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最早解放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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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治解放的时间是1945年10月8日,哈尔滨作为最早解放的大城市时间是1946年4月28日,延安虽然是中共中央驻扎多年的城市,但在解放战争中被国民党占领,直至1948年4月22日才解放。

   抗日战争胜利后,共产党虽然接受了许多城市,但在解放战争初期又相继落入国民党手中,因此不能以接受时间作为解放时间。还有一些县城虽然早就在共产党手中,但实在不能算是城市。只有长治自1945年10月8日解放后,再没有被国民党染指过,又可以算是城市,因此,长治实际上是共产党最早解放的城市。

 参阅资料:解放初长治城市接管和改造工作(转载)

作者:俞国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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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治城市的解放和接管工作是随着上党战役的隆隆炮声开始的。1945年8月 12日国民党阎锡山部队在日本战败之后,乘机抢占上党古城,上党军民在刘伯承、邓小平及太行纵队司令员李达的直接指挥下奋力 反击,从9月1日到10月2日,晋冀鲁豫 军区所属太行、太岳、冀南三个纵队 先后攻克襄垣、屯留、潞城、长子、壶关,歼敌2.5万人,并对长治城之敌 形成合围之势,10月8日被围长治的国民党 十九军万余人在史泽波的率领下弃城而逃 。10月9日,太行、太岳 、冀南及地方部队 和民兵从四面八方进入长治 城,结束了日伪、阎对长治30多年的反动统治,上党 古城从此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全面接管长治城

8日晚,在全市2万市民的夹道欢迎声中解放部队进入长治城,接管了这座山西五大城市之一,上党19县的首府,晋东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拥有3万人口的城市。上党-------长治也是抗战刚刚胜利后,解放部队解放的一座人口较多、供给富裕的几座较大城市之一。

10月8日,长治城解放当天,即成立了以中共太行四地委书记于一川,太行四军区司令员石志本,太行四专署副专员 孙竹庭为负责人的最高权力机关——长治临时军政委员会。

8日晚,长治临时军政委员会也随军入城进驻日伪、阎原先行政、军、警所在地,并按计划对长治城进行全面接管。解放部队随即控制了东、西、南、北四条主要街道及城市附近几个村庄。另外解放部队在已公开地下党组织的协调帮助下接管了事关民生民计的自来水、煤矿、粮食加工、电厂、公共汽车等主要厂矿。

次日,成百的伪组织人员自动投案登记。接管工作顺利完成。

整顿社会秩序,恢复古城正常生活

获得新生的长治城当时还处在国民党的层层包围之中,长治周围地区,如太原、焦作等仍在敌人手中。城内形势复杂,斗争严峻。潜伏特务和反动残余势力乘新政权尚未稳住脚跟,群众对共产党暂时还不了解之时,大肆破坏捣乱,他们散布谣言,散发反动传单,离间共产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绑架、殴打、暗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敌人的破坏活动,使城内秩序混乱,人心惶惶,不少群众担心“将来长治仍是国民党的天下”,新生的人民政权还处于风雨飘零之中。

为使长治城解放后尽快恢复秩序、恢复生产,安定人民生活,镇压特务汉奸分子的破坏活动,接管长治城后,临时军政委员会首先组织一批粮食等生活急需品运进城内,救济并挽救了一批濒临饥饿死亡的人员。10月20日,临时军政委员会筹集粮食四百余石,共救济城内四街灾民600余户千余人。此外,敌人逃跑后,长治 临时军政委员会按照之前的关于破坏长治城墙与拆除碉堡的计划,陆续从黎城、壶关、潞城、平顺及长治城内外 调动群众共计约6000人,用18日天时间,投工74399个,拆除城墙31671尺(城高约三丈,厚约一丈五 )。爆破和拆除碉堡886个(大碉堡26个,中碉堡110余个,小碉堡750个)。在经济生活上,为控制日益飞涨的物价,临时军政委员会进行了货币的统一工作,用冀钞的适当比例价格兑换中央币、关金币[鬼票除外],解决了通货膨胀的问题。在经济生产上,积极组织各工厂恢复生产,到10月底,公营工厂如电灯、电厂、皮毛、自来水等厂大都复工。另外军政委员会又发放巨额商业贷款10万元 ,小手工业贷款40万元,并组织老解放区商人到长治交易。交易上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动员老商号开业,极大地稳定了生活物价,到11月初,商贩摊号由353家增至560家。

