？结尾，我引用马雅可夫斯基的一句诗：“不管我今后走到哪里，我都永远不会忘记，和我一起挨过饿的——祖国。”

支撑这个国家的是他们，为这个国家承担苦难的也是他们。记得我曾把这篇作文给父亲看过，他若有所思地说：“应该记录下来，再也不要让人民为我们党承担责任了。” 大跃进是历史的错误。

既然是历史的错误就有其历史的原因。相当多的共产党人，包括父亲在内，甚至包括像我这样大小，连屁事都不懂的孩子在内都知道，中国太落后了，为什么就不能发挥出我们战争年代的那股劲呢？为什么不能再鼓足些干劲，早日改变贫穷的面貌呢？

什么是大跃进？吹牛皮、亩产万斤、饿死了人是大跃进；但大兴水利，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也是大跃进。全民炼钢，砍光了树，遍地小高炉，是大跃进；但干部、技术员、工人三结合，大搞技术革新，也是大跃进。办食堂，吃饭不要钱，是大跃进；组织大协作，会战戈壁滩，搞出原子弹，也是大跃进……

４、死亡之海

人们都说，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是“死亡之海”，但真正的“死亡之海”是位于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边缘的原子弹爆心。罗布泊西北的戈壁腹地，１９６４年１０月１６日下午３时整，一次巨大的核裂变将这里的一切都消灭掉了。在过去的３０多年里，这里曾４０多次爆炸过原子弹和氢弹，现在，它已经沉寂下来了，而且可能会永远沉寂下去，它留给世人的是永恒的死亡。这就是“死亡之海”。 

在全国民众毫不知晓的情况下，中国原子弹事业就在这片被誉为是“死亡之海”的荒漠中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１９６３年５月至１１月，成功地进行了７次局部缩小尺寸的分解爆轰试验。

１２月２４日，整体缩小尺寸的聚合爆轰试验获得成功。

２０天后，１９６４年１月１４日，兰州浓缩铀厂生产出了作为原子弹装料的高浓铀。

聚合爆轰出中子试验的成功和高浓铀核装料的获得，标志着原子弹的主要技术难关已经攻克。周恩来写信祝贺。

６月６日进行原子弹一比一模型爆轰试验，也称冷试验。试验获得圆满成功。 

与此同时，新疆罗布泊核试验基地的飞机场、道路、通讯等４０余项工程基本完工。

轰轰烈烈的基地忽然沉寂下来。所有的人都在等待，等待最后时刻的到来。

我后来问父亲，你紧张吗？“紧张！”比打仗呢？“大概还要紧张些。”为什么？“事关重大。”

中国的一切问题都是和政治紧紧相连的，两弹一星从一开始就不仅仅是个科学技术问题。从现在披露的文件看，直到１９６４年９月２２日前，也就是实际爆炸的２４天前，最高决策层还在等待。他们需要一个恰当的时机，以便这颗原子弹能够把令人窒息的国际政治时局炸开一个缺口；他们需要用这颗炸弹来证明，证明中国人的志气，证明中国党的正确，证明中国人民是压不垮的。

但是，如果它炸不响呢？

我相信，谁都不会因此而责怪，但内心的、不可名状的遗憾和愠怒总会是有的。不是早就说过了吗？“万无一失”！既然一切试验都通过了，为什么拿到现场就不灵了呢？是技术问题，还是责任、态度、作风问题？可既是科学研究，哪里可能万无一失？但这是政治，政治要求科学必须万无一失！ 

许多人都亲眼看见过试验失败后领导人沮丧的神情。９０年代初，岢岚２５基地，长2捆试射，航天部部长林宗棠坐镇指挥，火箭点火升空几秒钟后爆炸。林脸色骤变，清场后，他仍一个人默默地呆坐了好几个小时，一句话都没有。即使是一个毫无利害关系的旁观者，都能感受到他内心深深的痛苦，为他难受。

