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财经：中国模式3.0

　　《环球财经》副总编辑 彭晓光

　　我们之所以在全球金融危机中，把中国模式未来的道路升级为3.0版，是基于以下几个原因：世界各国，包括中国在内，都在深刻总结反思过去的发展模式问题；在完成中国工业化与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经济总规模，将在1~2年内超过日本，并很有可能在10~20年内超过美国。虽然届时中国的经济质量与综合国力依然同美国存在差距，但这还是将构成世界经济史100多年来的头等大事。这意味着，中国模式3.0时代将会面临全新的机遇与挑战，既不完全与工业化基础30年的中国模式1.0时代相同，也不完全与改革开放30年的中国模式2.0时代相同，这是一个对中华民族信仰、智慧、力量与意志全面考验的时代。

　　不得不提的“英美道路”未来坚持中国模式3.0还是回避不了“英美道路”问题。“英美道路”是人类社会工业化与现代化进程中的有突出优势的成功道路，但这条道路不能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世界标准。日耳曼系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同之前英伦三岛的拉丁化的凯尔特人，以及之后征服英伦三岛的半拉丁化的日耳曼系诺曼人，在战争中走向融合，构成了现代英语民族的基础，同过分散漫无序的纯粹拉丁民族以及过分僵硬刻板的纯粹日耳曼民族(特别是德意志民族)相比，英语民族比较成功地将秩序组织的严密性与随机应变的灵活性结合起来，并充分利用了自身的地缘安全优势，通过殖民与征服，将这套英语民族模式从英伦三岛成功地推向了北美大陆和大洋洲。英语民族(英国和美国)不仅是几次工业技术革命的领头羊，而且在特别需要严密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外交、金融、宣传与情报领域，始终表现出了远高于其他国家(包括其他西方国家)的“竞技水平”，这也是工业革命以来只有英语民族(英国和美国)建立了世界霸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诚然，本轮金融危机极大地动摇了“英美道路”、“美国模式”在全球范围的信用，但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英语民族在历史上曾多次战胜过重大危机，而挑战他们的法国(拿破仑时代)、德国(两次世界大战)、苏联、日本却都先后遭到失败，这个历史事实对全球各民族的深层心理影响是难以低估的。统治美国的盎格鲁—撒克逊——犹太资本“神圣同盟”，并没有放弃他们建立“新罗马帝国”世界新秩序的神权天命，他们依然在世界范围内拥有最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与意识形态资源，他们处理金融危机与美国霸权危机的手段依然是冷静的现实主义的，既没有像解体前苏联领导集团那样陷入信心崩溃与惊慌失措，也没有落入德国希特勒集团与日本军国主义集团当年的疯狂与歇斯底里。在世界范围内，包括在中国，对“英美道路”宗教般虔诚的新蒙昧主义信徒依然众多(考虑到英语民族200多年的世界霸权地位，这个现象是不可避免的)，在中国，即使很多肯定新中国取得“辉煌60年”成就的人内心深处也或多或少地认为，中国模式的未来也许并不是中国模式3.0，而是与“英美道路”接轨，“融入国际现代主流文明社会”，这样的中国现代化进程才称得上“修成正果”，金融危机仅仅使得这类声音的分贝暂时下降而已。