10月中旬,经太行区党委批准,中共长治市委成立。(孟宪德为书记)

11月1日,在庆祝长治城解放的群众欢迎集会上,中共太行四地委书记于一川提出了4条建设新长治的方针,即(1)、清奸除残;(2)、减租减息,发展生产;(3)繁荣市场,帮助商贩开业;(4)、组织起来,武装起来,保卫上党 。

11月底,太行区党委决定撤消临时军政委员会。

1946年1月1日,长治市人民政府正式挂牌。(孙竹庭为市长)

    同日,根据上级通知,任秀兰任市委组织委员,林燃任市委宣传委员。

新成立后的长治市委、市人民政府在临时军政委员会工作的基础上开展了一系列的稳定社会秩序,恢复人民日常生活的工作。

1946年1月1日,长治市人民政府成立后,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提出了“活跃市场,供应群众必需品”的城市工作重点,机关生产商店由地下转入公开或迁入城市。同时政府废除一切苛捐杂税,银行贷款扶持旧商号开门营业或转业(由奢侈品转为群众的必需品)。1946年2月24日,市政府又发布了财字第1号命令《关于工商业负担方法》,公布了负担的项目:工商业原则上争取有钱出钱,钱少 出力的方法;工商业者只派征现款一项,公粮军鞋免征;支差方面除参战外仅支两日以下的短差。这些措施和方法的施行,极大地推动了长治市的生产恢复工作。到1946年3月底止,古城经济基本上走出了萧条阶段。

此外,在恢复生产的同时,长治市人民政府还进行了基层的旧政权改造和新政权的建设工作,成立了西街、南街、东街三个区公所,分别任命林燃、景唐民;阎镇、孔繁秀;葛植青、李微为区书记和区长,吸收了一些要求进步的各阶层人士参政议政,依靠群众,直接领导群众,从根本上稳住了脚跟,稳定了解放初期长治的社会局面。

总的来说,长治城解放初的各项工作是有秩序进行的,但进城之初由于各行政机关及各部队之间关系协调不合理,曾一度出现各自为政,行令不统一等不良现象,给城市工作造成了一定影响。针对此种情况,临时军政委员会、长治市人民政府、市公安局为了积极理顺各方关系,整顿社会秩序,颁布了一系列通令、布告,有力地保证了城市工作的顺利开展。

1月1日,市长孙竹庭签发了《严厉打击假冒抗战政府及八路军名义没收或抢劫群众财物者》的布告,规定:不论本市本分区,或是其它分区专署,凡没收汉奸财物或逮捕人犯者必须有本府、本专署、本军区及行为者所署专署、军区的证明、证件。必须到本府说明原因地址,由本府介绍到各街道各所行事。凡不行上述手续没收或逮捕人犯者各街公所有权制。凡私自、假冒政府或专署及部队名义进行没收捕入者以打劫治罪。

1月11日市政府又发出市秘字第5号通令,颁布《房屋管理办法》,规定市区所属房屋由本府统一管理。

1月18日长治市公安局发布 公字1号《便于管理治安,建立市内市民门牌制度》的通令。此后又发布了《长治市违警受罚办法》的条例。     

这些通令、命令、布告的发布协调了各方面关系,打击了汉奸敌特 的猖狂进攻和各种破坏活动,消除了进城后曾一度出现的混乱现象。到2月初,长治市各项工作进展顺利,部分商店恢复营业,食品生产恢复正常,满足了广大人民的需求,整个长治城的生活和秩序基本恢复和稳定。 

