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日周:一个有个性的人,一个有争议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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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日周,《新星》主人公李向南的原型,一个有个性的人,一个有争议的人,一个有起伏的人。
从1月26日到2月21日,横跨羊年春节,本报记者两赴长治,在前后长达17天时间里,贴身采访了吕日周。此时正值吕日周离开长治市市委书记的岗位,赴省城就任山西省政协副主席之际。吕日周坦然面对了记者的种种疑问,动情处,这条硬汉流下了英雄泪。
人物档案
1945年出生于山西大同。
1969年从山西大学中文系毕业,当过工人,后被选调到雁北地委政策研究室工作。
1978年,调到山西省委农工部。
1983年,被破格安排到全省唯一的改革试点县原平县当县委书记,原平经验后来被全国许多地方借鉴。
1989年,调任为朔州市市长。上世纪90年代,任山西省体改委主任。
2000年2月,任长治市市委书记。
2003年2月,任山西省政协副主席。
吕日周简历
1969年从山西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吕日周当过工人,后被选调到雁北地委政策研究室工作。从那时起,他就与调查研究接下不解之缘。在雁北地区,他跑遍了那里所有的公社和大多数农村,写的文章曾在《红旗》杂志发表,并被选入中学教材。
1978年,吕日周调到省委农工部。他每年有三分之二的时间沉在基层,最多的一年下乡320天。1983年,他被破格安排到全省惟一的改革试点县原平县当县委书记,全县625全村子他都跑遍。三年之后,原平财政收入相当于周边十二个县的总和,原平经验被称之为“搭台唱戏”,被全国许多地方借鉴。
1989年,吕日周调任为朔州市市长。上世纪九十年代,他在山西省体改委当主任,从参加工作到1999年底,正式出版改革发展方面的著作18本,500余万字。
吕日周在长治办的最后一件政务是西瓜问题。
2001年,沁县新店镇原书记走的时候留下了一笔没有移交的欠账:镇政府的干部每个人分了25公斤西瓜,一共1500多公斤,但是1170元的西瓜钱一直没有给农民。
卸任前在太原开会的时候吕日周知道了这件事,1月28日晚就急匆匆地赶到了沁县新店镇。
“芝麻是小事情,西瓜就是大事情。以前说抓住西瓜丢了芝麻,现在是连西瓜也都丢了。”吕日周是这样处理的——西瓜款当晚交还到农民手中;市委、县委和乡党委三级书记向农民鞠躬道歉。
吃了东西要给钱,没什么说的,这是铁的规矩。还有一条,当会计的要是把这个钱给报销了,会计就要受处分,这也是铁的规矩。乡里也好,沁县也罢,甚至整个长治市,都是这样。
长治的规矩多。长治也在这些“规矩”的规矩下,变得越来越规矩。
全国有很多城市的市区内不许汽车鸣笛,但这样的规矩同样在好多城市形同虚设。长治呢?本报记者乘出租车采访时,在一条小路上交通受阻。记者急得不行,问司机为什么不按喇叭,司机说长治不让汽车鸣笛。
一位干部给记者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去年,时任省里主要部门担任职务、原长治的一位老领导带着家人回太原,开车的是太原的司机,车开到市委附近的时候司机按了一下喇叭,被交警叫住了,一定要处理,并且说谁的车也不行,僵持了很久,司机最后交了30元罚款才被放行。
连出租车司机都知道,在整个山西,现在长治的环境软件是搞得最规范的,就是城市建设方面还差点,因为没有钱。
城市环境是吕日周留给这个城市市民最实实在在的东西。
2000年,当吕日周提出要把长治建成“山水园林文化型大城市”的时候,很多人都说遥不可及,简直就是痴人说梦。但吕日周坚持这一点,要引来投资就要有良好的投资环境,而人居环境则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点。
3年过去了,长治什么样了?在外省读书的一位大学生在街头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每半年回一次家,每次的感受都不一样,从小到大,我从来没有感受过长治的这种速度。
市委大院变成了公园,可任由市民出入。不只是市委大院变成了公园,吕日周把整个城市都变成了一个大公园。在长治的街头,随处可以看到黄、蓝两色的健身器,这种憨憨的家伙利用率极高,上至80岁的老人,下到幼儿园的孩子,很多人上街就是直奔这些健身器的。
2月17日下午,吕日周带本报记者来到了正在建设中的开元广场。整个广场占地520亩,东西连接老顶山和漳泽湖,这是吕日周整个城市建设中的一个重要思路——显山露水。建成后,开元广场将成为山西最大的广场.