　　必须正确认识“英美道路”坚持完全不同于“英美道路”的未来中国模式3.0道路，不需要去否认“英美道路”和“美国模式”，但却需要去证明，“英美道路”与“美国模式”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人类现代化道路。英国的殖民地印度1947年独立后基本搬来了英国的政治制度，比1949年成立的新中国综合发展水平还高，但60年后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在综合国力的各个主要方面却都大大落后于中国；美国的殖民地菲律宾完全照搬了美国的政治制度，但独立后经过60多年，却在发展水平上被许多东亚和东南亚近邻远远超越。这次金融危机重创了美国新自由主义的世界信用，但我们需要看到，美国实行新自由主义二十多年还是获得了巨大的利益，而照搬所谓新自由主义的其他国家，从俄罗斯、日本到拉美都出现了严重的“水土不服”，原因很简单：这些国家的货币没有美元那样的全球霸权地位，无力靠印刷纸币获取其他国家的财富，更无力向其他国家转嫁危机。这场金融危机最富于戏剧性的效果是，美国经济的表现好于除中国外几乎世界所有主要经济体，换句话说，不考虑中国因素，美国新自由主义在本土引爆的这场全球金融危机，竟然相对提升了美国在世界的地位，如此独特的“霸权红利”对其他任何国家都是难以想象和模仿的。印度、菲律宾、俄罗斯、日本和拉美的教训告诉我们，对英美合适的政治经济制度，对其他国家来说可能就不完全合适，甚至完全不适合。对中国“自由派”们信奉的“最高真理”——“因为美国比中国发达，所以美国的制度优于中国的制度，所以中国要实行美国的制度”，除了可以用上述国家的例子加以论证，也可以用一个更简单直接的逻辑加以回答：中国模式60年，中国同美国综合国力的差距大大缩小并还在缩小中，我们不去证明美国实行中国的制度会更好，但这个事实无论如何推导不出，在中国中国模式不如美国模式，至于中国依然存在同美国的发展差距，原因很简单，60年前旧中国留下的底子太差。其实，“英美道路”，特别是“美国模式”内部还存在着重大的难以克服的结构性缺陷，一是控制美联储和华尔街的“资本神圣同盟”，终于还是彻底凌驾于美国政治、实体经济和社会公众之上，“资本专政”已经强烈腐蚀了曾经很有活力的美国新教大众资本主义传统；二是美国社会族群结构中的拉丁裔墨西哥裔因素在持续上升，而盎格鲁—撒克逊社会特性在持续削弱，这给美国现行的选举政治制度带来了越来越大的未来不确定性。

　　“中国模式”成功的根本保障爱国主义、社会主义的价值观与“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中国革命胜利，“辉煌60年”中国模式道路的最根本保障，也是未来中国模式3.0时代成功的最根本保障。目前存在的某种过分拔高李鸿章、蒋介石，甚至哀叹中国没能走上晚清半殖民地所谓“宪政”道路的声音，是缺乏严肃的历史与学术逻辑的：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要想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首先就必须打碎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半殖民地枷锁，而完成这一艰巨的历史任务，只能靠对全民族力量进行组织动员的“群众路线”。靠少数人的所谓“精英统治”是没有出路的。因为，近现代落伍的中国，精英阶层在精神与经济力量方面同开始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的列强相比，处于绝对劣势地位，即使中国精英中有许多抱有救世济民理想的仁人志士，脱离群众无法有效动员组织全民族力量的政治路线，也只能使他们“仰天长叹”空悲切。刘伯承在青年时曾经参加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和护法运动，失败之后有老乡问他“总是看到你们当兵的打来打去，但都不知道你们打的仗和我们老百姓有什么关系？老百姓也不知道该帮哪边。”“既然你们是革命，几个省一起干，为什么没有个统一的领导。”这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精英革命”严重脱离群众和先天的涣散性。也正是在旧革命的不断挫折中，刘伯承、朱德、贺龙等旧军阀军官甚至包括孙中山都逐渐走向了新的革命道路。而且，旧式“精英”中的大多数人，在帝国主义列强的重压之下，为保住自己相对于广大群众高高在上地位的本能，也必然导致半殖民地旧中国晚清与民国的所谓“精英统治”，走向“对内镇压、对外投降”的反动道路与破产命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之所以取得胜利，靠的是一条完全不同于晚清与民国政权的政治路线：共产主义信仰，社会主义道路，爱国主义精神，“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与广泛动员人民力量的“群众路线”，这就是为什么抗战中，八路军新四军能够在国民政府正面战场溃败的同时，开辟大面积敌后根据地；解放战争中，人民解放军能够迅速打垮数量和装备占优势的国民党军队的根本原因，“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广大翻身农民用小推车推出来的。”把解放战争称为“毫无意义的国共内战”的人，或许至今还不明白中国革命胜利的根本原因，他们的思想水平，甚至还落后于200多年前的普鲁士军事思想家克劳塞维茨。在思索“为什么干涉法国大革命、受过严格操典队列训练的普奥俄军队，面对法国民众组成的散兵线‘自由射手’会屡战屡败”这个问题后，克劳塞维茨在自己的名著《战争论》中给出了答案：“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

