畸形发展与改革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3/29 15:12:50

 中国的畸形发展与改革

 

在社会主义时期的中国,根据中国人口众多,资源相对贫乏的现状,中国当时的政府是限制私人汽车发展的,注重发展公共交通。这是根据整个社会利益和长远发展的人类自我限制、自我约束所作的合理判定的。所以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要慢一些。而经过转轨以后资本主义经济下的中国,汽车工业是带动国民经济中许多产业发展的龙头,如制造、化工、仪表、道路建设等众多行业的,和造成几千万人就业的大行业。将来还可能发展成中国出口的支柱产品,是各地政府重点支持的项目。中国许多城市交通拥挤、道路堵塞、污染严重。实际的交通效率不但没有提高,反而下降,甚至有些地方开车的,没有骑车的快,城市内汽车平均时速只有十几公里。造成人类资源的大量浪费,中国能源进口激增,但是要想和发达的资本主义竞争、生存,中国也只能这样做,别无选择,这是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力的需要。许多发达国家也是这样走过来的,它符合了资本主义自我增值的规律,但不一定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科学性,甚至可能是反人性的。

由于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大大落后于经济体制改革,使得中国的经济建设畸形发展,政府的决策缺乏民主和没有节制。例如,全国城市的规划成了许多地方政府的政纪和形象工程,耗费了巨大的财力和物力,却根本不考虑城市居民的生活需要和城市的功能。本来人们可以把工作地点、生活居所、生活必须品购买放在二至三公里范围之内,步行就可以达到的地方。因为这是符合人性的,人类刚刚从较长时期的农业社会进化而来,人们非常习惯于村落式的生活环境。而现在许多大型城市,把城市分为商业区、生活区、工厂区、政府办公区、游乐区等,把城市搞的表面上光鲜漂亮却不很实用。这些区之间要跨越很大的空间距离。生活在里面的人们每天要花额外的二至三个小时,从家里通过导乘几种公共的交通工具,或开自己的私家车到工作地点,再从工作地点回家。这些城市只是资本主义经济和商业自由竞争的产物,并非按照人类自己的理想而规划出来的,所以是非人性的。

这里我们只举在中国千百个城镇之一的我比较熟悉的但又十分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国的北京市。北京是一个新兴的初级的资本主义国家的首都,北京市中心有一个几十平方公里的古建筑和商业中心区,北京从来就没有一个明确的城市规划,北京的城市发展就是围绕着这个中心区,一圈一圈的直接向外扩张。由于北京是国家首都,中国又是高度集权的经济体制,也就是说,国家可以公开的拿全国人民税收的钱在北京搞建设,无人能够节制,使北京的建设成为非常失控的状态。北京的四环路比一般的城市就大很多,他的六环已经把周围的几个县城都划了进去,而现在又在规划七环路了。北京的规划也没有一点人文气息,没有任何一点是为老百姓生活考虑的,政府办公区、生活区、中心商业区、体育场馆区之间距离过大,互不融合,农贸市场被封闭到指定的地方,老百姓生活买菜极不方便。北京的建筑体积巨大,但为了不挡住古建筑楼层都不很高,建筑与建筑之间距离过大,所有马路盲目拓宽,土地利用率及低。

在北京逛商场购物绝对是一件重体力的事儿,成千上万的人在长安街上像蚂蚁一样在巨大的建筑物阴影下走着,很少有车站,而且车站大都集中在指定地点,在太阳下面无处躲藏,可以把人晒出油来。公交车一站相当于其它城市三至四站,有的还大。许多站牌都是有三四十个站、全程要七八块钱。有的商场很大,但里面空空如也,无论去什么地方,在北京要比在其它城市多走几倍的路。由于北京的中心区域主要是游览和旅游有关的古建筑区和商业区,居民大部分已迁到三环以外,使得居住并工作在北京的人们,因为工作、生活接洽的需要,每天都要跨越巨大的中心区,或环绕中心区转来转去,极不合理,使工作效率变得很低。成千上万的人在大街上、在小车里、在地铁里、在公交车里耗去大量的时间、造成巨大的能源浪费,造成无法缓解的空气污染,极不利于环保和可持续发展的原则。

虽然北京是一个消费性的城市,但由于北京政府机构很多,管理国家的官员也很多,它们的各种各样的收入也很难被节制,所以北京的房价和物价也很高,北京的消费水平完全脱离了作为一个人均收入世界排名一百名以后的发展中国家城市的现实,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如果世界上评选最不适合人居住的城市,我想,北京一定会入选。北京,是为了北京的主流阶层―――管理中国的官僚阶层,以小汽车出行而设计的城市、一个主要拿来给外国人看的城市,而不是为北京的老百姓而建的城市。北京四合院的逐渐消失,也是资本主义强势的畸形商业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的一种冲击的直接后果。在城市的规划上,广州相对来说就比较好。虽然广州的城市比较小,受地理的限制也比较大,广州的新城区远离广州的老城区设在城市的东面,并有贯穿城市中心的东西和南北向的没有红绿灯的快行道,使城市的功能和效率相对合理。广州的摩托车也一直没有进行严格的限制,成了城市中唯一最快捷和最具效率的交通工具,缓解了城市交通的紧张状况,也提高了城市的运行效率。

