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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陈志武：教育不转型，国家只能卖苦力
文章提交者：江海寄余生 加帖在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陈志武：教育不转型，国家只能卖苦力
2008-09-20 来源: 南方网
这些年看到这么多从国内培养出来的杰出高材生，他们在专业上这么突出，但思维方式那么僵化、偏执，社会交往能力又那么差，除了自己狭窄的专业就不知道怎么跟人打交道、怎么表达自己，让我非常痛心。这些问题的根子都出在教育上，包括正式的学校教育、家教和社会文化教育。

作者：陈志武，耶鲁大学管理学院终身教授，经济学家
产业结构难转型，教育有责任
我不是研究教育的专家，但是，这些年看到国内(的教育)，特别是我自己从小在中国受教育，然后又去了美国，自然有许多观察和体会。到目前为止，我这一辈子没有离开过学校。1968年在湖南茶陵县开始上小学，1979年读完高中在长沙上大学，1986年去美国读研究生，1990年毕业以后至今一直在美国的大学教书。我有两个女儿，一个15岁，一个13岁，她们在美国出生、长大，这些年看着她们在美国上学。同时，也因为我跟国内的一些大学一直有不少交流，所以基本能看到国内同行和教育界学者、业者每天的运作目标。这些经历和观察让我确实感触比较多，特别是这些年看到这么多从国内培养出来的杰出高材生，他们在专业上这么突出，但思维方式那么僵化、偏执，社会交往能力又那么差，除了自己狭窄的专业就不知道怎么跟人打交道、怎么表达自己，让我非常痛心。
由于国内教育体系以及教育理念的僵化，绝大多数中国人再好也只能做些技术活，难以在美国社会或其他非华人社会出人头地，这些都很悲哀。原来没有全球化时不知道这些，但现在中国人也走出去了，跟其他文化、教育背景的人一在一起，就知道彼此的竞争优势与劣势了。这些问题的根子都出在教育上，包括正式的学校教育、家教和社会文化教育。
我们说，中国社会现在处于转型时期，尤其是经济领域面临很大的挑战。现在提得比较多的是要把中国建设成为创新型国家，这一点大家都讲。但想想中国为什么建设不了创新型国家？为什么这么艰难？光靠在街上挂很多横幅、标语，在核心报纸上发表一些社论，就能把这个国家建设成创新型国家？
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不少。比如，讲到中国的公司品牌，不管是广东，还是其它省份，都很难建立品牌。所以，难以通过品牌赚更多钱，而只能制造一些玩具或者说制造一些衣服、鞋、甚至一些机器和电脑，只能是卖苦力。
为什么难以建立品牌、难以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原因当然包括法治制度、产权保护以及国有制的问题，但也与中国教育体系的教学方式和教学内容关系非常紧密。
美国教育重通才，中国教育重技术
从历史来看，产业结构本身的变化跟教育方式、教育理念和教育结构的变化总是相辅相成的。例如，原来中国的科举考试，从某一种意义上，科举考试对于专制的农业社会是够用的，是可以行得通的。回过头看，过去中国尽管统治是专制的，但实际上那时候的政府是小政府，当官的也用不着像今天这样宏观调控经济。当时的考试只是考四书五经，我觉得科举对当时的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是合适的，对当时的“小政府”来说也够用。