　　两个30年不能相互否定“辉煌60年”意味着，“两个30年不能相互否定”，因为新中国60年建设作为一个整体，始终坚持了中国革命的思想灵魂：爱国主义、社会主义价值观与“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前30年工业化基础阶段(中国模式1.0)，虽然有不可避免的种种曲折，但新中国在一穷二白的底子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基础体系，在农业、国防、卫生、教育、科技领域也取得了突破性成就，并先后同苏联东欧、第三世界与西方国家建立了经济合作关系；后30年改革开放阶段(中国模式2.0)，依托前30年打下的基础，抓住国际产业转移新浪潮及全球化进程，中国极大提升了经济实力、人民生活水平与综合国力。两个30年的传承和接力，铸就了一个“辉煌60年”，使得新中国在极端落后的基础上发展成为世界上最主要的政治、经济与军事大国之一。未来中国模式3.0，毫无疑问是对中国革命和“辉煌60年”的继承和发展，中国模式3.0的使命，是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改革开放前提下，全面完成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坚持中国模式基本制度与改革开放，与借鉴学习他国的长处并不矛盾。中国模式1.0时代，我们更多地借鉴了苏联东欧的经验；中国模式2.0时代，我们更多地借鉴了美国西方的经验，但中国60年来始终坚持了独立自主的中国模式道路，既避免了苏联模式过于集中僵化丧失活力的弊端，也避免了美国模式“资本专政”脱离任何控制的弊端。这次应对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模式政治—金融—实体经济相对合理的架构，经受了考验，为未来中国模式3.0创造了信心基础与制度基础。

　　金融、产业与社会保障中国模式3.0时代最迫切的经济社会任务，是通过自主创新，包括思想、制度和技术创新，在保证货币主权、金融稳定与金融安全的前提下，使中国的产业与社保通过升级，实质性地迈上一个新的台阶，这是中国全面完成工业化与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这场金融危机充分证明，马克思和列宁100多年前关于资本主义社会“资本”本质的论述，依然是有着强大生命力的客观真理：统治美国的“资本神圣同盟”，最终还是建立了脱离美国政治制度、实体经济与广大民众制约的金融寡头“巨无霸”。在美国本土恢复工业资本主义传统，不仅受制于美国也深度依赖的全球化产业分工进程，甚至已经不符合“资本神圣同盟”对资本利益最大化的追求了，“资本神圣同盟”实现自己新蒙昧主义神权天命的道路，依然是不惜代价追求对全球实施金融统治甚至“资本专政”。中国政府对货币主权、金融稳定与金融安全的坚持，是中国这次比较成功应对金融危机冲击的主要原因。未来中国模式3.0时代，中国同美国与世界的货币、金融合作将会日益紧密深入，同时，也要对盎格鲁—撒克逊——犹太“资本神圣同盟”对中国与世界日益升级的金融支配企图保持高度警惕。丧失了货币主权、金融稳定与金融安全，中国的工业化与现代化就将成为一句空话。产业升级，既包括重大的科学技术突破，也包括具体工序与工艺的改进。坚持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传统，组织力量进行重大科技领域攻关，借鉴美国通过资本市场对高科技企业的持续支持经验，同时，不放弃“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群众路线优良传统，借鉴日本、德国的工艺与质量管理及职业培训制度，使中国产业积累技术工艺传统走上可持续的技术进步与工艺进步道路。新能源领域的产业升级，对中国模式的未来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能够在该领域达到与发达国家并驾齐驱的地位，对提升中国的产业与生态质量，对打破部分发达国家利益集团试图以“碳关税”、“碳货币”，控制中国和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的企图，作用都是决定性的。逐步建立惠及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既是落实“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又是构建和谐社会、解放广大群众购买力的有力举措，这对中国模式未来的内外需市场平衡发展，对中国模式的长期可持续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

