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转载】[温燕]美国智库值得亚洲借鉴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5 16:37:20
2000多家智库为政府服务
记者：记得一年前，香港特首曾荫权来到CSIS，他感慨美国智库已成为一种产业了，说这正是亚洲所欠缺的。为什么美国智库那么发达？
何慕理：每个政府都在寻找新点子，但自己却不发明。智库的作用就是创造这些新点子，然后通过有效渠道，传达给政府，接着，政府将这些点子转化为政策。美国有两类智库：一类是自上而下型的，从政府或政党那里拿钱，不用为生计发愁了，但你不能批评政府或政党。另一类是像CSIS这样自下而上型的，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但你不得不为生计奔波，不得不去筹钱，并且要为立项绞尽脑汁。如果项目做错了，搞不好还得倒贴。两类智库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生存方式。中国主要是自上而下的智库，这些智库多从属于各部委。而在美国，自下而上的智库具有多年的传统。以CSIS为例，CSIS是个老智库，有45年历史。这些年来，新智库不断涌现。现在，在美国大大小小的智库多达2000个。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大学的研究中心，它们不能算是正式的智库。两者最主要的区别在于，智库是一个沟通渠道，能把新点子变成政策。而大学研究中心始终未走出学术圈子，很难形成政策，他们不懂如何和官僚机构打交道。他们通常只和一两个参议员联系，但我们和近百个参众议员联系。
记者：我注意到智库在打两手牌，具有“两党特性”。比如，CSIS和大陆及台湾的关系都非常密切。您能否谈谈智库的这种“两面性”？ 何慕理：CSIS也是“两党性”的。这意味着我们的项目既有民主党的项目，也有共和党的项目。我们主动选择成为这种“两党性”，是因为两党反正要坐下来达成协议，取得进展，不如提前将他们抛在一边，这样既可节省时间，又不至于让他们日后打架。我认为，这是推销好点子的最好方式。而许多智库声称他们是“两党性”，实则倾向于一党。对于中国问题，我们的立场等同于中美建交30年的原则立场，我们相信，大陆和台湾的独特历史遗留问题，只有通过他们自身来解决。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与大陆、台湾均保持积极关系的原因。 智库第一把手最好是前高官 记者：您在克林顿执政期间担任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可以谈谈您本人对政府外交政策的影响力吗？ 何慕理：我在美国政府工作了25年。卸任后之所以选择CSIS，是因为CSIS既是中立的，又可以很主动地介入政府工作事务，既体现了政治特征，又有很健康的竞争及竞争后达成妥协的和谐。我认为，智库第一把手最好有政府工作的经历，且最好是前政府高官，这样的人知道如何与政府打交道。CSIS既有基辛格、布热津斯基等中国人民所熟知的老政治家，又汇集了全美数以百计的顶尖学者。许多资深研究员所做的研究学术价值很高，如果我从未在政府中工作过，就很难协助他们将观点变成政策。所以，高官经历对智库头儿至关重要。 记者：是否所有智库第一把手均有类似这样的政府工作经验呢？ 何慕理：美国智库有许多运作模式，布鲁金斯学会总裁在我任国防部副部长时，他任副国务卿，而有的智库总裁则从未在政府任过职，但学术造诣很深。这些智库更像是纯学术研究机构。我的密友、传统基金会的总裁，原来是众议员，从未当过政府高层。但这正是他的长处所在，也正因此而奠定了传统基金会的特有模式。传统基金会就像其名字那样，很传统，是美国智库中保守观念的代表，且明显倾向于共和党。CSIS常参与影响美国政策的制定，因而由前高官领导是最佳良策。 记者：在CSIS有专门研究中国项目，同时如非洲项目、能源、欧洲等其它的项目，也都提及中国问题。这是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是华盛顿热点话题？ 