我们知道,一个政府如果没有制约,很容易发展成为一个专制的政府。同样一个城市的规划,如果没有制约也必然会形成一个奇怪的畸形的城市。

现在中国是唯一一个国营企业和私营企业并存,且两种企业的实力相当,互相有一定竞争力的国家,社会是如何看待和比较这两种企业的呢?首先从招工的角度,绝大多数劳动者是愿意进入国营企业的,正常情况下,国营企业只要招工总是应聘的人爆满,通常要通过极高的选拔率才能进入国有企业。这是私营企业无法比拟的,通常国营企业中普通员工的工资收入与私人企业相当,但福利待遇通常要比私营企业好得多。企业一般都要给员工上医疗、养老保险、有房屋补贴,也有各种工伤、安全保证。通常国营企业能够保证,每天8小时工作,和每周五天工作,而且国营企业多数是终生雇佣,工作稳定性极强。这在私人企业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事。中国南方的私人企业和港台资本家开的私营企业,劳动时间长的惊人,而且多数很少有休息日;通常旺季招人,淡季裁人,裁掉的员工没有任何补偿。中国从南到北工业发展上的较大差别,几乎是文化底蕴上的差别。由于南方的社会文化底蕴较差,人权和民主的观念不强,导致南方的企业普遍劳动时间较长,经常在十二个小时以上而且很少有公休日,而北方的许多城市八小时工作和五天工作制是可以基本保障的,而且北方的国有企业也比南方的比例高一些。这样时间久了就造成工业发展上的差距,但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北方将更加具有工业发展的后劲和适合发展高新科技产业。

所以,从中国普遍老百姓的角度看,国营企业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从发展经济的角度来看,国营企业在解决就业和发展国家经济命脉性产业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中国真正高科技、走向世界的成功企业多数都是国营企业,实际上国有企业是可以通过计划安排直接建立的。当前,中国政府手中也有巨额的资金,只是购买了国外低收益的债券,支持了人家的经济发展,其实行内人士都知道,那些债券的收益率实际上是低于相应币种的通货膨胀率的。国内经济建设急需的资金,靠把地方税收和土地资源收费几乎降到零的条件来引进掠夺性的外资来实现,这样的不平等竞争严重打击了国内的民族工业的成长,使国内企业处在极为不利的市场竞争环境下。其实我们完全可以有计划的和大规模的投资中国的经济,特别是投资高科技企业,大批的解决就业和拉动中国经济的。

实践证明,国有企业如果经营的好的话,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存和发展都不成问题,但实际上,中国的国有企业却一直处在缓慢的萎缩之中。首先,从观念上,中国转型以后,就认为国企不适合自由市场,迟早要转制成私企,之所以还没有完全转成私企,是因为还没有找到好的公平的对企业平稳过渡、比较少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有把握的方法罢了。再有,就是规口问题,中国转型后,原有的条块管理被打破,而新的有效的行业管理一直没有完善起来,导致谁来计划建立和管理新的中央和地方的国有企业,没有明确的规则管理,处于混乱状态。国家手里拥有几千亿的美金,无法实现在国内急需的经济建设,特别是迫在眉睫的中国产业升级问题进行投资,而只能投资美国低收益的债券,支持美国的经济发展。甚至许多地方政府变成了破烂公司,不去努力经营国有企业,而是把国有产业当作垃圾资产轻易的出卖给私人甚至外国人,从中获取少量的私人好处。许多企业领导或利益阶层的人,像狼一样的盯着这些产业,把国有企业当作唐僧肉,希望通过各种手段,不花钱或者尽可能的少花钱把这些产业弄到手。有些地方,还一风吹的把集体企业也都转变成私人企业,而原先的集体成员,那些集体财产的所有者、当地的普通百姓没有得到任何补偿,导致国家集体的财产大量流失。在这些企业中工作的员工的利益同样被无偿损害,许多国企转为私企后,员工被大批的裁减,很少获得合理的补偿,也给社会造成人为的就业压力,和社会问题。而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问题,国有企业的管理体制改革一直没有真正搞好,似乎国企的管理体制改革,最终只有私有化一条路可选。许多企业的改革就是等着上边私有化的文件,或者有些企业实在等不及上边的政策,自己企业内部高层就把国有企业资产切成小块,高层内部分到个人名下了事,造成继承事实。把中国的国企看成是个人可以发财致富的“唐僧肉”。根本没有人真正关心国有企业在当前的社会形态下的建立、发展、资产增值企业运作管理的科学理论问题。因为终究中国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而且还坚守社会主义制度的名称。所以,这方面的探索和研究是必需领先于世界,而不是反而向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学习。由于是新事物,就需要艰苦的努力和创新精神,才可能有所收获。让其不断完善,有与私人企业和外资企业一样公平的希望、前途和生存的机会。在社会责任、社会安定和就业方面发挥其原有的主导作用,因为这是唯一一种通过政府的主渠道行为来实行的。实际上,国企改革和中国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是密切相关的,只有在透明公开的国家民主政治体制下,才可能形成透明公开和民主科学的国有企业管理机制。