　　“和谐世界”与青年一代的使命中国需要清醒认识到，中国模式1.0和2.0及未来中国模式3.0的成功，将在精神与物质两个方面对世界格局产生巨大的重塑力量，主导国际秩序的美国，世界其他主要力量中心及周边国家，对此的反应将会是十分复杂、甚至出乎我们意料的。中国需要做好心理准备，中国模式3.0时代，随着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日益上升，中国将可能很快迎来一个国际合作与国际争端都大幅升级(甚至质变和剧变)的“陌生”时代。这样一个复杂多变的新时代，是对我们整个民族信仰、智慧、力量与意志的全面考验。冷静的现实主义是中国应对国际格局变化的正确之道，毕竟，世界各大力量中心都存在着显而易见的战略优势与战略弱点：美国的霸权地位，决定了其必须将几乎所有其他世界主要力量中心视为潜在对手，同自己最紧密的经济伙伴中国走向全面对抗，对美国而言也意味着巨大的战略风险；主动将同中国的关系改变为对抗关系，则是任何其他大国在政治和经济上都难以承受的。坚持和平发展、永不称霸的未来中国模式，有信心与能力实现自己的世界使命：终结“大国政治的悲剧”——大国围绕“霸权”争夺而无法回避的迎头相撞历史宿命，推动人类社会走向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2008年集体登上时代历史舞台的中国青年一代，既拥护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价值观，又展现了令人信服的理性思维、国际视野、知识水平与实践能力，这是值得整个中国社会欣慰和骄傲的重大事件，这个来之不易的大好局面尤其需要整个中国社会的珍惜：“为人民服务”宗旨，落实在青年一代身上，就是关心他们的工作生活，并给他们提供更加广阔的施展舞台。我们国家的青年一代，必将在中国模式3.0时代，从捍卫中国模式与和谐世界的青年近卫军，成长为勇挑大梁的主力军。

　　日本向左 拉美向右——中国未来发展模式的借鉴

　　《环球财经》编委 白益民 特约作者 袁璐

　　除非国际汇率市场发生奇迹般的剧烈动荡，否则中国的GDP在2009年超过日本跃居全球第二，已无悬念。对于奉“发展才是硬道理”为圭臬的中国人来说，这无疑是给自己60周年大庆的最金光闪耀的一份礼物。但是，欢庆之后，我们需要打开金光闪闪的外包装，理性辨析其中的成色。

