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反智的反思

中国式反智的反思

　　上世纪90年代，好莱坞拍摄了一批反对现代文明、崇尚低智商的电影，其中就包括后来用以代表美国文化与美国精神的《阿甘正传》、《雨人》等经典之作。这类反智电影淡漠智性、知识的价值，而注入了普通美国人渴望的那种精神力量——这种力量放在智商偏低的阿甘身上，就是跑、孜孜不倦却随意随性地跑，最后获得意外却合乎情理的巨大成功；在雨人身上，就是重新获得弟弟的尊重与家庭的温暖。这些电影除了反映出美国人不拘一格的美国梦，以及在新教和天主教伦理下对于家庭的重视，还彰显了普通个体的独特价值。

　　可是，中国人在经历了“文革”期间“病态反智”的黑暗之后，似乎并没有学会如何理性地反智。中国的影视作品，也因此无法掌握崇智与反智的微妙平衡，常常陷入一种价值偏执当中。今年5月被搬上电视荧屏的扩容版《手机》，正好提供了这样一个观察的窗口。
　　
　　电视剧《手机》嘲讽背后，借着2003年冯小刚电影《手机》的高知名度，以王志文与陈道明的“王道组合”为招牌，以融入剧情的毒奶粉、电视选秀、电视讲坛、娱乐圈潜规则等现实问题为作料，轻喜剧《手机》试图在国内再掀舆论风潮，但在面临收视数据时，该剧却表现出深深的无力感：在古装大片《杨贵妃秘史》和《三国》的两面夹击中，该剧热度一般，收视率平平，虽然后来有所上升，但是仍然败给了家庭伦理剧《老牛家的战争》，成了一部叫好不叫座的作品。大部分媒体对此的说法是“精英题材、曲高和寡”，殊不知文化上的片面反智也是其重要败笔之一。

　　不妨先熟悉下《手机》剧中主要角色的形象与特征。

　　陈道明饰演的费墨教授拿腔拿调，端着知识分子的架子，自命清高却对蝇头小利斤斤计较，比如，一饭店老板慕名给他的搭档、《有一说一》的主持人严守一一张吃饭可打5折的钻石卡，却只给从事幕后制片人工作的费墨一张打8折的金卡，费墨当场翻脸，在车上还要抱怨半天，末了还说一句“其实我还真不在乎这些小事”；还有一家赞助商给了严守一一台特制笔记本电脑，却没有给费墨，费墨就把植入这个赞助商广告的那期策划给否了，然后还一直强调，不是因为一台笔记本的问题。在栏目组，费墨标榜自己的文人操守，极力抵制节目庸俗化，可同样是他，出门随身携带书稿，一有机会就递给出版社，享受别人的逢迎与恭维。

　　王志文饰演的严守一与费墨性格迥异，他从穷小子打拼成知名主持人，自以为深谙社会生存之道，永远笑容满面，对谁都谦恭忍让，为了留住费墨可以当着下属的面将费老与孔子相提并论，为了通过职业测试也可以当众声情并茂地朗诵电视台领导段大可的破诗。

　　剧中最为恶搞的是，油光满面的段大可一登场就是兰花指造型，动不动就炫耀其创造的诗句，而且将深夜泡艺术院校女生造成的红眼血丝也说成是熬夜写诗所致，还顺带教育了严守一一番：“人总应该诗意地栖息在大地上吧。”

　　此外，严守一哥哥黑砖头（严守礼）和他的喂猪娘们、群众演员刘百刚、京痞型的于文海、很“二”的艺术院校老师沈雪、呆呆愣愣的牛彩云、费墨的妻子李燕，还有严家庄的几个村民，这些人在剧中基本上都以丑角呈现。譬如牛彩云，她在参加《有一说一》主持人选秀时跳了一段《孔雀舞》，其间大摆S造型，披头散发狂舞，像极了芙蓉姐姐。

　　剧中唯一一个从头到尾都保持良好形象的人物，是抚养严守一与严守礼长大的奶奶，然而她却是最能体现反智特征的人物。严守一每当迷茫之时，只有从“奶奶”这个农村老太太那里才能找回自我，得到启示。随着她的去世，所有人都仿佛失去了主心骨，迷失了方向，于是严守一用矿照灯在天空写道：“奶，想和你说话。”而黑砖头严守礼则悔恨不已，责怪自己不应该去北京创什么业，而应该留在奶奶身边，甘守山村。

　　在这里，“奶奶”成了一位草根式卡里斯玛统治人物，聪明得如先知一般，这样的“病态反智”，上了年纪的中国人并不陌生。“知识越多越反动”，“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诸如此类的用语，就是那个时代的荒诞缩影。只不过这种崇拜的对象，是由草根塑造的、从草根中走出的精英，而不是由正常社会渠道培养出来的。