何慕理：中国的崛起重新规划了全球地缘政治和经济的版图，所以在CSIS，仅有一个中国项目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中国太大了，所以我们必须将中国项目按领域规划。所以，除了中国项目本身，你还会看到非洲项目中有“中国在非洲”、能源项目中有“中国之能源”、欧洲项目中有“中欧关系”等内容。“中国热”在美国方兴未艾，因而，项目必须多轨并行，而不能跑单轨列车。 记者：您是否能着重谈谈智库如何影响美国政策？ 何慕理：国会的参众议员来自各州，更多地考虑他们所在州的利益。这些政客中的许多人很少出国。他们认为，美国就是世界。他们的言论非常偏激，非黑即白。在这种情况下，智库工作就是帮助他们把握世界局势。在国会听证会作证的多为智库知名研究员，他们提出论点、论据，面对来自各州的议员进行陈述，议员们集体向作证者提问，并进行表决，当场通过或否决。 记者：美国智库与政府之间的“旋转门”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新总统上台对你们会产生什么变化？ 何慕理：新旧政府交替，这是产生新点子的大好时机。每次新总统上台，我们都会流失一些人才。CSIS大约有10人会在奥巴马内阁中担任重要位置。如果当初麦凯恩胜选，我们会有5人出任重要位置。所以，不论谁上台，我们这里均有变动。人来人往，这是智库的家常饭。每次新旧政府交替，也会有原政府高层卸任后到这里工作。布什政府的一些高官也是这样。人们从智库进入政府又从政府来到智库，这种“旋转门”现象的产生是因为人们想介入政策，而智库为他们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在未来10年，智库在美国对外政策关系中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CSIS也会继续为中美关系发展起到创造性的作用。 智库在中美关系中的角色 记者：中美有各种交流，比如，学术或政府层面，智库间交流属于哪一种？ 何慕理：在美国，有“一轨”和“二轨”的说法。“一轨”指的是政府间的全面交流，“二轨”指与政府关系亲近的人士之间的交流，即智库或大学相关的项目与他们同行的交流。这种交流更为灵活、自由、畅所欲言，也更易迸发“点子”的火花。CSIS与中国的交流多为“二轨”的交流。对台也是如此。所以，当我们展开交流前，我们与政府沟通、预热，彼此都知道各自政府的想法。当然，国家离不开“一轨”，但“二轨”作用却参差不齐，有时我们需要“1.5轨”。“1.5轨”就是一方的非政府机构与另一方的政府机构交流。这种形式更为灵活。我们每年进行许多对话，其中许多名为“二轨”的，实际都为“1.5轨”，特别是中国智库本身是政府的隶属机构，他们本身就是“1.5轨”。“1.5轨”、二轨更便于双方交流，并成为日后政策形式的“先导”。若干年前，美国政府非常不愿与法国进行合作，但CSIS在英国郊外小镇召开了研讨会，法国派政府官员参加。美国这边无一政府官员，因为不愿与法国发生任何纠葛，事实证明，正是这个会，启动了美法政府合作。由此看来，智库在国与国合作对话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那些入侵伊拉克的点子也是智库提出来的。但智库不是政府，他们只负责出点子，最终付诸行动的是政府。智库所出的点子，覆盖各个领域，我们跟着项目走。目前在CSIS大约有130个项目。 记者：智库有亲大陆、亲台之分吗？ 何慕理：美国不同的智库，定位各不相同。有的是根据客户群而建，也有些是基于资金多少而建。有的专门研究大陆，有的则专门研究台湾。两岸问题的解决最终只能靠大陆和台湾，我们能做的是力促争端的解决。 记者：中国智库需要哪些改进？ 何慕理：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需要有一些自下而上的智库。但中国政府是否允许自下而上的智库出现尚不得而知。也许政府会认为自下而上的智库制造太多的噪音，可能会失控，等等。所以，政府试图正面管理，以自上而下为主。我理解中国政府为何这么做，CSIS也愿意尽自己所能使智库在中国更加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