　　日本：高GNP 低基尼系数日本之鉴：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日本其实是拒绝外资但大量吸引外国订单，资金不足依靠银行的超额放贷解决。GDP不是GNP(国民生产总值)，GDP意为“国内生产总值”，仅仅代表一国地面上发生的产值，但今天在中国领土上生产和创造财富的还有美国人、日本人、韩国人、德国人、英国人、法国人等等。到底有多少是中国自己创造的呢？似乎不在中国的统计范围之内。目前，中国的经济发展主要靠投资，其中很大一部分又是靠外资投资拉动。外资在中国制造了可观的GDP，但利润却通过商品出口转到了外国，中国GDP越高，为国外输送的利益越多。诚然，在国际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在巨大的GDP蛋糕分切中，只要把蛋糕做大，中国总会落到一些好处。同样是GDP，在日本却有着与中国完全不同的内容。2008年日本GDP为4.844万亿美元，排名世界第二，日本很多行业是外资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不信的话，你在日本街头看能不能买到诺基亚手机)。同时日本的GDP，几乎全是自己的(2007年只有3%的外资GDP)，还有3.5万亿海外资产。而中国的GDP很大部分是别人的。其实日本GDP像中国这样高速成长的时期也只是1955年到1965年这十年时间，到了1968年，日本GDP总量已经排到资本主义世界的第二位。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日本其实是拒绝外资但大量吸引外国订单，资金不足依靠银行的超额放贷解决。这个时期，日本财团也得到了重组，财团企业的交叉持股关系得到了确立，主银行的护航舰队体制也建立起来了。这些因素最终导致了上世纪70、80年代经济领域“日本第一”的局面。当经济总量的蛋糕做大时，如果分配蛋糕严重不公，GDP越大，人们被剥夺的感觉越强，越发埋藏着社会危机。2007年中国基尼系数高达0.48，而日本却只有0.28。日本1960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395美元，1961年开始实行国民收入倍增计划，1987年人均达17142美元，工资水平一跃而超过美国。中国改革开放也30年了，生产了占美国30%的消费品，但工资水平仅为美国的4%。

　　■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 梅新育

　　“时间开始了！”——六十年前的开国大典现场，一位诗人心潮澎湃之余，情不自禁发出了这样的感慨。是的，任何一个从此前那个屈辱年代过来而又不甘屈辱的人，都不难理解他的感慨；若是对历史背景具备足够的了解，对这句话的理解当可更加深刻。

　　109年的奋斗 305年之变局1949年10月1日标志着鸦片战争以来国势下滑的趋势走到了转折点，标志着太平天国军兴以来第一个有能力对除港澳台之外整个广袤大陆实施有效统治的国家政权建立，标志着志士仁人109年的奋斗、牺牲终于赢来了一个有能力也有意志捍卫国家独立的政权。放眼更长的历史跨度，我们还可以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是崇祯十七年(1644年)满清入主中原以来，第一个有能力也有意愿全力以赴推动中国经济社会重新跻身世界前列的政权。而新中国前期历史的最大成就，就是在四面受敌的环境中，领导中国在保持国家主体完整的条件下赢得了平等参与国际经济政治体系的资格。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无限扩张的内在冲动，决定了近代资本主义体系一经问世，必然要无限制地追求扩张，将整个地球纳入其统治之下，中国就是这样被鸦片和大炮轰开大门，一步步强行拖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并按在依附的位置上，实现民族复兴、重新跻身世界先进民族之林相应成为中华民族的历史重任。那么，什么样的力量能够完成这一使命呢？

