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起步时期的李先念-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对于改革开放的准备和起步阶段李先念所做的工作,目前社会上的评价并不完全一致。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当时的改革就是摸着石头过河,边探索、边实践、边总结经验。李先念对改革开放的认识也有一个过程,并不是在所有的问题上一开始就都是正确的。但有人发文说李先念是反对改革开放的突出代表,我的看法恰恰相反,李先念是中国改革开放奠基人之一,其主要贡献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

　　在经济领域的各条战线上,全面拨乱反正。李先念重新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后,针对“四人帮”多年对经济工作的干扰破坏,首先就提出了“理直气壮地抓经济”的指导思想,召开一系列全国性的会议宣传贯彻。1977年3月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集中讨论十个“要不要”的问题,把十年动乱期间颠倒了的是非,重新颠倒过来。这十个“要不要”是:要不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要不要党的领导、要不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要不要搞生产、要不要规章制度、要不要社会主义积累、要不要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要不要无产阶级自己的专家、要不要引进新技术、要不要坚持计划经济。对这十个“要不要”的肯定回答,除第一个问题之外,可以说是继1975年邓小平的“全面整顿”之后,在经济领域的又一次拨乱反正,初步澄清了是非,纠正了许多混乱看法,对理直气壮地恢复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起了强有力的指导和推动作用。会前,李先念曾主持召开了五次小型会议,讨论和修改会议文件,明确了会议的基本指导思想。

　　积极支持邓小平复出。粉碎“四人帮”后,李先念就和叶帅向中央建议让邓小平早日复出。李先念还与吴德、陈锡联一起去西山看望邓小平,希望他保重身体,早日出来工作。据吴德回忆,邓小平曾风趣地说:“出来干什么?”李先念回答:“起码官复原职。”1976年12月中旬,邓小平前列腺炎手术后被接到玉泉山,由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向他介绍了粉碎“四人帮”的经过。1977年3月的计划会议明确肯定1975年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绝不是什么“复辟资本主义”,实际上为邓小平主持国务院的工作恢复了名誉。同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外交部请示关于邓小平在外宾访华影片上的镜头要不要删去。李先念批示:镜头可以不动。华国锋、叶剑英等均圈阅同意。4月10日邓小平致信中共中央,针对“两个凡是”,明确提出了要准确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李先念完全赞同。中共中央转发了邓小平的信件,肯定了他的意见是正确的。对于真理标准的讨论,李先念也是积极支持的。邓小平复出后的实践证明,他不愧为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毫无疑问,李先念对于他的复出,起了积极倡议和推动的重要作用。

　　组织大规模的技术引进。为了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李先念根据中央决定,主持制定了发展国民经济的《十年规划纲要》、《八年引进计划》和《二十三年设想》,并经中共十一届二中全会和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讨论通过。特别是《八年引进计划》,内容包括发展我国农业、轻工、基础工业等方面所必需的先进技术和设备,引进规模也是前所未有的。为了做好引进工作,从1977年下半年开始,国务院陆续派出各种考察团出国考察取经(从1977年7月至1980年6月,除中央领导同志出国访问外,国务院各部委办派出的代表团达360次,科教经贸代表团达472次)。1978年5月经中央批准,国务院成立以余秋里为组长、顾明为副组长的引进新技术领导小组。9月,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议上指出:“坚持自力更生的方针,绝不是闭关自守。为了大大加快我们掌握世界先进技术的速度,必须积极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设备。这比关起门来,样样自己从头摸索的爬行主义,要快不知多少倍。胆子要更放大一些,步子要加快一些。”后来,针对出现的盲目、重复引进的现象,他又强调要摆正自力更生与技术引进的关系,不是什么都是外国的好,“连月亮也是外国的圆”,以为光靠进口会实现现代化的观点是错误的。

　　1978年下半年,我国大规模引进工作展开,与日本、美国、英国、法国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共签订了1200多个项目,计78亿美元。其中引进的包括宝钢在内的22个重大项目,占成交额的90%以上,建成后成为我国的支柱产业,对国民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作用。