作为中国第一次核试验总指挥的我的父亲，没有理由不紧张。

２４年后，１９８８年，亚星一号发射成功，西昌基地沸腾了。

在前方采访的军报记者江林从现场打电话给我，问我父亲在哪。我说住院了，我正陪着他呢。江林说，亚星一号，是你父亲和温伯格中美两国国防部长共同签署的项目。现在，事业成功了，但他们两个开创者都退休了，我想向首长问几个问题行吗？

我把话机交给父亲。

您看电视了吗？“没有。”父亲回答。为什么？“我看得太多了。”您不再关注了，是吗？“大概是吧。”  

……

江林后来和我说，和你父亲谈完，我可真有点蒙了，不知该怎样报道。后来，又采访了几个科学家，他们也说，谈什么？不想谈。我又采访了观察跟踪站的女兵，她们说，什么感想？我们只想睡个好觉。

退休后，父亲和我说：“偶尔想起来还会紧张。所以，我想都不去想它。”

１９６４年１０月１３日，也就是爆炸前三天。试验总指挥部全体人员在父亲带领下游览戈壁滩上的楼兰古国遗址。这可以说是他的一个习惯。１９４５年他在华中军区任副司令，在津浦路破袭战役的前夜，他顺道游览了皇藏峪，这是刘邦、项羽楚汉相争的地方。父亲说：“司令员是张鼎丞，他听说我游览去了，急着说你这个家伙，第二天就要开战了，还有这个雅兴？”

楼兰，这个罗布泊边上的神秘古国，早在１６００年前就消失了。楼兰人是否随着家园也一起迷失在历史的尘烟中呢？遗存在大漠黄沙之中的古城遗址，能够帮助我们找到答案吗？几年前，当父亲第一次从飞机上俯看这里的遗迹时，他就想，等到原子弹试验成功后，我一定要来这里看看。可今天他突然改变了，他说：“不是成功了再来看，而是看完了再成功。”他亲自动员朱光亚、周光召、陈能宽、王淦昌、彭桓武，这些掌控着现代人类最高文明的学者们，在这颗原子弹起爆的前夜，一定要跟他去看看这个十几个世纪前就消失了的古代文明。这两者之间会有必然的联系吗？核弹，这个标志着现代科技的最高领域，难道也会和眼前这些被黄沙掩埋了的古代灿烂文化一样，最终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消失得无影无踪吗？

王淦昌说：“爱萍同志在原子弹爆炸前夕组织我们来这里游览，确有大将风度。但我心里还是在嘀咕：原子弹能不能响呢？”  

一直跟在父亲身边的李旭阁说：“看得出，所有的人都紧张，这可是全党全国人民的重托啊！”

呈现在这些科学家眼前的，只是残露在黄沙中的城垣遗迹和颓败的佛塔。

唐代边塞诗人王昌龄写得好：“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中国的最高决策层都在关注着罗布泊。

周恩来９月２１日致信毛泽东：“……急需待主席回后，当面报告，以便中央早做决定。”

第二天，即９月２２日，周恩来向毛泽东、刘少奇和政治局常委们汇报了首次核试验的准备工作和试验方案。会议作出了“早炸”的明确决定。 

中国的首次核试验的时间表猛然间迫近了。

９月２３日１６时４０分至１７时４０分，周恩来又召集会议。参加会议的只有１１人，核心中的核心。他们是：周恩来、贺龙、陈毅、张爱萍、刘杰、刘西尧、郑汉涛、刘柏罗、周家鼎、王亚志、李旭阁。

周恩来说：不应知道的人就不要让他知道。要实施封锁。

他又说：这个时期就根本不要写信了。你们也不要私事打电话。上梁不正下梁歪。什么消息也不准漏出去。参加试验的有６０００多人，上万的人。我们现在在舞台上，他们在暗处，不要还没搞就嚷出去了。你们两个（指父亲和刘西尧）从今天起不要接见外宾了，埋头苦干，是无名的工作，决定了松不得。