吕日周有一种表情是最灿烂的,这种表情是他对群众的笑容。
2月17日,记者跟随已经不再担任长治市市委书记一职的吕日周来到长治县郝店村,和这儿的百姓道个别。
离村口还有一段距离的时候,记者吓了一跳,至少有1000多村民密密地站在村口等着吕日周。村小学的孩子们在最前面奏响了手中的乐器,一时间,鼓乐喧天,鞭炮声大作。看着眼前的场景,吕日周站在村民中间,笑了。笑得像个孩子,无邪、灿烂。但他一会儿又严肃了,说坚决反对组织小学生欢迎干部。
这感情是真挚的,群众对他的感情也一样。原市委书记告别一方水土,数万群众夹道送行,这感情不掺水。
遗憾的是吕日周的笑容太少见了,这是来自长治干部的一致印象。
班子里有人说,长治这么大好形势,山西省的先进快一锅端了,你怎么还不笑?
吕日周给外界的印象是一个矛盾的综合体。喜欢他的人多,骂他的人也不少。
从在原平当地委委员开始,外界对吕日周的意见大体上就是两个,一个是急躁,一个是批评人很严厉、不讲究方法。当然意见还有很多,但个别人的个别意见吕日周认为不正确,也不接受。
吕日周仔细地想了想,认为即使是急躁了,但也是把事情全都办了。
市委后面有一个大礼堂,是一栋危房。10年过去了,谁都知道危险,就是没人拆。
吕日周和市长两个人下命令:3天之内拆了。3天果然拆了,现在那里是个小花园,名字还挺雅致,叫“果园苑”,市委、市政府的老干部每天都在那儿锻炼。
“是不是应该坐下来认真研究,是不是4天拆完比较好?非要3天吗?是不是应该过个几天等大家讨论得更清楚一点、认识得更明白一点再拆比较好?”
吕日周回看长治3年,承认如果能够克服急躁,有些事情可以做得更好一点。但他又表示,如果继续留在长治,他的工作方法还是会和以前一样。“这就是吕日周风格的工作方法。”
长治日报社社长王占禹评价,吕日周的责任心强,要求高,但有时处理事情很急,也难免会出现调查不够的情况。王占禹也承认,领导干部能有吕日周那样的水平很不容易,创新精神和雷厉风行的作风、处理问题的霹雳手段、对自己同样过于严格的要求,这是长治大小干部对他服气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在长治宾馆吃饭时,记者和服务员私下里聊起了吕日周。一个服务员告诉记者,有一天早晨吕日周一大早就来到宾馆,发现一楼二楼都没有人值班,而她当时正在收拾房间。被吕书记叫出来就是一顿疾风暴雨般地批评,吓得她哇哇大哭……
记者向吕日周求证这件事情,吕日周笑了,“也可能当时我的态度声色俱厉,小女孩受不了吧。”
在原平的时候,吕日周会突然在一天晚上,给当时所有的公社打电话,有的通了,有的电话员却不在。第二天吕日周就会通知公社处理这个电话员。这样做的结果是,在他领导的范围内,电话不论何时何地都是完全畅通的。
长治也是如此。3年来基本没发生大的问题,吕日周总结为一个字——严。“管理严格、严酷,甚至是残酷,才能最终体现我们对人民负责。”
吕日周 “敏感人物”的命运(上)
前两天参加由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与《南风窗》杂志社主办的“党的执政方式转变研讨会暨‘长治实践’座谈会”,得以一睹“长治实践”的主角——原山西省长治市委书记、现山西省政协副主席、《长治,长治——一个市委书记的自述》(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年2月)一书作者吕日周的丰采。
无论是在与会者高度赞扬他的勤政亲民举措的时候,还是在专家就吕日周式“人治”之
得失、“管官”与“管民”孰轻孰重等问题展开激烈争论的时候,吕日周都默默无语,宠辱不惊。轮到他发言时,他立论的平和,态度的谦逊,很难让人把这个戴着厚眼镜的老实人与那个在长治叱咤风云的改革老将联系起来。
会后,我向一位知情者请教:百闻不如一见,吕日周看上去并不像媒体报道的那样威猛严正咄咄逼人呀,到底是先前媒体的渲染过头了呢,还是现在吕日周被调离长治,深感英雄迟暮,不得不收敛锋芒,准备“安度晚年”了呢?