私人企业,特别是一股独大的私人企业,他的管理方式大多是独裁的,是缺少民主的。特别是在法制不太健全的国家和文化教育比较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内部,就像是一个独立王国。所以从管理上讲,有较分散股份的且最大股低于总股份的50%的企业,其内部管理更趋于民主性和理性。这就是有些经济学家指出的,家庭管理的小型企业是“做不大的”根本原因。这种家庭式管理的私企,决策失误的可能性和风险要比股份多样化的企业大得多。但这种企业决策不民主的现象,同样存在于传统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公营企业,所以中国的国有企业也和私人企业一样具有巨大的经营风险。特别是在中国转轨的大背景下,成千上万的人通过转轨时期的旧的体制被打破,而新的体制尚未完全建立起来的混乱时期,利用各种各样制度的漏洞,使自己暴富,获得既得利益。这其中,最有条件的就是具有独裁管理模式的国有企业的老总和权利没有制约的地方官。反映在国企的主要问题是,在国企、私企和外企的交易中,国企故意吃大亏,而国企老总个人得到小的好处,或国企内部的贪污行为逐渐掏空国有企业。在这方面,私人企业有两个方面明显优于国企。一是在企业资产的监督机制上明显优于国企,私人老板决不允许企业内部存在蛀虫盗空自己的企业,第二是私企明显的加大了对工人的剥削,使企业加快了累积。由于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的这些特征导致,多年以来各地方盲目将众多的国企私有化转为私企。由于大多国企都存在巨额债务,所以国企转私企经常是将资债相抵,或资产严重低估的国企直接送给私人老板来经营,有时也象征性的卖“一块钱”。这种方式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没有解决,这就是企业的独裁管理仍然存在,企业单从经营上看,它的风险几乎没有改变,却加大了社会上受剥削的人群比例和社会的贫富差距。

国企改革的最重要的一点是:建立企业的民主管理科学决策机制,建立投资代理人为裁判的企业民主管理会议制。企业重大决策必须首先形成提案,提交企业管理会议通过,在提案意见分歧无法通过时,由投资代理人裁判。也就是说,建立企业立法、日常管理和监督,三权分离的民主管理机制。

在中国的现有体制下,不论什么原因所至,在顾及社会利益的前提下,国有企业远比私人企业运作的成功。私人企业在累计财富方面,和剥削工人方面是优于国有企业的,但也造成许许多多的社会问题。两种企业制度对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都是必要的,满足了社会不同方面的需要,解决了经济发展不同层面的问题。他们都不应该被偏废,应该共同发展壮大,和完善。由于国有企业兼顾社会利益,对员工的福利以及对经济的发展贡献较大,理应得到国家的扶植。同时,由于合法经营的国有企业的存在,也节制了私人企业的行为,调节社会对利益的追求度,平衡私人企业过度竞争对社会所造成的伤害。

政府有责任保证通货的稳定,从而保证老百姓最基本的利益,要求通货的稳定应该是老百姓最基本的人权之一,每一个公民都可以向政府提出这个要求。因为只要物价稍微上涨,每一个公民毫无例外地每日每时都要为此付出相当的代价。国家由此而获得的发展资金,一定会造成某种程度的经济过热,因为生产、流通、消费这三项在整个经济发展的循环当中是同等重要的,那一个环节形成瓶颈都会阻碍经济的正常发展。政府过分关心投资和生产环节而轻视老百姓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消费能力的增加,是导致经济过热的起因。政府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打通消费的环节上,因为只有把消费搞活,才能刺激进一步的生产,拉动整个经济增长。打通消费环节的关键是减小社会的贫富差距,不是让政府去推销产品,是要让政府进行市场调研,找出影响百姓消费的死结,减少私人资本家对劳动者过分的剥削所造成的生产过剩,解决市场自身无法解决的气质性的病因,市场才能活跃。例如当前中国市场的最大死结,是老百姓有病看不起的问题,因为实际上养老保险对一般老百姓的压力并不大,这种开销可以压得很低,通常最后总会有亲人去负担。而当前的社会医疗费用惊人,使得人人自危,不定什么时候得了较大的病搞的自己倾家荡产,或者有了病后根本看不起,“英年早逝”。这种危机感,使得每个人都进行相对较多的储蓄,尽管银行的利息经常出现负付利息的状态,或利息接近为零,但百姓不得不进行大量的储蓄,不敢轻易放开胆子去消费。要想把中国老百姓的储蓄额压下来,最好的办法是,从根本上解决老百姓的一切后顾之忧。由于中国老百姓的储蓄居高不下,存在银行里,而银行又拿去投资,由于投资得过多和消费得过少,使得经济产生过热。解决老百姓看病难、特别是看大病难的问题的关键是要放开医疗行业,深化医疗行业的改革。