　　天降大任满清王朝？否！至少从春秋战国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领先世界两千余年之久，崇祯十七年4月22日的山海关之战，是中国在世界体系中沦落的转折点。明朝后期中国经济、科技和社会生活的正常发展被明清鼎革打断，中国75%以上人口(根据《明史》等户口统计计算)丧身于满清入关后的战乱，除北京之外的大城市几乎都在清军的烧杀掳掠下化为废墟，本已高度发达的中国制造业、商业和科技因此大幅度倒退。清统治者随后又不遗余力扼杀汉族一切进步苗头，借此维护作为对这一文明多数民族的统治，从而“成功”地将中国从发达国家改造成为发展中国家。鸦片战争以来，历史上曾多次成功化解外来入侵挑战的中国，不得不首次面临经济文化发展水平高于自己的对手，李鸿章惊呼为“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长期陷入“落后就要挨打，挨打加剧落后”的恶性循环，究其根源，实始于清初。即使在西方帝国主义入侵之后，满清统治集团念叨的仍然是“汉人强则满人亡”，宁可作为西方列强代理人统治中国，也要遏制汉族力量上升。明治维新与洋务运动结果迥异，这是关键原因之一。在蓄意美化满清统治乃至伪满皇帝溥仪的“学术研究”和文艺作品泛滥之际，很有必要重述这一常识。中华民国？不！推翻满清统治桎梏确是一大历史功勋，但继起的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并没有表现出这样的能力和意志，以至于我们的开国先辈们在这样一个国家出生成长：大大小小的军阀、土司各据一方，一国之内有数十上百支互不统属的武装，不仅没有统一的财政货币体系，甚至没有统一的铁路轨距；海关(旧中国最大税源)全部由西方人把持，财政支出须由驻华外国使团一致签字批准，关税税率由西方国家制定，主要港口、咽喉要道和首都均驻扎外国军队，外国军舰自由出入长江和其他中国主要内河一直深入到重庆和长沙，西方人在中国享受治外法权，美军大兵强奸两江总督孙女和地方高官夫人也可逍遥法外(1946年的“沈崇案”和1948年20来个美军飞行员轮奸30多名中国名媛的武汉“景明楼事件”)……当时的中国弱到了什么地步？这样一个国家不可能开展任何可持续的经济文化建设，任何一个血性尚存者都不可能安心接受这样的屈辱，国家主权和独立自由是人们的梦想。渡江战役时，英舰“紫石英号”曾武力阻拦解放军渡江，解放军开始还击后，连英舰要“帮助”的对象——国军炮兵也向英舰开火；当时旅居海外的化学家傅鹰听了解放军总部就此事所作的强硬声明之后，顿感中国终于有了一个敢于昂首挺胸面向西方列强维护国家主权的强有力政府，立刻决定回国。一位无论如何也算不上社会主义者的燕京大学教授，经过和平解放后几个月的观察，庆幸道：我们终于有了一个踏踏实实做事的政府。这些事情，反映了大众当时的真情实感。这个政权也确实没有辜负国人的期望，刚刚建国便以劣势装备将进逼边境的美军击退数百公里，随后陆续经受住了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中苏边境冲突、抗美援越、对越自卫反击战的考验，在西方集团和东方集团(5.87,0.12,2.09%)相继发起的全面封锁中不但没有倒下，反而建立了完整的工业体系，列强外交官们再也不能在咖啡桌上决定中国的命运，敌视中国的势力不得不放弃暴力推翻中国的迷梦，转而同中国开展正常的国家间交往。声称不付出这样的努力便可在如同今天一样的外部环境中集中精力搞建设，倘若不是天真无知，便是别有用心。中美关系正常化、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标志着中国争取民族独立自由的努力赢得了外部世界决定性的承认，从此中国方才具备了集中精力从事经济建设的条件。在这样的背景下，改革开放方针提出和实行，成功地将经济建设确定为中国社会的中心工作，标志着中国进入了中华民族复兴进程的新阶段。正值六十周年大庆之际，让我们向共和国的奠基者们致敬，他们的奋斗不仅为中国赢得了自由独立和平等参与国际政治经济的资格，也惠及了其他众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因为在社会主义革命浪潮的压力下，西方列强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调整对待发展中国家的压榨政策，甚至对毗邻社会主义国家的“小龙”、“小虎”们加意扶植。