　　《手机》的大结局，进一步验证了这种文化反智基因的存在：所有的配角，最后都不搞笑了，都浪子回头、找到自我，获得了皆大欢喜的幸福生活；只有两位知识分子主角，郁郁寡欢，不得不另寻出路：严守一远走爱沙尼亚，而费墨重归书斋，回到普通人的生活状态。由此可见，该剧虽然放大了各类小人物身上的丑态，但主要是嘲讽了某类知识分子，赤裸地特写了他们的虚伪、做作与谎言，从而完成了文化人自虐式反智的价值传播。尽管《手机》小说原作者刘震云认为，该剧旨在抗拒泛娱乐时代对人的异化，可事实是，电视剧《手机》嘲讽背后是片面的文化反智，最终沦为精英气息浓重的自恋作品，远离了观众。
　　
　　反智新浪潮

　　在一般定义上，反智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对于智性、知识的反对或怀疑，认为智性或知识并非人生价值的全部，还有其它的因素（如品性、勇气、见识、德行）在影响人的成败；另一种则是对于知识分子的怀疑和鄙视，其极端表现就是中国“文革”期间、苏联李森科主义时期，以及美国麦卡锡主义时期对于知识分子的打击与迫害。前一类反智，我们可以称之为理性的反智，后一类则只能说是片面甚至病态的反智。

　　美国社会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研究发现，美国早在18世纪后期就已存在反智运动，杰斐逊和约翰•昆西•亚当斯这两位总统在竞选时，也曾深受反智主义的困扰。而在1957年苏联人造卫星抢先于美国上天后，美国社会的反智浪潮就开始退落，知识和科学成了时代的强音。可是，冷战结束后，美国社会又出现一波反智浪潮，其宗旨就如电影《阿甘正传》、《雨人》所昭示的，每个人都应该提升内在的天赋自信感，而不是迷信那些所谓的精英；按照非世俗的标准，就连有些傻傻的阿甘、雨人其实都是有无限智慧的。

　　美国这一波反智浪潮，因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经济勃兴而一度归于沉寂，但在新经济泡沫破灭和美国遭到恐怖袭击的背景下，其在政治领域又开始抬头，除了把智商一般的小布什两次送入了白宫外，还在2008年借麦凯恩之手挑选了学业不佳、知识贫乏，却富有情感魅力的阿拉斯加州女州长莎拉•佩林担任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如今方兴未艾的“茶党”运动，也有这股反智潮流的影子。因其政治效应发生在美国从电视辩论民主走向网络民主的时代，旅美学者薛涌甚至认为，美国社会的“反智主义”传统，与启蒙主义共同构成美国政治生活的两极。薛涌指出，反智主义是一个充分民主社会的必然产物，“一个大字不识的人，无论从政治权利还是政治人格上，和一位诺贝尔奖得主都是平起平坐，这种传统如果运用得当，就能够挑战、制衡精英主义，突破知识阶层的既得利益所制造的文化霸权，保持社会的原创力和民主的草根性”。

　　与美国新一波反智浪潮富于文化和政治理性色彩不同，当下中国网络上颇为典型的暴民心态则体现了“病态反智”只负责恶搞与讥讽，不负责创造与建设的弊端。其表现在，见任何精英及其言论，都是条件反射地先说“不”、“我不相信”、“扯淡”，到最后教授干脆成了“叫兽”、专家成了“砖家”，商人富人统统“为富不仁”，官员则“天下乌鸦一般黑”，总之，理智与客观被各种偏见掩盖，主观的情感性冲动（体现为嘲讽、谩骂与攻击）却往往能得到喝彩与附和。由是观之，在反智的庞大公众队伍里，很明显地存在简单的二元逻辑思维，非此即彼，不能理性地宽容与共存。就在这样的“群体的狂欢”与“个体的迷失”之间，来去无踪的群体被一步步驱动着向“群氓”靠近，成了乌合之众。

　　这样的社会情绪与形态，很大程度上是源自精英对大众的背离乃至背叛——文化精英权奴化与商业化，政治精英利益集团化，商业精英权贵化——从而导致中国社会信任关系破裂。信任关系一旦破裂，就很难重建，而缺乏信任，病态反智就只会愈演愈烈。它不仅难以塑造出人格健全的个体，还瓦解和破坏了精英治理的平衡的可能性。当下中国的社会形态就是：神倒下了，人却没有站起来，诸神纷争，乱象丛生。而这种纷争越久，中国离真正现代文明国家就越远。
　　
　　中国式反智