中国的经济发展中人为的因素是比较多的,比如政府换届会对经济造成某种周期性的波动。通常一个政府新上任,不久就会出现明显的通货膨胀,经济开始高速发展并开始过热,而每届政府接近换届的时候,又都存在不同程度的通货紧缩,形成过热调整后的低谷。另外一些规律是,每年春节前后开始通货膨胀,春节过后物价达到最高,通过一年的逐步消化到年底前物价逐步回落。而中国物价总的趋势还是在逐步地缓慢的上涨,银行的存款利息经常的处在负利息的状态,由于过度投资,使得相当一部分工业品的价格应该下降的。但是,该降的没有降,反而使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在缓慢地上涨,表面上掩盖了社会的通货膨胀的事实,其他商品的物价的不稳定,给普通老百姓造成了很大损失。由于中国的社会保险体系非常不完善,尽管利息几乎为零,老百姓仍然把大量的资金存入银行,以备不时之需。就像以前物价不稳定,老百姓囤积实物一样,中国持续的房地产热,也是扩张性经济的必然产物,人们对于现金的不信任,导致囤积实物,而最不易扁值的实物就是房产。实际上购买房子已经成为中国的普通工薪阶层能够“发财致富”的唯一渠道和进行投资的普遍现象,通常,花二三十万买一栋房子,工薪阶层通过贷款和他的工资是可以支撑起来的,如果房子的地点不错的话,那么几年以后升到五六十万应该是不成问题的,这个利润通过他的工资是无法达到的,钱是国家贷款来的而赚到的利润是自己的,这个便宜不占白不占,但是却造成了房地产业的巨大泡沫和社会经济生活的不稳定。

实际上,并不是增长过快的房地产价格或是居高不下的艺术品拍卖价格攀升得太快,而是各种各样的货币在不断跌值,全世界所有的国家,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由于资本主义的过度竞争,都在暗自进行比谁的经济更具有扩张性,从而在世界经济发展的博弈中获得更多好处。人们为了防止自己的储蓄受到损失,只好抓住一些基本不变的东西把钱投进去。实际上,房地产过热不单单是中国的事,他已经成了世界性的问题,据说全世界的房地产增加值已经超过天文数字般的三百万亿。这是因为全世界范围内的低利率,和资本主义扩张性的经济的必然后果。由于房地产的泡沫牵扯到巨额的长期贷款,因此,它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可想而知。自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垮台以后,浮动汇率开始逐步形成。从八十年代开始,在世界范围内房地产成了老百姓唯一的“黄金储备”,因为存在银行里的钱是越存越毛的,只有房地产可以保值以及股票可以保持或升值。所以房地产和各种金融泡沫此起彼伏,延续不断,这种市场的过度竞争和炒作,使整个世界经济动荡不安趋于泡沫化。

这就是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弊病,是资本主义国家逃避生产过剩拉动和刺激消费的基本手段。可以说,有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存在就必定有通货膨胀的存在。在国际经济的范围内,我们必须从道德上认清,让货币不断贬值,以追求资本主义社会的表面上的成功,所形成的通货膨胀经济,这种做法无异于暗中窃取人们储蓄的钱财,以展现表面上的繁荣,这是一种带有剥削性的发展经济的办法。各国政府只不过是在发展与通货膨胀和老百姓的反对情绪当中进行某种选择,而在没有一人一票的选举权的国家当中,这种选择就变得很简单,通常政府会选择和政绩有关的经济发展。这样由于中国的商品价格变得很低,所以中国的产品在国际市场就具有很强的竞争力,形成很强的外汇顺差,使得人民币在国际上,不但没有跌值,反而面临更多的升值压力。

当中国的对外贸易顺差过大的时候,中国的产品在全世界各国受到反倾销调查,也反映出中国劳动力价格太低了。于是,国际社会普遍施加压力,要求中国人民币升值。因为人民币升值,肯定会带动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升值,影响外资在华的投资,可能会影响中国国民产值的快速递增,于是中国政府一直拖着不怎么升。因为预期中国人民币升值,国外大批热钱涌入,由于需要相应数量的人民币进行冲销,从而使国内市场面临通货膨胀的压力,这就等于影响了促进国内消费和拉动内需。实际上还是牺牲了老百姓的眼前的利益,以达到稳定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和稳定外资的目的,使中国的经济更加依赖于国外的市场和国外的投资。