可是，现在的教学与考试内容就很不一样，也会而且应该与时俱进。例如，中国经济今天以制造业为主体，这当然就需要有很多的工程院院士，大学要培养很多的工程师。相比之下，美国的服务业占GDP的85%以上，所以美国的教育体系侧重点就不同，是侧重通识教育，培养通才。在中国和日本变为世界工厂之前，几乎所有的美国州立大学和一些工程学院都非常侧重技能型的工程系科，像中国的大学一样侧重理工训练。但是，我发现过去的四五十年，特别是三四十年，随着制造业向日本、韩国和中国转移，美国大学的教育内容经历了一个全面的转型，转向通识教育。所以，在耶鲁大学，我们对本科生的培养理念是：任何一个在耶鲁读完四年大学的毕业生，如果他从耶鲁毕业时，变成物理、电脑、化学或者是任何领域的专家，我们会觉得那是一种失败，因为我们不希望四年大学教育是培养专家，让他们在某一领域里面投入那么深，而忽视掉在其它更广泛的做人、做公民、做有思辨能力的人的机会。我们不主张他们在某个工程领域、科学领域、社会科学领域在大学时期就成为专家。如果有学生在大学四年时真的成了专家，我们不以为那是一种成功，反而会是一种失败。
当然这也跟耶鲁这些年出了那么多总统有关系，以至于我们的历史系教授就想，既然以前出了这么多总统，说不定今天在校的哪个学生以后也会成为总统，怎么办？于是我们就开一门大课，叫做“大策略”，由两个研究世界史最出色的教授轮流讲，这是持续一年长的课程，是一种非常综合型的训练，讲到孙子兵法、管子经济、古希腊策略等等。
中国的教育则侧重硬技术，由此产生的人才结构使中国即使想要从制造业往服务业转移，也难。产业结构也受到教育内容约束。在中国，从幼儿园到小学、大学、再到研究生，一直都强调死记硬背为考试，强调看得见摸得着的硬技能，特别是科学和工程几乎为我们每个中国家长、每个老师认同，这些教育手段、教育内容使中国差不多也只能从事制造业。为了向创新、向品牌经济转型，就必须侧重思辨能力的培养，而不是只为考试；就必须也重视综合人文社会科学的训练，而不是只看重硬技术、只偏重工程思维。离开市场营销、离开人性的研究，就难以建立品牌价值。
美式教育：没有家庭作业，不排名次
为了支持以服务业为主的创新型社会，美国的学校是如何办的呢？我有两个女儿，老大现在读高二，老二在读初二。她们的经历大概是这样：首先，从幼儿园一直到小学四年级前，没有家庭作业，下午放学就放学了，周末就是周末，不用担心学习。老师如果布置作业给学生，很多家长会抱怨，说“你怎么给我的女儿、儿子这么多作业，那他们还过不过日子了？他们一生的幸福是我们更关心的，你不要让他们回家后每分钟都花到作业上，最后他们变成了人还是变成了机器？”所以，学校与家长谈判的结果，往往是这样一个结局：美国的幼儿园、小学四年级以前都不会布置作业。有没有考试呢？初一之前没有考试。而这一点中国的老师和家长可能觉得奇怪，没有考试学什么东西？你放心好了，美国学生学的东西很有意思，比如，从小学一年级到四年级，他们的课程安排往往比较广泛。
甚至在幼儿园的时候，我女儿她们每年都会有科学、一般人文社会、语言方面的内容，一共有三四门课程。每门课程完全由老师决定用什么教材，教什么内容。比如，在人文社会课程方面，可能是今年重点了解一下亚洲不同的国家，以前的历史是什么样子等等；明年了解非洲、拉美等等。从幼儿园到小学，讲的深度会慢慢地上升，但差不多每年或者每两年会绕着五大洲兜一圈，这是一种非常广泛的了解。
你想一想，如果这些小孩以后出去做服务业、做市场营销、做外贸，如果他们对其他的国家一点都不了解，怎么能行？而有了这些从小学到的知识，今后到哪里去“全球化”，都不会有问题。当然，沿着这种方式去培养，很容易让我们说：“他们怎么能够做工程师、做专家呢？”但这也没关系，美国本身不需要这么多工程师，因为制造业已经由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胜任了。因此，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决定其教育知识的结构，反过来，教育知识结构又会决定其经济的产业结构。
另外，美国幼儿园、小学从来不会给学生排名，没有考试当然不会去排名。给奖状的时候是怎么给的？是每个人给一个。我以前就觉得纳闷，每个学生给一个奖状，总得有一个说法吧？后来仔细一读，老师根据每个小孩的特长，哪方面很突出，就给他那个奖状，更多的是鼓励每个学生：你首先是你自己，不管你数学好不好、语文好不好、画画好不好，还是历史好不好，只要你哪方面比较突出，有较强兴趣，老师了解以后，就会给你写一个这样的奖状。这跟中国是完全相反，初一之前就给班里的学生每个礼拜、每个学期做排名，经常考试，这很残忍，因为这么小的小孩，还没有长大成人，还不知道这个世界是怎么回事，就要开始面对别人告诉他“你不行”。这样的结论，对人的个性来说，没有比这种东西更敌意和更具破坏性，让这么小的小孩就对自己失去信心，就觉得自己不如别人。