　　工业化：国家民族的脱胎换骨发展经济学的先驱之一、英国经济学家琼·罗宾逊曾作此断言：“社会主义不是一种资本主义以外的阶段，而是对它的替代——一种没有分享工业革命的国家能够效仿工业技术成就的手段，一种在不同的竞争规则下取得迅速积累的手段”；这一断言是根据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工业化的历史总结得出，又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得到了验证。新中国政权从旧中国接过来的是一个经济发展水平低下、结构极不合理的烂摊子。1949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66元，国民收入中工业比重仅12.6%。相比之下，当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一般为50%左右。在重要工业品产量上，中国不仅瞠乎发达国家之后，甚至连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也望尘莫及。1949年中国钢产量只有15.8万吨，而1950年美国钢产量为8785万吨，苏联为2733万吨，日本为484万吨，联邦德国为1212万吨，英国为1655万吨。一个起点如此低下的国家能够在四面受敌的环境中生存、发展、壮大，这本身就表明了新中国前期的成就何其巨大。共和国前期经济成就的最直观表现，是初步完成了工业化。提到1966年，大多数人首先想到的是“文革”的爆发，事实上，这一年更是数千年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中国第二产业比重首次超过第一产业，这意味着这个五千年历史的农业大国开始脱胎换骨为工业国，从此拥有了坚强的骨架。尽管在清朝中叶等时期，中国的GDP曾多次居世界第一，但空有一身肉的肥猪和暂时比较消瘦、却拥有强健骨架的虎狼，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重估前30年的现实意义从规模看，从完成经济恢复的1952年至197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6.65%。从横向比较，中国该时期经济增长实绩其实高于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纵向比较，虽然低于改革后30年GDP平均增幅，但彼时大部分时间中国都在战争威胁之下，解放战争后期以来被美蒋军队切断的南北沿海航运直到1974年才得以开通，穿过台湾海峡的南北航线直到1979年才开通；而且改革前中国GDP中不包含外资取得的外国要素收入和许多不曾市场化的产出，而改革后这部分成分极为可观。准确、客观评估这一点，不仅是历史问题，在国际竞争环境下更有现实意义。因为与建国初期单纯作为追赶者的地位不同，我们现在一方面仍在继续赶超发达国家，同时又在越来越多的领域成为越来越多国家赶超的对象。在近代资本主义四百年历史中，已有许多后发国家的“赶超”事业在取得初步成就时半途而废，不仅未能赶超守成大国，自身反而被新的赶超者所超越，我们现在未尝没有这样的风险。由于新赶超者产出市场化程度通常不如我国，单纯引用GDP指标衡量多半会低估新赶超者的增长实绩与潜力，不利于我们制定正确的竞争战略。 教育是“最大的成就”上世纪80年代末，邓小平曾说，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问题是教育。但我认为，改革开放前，最大的成就或许就是教育。人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前提，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目的。建国前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就，更体现在人力资源的培育。这种培育体现在自我奋斗的民族精神和文化教育两个方面。正是毛泽东时代强力推行的大规模社会改造运动，进一步洗刷了满清统治者和西方殖民者所灌输的奴性，在全社会大大普及、强化了平等和自我奋斗的思想观念。在文化教育方面，共和国前期建立的全民教育体系彻底改变了国民的文化教育水平。建国之初，全国文盲率近90%，文革前夕的1964年已降到33.58%，1982年降到了22.81%，2000年更是降到了6.72%。建国初期在基础教育方面取得的成就，甚至比同期完成了四通八达的公路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更加让以后的中国受用不尽，而相对于中国高等教育在这些年受到的非议，主要在建国初30年普及的中国基础教育的质量，全球都是公认的。不必否认，一些文学作品对知识分子下乡之类作了很多渲染，我母亲也是由于“出身成分”不好而未敢报考清华大学，高考后清华招生者见我母亲成绩出众，企图挖人但被我母亲报考的学校坚决挡了回去，就连父亲给我取的这个名字“新育”也是“接受新的再教育”的意思，因为当时我父亲正在军垦农场下放，对此不无牢骚。但我更明白，当时基于家庭成分实施的某些管理政策，对于维护政权稳固是有一定的必要性的，看看大汉奸殷汝耕侄女、台湾高铁董事长殷琪的所作所为就不难明白这一点；而没有共和国前期的体制，我父亲这样的贫下中农子弟能否读书自不待言，就是出身于地主家庭的我母亲，倘若是在解放前的体制下，她此生也只可能是某个乡间的文盲农妇，绝无可能读大学并成为高级工程师。得到一元钱千恩万谢，得到十元钱却抱怨人家没有给自己100元，这样的人永远都会有，但我希望不要成为主流。