知情者回答说:老吕是书生,是性情中人,一向以本色示人,不会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更不会妄自菲薄装孙子,今天我们看到的吕日周,也就是长治老百姓看到的吕日周。很多人把老吕想象成唐吉诃德式的英雄人物,其实他不是。他在官场上闹出这么大的动静,现在居然能够全身而退,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这几年来,媒体先后报道过原湖北省黄石市河口镇党委书记董阳、原安徽省利辛县委书记夏一松、原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等改革英雄的事迹,以及他们在重重阻力之下或调离、或免职、或辞职的遭遇,与他们相比,吕日周的下场应该说是最好的。
中国的改革者要想不被打倒,至少必须同时具备三个条件:第一,自己的屁股绝对干净,不占不贪,不犯生活作风错误,让人抓不着一丝一毫的把柄;第二,要有自我牺牲精神,要舍得头上的乌纱帽;第三,改革态度要坚决,但具体做法要稳健,要努力争取群众和社会的支持。董阳、夏一松、李昌平等人具备了前两个条件,在第三个条件上可能注意不够,或者反腐败下手太狠(夏一松在全县干部大会上将行贿者公开点名,追查县人事局大规模安排假大中专毕业生就业,使县人事局党组成员被集体立案调查,结果收到数十封恐吓信、侮辱信和匿名传单。有人在县城大操场的球架上挂了一个死婴,上书“夏一松×××”。吕日周在长治并未发动大规模的反腐败斗争,他如果处在夏一松的环境,不知将如何行动),或者推行机构改革使既得利益者受到剥夺,或者以“非常规手段”(如上书中央领导)招致上级不满,所以结局都不甚美妙……
吕日周 “敏感人物”的命运(下)
潘多拉
知情者的分析令我很受启发。吕日周曾经多次声明,他在长治的所有做法,“都没有自己的东西,只不过是扎扎实实地落实了中央的精神。”在“长治实践”座谈会上,一名作家进而断言,吕日周在长治的所作所为,全都是在中国的宪法、执政党的党章以及国家法律的框架之内,谈不上有多少创建与突破,他吕日周在长治能够做到的,中国的其他官员在中国的其他地方也都能够做到。在长治与其他地方之间,在吕日周与其他官员之间,其实只有一层薄薄的“窗户纸”,哪个地方捅破了这层“窗户纸”,那个地方就能够像长治那样真抓实
干,哪个官员捅破了这层“窗户纸”,那个官员就可以成为中国的第二个吕日周。打这个“窗户纸”比喻的作家也许没有意识到,尽管只有一层薄薄的“窗户纸”,但中国的大多数官员却要么不敢捅破,要么无法捅破;另有极少数像董阳、夏一松、李昌平那样的官员虽然将它一举捅破,却因为手法不够“妥帖”而兵败垂成;只有极个别吕日周式的官场异数,既有大无畏的改革胆识,又有过人的政治智慧,才能在果断捅破“窗户纸”的同时,又避免了“出师未捷身先死”的悲剧。
吕日周离开长治那天,长治群众万人自发前来为他送行,“金杯银杯不如百姓口碑,吕日周告别长治泪满襟”的感人场面,再一次令国人深深触动。《中国青年报》上有篇文章说,在有关吕日周的大量新闻报道中,媒体记者无一例外都不忘提到,吕是个有争议的人物,如果吕是个有争议的人物,那么怎样解释上述送行一幕?成千上万送行群众纷飞的泪花就是民意的集中体现,难道如此广泛的民意还不足以摘去吕日周头上的那顶"争议"帽子吗?事实上,正如文章所言,吕日周头上的“争议”的帽子,绝不是老百姓送给他的,而是他在官场中的一些下级、同僚和上级送给他的。吕日周的做法体现了广泛的民意,得到了老百姓的高度认同,却在官场上引起了不小的“争议”,个中奥秘何其意味深长!