他又说：准备好了，打个电话给我们，不要说具体时间，就说２０日之前，我们就知道了。电报要用有线电报，加保密。保密问题，不能假手许多人……希望你们家里也不说。不要一高兴就说出去。我老婆是老党员、中央委员，不该说的我也不说。任何人不该知道的，不要知道。前几天开会的人不一定都通知。我们决定这个事，也只是常委、军委两位主席、彭真同志。

周恩来问：万一不响，今年能再做一个吗？ 

父亲回答：要隔两三个月。

总理说：只好待明年了。不响外边也不会知道，也要准备不响。（原子弹）的确是吓人的，主席更大的战略想法，不一定用，既然吓人，就早响。

总理说：还要防止响了以后他马上报复，也不一定，但总是要有些准备……

然后是分工：总参和空军作出防空部署；刘杰负责资料、仪器设备的转移；陈毅进行对外宣传工作的准备；张爱萍赶赴试验现场组织指挥……

当晚，父亲即召集核试验指挥部紧急会议。他回忆说：“我站起来要走，总理说，掏掏你的衣兜，有没有纸条。总理当时规定，会议的内容不准做记录的。……运输要学习荷兰人做法；要求通信兵部，有重要通话时，其余通话统统拆线；命令一旦启动，不准再对外通信；从上到下逐级检查落实。我自己从没有给家里通过电话……”

两弹一星是科学，但科学也相信运气。 

前苏联的电影《训火记》就有这样的描写。决定发射２０次，前１９次都成功了，但到最后一发，也就是第２０次，掉下来了，那前面的成功还有什么意义呢？因为最后的结果是失败。但如果当初的决定就是试验１９次呢？那结果就是成功。

１９８０年，向太平洋发射洲际导弹。准备了不同设计的三发弹，第一发，父亲亲自到场指挥，成功了。第二发，我去看，在科委指挥所，失败了。钱学森解释说，是一、二级分离早了零点几秒。我回去说，好不容易去看一次，还失败了。父亲说，那是你运气不好。

我当然知道这是在开玩笑。但我和国防科工委试验部门的朋友们闲聊时，他们却极其认真地说：“没错，就是和运气有关。你父亲到场肯定成功，从１９６０年第一发导弹算起，只要他在，几乎没有不成功的。每次大家都叨咕，张爱萍来不来。他是福将，命硬，他来了，就撑得住。”

我大惑不解。

我问过父亲，他回答得很简单：“没有窍门。一是下去；二是过细。”

你想，这帮人聚在一起研究问题，情况会是个什么样？还不个个振振有辞，有了问题，谁会承认是自己的？隔行如隔山，都能找出一万条理由来为自己辩护。一发弹，上亿个零部件和线路，一个矛盾被掩盖下来，上了天，就爆开了。１９８６年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的爆炸，其原因就出在一个密封圈上。其实发射前一个工程师就发现了，但哪一级领导又能因为一个小人物模棱两可的报告而拍板取消发射呢？结果是不了了之。

正如父亲自己讲的，没什么诀窍。就像周恩来要求的那样，最高指挥者必须亲临现场，必须事必躬亲、事无巨细、心细如发，拼精力、拼耐心、拼勤奋，每一个环节都要过一遍，因为只有你，具备最后的拍板权。他总是在发射前一个月就到位了，协调会总要参加几次。一个部门一个部门地摆问题，当场拍板。参加的多是司局级的领导，他一个副总理，军委领导，谁敢在他面前强词夺理、油嘴滑舌？

东－５发射前，检验部门说，油路上像是有个阴影。谁的责任？争执起来。父亲说，有了疑点就给我搞清，最后是七机部的一个副部长，父亲说他记得好像是张镰斧，亲自爬进发动机舱里，拿着检查胃镜的仪器察看，是一根鞋带。为一根鞋带折腾了好几天，要是上了天，堵在油路里，不堪设想。父亲说“五定”是怎么搞的？给我追！五定，就是每一个岗位都要定人员、定职责、定位置、定动作、定关系。查的结果是装配人员中有人丢了根鞋带。父亲大怒，“不是规定不许带任何东西进来的吗”？有人在一旁嘀咕说，鞋带不好算是故意带进来的东西吧。“那就把鞋带统统都给我解下来！”