　　“平均主义”的再认识作为一个起点低下的发展中国家，倘若不能实现社会公正，就不可能凝聚人心抵抗外部如此长期、如此强大的压力。共和国前期历史在社会公正方面的建设成果，首先体现在更加公正的社会收入财富分配，这一成果的遗产即使在以“打破大锅饭”为开端的改革时期，也对经济建设发挥了重大促进作用。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相对平均的收入分配格局有助于购买力集中于国内产品而非昂贵的进口品。而且，一个国家收入分配较为平均，也意味着每种消费品的需求一旦出现就会迅速爆炸式膨胀，这既进一步强化了国内市场的规模优势，也令针对国内市场的决策相对迅速的内资企业优势更为突出。在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的家电消费热中，正是凭借这一点和当时的贸易壁垒，中国家电行业几乎白手起家，迅速成长为可与西方同行同台竞技的巨头。当然，改革以来中国收入分配公正的优势已经显著削弱；更令人忧虑的是，随着收入分配失衡的恶果日益显著，某些高举“改革”旗号的人不是努力矫正，而是一方面努力维护甚至加强既得利益集团的特权，另一方面竭力把收入分配失衡说成是改革前即已有之的缺陷，丝毫不顾改革初期的旗号恰恰是“打破大锅饭”。这样的表现令人不能不担心，中国社会是否已经丧失了承认并改正失误的能力；但我相信，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历史文化传统、经济社会现实压力必然推动共和国前期历史这一遗产至少部分回归。

　　对人民政治权利的“超前探索”共和国前期社会公正成果，同样体现在对实现人民政治权利的探索。共和国创始者之所以是人民领袖，就是因为他在开国创业成功之后没有把自己当做新权贵阶层的代表人，而是毕生不懈地思考、探索如何有效维护人民大众的经济和政治权利，其思考之深邃、目光之远大，远远超越了时代，直到他身后数十年后，人们才开始理解。早在1950年代，毛泽东就通过阅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等著作，思考、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而没有盲从。《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有一段重要的话： “这里讲到苏联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这本书中还有一段：“社会主义民主的问题，首先就是劳动者有没有权利来克服各种敌对势力和他们的影响的问题。……人民自己必须管理上层建筑，不管理上层建筑是不行的。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理解为国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正是为了树立和维护人民大众的经济和政治权利，他不仅注重收入和财富分配体制的安排，更关注培育人民大众维护自身权利的能力和意志，如全民教育制度既是对经济建设人力资源的培育，也是赋予人民群众维护自身权利的工具。如果一方面高喊“民主”，另一方面却从收入和财富分配、教育机会等各个方面剥夺大众行使民主的能力，那么这种“民主”有什么意义呢？不可否认，共和国前期在这方面的某些探索走了极端，遭到了失败；但时至今日，面对现实，我们是否应该考虑，我们后来的某些做法矫枉过正了呢？我们是否应该回顾、领会和发展开国领袖这方面思想的合理内核，去探索长久的安排呢？

　　对历史的评价也是对评价者的考验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由于牵涉当今人们的利益，对现代史的评价尤其复杂。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在四面受敌的环境中寻找复兴之路，不可能有现成的答案，注定了中国的探索过程必然充满波折，导致共和国前期历史评价进一步复杂化。正因为如此，对共和国前期历史的评价也是对评价者的考验。它考验的是评价者是否站在国家、民族的立场认识和思考问题，也是评价者能否超越个人恩怨和一时的个人私利而秉承客观立场；它考验的是评价者对历史的了解，也是评价者对现实和未来发展的预见；它考验的是评价者对当时当地的观察，也是评价者的世界眼光；如果不能够站在国家、民族立场超越个人恩怨和一时个人私利评价本国历史，这一举动本身就足以证明评价者没有资格、没有能力担任这个社会的领导力量。面对这场考验，我们会交出一份怎样的答卷呢？ (文章代表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