美式教育：思辨能力的训练
思辨能力的训练在美国是自幼儿园开始就重视的强项。这具体表现在两方面：其一是课堂表述和辩论，自托儿所开始，老师就给小孩很多表述的机会，让他们针对某个问题各抒己见，发表自己的看法、谈谈自己的经历，或者跟别人辩论。另一方面，就是科学方法这项最基本的训练，多数校区要求所有学生在小学四、五年级时都能掌握科学方法的实质，这不仅为学生今后的学习、研究打好基础，而且为他们今后作为公民、作为选民做好思辨方法论准备。我们别小看科学方法训练的重要性，因为即使到现在，我经常碰到国内的博士研究生，甚至是所谓的科学家，从他们做研究、思考问题、写论文的方法上，很难看出他们真的理解科学方法的本质和基本做法。
这是什么意思呢？在我女儿她们四年级的时候，老师就会花一年时间讲科学方法是什么，具体到科学的思辨、证明或证伪过程。她们就学到，科学方法的第一步是提出问题和假设，第二步是根据提出的问题去找数据，第三步是做分析、检验假设的真伪，第四步是根据分析检验的结果做出解释，如果结论是证伪了当初的假设，那么，为什么错了？如果是验证了当初的假设，又是为什么？第五步就是写报告或者文章。——这个过程讲起来抽象，但是，老师会花一年的时间给实例、让学生自己去做实验。
这种动手不是为考试，而是最好的学习，让人学会思辨，培养头脑，避免自己被别人愚弄。这种动手所达到的训练是多方面的，尤其是靠自己思考、靠自己找问题，这非常出色。实际上，如果按照我女儿她们在小学四年级就学到的科学方法标准去判断，国内经济学以及其它社会科学类学报上发表的许多论文，都没法及格，因为许多论文只停留在假设的层面上，然后就把没有经过数据实证的假设当成真理性结论。这些都跟我们没有从幼儿园、从小学开始强化科学方法的教育训练有关，跟没有把科学方法应用到关于生活现象的假设中去的习惯有关。
在小学没有考试，学生还做什么呢？我女儿她们每个学期为每门课要做几个所谓的“项目”，这些项目通常包括几方面的内容，一个是针对自己的兴趣选好一个想研究了解的题目或说课题。第二是要找资料、收集数据，进行研究。第三是整理资料，写一份作业报告。第四是给全班同学做5到15分钟的讲解。这种项目训练差不多从托儿所就开始。我觉得这一点很有意思，刚才讲到品牌跟市场营销很有关系，因为品牌、市场营销都跟表述技能有关。
关于研究性项目，我的大女儿在五年级时，对北京的气候感兴趣，她在社会课上对其做了一项研究，把北京一年12个月中每月降雨量、温度的历史数据收集起来，然后计算历史上每个月的降雨量的最高、最低与平均值，计算每个月温度的最高、最低与平均值，然后再分析这些跟北京的其他天文、地理情况的关系，写好报告以及讲解文稿，她在全班同学前讲她的这些分析结果。我觉得这样的课程项目研究与讲解是非常好的一种训练。实际上，她在小学做的研究与写作跟我当教授做的事情，性质差不多，我做研究上网要找资料，而她也是为每个题目上网找资料、做研究，她写文章的训练也已经很多。这就是美国教育厉害的地方，你看一个小孩，在研究思考上已经这么成熟，以至于到现在，我跟我女儿说，她很快可以做我的研究助理了。但在国内，一些本来很聪明的人即使到读博士研究生时期，还不一定具备这些研究素养、研究能力，有些研究生连做个研究助理可能还不合格。
有思辨能力，方有经济转型
正因为这种思辨能力的培养，现在我跟女儿讨论问题时，她们一听到任何话，很自然地就会去怀疑、审视，然后就看能否找到证据来证明这个话逻辑上或者事实上、数据上站不住脚。这种习惯看起来简单，但是对于培养独立的思辨能力，让学生毕业以后，特别是大学毕业以后，不只是简单地听领导的话的机器，这些是非常重要的自然的开端。当然，思辨对于美国教育体系培养出来的人是很自然的，有时候我也想，美国这个社会真的蛮有意思，不管是聪明的、还是笨的人，不管是有能力的、还是没有能力的人，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很厉害，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个人物，对什么事都会有一番高论。