恢复和发展古城文化教育事业

上党古城有着几千年的历史,也有着悠久的文化传统,但是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以及日伪政权长达6年的反动统治,古城的文化教育事业遭到了极大破坏,学校、私塾被迫关 门;省立四师、太行四中、乡村师范、职业学校4个中等学校的图书馆、长治县府图书馆、村私塾以及私人藏书大都被毁、被抢。部分开门的学校也被日本人当作奴化教育的工具。长治城解放后,教育界人士于10月15日集会控诉日伪对长治文化教育摧残,并纷纷表示要积极配合政府尽快恢复古城文化教育事业,同时尽快开教开课。11月初,在党和政府的领导和扶持下,长治师范首先复课。太行四中原留校30多名学生在教师的带领下积极整理教具,随时准备复课。11月18日,三分区各机关宣传会议作出加强长治城市的宣传工作及迅速恢复教育问题的决定,决定:1、长治城内设立民众教育馆一所,设图书馆、民众教育部、俱乐部等,并于各街建立宣传站;2、恢复城内小学,东西南北四街各一所;3、专署、长治县府、市区政府设立通讯小组以加强通讯报道工作;4、设立商小一所。到1946年1月,长治城内四所小学校相继复课。4月,民众教育馆在民众教育方面也开始发行积极作用。此后,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长治市文化教育得到了前所未有的 发展。1946年10月18日,又成立了“太行区公立长治图书馆”,并一举成为建国前全国55个最大的图书馆之一,藏书最多曾达75000余册,是晋冀鲁豫解放区书最丰富的图书馆。

清奸反特及取缔一切黑暗东西的斗争

长治城解放后,公开的敌人被打到了,但潜伏隐蔽的敌特和汉奸却在全市采取各种手段进行破坏活动,他们枪杀党的干部和革命群众,四处抢劫破坏,这些对社会稳定、人民生命才财产的安全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因此肃清暗藏的反动残余势力以保证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成为全市治安工作的中心问题。                                                

长治临时军政委员会成立后曾下令逮捕了一批汉奸和特务,但后来由于把主要工作放在安定社会秩序、救济群众的工作上,所以反奸斗争没有深入进行下去。1946年1月1日,长治人民政府成立之后,首先发布清奸通令,限时通令蒋、阎匪徒及给敌人干过事的人自首登记。经最后对自首登记者审查核定,计有伪连、排长各一人、便衣29人、警备33人、保安72人、其它24人,区级13人、县级34人、道级25人、合作28人、新民9人、其它6人 ,共359人,另外死亡者32人、逃亡者87人,其中大部分不属汉奸之列,多是迫于生计为敌干事的工作人员。                  

人民政府在通令敌特、汉奸自首的同时,又按照中共太行区党委和太岳区党委的关于对作恶多端的首要敌特汉奸分子进行很很的打击的指示,在长治城内全面开展了反奸反特斗争,在斗争方式上采取对敌特汉奸有悔过行为者宽大处理,对死心塌地继续与人民为敌的大汉奸、特务、地主恶霸坚决镇压的两种手段。                                  

斗争之初,各级人民政权机关积极发动群众起来控诉敌伪罪行,在控诉时采取血泪债登记的方法,从登记中找出压榨人民最厉害者然后组织大会公审斗争。到3月初,长治市各级组织对有汉奸、特务行为者予以了比较彻底的揭露。城北区经过人民公审公开处决了一批汉奸、特务及地主恶霸。经过五个多月的诉苦反奸斗争,一部分率先觉悟的群众自觉地向党组织靠拢,并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参加了各种反奸斗争。同时,人民政权也逐步在群众团结起来共同反奸反特的斗争中得到了巩固。

1946年3月5日,中共长治市委市人民政府针对还存在着的一部分悬案,为彻底肃清敌特、汉奸残余,在全市又开展了一次大规模的“洗脸”运动,到20日止,全市登记应参加“洗脸”的170人有120人参加,经过教育释放63人,未坦白交代问题 者57人,“洗脸”斗争又使一批敌特、汉奸改邪归正走上了自新之路。

1946年10月,长治反奸反特斗争走向深入,全市共查出特务50余人,公审3人,未经过公审而人民一时愤怒当场打死者18人。

10月24日,长治市公安局又破获一起国民党特务阴谋暴动案,其组织“忠义建国军”头目大队长李春好、副大队长郭维芳等3名主犯被一举擒获。

经过近七个月的反奸清除反革命残余势力的斗争,长治城内及附近的反动残余势力受到毁灭性打击。全市社会秩序趋于安定,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得到了保证。恢复和发展生产及其减租减息开展“土改”斗争的社会基础已经形成。                                  