　　其实，反智的思想一直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华裔历史学家余英时认为，中国政治传统中的反智成分在思想上渊源于法家，与法家汇了流的黄老道家以及法家化了的儒家，也都曾在不同程度上给反智主义提供了理论基础。遗憾的是，这些反智思想中的“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意识并没有得到有效传承与延伸，大部分的最后结果都是，随着改朝换代，那些符合统治集团意志的部分被提取出来作为菁华，然后慢慢扶正为一种“国教”般的主导思想，至此反智论就走入“尊君卑臣”的反智悖论中。

　　而在当代中国人身上，也存在两种很奇怪的反智特征。其一是它虽然反智力上的权威，却不会催化一种个体主义的思潮延伸，没有塑造出一种底层大众的独立性与个体理性，从而现代意义上的“公民”迟迟塑造不成。也就是说，反别人的智了，却没有用自己的智把自己武装起来，还很容易在反完之后，陷入一种虚无状态，然后迅速聚集到另一尊他们自己创造的神的脚下，膜拜不已。

　　这就生动地体现为：当下我们不再轻信医务工作者和医学科研人员的说辞，但却同时对另外一些人敞开胸怀，从而相信了张悟本“张神医”与他的绿豆、茄子，相信了李一道长“李神仙”与他的把戏和养生论；我们常常戏谑身居名校的教授学者，却臣服于“打工皇帝”唐骏，折服于他的“电脑博士学位”与“西太平洋大学”；在《手机》剧中，则表现为李燕与于文娟不相信医院，却相信想和严守一套近乎上《有一说一》的李时真李神医，而且这个李神医最后居然把费墨的男科顽疾与于文娟的不孕症都莫名给治好了。

　　还有一个特征就是，中国的反智主义者，往往本身即文化精英，可他们对于自己所属的群体那种竭尽全力的挖苦，世所罕见。比如《手机》，放在当下任何一个社会，这部电视剧的制作团队都该属于精英群体了，但是他们就对剧中几乎所有人都进行了嘲讽、挖苦，只有“奶奶”这个农村老太太是从头到尾的智者，威望极高，连两大主人公都对其俯首帖耳，认真聆听她的人生感悟与训诫。更有甚者，《手机》中角色的嘲讽与戏谑，集中针对知识分子群体本身，顶多涉及一些商业精英，而对于政治精英等权势者，则敬而远之。这种选择性反智，将制作团队的那点小聪明暴露无遗。

　　可是，普通观众更喜欢《蜗居》那种针砭社会现实的直言或更有技巧的影射，而非这种躲躲闪闪、欲说还休的矫情与顾影自怜。是故，电视剧《手机》既难以通过折射现实激发观众的共鸣，也无法像《杨贵妃秘史》、《三国》等宫廷宫闱争斗大戏以猎奇或古典制胜，甚至不如描写“养儿啃老”与家庭内部勾心斗角的《老牛家的战争》来得有吸引力。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反智

　　在中国，理性的反智思维其实是难能可贵的，它会指导个体主义的养成，让民众拥有命运自主的强烈意识——谁也靠不住，只能靠自己和自己与他人的联合，靠公民与公民社会的崛起。相反，在集权的体系下，政治精英主义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它很容易形成高人一等的思维，由政治精英包办一切，民众丧失发言权，更没有参与权与决定权。“被发展”、“被就业”、“被增长”等各种“被”现象，就是这种局面的生动写照。相比起来，文化精英主义自身的危害有限，很多时候只是政治精英主义的帮闲或附庸。当下针对文化精英的反智，顶多算是嘴皮上的肉搏、笔尖下的暴动，没有破坏力，更没有建设性。这也说明，在中国真正有建设性的反智，对象更多的应该是政治精英的集权意识与包办心态。

　　电视剧《手机》，仅仅属于文化精英的窝里反，就像一本结构流水但内容客观的写真集，展示着中国式反智的方方面面。至于这个文化与社会的双重困境要如何走出，又是另外一个庞大命题了。一部片面解构的电视剧，无法承载解决问题的建设性，或许这也是它遭遇收视窘境的根源之一吧——那些同样有着文化反智倾向的精英们，自然会为该剧叫好，但不叫座的原因，在于它背离了民众。比如从剧中看，农村都是田园牧歌式的唯美场景，全然没有现实中的悲苦与艰难，特别是河南等省农村的现实发展状况，在剧中几乎毫无反映；剧中的农民，不管在农村还是进城之后，都生活得无忧无虑……这也意味着，该剧在片面反智的同时还在远离民众，其最大的意义，只是为早已有之的“病态反智”做了一个不太成功的锦上添花，然后昙花一现地陷入文化精英们自虐式的反智的汪洋大海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