几年后，我的朋友淮淮，航天部外事办的干部，去这个地方。进车间时，门卫叫她把鞋带解掉。为什么？回答是不容置疑的；“这是张爱萍的命令！”

愕然。什么时候下的命令？“不知道，反正我来这之前，大概总得有十来年了吧！”门卫讲了他的师傅，上一届老门卫留下来的故事。 

“没有哪一任领导愿意去改这个规矩。”门卫补充道。

“是啊，”淮淮和我说，“一个厂长怎么好改动副总理的指示呢？”

也许，他们根本就不想改，为什么不叫后人都记住这个故事呢。

第一颗原子弹正迈着神秘的步伐向中国走来。李旭阁工作日志记载：

６月下旬，第一颗原子弹试爆工作就绪，形成了距爆心８公里范围内的效应试验圈。

８月２５日至３０日，全试验场区进行单项和综合演习。 

９月２６日上午８时１５分，试爆前的最后一次中央专委会结束，张爱萍一行乘空军伊尔－１４飞机离京。

１０月４日，原子弹运抵核试验场区。

１０月８日，王淦昌、郭永怀、彭桓武、邓稼先等乘专机到试验场区，进行最后的调试验收。

１０月９日，最后审核结束，张爱萍在上报中央的报告上签字。

１０月１０日２３时１０分，乘专机将报告送达总理办公室。与王亚志同志办理结交手续，坐等结果。

１０月１４日２０时３０分，邱小姐上试爆铁塔塔尖。当晚，狂风骤起，风速达１８米／秒。黄尘蔽天，沙石飞舞，钢丝绳将铁塔打得当当作响。

父亲说：“幸有预演时的经历，没有吃惊。”

又是一个一江山之夜。

还是李旭阁的日记：１５日９时，听取气象汇报。１０时３０分，张爱萍确定起爆“零时”为１０月１６日１５时。

中央随后批准。  

１９６４年１０月１６日清晨４时３０分，随张爱萍进入爆心做最后视察。

１２时，接周恩来指示，如无特殊变化，不必再来往请示了。“零时”后，无论情况如何，立即同我直通一次电话。

１４时３０分，进入距铁塔６０公里的白云岗观察所。

在父亲的书架上摆放着各式各样的石头，他经常向我们炫耀。我说，没一块值钱的。“你懂什么？”他拿起一块像焦炭似的东西问我：“这是什么？不知道吧，哈哈，这是运载火箭返回大气层时烧焦的弹头碎片。这玩意可是用碳丝织出来的。当时，可是费了番功夫。你看，都烧成这个样子了。”

他又拿起两块石片敲着，侧着耳朵说：“听！多清脆。知道吗，这可是爆心的石头，海底的化石，我拣回来的。世界上再也没有了。”

在蘑菇云下，所有的石头都将熔化成液体。 

李旭阁的日记记到这一天的下午３时。目击者称：

……读秒到零，起爆！一刹那间，一团巨大的火球腾空而起，天空和大地燃烧起来，太阳都变成灰色的了。随后就是一声巨响，向外扩展，又被绵延的天山反射回来，如巨雷碾过头顶。紧接着冲击波横扫着无边的戈壁……火球在翻滚，在升高，在膨胀，橘红、靛蓝、绒白的变幻着……终于，它定格成一朵直塑在空旷的天地之间的蘑菇云。令人恐怖的美丽！

玩邪乎了！中国人凿开了上帝埋藏在地下的石棺，释放出了能够毁灭人类的巨大能量。

这一天是１９６４年１０月１６日１５时。

惊愕之余，足足等了４分钟后，父亲拿起电话，向周恩来报告：“成功了！”