其实,让人民币适当的升值,比起中国政府偶尔采用的给一部分人长工资来拉动内需的方法也许更好一些,给一部分人长工资的方法一定会造成通货膨胀,并且拉大贫富差距,而人民币适当的升值,有助于调动内需,促进国内市场的发育,增加国内经济发展的财富效应,还能逐步的促进国内的生产结构调整和产品的升级换代,又不会引起任何收入的差别的加大;同时还能缓解人民币在国际上的压力。如果处理得好,应该不会明显地影响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和和外商的在华投资,反而可以多挣一些外汇回来。就像日元的持续升值,并不影响日本对外贸易的顺差,只是使日本可以大幅度增加对外投资。对这一点,美国人永远也想不通。我们吸引外资,不是仅靠变相出卖我们的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廉价的土地资源、和廉价的自然资源来达到,这样引进的投资可能更多的是掠夺性的对生态环境破坏较大的得不偿失的产业;而是要靠改善我们的劳动力素质,引进那些明显的有一定社会效益的产业。这些产业是要建立在高素质的脑力劳动者和较高水平的生活和工作环境的基础上的,过低的劳工生活水平将严重阻碍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影响中国国内的财富积累,并拖慢中国整体上产业的升级换代。

中国维持相对与美国较低的汇率,对于中国只是一种权宜之计。中国长期出口廉价的高劳动密度的产品,收益太低,对资源浪费太大。对中国经济的进步的意义并不大。中国必须充分利用现在相对于较低的汇率和巨大的升值和反倾销压力,来进行经济调整。利用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先把中国具有垄断能力的产品价格升上去,提高中国企业创造财富的能力。实现低附加值的产品向高附加值的产品的产业结构的转换。发展中国家的廉价产品,赚的是辛苦钱,是被剥削的;发达国家的产品能够卖高价,主要是因为他们的产品在技术上具有垄断的地位,赚的是剥削的钱。比如美国的军工产品、日本的高档民用电子产品、欧洲的通讯产品等。中国要不断地培植中国自己具有垄断地位的产品,同步提高经济运行的效率,随着中国具有竞争力产品价格的不断提高,再逐步地使汇率适当的拉高,以使中国逐步地从制造业大国向经济大国的脚色的转化。

中国的人民币的升值,不会产生像日本一样的经济衰退。主要是因为中国远没有达到像日本八十年代一样的生活水平和较高的工资收入。因此,单从劳动力成本方面还有很大的升值空间。但前提条件是,中国必须进行必要的经济结构调整和一定的拉动内需的工作。日本的经济衰退也不是像我们表面上看到的,完全因为日元升值所造成的,而主要是因为房地产泡沫及其造成的日本银行的呆坏帐所至,还有日本由于生活水平提高过快所造成的生产成本过高所致。

一种国家货币的升值,将对这个国家的经济产生重大的影响,但是如果这个国家处理的好,它的负面的影响的方面是可以控制的。但大体上,货币升值多收入的钱再补贴回出口物价不能上涨所造成的损失是可以维持经济的平衡的。当然人家逼你的货币升值主要是想让您产品涨价,是不会让你政府补贴再补回原来的价格的。此时,你只要用多收入的钱,不是回来直接补贴而是用来提搞产品的技术含量,就可以做到既提高产品的价格又不降低产品的竞争力。利用货币升值的过程进行生产结构调整,不断提高产品档次和增加高附加值的产品的比重。使国家整体经济实力,在国际上的压力下不断地得到提高。但是,如果你的货币升值以后,你的所有出口产品的物价都没有升或没有能力使产品价格升起来,那么货币的不断升值将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也达不到改善产业结构的目的,会使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放慢或降下来。

西方战略家们希望像在墨西哥、阿根廷和泰国的经济危机也同样发生在中国。由于中国人民币在一定程度上和美元挂钩,使的中国人民币的稳定性得到了增强,所以美国人希望中国的人民币与美元完全脱钩,实行浮动汇率,使中国的汇率有可能变得不稳定,从而打击中国的经济。尽管这可能给美国的经济利益造成明显的损失,但美国人还是在所不惜。中国人必须想出人民币即能给人明显地拴柱美元的感觉,又可以小幅的浮动的方法,堵住美国人的嘴,同时防止人民币浮动造成某种恐慌。