总得来看,反奸反特斗争是比较成功的,但斗争中仍有许多不足,突出表现在:斗争拖的时间比较长,未能很快接触到减租增资,改善人民生活的最根本的问题上,因而运动显得迟缓,群众发动工作也开展不力。造成这些不足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缺乏城市斗争经验,没有掌握好城市工作的斗争规律和特点,尤其是对于长治市这个当时还处于半工半农的城市。另一个原因就是没有真正认识到反奸反特消除反革命残余势力的斗争运动是接管城市后开展其它各项工作的准备阶段,因而延迟了其它工作的进程。但是,这些经验教训为共产党和解放部队以后接管其它城市及其开展工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财富。

此外,长治城解放后,军政委员会及其此后的市委、市政府还开展了取缔妓院、烟馆、赌馆和一切黑暗东西的斗争运动。斗争的重点首先从取缔妓院,取缔长治最大的妓院——凤英堂开始(凤英堂为一Χ姓人所开,凤英堂及其被Χ姓人控制的其它妓院的妓女占当时全市妓女总`人数的一半左右),短短数日,大部分妓院被查封,妓女经教育被遣散,乔姓人经斗争后改作布衣行。但是这项工作做的并不彻底,原因是当时作为解放区的主要工作是支援前线以及人民群众迫切要求的土地改革工作,加上在开展此项工作上缺乏经验,这就造成了被取缔的妓院大部分转人地下,公开的妓女变成了暗娼。只到1947年,随着市委、市政府、公安局加大打击力度,收容了大批明妓、暗娼,并对屡教不改者予以劳教,这种社会丑恶现象才得到遏制,大部分妓女经教育以及根据本人意愿被遣返,被日本人胁迫来到长治充当慰安妇的朝鲜妇女除少数留在本地外其余去处不详。1947年春取缔工作基本结束。另外,与妓院相伴生的烟馆、赌馆等一切黑暗的东西也在这次斗争运动中被先后取缔。

减租减息与实现“耕者有其田”的运动

在城市中实现减租减息和进行土地改革运动是解放初长治城改造工作的一大特色。长治城在城市接管工作基本完成、社会秩序趋于稳定后,发展经济、发展生产就成了当时市委、市政府的一项主要工作,而根据长治市当时“半公半农,城市居民多数拥有土地”(除地主、资本家、商人外,多数居民拥有小块土地)和城市周边农民负担重的特点,人民政府在扶持城市工商业恢复和发展起来后,着重开展了减租减息与实现“耕者有其田”的运动,即帮助以前“居无定所,产不归己”的城市大多数贫民和城市周边贫苦农民获得土地,进而使生产有一个根本发展。

长治地区是太行根据地最早开展减租减息斗争的地区之一。抗战时期129师及各地党组织充分发动人民群众开展减租减息和发展生产,使解放区民众焕发了积极的抗战热情。解放后,中共长治市委、人民政府紧接着反奸济贫工作提出了“减租减息,发展生产”的口号并且规定:实行二五减息(年减息25%),对富农的一部分封建剥削者实行同样减息政策。到1946年2月,长治城内减租减息工作进展顺利,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解放区许多减租减息的成功经验得到借鉴和运用。由于减轻了封建剥削,广大劳动人民的物质生活得以改善,推动了生产发展。1946年3月初长治市又开始土地改革运动,即实现“耕者有其田”的斗争运动。

长治市的土地改革运动可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称为“思想串通诉苦酝酿阶段”。

第二阶段主要是斗地主、富农,实现“耕者有其田”。1946年,长治市委根据中共中央、晋冀鲁豫中央局、太行地委指示精神,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出了《长治市城市阶级划分的初步意见》,并按照《意见》中实施规则,划分了阶级成分,其中,地主、经营地主、富农、下中农、工人和城市贫民为运动骨干,中农和小商贩为主要团结力量。