　　李先念不仅是引进这些项目的决策者之一和实际工作的主持者,而且对有些重大工程的建设,还亲自过问,一抓到底。以宝钢为例,这是一项前所未有的对国计民生有举足轻重影响的特大引进项目,李先念自始至终,从多方面给予积极指导,曾有一系列的指示、批示,并先后三次亲临宝钢视察。他从一开始就提出,建设宝钢要“勇往直前”,“干到底”。在建过程中,曾出现不少反对和“下马”的议论,李先念不动摇、不退缩,并且得到邓小平和陈云的坚决支持。

　　上海市原副市长陈锦华有一段话,可以说明李先念对宝钢的关注和作出的贡献。他说:“关于建设宝钢问题,从中央酝酿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到同新日本制铁株式会社会长稻山嘉宽谈合作建设钢铁厂,到主持审定宝钢建设方案,到解决宝钢建设中发生的种种问题,李先念始终如一地倾注心血,精心领导”。“李先念不仅参与下决心,还负责组织实施,适时解决建设中的各种难题,还要经受来自各方面的责难,顶住压力,承担责任。他一直热情支持宝钢建设,从未改变过决心。他一直强调说,每年进口几百万吨钢材,花大量外汇,不合算。因此,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与分歧,他都始终主张‘勇往直前’、‘干到底’。我当时在上海工作,每次到北京开会时看望他,他总要详细询问宝钢的建设情况,谆谆告诫,要我们多做少说,谨慎再谨慎,务必把宝钢建设好。我们在现场指挥部工作的同志,每次听了他的关心和指导,都深受触动。李先念位居国家最高领导层,这样无微不至地关怀一个建设项目,不论是顺境还是逆境,都是想基层所想,急基层所急,与下面同呼吸、共命运,这的确是难能可贵的。”“我常想,要是没有邓小平、李先念的强有力的、坚定不移的支持,宝钢会不会真的‘五马分尸’(有人建议将宝钢已进口的设备分给鞍钢等五个大企业)?”

　　适当利用国外资金。过去我们曾奉行一无外债、二无内债的国策,并引以为自豪。现在要进行大规模的技术引进,八年的引进计划从起初设想的65亿美元,进而增加到150亿美元,再又增加到550亿美元,最后中央又定为800亿美元。而根据十年经济发展规划的要求,十年才创汇1000亿美元。这就遇到了一个要不要借外债的问题。大胆突破旧有的框框,在努力增加出口创汇的同时,借一些外债来加速我国现代化的基础建设,中央领导包括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等,意见是一致的。李先念认为,借用外债是十分必要的,但要注意综合平衡,量力而行。他提出要算两笔账,一是引进一美元国内要负担多少人民币;一是八年中要搞多少设备,自己能不能消化得了。他说:“国内稳定团结,就可以借到钱。只要国内平衡得了,可以甩开手借。但要想一想自己的本领,一下子引进那么多新技术,能不能掌握和消化?不要搞成‘花子拾金’。”后来,李先念把他借用外债的思想,概括为三原则:一是不可不借,不可多借。二是用得好,这是关键。就是说要用在重要的生产方面,发挥比较好的效益。如果用在买什么电冰箱、电视机等消费品方面,是要吃大亏的。三是还得起。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借外债必须考虑偿还能力。我们用外债进口一点关键性设备和零部件,引进先进技术,很快把产品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增加出口创汇,是不会有什么危险的。

　　打开对外开放的窗口——批准建立蛇口工业区。1978年4月,国家计委和外经贸部派人组成赴港澳考察小组,回京后向中央呈报了考察报告,建议将广东省宝安(即深圳)、珠海两县划成出口基地,争取三年至五年内在内地建成具有相当水平的对外生产基地、加工基地和旅游区。6月初,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他们的汇报,决定看准了的东西就要干,不要议而不决,决而不行。李先念表态支持。会后,邓小平又提出,不仅宝安、珠海可以这样搞,广东、福建的其他县也可以这样搞。中央对此意见一致。