正因为这样，美国100个人里，随便挑80个，那80个人都可以把他的思想、想法和他要卖的东西表达得很清楚，能够给你足够多的说服力。这也是为什么市场营销这门学问是在美国出现、发生和发展的。美国教育体系给每个人都提供了那么多自我表述的机会，等他们长大后，特别是念完MBA以后，在他们介绍产品和自己的研究与想法时，至少不会站在一班人面前就发抖，没办法说出话来。在中国经济、社会转型到这个地步时，特别是在产业结构上、品牌建立上、创新型国家方面都有非常多的愿望和渴求时，实现这种教育转型尤其重要。
中国经济转型需要教育的转型，需要培养兴趣丰富、人格完整、头脑健全的通识公民、思辨型公民。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中国恐怕只能继续是给世界提供低级劳动力的工厂。 (本文来源：南都周刊 作者：陈志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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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武：财富创造能力的变迁
2008-09-20 来源: 南方网
为了让财富能力在“深度”、“广度”和“长度”三维上都发挥得好，又取决于一国的制度，包括产权保护体系、契约执行体系以及保障市场交易安全的其他制度。各国在这三维上的差别是其制度质量的最终反映，也是决定国富国穷的核心维度。

作者：陈志武，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长江商学院访问教授。
本文是作者即将出版的新书《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的自序
财富是个永久的话题。在我的湖南老家，农民每天早出晚归，甚至把老少留在家乡自己常年在外省打工，日复一日，一年到头就是为了一份糊口的收入，没有剩余财富，在温饱的边缘上活着。在世界另半球的美国，盖茨每天也早出晚归，但他不仅吃住都不愁，而且他的财富超过500亿美元，即使他什么都不做，每年的投资收入也可有50亿美元或更多！财富水平为什么这么千差万别？难道剥削真的是贫富差距的根源？今天的世界里，勤劳是否还是财富与收入的决定性因素？是否还是“勤劳致富”？如果不是勤劳，那又是什么呢？——不管对穷人还是富人，不管对过去人还是现代人，只要进取心是人之本性，财富话题总会令人着迷，也永远会令人着迷。在这本书中，我们就谈这个财富话题。
今天，人类创造财富的能力的确是史无前例地高。按照经济史学家AngusMaddison的估算，从公元元年到1880年，世界人均GDP从444美元 （以1990年的美元为基准）到900美元，花了1880年才翻了一倍，而从1880年到1998年的短短118年里，世界人均GDP却翻了5倍多，从900美元上升到5800美元！中国的经历也类似，从公元元年到1880年间，中国人均GDP从450美元上升到530美元，近两千年没变！尽管从那以后中国社会的动乱不断，但随着晚清洋务运动的深入以及资本全球化对中国的渗透，和1978年之后的改革开放，工业化、全球化发展潮流给中国也带来了翻天覆地的机遇，到1998年，人均GDP上升到近3200美元 （以实际购买力为准），也翻近5倍！
财富创造力今非昔比
当然，这些GDP数字可能太抽象。我们不妨从三个具体角度来看资本全球化对中国的影响。
首先，个人创造财富的能力发生质变。我们中国人喜欢说“康乾盛世”，指的是清朝康熙、乾隆时期经济发达，民间歌舞升平。既然这样，乾隆朝廷应该是非常富有的，国家也强盛吧？那么，我们不妨算算朝廷到底有多少钱。乾隆中期的1766年，朝廷岁收为4937万两银子，按照今天一公斤银子为3600元的价格算，相当于今天的11.4亿美元，这数字当然很大，大得让人晕倒！—— 不过，那种收入规模可能会让农业社会的人晕倒，而对今天的中国人，这个数字也大，但不会大到晕倒的程度，因为今天一个民营公司的收入可能就比这多。以施正荣先生于2001年创办的无锡尚德公司为例，虽然公司才6岁，但其2007年的销售收入已高达14亿美元，也就是说，今天一个施正荣控制的收入就超过当年乾隆皇帝所支配的收入！我不是要说施正荣和乾隆皇帝到底谁的权力更大、谁更威风，那不是我们的兴趣点所在，我更关心的是今天的财富和收入创造力是多么高，一个民营企业的岁收就超过当年盛世时期朝廷的岁收，更何况中国今天有数千个像无锡尚德这样的民营企业、千万个同样或更大规模的国有企业。