一个有足够发展空间的健康发展的经济体系,它自我应该成为一个生产、流通、消费、再生产的自我发展的完整的经济体系。中国经济的起步是在这样一种经济环境中起步的,当时“自力更生发展国民经济”曾是我们的口号;但也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使我们过于封闭,改革开放以后,使我们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我们开始越来越不相信自己。比如我们的老百姓过分的崇拜许多可能是在中国生产的国外名牌产品;又比如有些军事装备,我们完全可以在仿造的基础上开发自己更好的产品,但是由于不相信自己,再加上口袋里有钱,就满世界求爷爷告奶奶,去买人家的二流装备,最后还是碰了一鼻子灰,现在已经使我们逐步的过分地依赖国外市场,尽管许多高劳动密度的产品,已经被扎干了最后一点儿利润,我们仍然在拼命的抗争,维护落后的产业。

世界上很多国家的经济起飞期都是建立在国内市场的基础上的,这包括美国和二战后的西德的经济起飞,实际上他们在当时对待国际市场反而是小心翼翼地,担心参与过多的国际经济循环而使国内蓬勃发展的经济受到拖累,影响国内老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他们更希望的是专心一意地发展和配套国内的经济体系提高本国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我们也可以把中国老百姓的民族情感,从单纯的抵制日货转变到能够全力支持我们自己的国货的上面来,对中国的发展会更有利一些。中国政府也希望能够更充分的调动中国人的“内需”,但苦于找不到合适的方法。其实,拉动中国内需的唯一方法是:增加对中国富人的税收、缩小中国过大的贫富差距、普遍成立工人自己组织的工会,来提高最下层老百姓的收入、由国家投入资金支持乡镇企业的发展,实现离开土地的农民的普遍的就业。以上的这些方法,根据的是凯恩斯的理论;这些方法曾在西方国家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收到过明显的效果。由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大大落后于经济体制改革,老百姓手中没有一人一票的对政府的否决权,导致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国的股票和资本市场、中国的专利制度和技术知识产权市场、中国的社会保障和保险市场、中国的教育体制和体育产业市场等等,都不是以人为本的按符合中国老百姓最大利益的方向发展,而是不正常的奇型的扭曲的发展。特别是中国的经济发展,朝着低社会效益、低的社会公平度、低资源利用率、高速度、高污染、高消耗的方向发展。

事实证明,一个国家经常处在不稳定而不过量的能够承受的对外贸易逆差的状态,对于一个国家发展经济是有利的。这里有两个条件:第一,造成逆差的主要原因是用来本国的普通百姓的消费,而不是大部份用来投资。第二,国家培养出能够应付巨额逆差的稳定成熟的经济、金融体系。只要能保证这两个条件,越多逆差对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可能越有力。首先,现代社会生产力已经发展到处于长期过剩的时代,任何商品只要有销路,生产加工反而不成问题,所以消费才是生产的真正动力。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条件下,如果一个国家有能力自己生产产品只是因为生产成本高,因而进行长期大量的消费商品进口,从而导致外贸逆差,说明这个国家有旺盛的经济发展潜力。如果进口商品渠道被切断,其国内旺盛的消费市场依然可以带动和支撑国内的生产使经济高速成长。旺盛的消费市场本身就是生产力。培养一个国家的消费市场比培养这个国家的加工能力和制造能力对于一个现代型社会更为重要。例如,美国的国民收入的80%都用来支付工资,这就是发达国家致富和保持社会高度繁荣的秘诀。发展中国家采用的高积累方式,由于国内消费市场无法拉动,导致表面上发展很快,但实际上人均收入增加的很慢,已经被证明是失败的发展经济的模式。就像中国虽然高速发展,但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增加非常缓慢,而与中国经济发展有关的周边地区,比如日本、韩国、台湾、香港等地区和国家的生活水平却提高得很快。发达国家多数采用高消费的方式,使国内的财富积累非常快,人均生活水平就可以大幅度地得到提高。将来民主的社会主义制度则完全采用以消费拉动生产的方式从而使经济发展更加合理,并可以完全消除经济周期。

通常一个国家有巨额的逆差,说明有大量货币被闲置,一般顺差国为了避免损失,只好把这些顺差货币拿到逆差国来购卖债券、基金等进行间接的投资。等于逆差国既购买了廉价的商品,又吸引到投资,一举两得。另外,大量的逆差就意味的大量的本国货币作为外国的国家储备货币,这样为了冲销国内货币的短缺,就可以进行适量的货币投放,给外国人手中的货币造成一定损失,等于本国人买了便宜货。同时大量的外国人手中的货币,也增加了总的货币量,使国家实行扩张性货币政策时货币不易贬值,由其他国家一起分担通货膨胀的损失,增加了货币的抗风险能力。