较之“争议人物”的帽子,我知道对于吕日周还有另一个更准确的说法,叫“敏感人物”。吕日周的改革既没有离经叛道,更没有另起炉灶,他不过是捅破了一层“窗户纸”,不过做了许多官员该做而没做的事情。那些官员如果还承认自己是在共产党执政的共和国的党政机关里为官作宰,就应该懂得吕日周改革的“原教旨意义”(用吕日周的话说,是要“解决干部脱离群众的最大危险,带领干部重新回到人民中去,发挥中国共产党最大的政治优势”),就不应当对他的做法产生什么非议。
所以,与其说他们是在非议吕日周,还不如说他们是在忌恨吕日周,与其说吕日周在官场中引起了“争议”,还不如说他触及了某些官场中人的敏感神经,成了一个“敏感人物”。于是,山西省有关领导在评价吕日周在长治三年的政绩时,只是笼而统之地称他"政治坚定,有较强的政治理论水平,领导经验比较丰富,有较强的开拓创新精神",却绝口不谈他掀起舆论监督风暴、制造“官民对立”(为了不劳民伤财,必须劳官生财;为了使民好过,必须让官难当)等“敏感问题”;甚至在吕日周即将离任、前往省里赴任之际,"在长治,从要害部门到闲曹细局都弥漫着一种奇怪的气息,官员们面对记者目光诡异,绝口不谈吕日周。"
从一个“敏感人物”的命运,有时可以读出一个时代的气象。“敏感人物”吕日周虽然历经官场凶险,但终于没有落得董阳、夏一松、李昌平那样的下场,可喜可贺。红旗出版社社长李凡女士在座谈会上给吕日周打气,希望他不要轻视省政协副主席的职务,只要真想干事,在这个位置上同样可以大有作为。对此我颇有同感。当初吕日周在山西省体改委主任的“虚职”上一呆就是10年,谁能料到他会在长治“东山再起”?如今他退居二线,宝刀不老,壮心不已,我不相信这就是他的“无言的结局”……
吕日周的眼泪
2003-02-28 02:24:30
南方网讯 有据可查的吕日周的眼泪,曾经流过4次。
第一次是在朔州,吕日周任市长被免职。离开的时候,干部们和一部分群众给他送行,他是含着泪走的。
第二次是在他写《长治,长治》这本书的时候。“边写边流泪”,吕日周的妻子李国华告诉记者。
第三次是2月16日吕日周在家中和记者聊天的时候。
第四次则是在2月20日,面对给他送行的数万名干部群众,吕日周泪洒长治。
回到广州写稿的时候,吕日周还打电话来,说不要写他流泪的事情,别让人觉得他是一个软弱的、动不动就流眼泪的人。
而李国华告诉记者,吕日周连自己的母亲死的时候都没有掉过泪。朝夕相处的丈夫宁愿流血都不流泪,但是写他那本市委书记的自述时,每写到伤心处,丈夫的泪就止不住了。
2月20日那天,离开送行的人群来到太原,记者直到晚上才等到和吕日周聊天的机会。吕日周的第一句话是“我今天的感情一直都调整不过来”。
之前吕日周知道会有机关的同志和一部分群众要送他,但他没想到,一到市委大院竟看到黑压压地站了一大片,耳闻目睹送行人群流的泪、写的字、说的话,吕日周根本就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了。
“我没有想到那么多干部群众都来送我,有的我认得,有些事情我给过他们具体的帮助,但大部分都不认识。群众越对我有感情,我就越觉得对不起他们;我还应该能为他们做更多的事情,但是我做得还不够啊。”
但吕日周曾遇到的打击也来自方方面面,甚至有人在美国的网站上撰文攻击他。内容更是五花八门,涉及他在长治住的那套房子是在有关部门手中“霸占”来的。
李国华拿出2000年5月一份《关于租赁房屋的合同》和一份《关于吕书记房费交纳办法》给记者看,长治市委机关的同志也证实,吕日周来长治的时候,市委大院已经无房可住,恰好市工商银行有一套住房因超标而一直闲置,就由机关事务管理局租了下来,但房费是从吕日周自费装修的款项里扣除的。另外,按照长治市的规定,机关事务管理局应为单身领导住房配置必要的生活用品,价值为三四万元,被吕日周谢绝了。
还有另一件“小事”。2月19日,在吕日周离开长治的前一天,他把手机和两辆下乡的交通工具——自行车交还了市委;20日,配给市委书记的那辆奥迪A6吕日周也交还了市委。
以上都算“小事”的话,那吕日周在长治得罪了许多人就肯定是“大事”了。经他手处理过的各级干部数百名,批评过的干部无数。
吕日周对抗且希冀掀翻官场的“潜规则”的结果,就是他自己承认的“一度非常危险”。这个时候是在2001年的春天。这是党内的一次考察,对于某些耿耿于怀的人来说,这自然就是个机会了。“我得罪了人,矛盾就有了,就有了是非。有人说你是,有人说你非,如果相信前者,我就是正确的,相信我非的人多了,我自然就不正确了。”
所幸的是这一次吕日周没有半途而废——吕日周承认,当年在朔州被免职,就是受到了官场“潜规则”的惩罚。
为党和为人民服务,是吕日周始终坚持的一个信念。“跑基层多了,跑上层就少了;联系群众多了,联系领导就少了。”吕日周说,“为什么叫潜规则?就是虽然不对,但确实是规则。”
吕日周认为他在讲究政治智慧、讲究方法、兼顾全面等方面做得很不够,但这又是个非常难的难题。
最危险的时候吕日周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不行我就走人”。但即使是最强烈的碰撞,吕日周也没有掉过一滴眼泪。“我不会让别人看见我的委屈!”