　　当年夏天,交通部外事局副局长袁庚受命赴香港招商局进行整顿工作(招商局成立于19世纪70年代,是中国创办最早、规模最大的航运企业。总部在上海,香港招商局是分局之一。1950年1月,该局及留港的13艘船舶和60多名员工宣布起义后,归交通部领导)。袁庚经近两个月的考察,写出了《关于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问题的请示》,经交通部党组讨论同意后,于10月9日上报国务院。这份报告,根据国务院务虚会议的精神,提出了对外开放的新思路,这就是:“立足港澳、背靠国内、面向海外、多种经营、买卖结合、工商结合。”争取将招商局发展成以香港航运业为中心的综合性大型企业,以适应国际市场的需要。这份报告,很有新意,从一个具有向市场经济转变和发展条件的局部,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大胆尝试,从而引起李先念等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报告上来仅三天,李先念即批示:拟同意这个报告。只要加强领导,抓紧内部整顿,手脚可放开些,眼光可放远些,可能比报告所说的要大有作为。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均圈阅同意。

　　经过一番考察,袁庚和交通部建议在广东宝安的蛇口兴办工业区。1979年1月31日,李先念、谷牧在中南海接见了交通部副部长彭德清和袁庚,听取了他们的汇报。李先念说:“现在就是要把香港和内陆的优势结合起来,充分利用外资来搞建设。不仅广东这样搞,福建、上海等地都可以这样搞。”又说:“我不想给你们钱买船、建港,你们自己去解决,生死存亡你们自己管,你们自己去奋斗。”他当即批准了报告,并在地图上用红铅笔划了约50平方公里的半个岛屿,给他们创办工业区,说:“就给你们这个半岛吧!”袁庚大吃一惊,不敢接手,只要了名叫蛇口的9平方公里的不毛之地。有了中央的方针、政策,蛇口工业区很快建成,成为我国利用外资和发展外向型经济的第一块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和窗口,被称为“蛇口模式”,为后来兴办特区提供了重要经验。1984年7月,李先念为蛇口工业区题词:“希望之窗”。

　　积极推动中外合资企业的创办和发展。举办中外合资企业,是1978年秋,为了引进重型汽车技术,与美国通用汽车公司谈判,由美方先提出来的。我方毫无经验,也不知道可不可以搞,便将谈判情况上报国务院,引起了中央和国务院领导的重视。邓小平批示:合资可以办。李先念等均圈阅同意。由此开始了与港商和外商的合资谈判工作。李先念认为,中外合资是对外开放、发展我国经济的新形式,需要不断摸索,及时总结经验,逐步完善。1979年7月,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并颁布了国务院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引起国内外的高度重视,认为“是以法律形式表明政策,为外国投资打开大门”。一些外商纷纷来华洽谈,准备投资。但因这一法律的规定不够具体,不少外商顾虑重重,致使谈判进展较慢。1980年1月,李先念与彭真联名致信中共中央,将国务院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关于中外合营企业几个问题的请示报告》附上,在信中提出:“总的精神是争取快一点,为了快,办法要宽一点,灵活一点。”2月6日,中央下发了李先念、彭真的信和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党组的报告,指出:“在签订几个合同以后,再总结经验教训,制定有关的法律、条例公布实施。”随着这些法律和政策的出台,许多国家和外商越来越感到中国是很好的投资场所。这对增加我国的商品生产,提高企业技术和管理水平,无疑有很大促进作用。李先念指出,这些企业的产品主要应当出口,到国际市场上去销售,不要过多挤占国内市场。他还积极主张加强与第三世界的经济合作,不仅对美国、西欧、日本等发达国家开放,对社会主义国家开放,也向第三世界开放。

