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的“批林”内情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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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的“批林”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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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0-09-27 1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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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彪事件给全党和政坛带来强烈震动


  1971年9月13日,林彪等人乘飞机强行起飞外逃,在蒙古温都尔汗地区坠机身亡。林彪集团的余党或自杀毙命,或束手就擒。林彪集团的灭亡,客观上宣告了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破产,也给全党和政坛带来了强烈的震动。4天后,即1971年9月17日,周恩来将《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稿报毛泽东审查。这份通知稿的主要内容是:一、中共中央正式通知,林彪于1971年9月13日仓皇出逃,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二、林彪叛党叛国,是长期以来,特别是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来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是林彪这个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阴谋家的总暴露、总破产。三、我们党是从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中成长壮大起来的。四、当前全党必须提高革命警惕,防止敌人破坏,必须继续加强战备。五、林彪叛党叛国问题,根据内外有别、有步骤地传达的原则,目前只传达到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以上的党组织。毛泽东看后,批示“照发”。后来根据中央指示,这个通知逐步扩大了传达范围。


  9月18日,中共中央以57号文件发布了《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10月6日,中共中央以65号文件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扩大传达林彪事件的通知》。10月24日,中共中央以67号文件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向全国群众传达林彪叛党叛国事件的通知》。12月11日,中共中央又以77号文件发布了《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经毛泽东批示同意,1972年1月13日、7月2日,中共中央又相继转发了中央专案组整理的《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二)》、《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三)》。


  下发这些文件的目的,是为了消除这个事件的影响。


  林彪事件之后的9月15日,在北京西郊空军学院“联合舰队”的秘密据点,发现了于新野起草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以下简称《纪要》)。《纪要》共分九个部分:可能性,必要性,基本条件,时机,力量,口号和纲领,实施要点,政策和策略,保密和纪律。在“可能性”中写道:“九·二(指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后,政局不稳,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尖锐,右派势力抬头。10多年来,国民经济停滞不前。群众和基层干部、部队中下干部实际生活下降,不满情绪日益增长。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不敢言。”“中国正在进行一场逐渐地和平演变式的政变。”“政变正朝着有利于笔杆子,而不利于枪杆子方向发展。”“因此,我们要以暴力革命的突变来阻止和平演变式的反革命渐变。”“和国外‘五七一工程’相比,我们的准备和力量比他们充分得多,成功的把握性大得多。”“地理回旋余地大,空军机动能力强。比较起来,空军搞‘五七一’比较容易得到全国政权,军区搞地方割据。两种可能性:夺取全国政权,割据局面。”在“必要性、必然性”中写道:“B-52(指毛泽东)好景不长,急不可待地要在近几年内安排后事。对我们不放心。与其束手被擒,不如破釜沉舟。”“笔杆子托派集团正在任意篡改、歪曲马列主义,为他们私利服务。”“当前他们的继续革命论实质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他们的社会主义实质是社会法西斯主义,他们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把党和国家政治生活变成封建专制独裁式的家长制生活。当然,我们不否定他在统一中国的历史作用,正因为如此,我们革命者在历史上曾给过他应有的地位和支持。”


  这个政变计划,记于一个拉链活页笔记本上,后由中央专案组收入《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罪证》中下发。


  《纪要》下发后,为消除林彪事件影响的目的并未能达到,反而造成许多思想混乱。地方上的干部都存在着畏难情绪,认为《纪要》“毒性太大”、“欺骗性太大”,担心“原原本本的传达,群众识别不了,听了会引起混乱”,“起副作用”。各地普遍反映遇到了几个共同的“难点”、“难题”。如《纪要》中攻击干部下放、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和“工资冻结”等三个“变相”,是不是说到了我们的短处,利用了我们的黑暗面?钢铁十年徘徊与国民经济十年停滞不前是不是一样?怎样批判《纪要》中所说的红卫兵“被利用”、“当炮灰”、“变成替罪羔羊”等问题?另一方面,广大干部群众所了解的林彪的言论,大多数是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狂热鼓吹个人崇拜、颂扬“文化大革命”和煽动极左思潮的言论,要从这些方面“批林”,很容易引发人们对“文化大革命”的怀疑和不满。


  毛泽东的一封信加重了人们的疑问


  为了总结交流半年来“批林整风”运动的经验,1972年5月21日至6月23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有中央各部门,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军兵种负责人共312人参加的批林整风汇报会。在会议所列文件中,毛泽东于1966年7月8日写给江青的信被当作是“最重要的一篇”。这封信的全文如下(部分括号里内容为编者所加):


  江青:


  六月二十九日的信收到。你还是照魏、陈(即华东局书记处书记魏文伯、华东局书记处书记兼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二同志的意见在那里住一会儿为好。我本月有两次外宾接见,见后行止再告诉你。自从六月十五日离开武林(指杭州)以后,在西方的一个山洞(指滴水洞)里住了十几天,消息不大灵通。二十八日来到白云黄鹤的地方(指武汉市),已有十天了。每天看材料,都是很有兴味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我的朋友的讲话(指林彪1966年5月18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晋朝人阮籍反对刘邦,他从洛阳走到成皋,叹道: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鲁迅也曾对于他的杂文说过同样的话。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欢他那样坦率。他说,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在跌了几跤之后,我亦往往如此。可是同志们往往不信。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读过这几句。人贵有自知之明。今年四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五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有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罢了。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我劝你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经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这个问题我同你讲过不知多少次,你还记得吧,四月在上海还讲过。以上写的,颇有点近乎黑话,有些反党分子,不正是这样说的吗?但他们是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我则只说对于我所起的作用,觉得有一些提法不妥当,这是我跟黑帮们的区别。此事现在不能公开,整个左派和广大群众都是那样说的,公开就泼了他们的冷水,帮助了右派。而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所以我的这些近乎黑话的话,现在不能公开,什么时候公开也说不定,因为左派和广大群众是不欢迎我这样说的。也许在我死后的一个什么时机,右派当权之时,由他们来公开吧。他们会利用我的这种讲法去企图永远高举黑旗的,但是这样一做,他们就要倒霉了。中国自从一九一一年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动派当权总是不能长久的。最长的不过二十年(蒋介石),人民一造反,他也倒了。蒋介石利用了孙中山对他的信任,又开了一个黄埔学校,收罗了一大批反动派,由此起家。他一反共,几乎整个地主资产阶级都拥护他,那时共产党又没有经验,所以他高兴地暂时地得势了。但这二十年中,他从来没有统一过,国共两党的战争,国民党和各派军阀之间的战争,中日战争,最后是四年大内战,他就滚到一群海岛上去了。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顷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


  久不通信,一写就很长,下次再谈吧!


  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


  5月21日,周恩来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第一次会议上讲话,介绍会议文件,说明和林彪反党集团斗争的过程,对林彪等人进行批判。周恩来在讲话中着重说明了毛泽东给江青的信的情况。他说:


  现在确定的文件之五,是最重要的一篇,就是毛主席给江青同志的信。这个信只有政治局一部分同志看过,在座的你们各省市的,还有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没看过。就是在“九一三”以后,今天印的吧。这封信是什么时候写的呢?就是在1966年5月18日政治局扩大会议林彪在河北厅讲话以后。林彪讲话经过多次改动,送到主席那里,主席总是有点不安,里头有些话过头,叙述政变那种写法也不当。但是当时是为的要发动文化大革命,鼓革命群众之气,要打击、扫除那种修正主义的风,所以说话有些过。但是当时的中央修改以后,还是请主席批。主席觉得不批,这篇东西不能发表,不是等于给群众泼冷水了吗?因为大家希望看到这篇东西嘛。实际上这里头有毛病,有些极左的话,有些不恰当的。现在大家回想回想恐怕就会看出来。林彪那篇东西是不是可以作为参阅文件印给大家?刚才政治局会议没有讨论,再看一看。毛主席这封信一针见血。主席写这封信是1966年7月8日,在武汉写的,我是7月11日到的武汉。那时见了个外宾,我跟主席报告我到国外访问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以后,主席要我留一天。第二天上午见主席,主席就把给江青同志的那封信的抄件给我看。是一个底子,那个字是徐业夫同志抄的,有些字还抄错,主席还改了的。那个信可写得深刻,现在大家想想看,那简直是完全看到了这些问题。当然了,当时不是说林彪这个人了,也可能想着利用右派来搞。那封信指的林彪那些极左的话,这个极左,就形左实右,就落在林彪身上,是个右派。主席说七八年后,结果六年就出现这个事了。只有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才能预见到这么清楚。这封信贯穿了整个文化大革命,大家可以看一看。当然了,那封信可能有些事情大家不大懂的了,将来我们参加政治局的做日常工作的九个同志分到各组里,还可以加以解释。这个大概明天可以印给大家。非常深刻的一封信。前天,我们政治局决定要请示主席,我昨天去请示主席,原来主席还说等一等,昨天一请示说可以。这个我们当然先印给到会同志看了,先不外传了。这是会议文件之五。以上这些文件现在有的已经发了,有的明天要印发。


  根据周恩来的解释,这封写于“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私人信件,在此之前只有两三个人知晓。《周恩来年谱》也有相关记载,可以肯定当年确有这么一封信,而且也给林彪看过,但是否和1972年发表的一样就不得而知了。《周恩来年谱》是这样记载的:“(1966年)7月11日、12日到毛泽东处谈话。看了毛泽东7月8日给江青的信后,建议找林彪谈谈。经毛泽东同意,7月14日,从上海飞大连与林彪谈话,转达毛泽东的意见。林彪表示接受,答应回京后修改5月18日的讲话。15日,周恩来返京向刘少奇作了汇报。”到会者学习了这封信,政治局九人分别到各组解释了这封信。江青在参加华东组、中南组讨论时,俨然以最权威的身份解释、宣讲毛泽东的这封信,说林彪从当抗大校长至当国防部长,就一直搞山头、结死党、搞阴谋诡计,而毛泽东则早就看出林彪“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江青的解释被刊登在会议简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