我看吕日周
读2002年《南主周末》年末特刊有感
——浅谈吕日周
如果当初能有幸参评《南方周末》2002年度人物,我将作为第5652个吕日周的支持者,奉上自己心中的一票。
相片中的吕日周,除一张挂在胸前的××证和一条稍加整洁的领带可勉强证明他的身份外,其余留给人的也便只有思考罢了。但我从他那蓬乱的头发,朴素的穿着和那慈善的神情中,读出了他那份疲备,执着和“敢于天下之大不为”的勇气。我不禁想起了党的好干部焦裕禄,两人稍加对比,发现吕日周——乃真英雄也,作为官员,他想到的不仅是自己该怎么做,更多的是其他官员也应该如何成为“人民的公仆”。
有人称吕日周的举动是“改革”,此说不敢苟同。更准确的说,应该是“落实”,用吕日周的话说:“没有自己的东西,只不过是扎扎实实地落实了中央的精神。比如干部要深入群众,要缓解干群矛盾,要发挥舆论监督作用,要发展民营经济等等,都是中央提出来的。”吕日周所做的,只是让那些“人民的公仆”去做一个“公仆”应尽的职责,而不单单是“了解”。这些“职责”,不仅官员,只要是稍有文化也许是没有文化的平民百姓都知道,比如干部要“为民办事”,要“为民排忧解难”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要做“三个代表”的实践者……但其它干部包括百姓都认为这些只是“书面形式”,是与现实不相符的。正当“公仆们”欣欣然时,吕日周提出要让“书面形式”变为现实,不仅“公仆们”愕然,群众也瞠目。但之后,“公仆们”便是“无奈”和“恼怒”,而群众则是“醒悟”和“欢悦”,于是人们便称之为“改革”意为“革故鼎新”。
还有人说:“长治这么多年,新来的一个市委书记,一般是自己去适应大家,吕日周则相反,他老想着让大家来适应自己。”“老想让大家来适应自己”?这话听着怎这么别扭。仔细一想,又不对,应该说,老想着让大家来适应一个法制环境,一个真真切切的“公仆环境”。的确,现实社会的官场,宽松的环境,优厚的待遇,已让众多“公仆”忘记或从未品尝过“公仆的环境”逐渐演变成为一种虚伪、专横、阳奉阴违,眉上欺下,只作表面文章的“官道形式”,一种“官场规则”,人称官场的“稍息立正”。只要熟识“官场规则”,知道何时“稍息”何时“立正”的官,就能步步高升。反之,那你不是当官的“料”,喝西北风去吧。
于是,耳濡目染,可空见贯,有着“雪亮眼睛”的群众也在此当中变得麻木和无奈,碰到问题,第一件事就是:找关系。俗曰:背靠大树好乘凉,朝里有人好办事。两者相辅相成,“权钱交易”“权情交易”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公仆”上升为“上帝”,腐败之风有增无减。
人间自有铁汉在。吕日周孤身奋起,竭力创造一个熟识却又陌生的“公仆环境”,让那些已习惯了“官场规则”的官员显得有些措手不及,甚至对吕日周产生了怀疑,说他是“作秀”“谋求政治资本”“官瘾很大”。正如一位山西省人大前主要领导所说:“如果我们的官员都搞这样的“形式”,那就是件好事。
顽疾还需要“治腐”,而且要“标本兼治”的“治腐”。我们需要的也不反是“吕日周第一”“吕日周第二”更需要全社会方方面面的共同努力和协助。吕日周不可以复制,但他的精神可以推广,它可以揭示官场的“弊病”,以便“对症下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