所以说一个国家能够吸引和承受越多的逆差,说明这个国家的经济越有实力。美国就是一个例子,美国从19世纪起,就一直持续的对外贸易逆差一直到今天,除了两次大战期间短暂的时期以外,而且在这段时期内还经历了几次大的萧条和衰退但没有影响美国财富的积累,美国的经济在资本主义世界一直是发展最快的,所以说贸易逆差给美国人带来了明显的好处。实际上,在美国取得巨额顺差的日本和中国,顺差中有相当的成分是政府出口补贴造成的,而政府补贴又来自于顺差国的纳税人,其结果是美国消费者消费廉价的商品而顺差国百姓掏腰包。经济界的内行人都知道,一般低收益的债券和储蓄券的实际利息率是低于同期的通货膨胀率的,也就是说利息实际上是负的,这样就变成了顺差国借钱给美国人发展经济,同时还要给美国人付用金。美国的赤字经济与一个比喻非常相似,即“有一个美国老太太与一个中国老太太在天堂相会,中国老太太说:我这一生终于实现了我一生的理想存够了买房子的钱,可以买房了。而美国老太太说:我这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把我买房子贷款还清,而我终于实现了”。而这个比喻同样适合于中国和美国、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待国家经济发展的态度。美国人凭着赤字经济先过起了富裕的生活,而中国人正在拼命的存,希望将来可以过富裕生活用的钱,而美国人现在拿来过好日子用的钱,可能就是中国和许多发展中国家人现在正在存的钱。

中国市场的劳动力价格不是中国社会生活水平低所自然形成的,而是中国政府为了吸引外资,发展经济有目的地,人为地大幅度压低的。从而也使得在中国投资较多的周边国家和地区大得好处,例如日本、韩国、台湾、和香港等,使的这些地区也跟随中国经济处在人均生活水平快速提高的过程中。由于这些国家和地区外资企业的发展记入了中国的GDP的增长,所以看上去日本、韩国、台湾、和香港经济的增长速度好像很慢,其实那里的经济实力和财富积累、特别是老百姓生活水平的增长都很快,像台湾的人均GDP由进入大陆市场以前的四五千美元,骤然增加到接近一万五千美元,日本则早就突破二万美元。而中国的这些外资血汗工厂里的中国劳工动力的收入却很少有增加。因为中国各个地方政府为了吸引投资,竞相降低各种税费,使得在中国发展最快的这些外资企业中,收益最高的是投资者,大头都赚到他们的口袋中去了,中国还白白搭上许多宝贵的资源,中国的钱都赚到富人的口袋里,其中很多是外资的大老板,而中国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并不明显。中国经济的这种增长方式对中国社会财富的积累作用不是很明显。中国政府一直严禁具有完全代表工人利益的独立的工会组织的成立,原因主要并不是怕这些工会,组织工人游行示威影响中国政治的稳定,而是怕这些工会,会吓走外资,影响外资在华投资的利润。工会的存在会导致工人工资的逐步提高,失去中国市场劳动力价格低的吸引投资的优势。政府也对国外公司在中国的企业存在的超时劳动、超低工资等许多严重影响人权的行为,睁一只眼、闭只眼,老百姓反应过于强烈的时候或者这些公司做得太过分的时候,就象征性的罚一下,大面上是不怎么管的。

亚洲似乎从来就没有真正的能够为工人利益而斗争的工会。尽管劳动时间最长、工作环境最差、工资最低的,大部分是亚洲的发展中国家的工人。但很少听说亚洲的工人为了改善自己的工资待遇进行的罢工。中国早期的罢工,大多数都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为了一些政治问题而进行的罢工,多数都不是工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进行的。在过去日本和韩国工业起飞时,经常有的群众游行抗议活动,大多也是为了政治目的。如果说在欧洲可以认为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话,那么在亚洲更多的是英雄创造历史。

在中国南方,特别是珠三角地区,外资企业的掠夺性发展的明显后果,是经济发展没有后劲,这一地区的发展势头逐步被发展势头更为强劲的长三角所取代。但如果长三角也采用资本主义掠夺式的经济发展模式,这种发展又能持续多久呢?由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大国的政治和军事压力的存在,整个中国现在也只能采取这种掠夺式的疯狂的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中国的现有的资源情况又能维持多久呢?现在,中国已经成了世界上数一数二的能源消耗大国,虽然他的工业总产值与发达国家还有很大的差距,那么中国今后怎么办?是不是也只能逐步地走向扩张、因为任何资本主义的高速发展最后都走上了扩张,再有就是像现在的欧洲国家一样,逐步地放缓经济发展的速度。但中国周边的政治环境不容许它这样。

资本主义在中国的超级剥削,超低工资,超长劳动时间,使得中国除了进行大规模的基本建设和公有资产投资,不可能建立有效的百姓消费和建立正常的内需。所以,使中国市场变成一个非常依赖外资投资和外销市场的畸形发育的市场。尽管产品在国外已经卖到极低的价格,几乎产品在国外已经赔钱,遭到国外的反倾销,但这个价格,中国国内百姓仍然买不起。仍然比内销利润要高得多。