　　把扩大企业自主权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当时,全国共有大、中、小企业40多万个。原有的经济体制,导致许多企业高投入、低产出,高积累、低效益。这是多年来困扰人们的一大难题。从哪里下手进行改革,李先念反复考虑,决定把突破口选在扩大企业自主权上。1977年、1978年两年,国家经委根据李先念的指示,先后派人去英国、法国、日本考察,回国后向国务院领导汇报。袁宝华回忆说:“我每一次率团出国回来,李先念总要找我去汇报。特别是在我们谈到西方国家企业发展和管理经验的时候,李先念同志十分关注。”他说:“经济要搞好,首先是企业要搞好,要扩大企业自主权。”李先念说的扩大企业自主权,就是要“放权让利”,改变过去那种政企不分、统得过死、吃大锅饭、企业负担过重的状况。

　　1979年初,李先念指示经委要认真研究扩大企业自主权的问题,搞出一个文件来,进行试点。经委经过一番调查研究,搞出了“扩权十条”,经中央工作会议原则通过。但要具体实施问题就来了,财政部首先就有顾虑。因为过去企业的全部收入都是直接上交给国家财政的,企业无权自行支配,需要用钱时得向国家申请,由财政部核准拨款。如果放了权,让了利,财政部担心国家财政收入减少,不利于收支平衡。袁宝华说:“由于这个扩权的建议是先念同志提出来的,财政部也不能不同意。先念同志一直抓财贸,建国后长期担任财政部长一直任到‘文革’时期,他了解我国财政体制存在的弊端。财政部为此花了很大力气和国家经委反复研究,最后得了一个妥协的结果,那就是搞了五个文件。”下半年,国务院将这五个文件正式下发。文件围绕放权让利、搞活企业有一些新规定。这样,国家、企业、个人三者利益兼顾,易于调动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五个文件的形成和下发,迈出了我国企业体制改革的第一步。

　　推动财政体制和外贸体制改革。我国的财政体制,长期采取高度集中、统收统支的管理办法,统得过多过死,李先念认为改革势在必行。但是,由于财政体制的改革,必然涉及到计划、物资、商业、外贸和企业管理体制等方面的问题,牵扯面广,内容复杂,所以李先念要求改革要认真试点,稳步进行。先是在江苏试点,将统收统支改为“收支挂钩、全额分成、比例包干、三年不变”的办法。取得经验后,经过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讨论,7月国务院下发文件,决定从1980年起,各省市试行江苏的办法,作为过渡,并由财政部会同有关部门在四川省实行另一种比较彻底的改革方案——“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试点。这两种办法,都是通过放权,划分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收支权限、范围,以便更好地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但是,有些省市对于实行江苏的办法持有不同意见,提出要重新考虑。为此,李先念在1979年10月的省市委书记座谈会上,又专门讲了财政体制改革问题,提出不论采取哪一种办法,都必须首先保证中央五百多亿元的财政开支,如果中央和地方的利益发生矛盾,必须保证服从中央的需要。鉴于财政体制的改革比较复杂,可以在实践中通盘考虑,继续探索。

　　我国的对外贸易,长期实行高度集中的垄断经营体制,导致少品种,低产出,高亏损。李先念全面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后,就要求改进外贸出口工作。首先要占领港澳市场;要搞长远规划,搞以进养出;要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1978年2月李先念在一份中国技术进口公司的报告上批示:引进项目“无论谈判、生产规模、科学技术、价格,外贸部应当参加”。“我们国际知识不够,不是一般的不够而是很不够。因此要兢兢业业进行工作,要善于学习善于提高,脑子要锐敏,要花大力气。要知道那是一些资产阶级分子,而且有些是帝国主义者。不是说与狼打交道,要学狼叫吗?这句话是对的。是对,我们就要学着叫。”9月他在国务院务虚会议上指出:香港、韩国、新加坡、台湾这么小的地方,进出口贸易都比我们大。难道我们还不能超过他们吗?为了增加出口,我们有些制度和办法要做相应的改革,例如改用贸易外汇牌价,让生产部门和单位直接出口交货,实行外汇留成,等等。1979年3月,国务院下发了《以进养出试行办法》,这是对旧有体制突破的一个尝试。7月,中央和国务院批转广东和福建两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同意试行在中央统一领导下实行大包干的办法,对两省的计划、外贸、财政、物资、商业等实行新的管理体制,并在深圳、珠海两地试办出口特区。8月,国务院发出《关于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增加外汇收入若干问题的规定》,包括实行商品出口分级管理,各省市可成立专业贸易公司,增加口岸和调整口岸分工,扩大生产企业办外贸的权限,实行地方企业的外汇留成制度,对以进养出的物资实行优惠税制,省市、自治区可到国外投资办企业,试办出口特区(包括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等。11月召开的全国进出口工作会议,进一步提出若干改革措施,扩大各地区特别是京、津、沪和沿海省市的外贸经营自主权,从而为继续改革创造了有利条件。