不亲临其境，怎么会感受得到那股让大自然都颤抖的神力呢！

要回答周恩来是不能用“地动山摇”这样的词汇的。父亲问身边的王淦昌。王淦昌望着６０公里外那朵鼎立在苍穹之间的巨大云柱，什么爆炸能制造出如此奇观呢？他沉默了一会儿，也做了个判断性的回答：“应该是的。”

父亲告诉总理他所看到的景象，在６０公里外看见蘑菇云升起来了，这样大的威力，不可能是普通炸药所能，根据火球、声响、蘑菇云的高度等爆炸的景象来判断，应该可以判定，是核爆炸！但要以最后检测到的数据为准。科学嘛！

几分钟后，周恩来电话转达毛泽东指示，要查清是不是真的核爆炸，国外不相信怎么办？

毛泽东说过：“那东西可以吓人！”他当然最关心的是要让全世界都相信，中国人在戈壁滩上折腾出来的这个家伙，的确是个真的！ 

在现场的人是不会想那么多的。还有什么比亲眼见到的这团耀眼的火球更有说服力的呢！他们冲出堑壕，喊啊，跳啊，哭啊。他们顺势倒在沙坡上，双脚乱蹬沙石，互相拥抱，将帽子抛向天空。

有一张照片，他们把父亲和几个科学家抬起来，抛向天空。

两个多小时后，父亲签发了一份经多方专家检测并认定的报告：中国第一枚原子弹的威力，估计在２万吨梯恩梯当量以上。根据总理指示，报告送达毛泽东、周恩来、林彪、贺龙、罗瑞卿。

原子弹，以它超自然的神力，被称之为人类的终极武器。

中国西部戈壁荒滩上爆炸的这颗原子弹，在一夜之间，使一个贫弱的国家与世界超级大国坐在一起言和了。对抗的双方，最终走向平衡。

意义还不仅在于此。不到一年，１９６５年８～９月美苏两个超级核大国，向联大提交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草案，１９６８年６月联大核准该条约草案，１９７０年３月５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正式生效。该《条约》中有一条规定，非核国家不得研制核武器。我和父亲讨论过，如果在《条约》通过前，我们仍然搞不出原子弹来该怎么办？他说：“……那会很麻烦的。周恩来担心的正是这一点。”  

在老一代共产党领导人的政治理念中，中国要成为核大国，但中国又要成为一个主持正义和对人类前途负责任的大国。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当时还被排除在联合国之外，虽然在信仰和价值观上还存在着差异，但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尊重人类共同的道德规范是必须的，中国不可能去扮演无赖的角色。

１９６４年１０月的这一响，为中国赢得了这个历史的机遇。

相互制衡的时代到来了。历史学家、社会学家称它为核时代。

我的车在这片被称作是“死亡之海”的荒漠中缓缓地行驶。沿途经过了好几个早已废弃的营房，那是参加核试验部队的住处。很多遗弃的物品和器材上，依稀可见１９６４年的字样。接近爆心很远处的房屋都被摧毁了，奇特的是，残垣断壁中，所有的房子都没有了屋顶，那是被冲击波过后产生的负压掀掉的，它们向天敞着大口，要同上苍对话。

它们要告诉我们什么呢？

２０００年，我国经济实力到达了历史的新高峰，ＧＤＰ超过了法国，仅次于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成为世界第五。中央奖励了一批两弹一星的有功人员，授予他们功勋科学家光荣称号。

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举办的颁奖大会上，有人记起父亲当年在动员大会上讲过的话：

“在座的有读过《封神演义》的吗？

来无影、去无踪、千里眼、顺风耳、移山倒海、撒豆成兵……

４０年后，国防科技战线上被“封神”的科学家有：于敏、王大珩、王希季、朱光亚、孙家栋、任新民、吴自良、陈芳允、陈能宽、杨嘉墀、周光召、钱学森、屠守锷、黄纬禄、程开甲、彭桓武；追授的有：王淦昌、邓稼先、赵九章、姚桐斌、钱骥、钱三强、郭永怀。

共２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