其次，普通人的真实收入也翻了数倍。伦敦经济学院的马德斌教授和其五位同仁对1769年清政府汇辑的《物料价值则例》以及荷兰东印度公司历史档案馆做过仔细研究。如果以他们收集的收入和物价数据为准，1769年时，北京建房工人（无特殊技能）的日工资为77个铜钱，即0.077两银子。按当时物价，这相当于一天能赚5.4斤大米，5.6斤面粉，2.9斤肉，2.8斤鱼，7.3斤豆角，0.6米棉布，或者8.2只鸡蛋。这些数字反映240年前普通北京工人一天的生产能力，或说收入水平。
今天，一个北京普通工人打一天工，收入至少55元。根据今天的物价，这55元相当于32斤米（是乾隆中期的5.9倍），41斤面粉 （乾隆中期的7.3倍），9斤肉（3.2倍），11.3斤鱼（4倍），18斤豆角（2.5倍），9米棉布（乾隆中期的14.3倍），或113只鸡蛋（乾隆中期的14倍）！按照棉布计算，北京老百姓一天的收入相对乾隆时期增长得最多，增加13倍多！按面粉算次之。总之，相对于乾隆盛世时期，中国人的真实收入翻了数倍！
第三，不仅收入的“量”有巨变，而在生活内容和品质上也有巨变。乾隆时期普通人的消费开支中，75%的钱都花在食物上，这是为了生存、为填饱肚子，等于一天忙到晚就是为了活下去。而今天北京人的消费中，只有30.5%花在吃上面。更何况，今天许多消费品是240年前没有的，比如手机、自行车、汽车、火车、飞机、电脑、电灯、电视等等。当年，在全中国，乾隆皇帝可能生活得最舒适，但，再怎么舒适，在夏天他没有空调，在冬天没有中央暖气。即使有8个人、16个人给他抬轿子，也远比不上今天坐轿车那么平稳。
空调技术和交通技术也让我们的食物结构不再受季节和地理位置的限制。南方人不用等到秋天、冬天才吃到苹果，北方人也不用等到夏天去了广东才能吃到荔枝。1986～1990年我在耶鲁读书期间，有一位广州来的同学，他每次拿起苹果就流泪。因为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一个夏天，他母亲生重病住院，一天突然间她只想吃苹果，而且非要吃不可。他这个孝顺儿子在大夏天，跑遍广州城都没能找到苹果。这件事给他留下一辈子的遗憾。可是，在今天的中国，不要说在广州，连全国各小镇上，不管是夏天还是冬天，都能买到苹果！未来的孝子不用为找不到苹果而痛苦了。资本全球化的意义不只是在收入增加，而且大大扩充了生活、消费的种类与空间。
为什么财富创造能力变迁这么大？
看到过去200年的变迁，我们会问：到底是什么使人的生存能力、财富能力发生如此大的跳跃，实现了此前几千年所没能完成的事？又为什么即使到今天还是有的国家富、另些国家穷？财富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些正是本书所想回答的问题。我想，可以从三个维度来理解财富能力的变迁。
首先是“深度”。这体现在单位时间所能生产的东西上。比如，原来手工做衬衣，可能要一天多时间才做一件，但是，现在通过机械化生产，加上流水线式的劳动分工和批量制衣，平均一个制衣工人一天能做好50件以上。原来在南方的粮食、蔬菜生产，一年只能种两季，现在有了温室技术，同一亩地一年甚至可以种20季蔬菜。鸡蛋、肉类的生产速度也因机械化和现代技术而大大加快。科学技术对生产能力、财富能力的推动力是以往谈得比较多的话题，这里就不多说。这方面发展的起始点一般认为在1780年左右，即先在英国开始的工业革命。