中国历史上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集权统治,磨平了中国人的性格,使中国人变成了缺少创造性和具有相对惰性的民族;使中国人比较依赖于外来的帮助,甚至依赖外族的统治,缺乏主宰自己命运的勇气。中国人,历史上从来没有侵略过任何一个国家,但总是遭到周边民族的骚扰。中国国土面积的增加反而主要是靠外族统治中国时期带进中国来的,例如,长城以外的大片领土包括已经失去的原来的外蒙古和黑龙江外边的大片土地都是由外族统治者带进来的,汉人却没有能力保住它。拿中国近代革命和俄国革命进行比较,俄国“十月”革命成功以后,在世界上没有任何人有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的情况下,从零开始干起,建设社会主义国家,而且还进行了长达三年的内战,在没有粮食和任何国家支持的情况下,和多个国家支持的白匪军进行艰苦的浴血奋战。并且在没有任何外援的情况下,逐步地建立起了社会主义经济生产方式。在卫国战争中,也是完全靠自己的力量全面抵抗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德军的进攻。在西方人拖延开辟第二战场的情况下,一直打到了柏林。

而中国的抗日战争能够坚持下来,很大程度上依赖美国的军事和物资援助;再加上苏联最后的出兵,消灭了日本人的东北关东军。在解放战争中,中国共产党的军队也在一定程度上要依赖苏联人在东北留下来的武器装备,而中国解放后虽然也进行了三年的抗美援朝战争,仍然是在苏联空军的帮助下和主要来自苏联的武器装备供应下进行作战。中国后来的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又是在苏联人的全面援助下开始的。甚至中国的高科技中的原子弹和火箭导弹技术,也是在苏联技术的基础上搞起来的。实际上,中国建国以后几十年的经济发展中,发展快的大部分年份都是在有援助或者是有外来投资的情况下进行的。发展最慢的十几年就是没有外来帮助的自力更生的十几年,其中包括文化大革命十年。近年来的中国经济腾飞,在很大程度上又是依赖外来投资的推动。但直到现在,中国的高科技的军事工业和军事装备,仍然依赖在整体经济上多年以前就不如中国的俄国人。在同样的情况下,无论其工业发展最快的时期还是一般的时期,苏联人都没有任何依靠的可能。苏联的工业发展速度完全是他们自己创造的,苏联人到现在为止仍然在世界上领先的高科技军事装备,以及一段时间内曾经领先美国的航天技术,都几乎是在没有任何外来帮助的情况下基本上自己创造出来的。而且到现在,在政治环境的影响下,总体经济已经开始落后的情况下,仍然能维持高科技方面一定的领先地位。

现在,中国传统的一党制和新闻管制的政治状态,使得中国政府的政治敏感性很低,形成了巨大的惯性。所有改革都要慢半拍,对改革、社会生活和经济建设中出现的倾向性的急待解决的问题,政府变得很迟钝和不敏感。就像频频发生的矿难和拖欠农民工工资、腐败和医疗体制、教育体制等问题,都被很长时间地在媒体上公开揭露,有的已经长达几年了但仍然长时间的得不到解决。

中国国内比较陈旧的政治体制和新生的既得利益阶层,已经把中国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惰性体,具有得惊人的惯性力。他的经济改革是在社会底层民众的推动下,甚至是在吃不饱饭的农民的推动下才开始进行的。幸好中国周边有香港和台湾两个商业和经济高速发展的对比地区,从外部影响了中国的内地,也造就了中国改革初期温州和深圳及珠三角地区的经济发展,从而推动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中国的经济改革有赖于港台的资金、技术、管理、商业模式和人才的引进,直到今天,中国改革走得最快的两个地区中,上海的高速发展,台商仍功不可没。珠三角地区的经济高速发展,则港商的功劳更大一些。从现在看来,中国大陆要想建立民主意识,进而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也很可能只有在港台的帮助和积极地参与和推动下才能完成,中国的政治体制似乎已经丧失了自我完善的能力,只是以它巨大惯性无为地向前运动。尽管港、台自己的民主进程尚有待进一步完善,但他们的言论自由、新闻开放和人权意识,已经开始推动大陆的民主意识的觉醒,他们仍然在有意识地和自觉地推动这一过程的不断加快。

在中国这样一个民主和法律意识比较淡漠的国家里,要想真正的使国家经济强大和人均收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必须激发中华民族的创造和创新性。要做到这一点,必须从小学开始普及民主意识教育和法律意识教育,而且这些课程要一直持续开设直到大学。课程的比重,要足够大,才能使人民群众逐渐的适应用民主的方式去思维,使民主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真正有可能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因为只有国家富了、而老百姓并没有富裕,那只是一种虚假的富裕,就像前苏联一样的国家实力并不坚实,国家的大厦随时都可能垮塌。而只有当这个国家的所有老百姓都富裕了、所有人的受教育水平都提高了,这个国家才真正富庶和强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