长治市初期土改斗争是相当复杂的。造成这个复杂局面的原因是:解放初长治市兼有农村特点,多半城市居民务农,封建剥削者在占有大量土地的同时还兼营工商业;资本家除经营工商业外还占有一定数量的土地。因此长治市的土改斗争具有双重性,即斗争地主土地财产同时涉及到其商业财产,对资本家、大商人,既要斗争其经营土地的部分,又要斗争其经营商业的部分。故在土改运动初期,城乡贫民、市民等在斗争对象、斗争果实方面发生了一系列的纠纷,甚至出现了严重械斗。如何处理好城乡斗争中的矛盾问题,已成为土地改革运动能否顺利进行的首要问题。

1946年2月7日,于一川在全市干部会议上第一次提出了城乡群众联合起来共同斗争的指示精神。

2月20日,长治市委、长治县委作出两项决定,规定:(一)、双方在各自管辖地方对群众进行说服教育,说明城乡是一家人,团结起来共同斗地主,共同翻身,斗争果实城乡合理分配。(二)、对城乡都有问题的土地,统一组织斗争,人民群众之间的问题调解处理,城外若向城内需要斗争对象,一律由市政府批准。之后,长治市开展了四次大规模的清算斗争。

3月20日,全市积极分子干部会后,市委亲自领导了对北街封建大地主、官僚兼商业资本家芦石君,南街战前商会会长、地主兼商业资本家周天章,天主教会,东街商业资本家兼高利贷者韩金水,西街商业资本家程如壁,大地主李陵等进行了斗争。

到 “五四”指示发出前,长治市斗争的对象主要是针对大地主、资本家、经营地主等主要剥削阶层。据统计,全市211户地主共斗争101户,经营地主86户,共斗争46户,斗争果实折合一亿元(冀钞)。

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算减租土地问题的指示》(简称“五四指示”),长治市委、市人民政府根据太行区党委的部署,在城市周围的农村开展了大规模的土改运动。

“五四”指示之后开展的土改运动,由于长治市委、人民政府指导性不强,加之城乡关系的复杂性,出现了城外进城清算而侵害城内贫民、市民等下层群众利益的现象,例如桃园村在清算上下北街及西北街的78户中,仅有4户地主,其余的多为城市的市民、贫民、小商人、农民等,甚至还出现了清算工商业不利于工商业发展的问题。

为了把握好斗争政策,端正土改斗争的方向,9月18日长治市、县政府联合作出了《关于城乡群众运动中的几个问题的决定》,对土改的政策作出了决定,指出:斗争果实要实行分配,对工商业与封建剥削要有原则的区别,原则上工商业不清算,不能拿反对封建地主的办法清算。对富农、地主开设的商店不能形成清算运动。清算地主、资本家的封建成分不能涉及工商业部分,家庭包偿群众不够的可适当从工商业红利中补偿,但不能使工厂、作坊、商店倒闭。在方式上不采取查封没收的办法,决定还对一般群众中存在的清算债务等问题作出了具体政策性的规定。

在土改政策下发后,大规模的土改运动在全市迅速展开。到11月全市共斗争780户,占全市总数的15.7%,其中地主、经营地主、资本家338户,被斗争326户,占其阶层的97%。这当中,地主退出土地2270.5亩,占其全部土地的61.19%,退出房产2110间,占其全部房数的63.39%;经营地主退出土地1301.4亩,占其全部土地数的61.10%,退出房间860间,占其房间总数的10%;资本家退出土地188.4亩,占其全部土地的37.3%,退出房间226间,占其总房间数的41.6%;富农退出土地167.21亩,占其土地总数的4.34%,退出房间829间,占其总房间数的35%。从斗争统计上看,全市土改斗争共没收土地5911.8亩,占全市土地总数的72.4%,斗争出房子4523.5间,加上钱粮等斗争果实共计折合2.5亿元到3亿元(冀钞)。在土改中,对工商业基本上执行保护政策,对资本家、中商及手工业者基本上是斗争其家庭中封建成份。而经过土改后的地主、经营地主等基本上保证了一亩田、一间房的基本生存条件。可以说土改斗争是比较彻底的,但是在清算斗争中也出现了一些过火行为,据统计,全市在清算斗争中打死地主65人(连汉奸打死的18人在内)。在斗争方式上采取了一批一批的斗,快斗快分赶速度的方式,致使清算高潮中出现了斗地主一斗一串,全家被斗,不分黑白天连轴斗争,男人斗男人,女人斗女人,把斗争当职业等现象。尤其是在“左”的思想影响下提出了“搬石头”的口号,致使一些中农怕清算到自己头上立刻献田、献产、献房、快吃快花等着斗争。另外,市委虽然一再强调团结中农,但个别街、村仍错斗了部分中农和一些中小商民。