其次是“广度”。一方面是市场地理范围跨地区、跨国界的拓展，另一方面是消费品、工业品种类与空间的扩大。市场的地理范围的拓展为什么能提升财富创造力呢？在湖南的小城镇，一件手工制做的高质量衬衣在当地卖，可能只能卖20元，但是，同样的衬衣在美国卖，可能要80美元，近600元人民币。这种差价意味着商机。当中国衬衣可以出口到美国后，不仅湖南的裁缝们要生产更多的衬衣，出口卖到中国各地、世界各地，而且每件衣服的价钱能够提升到100元或更高。所以，和原来只能制做衣服卖到本地（即市场范围只在本地）相比，现在的市场范围已跨地区、跨国界，同样的东西更值钱并能卖出更高的价钱，而且能卖出更大量的产量，这当然使中国各地的收入能力、财富能力大大提升。对美国来说，这也很好，因为原来要花80美元的量身定做衬衣，现在可能只要60美元。再举例说，像篮球比赛，原来没有电视、电影的时候，不管篮球打得多好，水平再高，也只有在现场的人能看、能欣赏，因此每场球赛的价值有限。现在有了电视、有了全球化的市场，虽然球场上的运动员所要付出的劳动力跟100年前没差别，一场球赛也同样是一小时，但是，由于美国NBA比赛在全球有几亿、甚至十几亿的人同时看，同样一场球赛的价值远远高于过去。所以，姚明一年的收入可以有1000万美元。如果没有市场范围在全球范围内的拓展，这种收入和财富是不可能的。由此我们看到，工业革命使人类生产的“东西量”上升，而市场地理范围的拓展使人类创造的东西的“价值量”上升。
不过，财富创造能力的 “广度”力量不只是这些，还包括创新所带来的全新收入机会。像电力、石油、汽车、飞机、电话、电脑、电影、电视、报纸，甚至软件和互联网等，这些现代行业都是200年前没有的，它们的存在和发展不仅增加财富创造力的“深度”或说“强度”，而且也开拓出全新的收入领域，使财富的容量发生根本性的质变，以至于今天中国GDP的85%以上来自这些现代行业。
以上两维度大家谈论较多，但常常被忽视的是 “长度”，也就是“时间”维度。一个半世纪前，在资本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还没有在人类社会里充分发达之前，一个创业者再成功，不管他是美国的盖茨，还是中国的李彦宏，他都得一年一年、甚至一代一代地等待着实现自己创业成功的果实。所以，原来的世界中，成功的企业家也得等上几代才能成为百万富翁，成为亿万富翁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但是，有了股票市场之后，股票使得创业者可以将未来无限多年的收入预期提前贴现。这样，盖茨在二十几岁、李彦宏和江南春在三十几岁就能把部分未来收入预期以证券的形式卖掉，这么年轻就成为数十亿美元富翁，而不是要等上几十年、几代！股票和其他金融证券让人们把收入、财富在不同时间之间进行转移配置成为可能，其结果是缩小了过去收入、今天收入和未来收入之间的差别，把未来和今天收入间的距离“长度”缩短了，让预期的未来财富能方便地转变成今天能重新配置的财富。于是，不仅今天可以拥有的财富大大增加，而且也增加了今天的创业资本供给量，使社会今天就能增加投资，这反过来又增加大家接下来的收入机会和财富创造能力。换言之，现代金融证券市场的发展从根本上加快了实现财富的速度，使未来的财富也能转变成今天的资本，从而增加资本总量、加快资本周转速度。这即是现在的亿万富翁这么多、过去没有亿万富翁的原因之一，是证券资本市场在过去150年的发展使其变得可能。
当然，为了让财富能力在“深度”、“广度”和“长度”三维上都发挥得好，又取决于一国的制度，包括产权保护体系、契约执行体系以及保障市场交易安全的其他制度。虽然一国在这些维度上的水平可以通过模仿在短期内上升很多（这即为“后发优势”），但要想长久在这三维上都建立优势，有利于市场发展和深化的制度资本不可或缺。各国在这三维上的差别是其制度质量的最终反映，也是决定国富国穷的核心维度。
亲临中国和世界在近半世纪的快速增长，我们今天真的很幸运。比这更幸运的是，我们有着比前人更好、更系统的机会认清财富的逻辑。在1860、1870年代，我们今天熟悉的科学技术（“深度”）、全球化 （“广度”）和证券技术 （“长度”）要么还刚起步，要么还远不成熟，所以，那时期的研究者还根本无法想象、更无法看到这三维度上的深层发展会给人类社会带来何种奇迹，他们不可能充分理解资本化以及资本全球化的终极影响。而我们比他们幸运，因为我们能亲身体验财富的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