　　主持1978年的国务院务虚会议,探索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新路子。国务院务虚会议由华国锋提议、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意召开,李先念主持。据华国锋回忆,之所以提议召开这次会议,主要有两个背景:一是听广东省汇报,说因为港澳富、大陆穷,很多人偷渡到香港、澳门,甚至大队支部书记带头偷渡;二是听出国考察代表团汇报,大开眼界,“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深感经济上落后了,要加快发展。从7月到9月,会议开了两个月。国务院的44个单位负责人参加,集中讨论加快四个现代化的步伐问题。各主要部委负责人发言,集思广益,充分发扬民主,开得很成功。发言的内容,涵盖诸多方面,提出了不少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见解和举措。例如要大胆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要实行按劳分配,改革工资制度,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要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讲求经济效率;要克服单纯靠行政手段管理经济的弊端,扩大企业自由权;要发展教育事业,加快科研步伐,重视人才培养,加强职工技术培训;要加速农业机械化程度,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适当提高农产品价格;军工企业要实行军民结合,生产民品;要采取多种形式扩大产品出口,多创外汇;等等。

　　会议结束时,经中央同意,李先念作了总结讲话。他对于这场社会变革的性质和意义的估计,十分精辟:“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伟大革命。这场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也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改变人们的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这场革命,规模的巨大,变化的广泛、激烈、深刻,任务的繁重、急迫,意义的深远,都不下于我们党过去领导的任何革命。某些方面还要超过。”三十多年来改革开放的实践,完全证明了上述论断的正确性和重要指导意义。

　　改革开放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李先念认为,改革开放绝不是搞“全盘西化”、走资本主义道路,而是为了加速我国经济的发展,更好地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他在改革开放以后一以贯之的基本思想。改革开放后,社会上有不少否定毛泽东、否定共产党和鼓吹西方民主的言论。李先念对邓小平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否定了毛泽东就是否定了我们的党,我们国家就会大乱,会四分五裂。要接受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的教训,不仅活人惹不起,死人也惹不起。他说,小平同志接受了此建议,又与其他几位老同志商量,及时提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稳定了中国局势。当时如果不搞四个坚持,我们党就要分裂,国家也就完蛋了,所以说,小平同志的功劳是显著的。对于改革开放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关系,有人认为二者是矛盾的,讲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就搞不下去。为此,李先念多次强调二者是统一的,不可分的,在执行中可以求得协调地进行。四项基本原则中,最根本的是两条: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走社会主义道路,建成社会主义,这是中国各族人民的愿望。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人民不允许,世界上的革命人民也不赞成。他尖锐地指出:外国垄断资本及其代理人中,有些居心不良的人,虽然指望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但他们并不乐意一个有十亿多人口的大国变成独立的、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因为这同他们的利益有冲突。他们只希望有一个受他们严密控制的资本主义的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实际上是使中国重新陷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泥潭。李先念的观点,与那种中国应当“全盘西化”,甚至人类社会发展“由美国来主导”的主张,是水火不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