土地改革的根本目的就是实现“耕者有其田”。即把斗争成果分给群众,使群众创造的财富重新回到自己手里。长治城分配果实的斗争基本上是随着土改的进程展开的。经过土改,全市有3781户群众分得了斗争果实,占总户数的81.8%,其中,贫雇工、工人、手工工人、手工业者、贫民户所得果实占全部斗争果实的80.1%。全市雇农、工人、贫民有209户分得土地,占其总户数的95%,他们共分得土地3977亩,占全市所分土地总数的68.8%,其中雇农户均分配5.6亩,贫农户均分配7.5亩。中农有1031户分得土地,户均1.1亩。全市共分配房屋2438间,其中雇农户均分配3.3间,贫农户分配0.9间,工人和贫农户均分配1间和1.4间。

通过土改,消灭了封建剥削,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劳动人民翻身做了主人。人民几千年梦想的土地革命终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一朝获得了成功,这不能说不是一个伟大的创举。

土改运动的第三阶段是“查尾巴,超窟窿”的阶段。这一阶级的斗争是从1947年1月开始的,主要任务是清查被遗漏或斗争不彻底的地主、富农和因故没有得到斗争果实或分得果实很少的贫农和城市贫民补分果实。通过“查尾巴,查窟窿”新查出5户地主,近200户群众在经济上得到补偿。

发展生产支援全国解放

长治城解放后,长治市委、市人民政府在规定粮、棉、布盐等有关国计民生的重要商品归国营商店经营,国营商店是活跃市场的主体的同时,还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政策,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工商业者的的生产热情。在党的正确的工商业政策扶持下,1946年长治工商业有了较大发展,据市府 9月统计,工业方面,工厂发展到48家,内有纺织厂16家,卷烟厂12家,汽车公司2家,铁厂3家,自来水、面粉、造纸、染料、糖坊、皮业、印刷、油布厂各一家,其中公营26家,公私合营2家,合作社经营7家,私营57家,共有职工672人。商业方面,座商发展到780户,公营115户,公私合营37户,私营628户,摊贩398户。工业、商业、摊贩共计1221户,从业人员3184人,仅从户数上看比解放前日伪统治时期增加了3倍。长治市工商业发展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

在城市周围的农村,得到土地的农民和同样获得实惠的城市市民、贫民从封建土地关系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大大调动了他们积极性,促进了农村、城市的生产发展。,有力地为自卫战争提供了可靠的物质基础。

1947年随着解放战争的发展,在“保卫果实,支援前线”的口号声中,长治全民掀起了参军、支前的热潮,据统计,在刘邓大军南下前,长治城报名参军人数达1500人。从1947---1949年长治人民出工、出力、出物资先后支援了运城、临汾、太原战役,此后又支援了安阳、新乡的解放战役。长治人民及长治籍子弟兵为全国的解放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在当时,作为一个较早解放的中等城市,长治临时军政委员会、长治市委、市人民政府,在缺少城市工作经验的情况下,根据长治解放后两年的实际情况,先后领导人民群众进行了城市的接管和改造工作,虽然也走了一些弯路,诸如在接管初期由于各部队互不统属造成了城市接管工作的短暂混乱以及在土改中由于政策不清造成了对城市工商业的冲击等现象,但在问题出现后军政委员会、市委、市政府及时进行了纠正。总得来说,在接管、改造城市的过程中,军政委员会、市委、市政府分别实行的一系列的政策、措施是比较正确的,尤其是社会秩序稳定后,扶植工商业恢复和发展,改进生产关系最终达到从根本上发展生产的做法是符合中央有关政策的。同时他们在接管、改造城市的过程中所采取的一系列探索性的政策措施是积极有益的,虽然有得有失,但这些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都为此后中国共产党接管其它大中城市提供了宝贵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