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宏:国民事权大如天!——在“第18次中国新文化(北京)论坛”上的发言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0/07/16 21:36:42
钱宏:国民事权大如天!——在“第18次中国新文化(北京)论坛”上的发言时间:2010-10-03 23:03 作者:钱宏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389次
  我很赞同周志兴先生讲的,小平看问题处理问题,有广泛的常识,重要的事情也往往是在谈笑风生中说出来,包括他讲的“有中特色的社会主义”。我看过一个金庸的回忆,实际上是小平跟金庸的一次聊天中说的。
  后来,新华网2004年08月17日的报导和《党史纵横》2005年10月24日的进一步披露的消息:1981年7月18日邓小平与金庸见面的谈话的情形:80岁的金庸至今十分清楚地记得当时的细节……“那天我们一家四口、我和我的太太及儿子、女儿一同去看望邓先生。廖承志先生陪同我一起去,因为司机的缘故,我们迟到了。”“邓先生已经在门口等我。天气很热,我穿着西装,邓公穿着长裤和夏威夷衫。我说,我一直对您很仰慕,今天能够见到你,感到很大的光荣。”交谈海阔天空,金庸最直接的感受是邓小平在思考很多事情,在考虑国家发展的大问题。他抽出一根香烟递给金庸,自己又点了一根,问:“查先生,世界上有多少种社会主义?”金庸说:“我想自从法国傅立叶、圣西门,英国的欧文首先提出社会主义理论以来,世界上已有许多种社会主义。邓副主席,请你指教。”邓小平笑了:“你说不上不要紧,哈哈,我也说不上。”“我看世界上的社会主义,总有100多种吧。来,再抽一根烟。”说着,又递给金庸一根香烟,意味深长地说:“没有定规么,中国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在北京召开,邓小平在大会开幕词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命题。你看,这是一个多么有意味的历史片断啊!作为中国意识形态显规则总纲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竟是在这种轻松的气氛中诞生的,足见周恩来对邓小平“举重若轻”四字评价是很贴切的。
  我也很赞同蔡霞教授刚才说的一个观点,实际上我们争论来争论去,关键要看到实质,看到真问题,敢于碰硬问题。就是有一句话,我觉得可能把这些争论和实质性问题可以表达清楚,中国因为是后发国家,所以叫“全面补好工商文明的课,稳健走上生态文明的路”。用这个思路考虑意识形态问题,不必过多纠结于什么资本主义,或者什么样的社会主义,也许会变得更简单。因为谈意识形态的问题,谈“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区别等等,说白了,最终目的无非是说明哪种说法更有利于当下中国开始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目标是什么。
  我们现在讲的还是在中国要戴一个什么帽子来说话做事的问题。那么我想,因为“生态文明建设”在十七大报告里面,是作为一个新的文明形态来提出的,它是相对狩猎文明、农耕文明、工商文明,然后是生态文明。我认为,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中国社会各个阶层人士都可以接受的最大公约数,也没有太大的风险,所以,是中国公民应当高高举起的旗帜!
  工商文明,我认为它还是跟它之前的文明形态有一个基本相同点,就是它在政治上还基本属于地缘政治形态,要建立起来人与人之间、人与群体之间、社会与社会之间、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依然是一种权力关系,所谓权力关系它就是一种支配关系,就是谁战胜谁,谁支配谁?遵循的是“特权法则”,在支配的过程中,谁想占据主导地位,以前马克思时代看到的工业文明也好,我们现在的已经现代化的工商文明也好,还是我们每天生活工作中际遇到的人和事,所面临的矛盾,无非是在这样的支配关系中争夺主导权,想占据超过平均利润率以上的好处和优势。不管是借助政权,还是借助财权,还是借助其他的权力,如关系网、知识、信息等等。结果,无论在生产方式上,还是生活方式上,人们追求的是无限扩张,奢侈攀比,这是工商文明的人际关系、群际关系、国际关系的实质。这次美国金融海啸反映的突出问题,就是人的欲望的无限性与实现欲望的理性工具的有限性之间的永恒矛盾,所以,它没有超越以前农业文明的这样一种关系。
  那么,生态文明是一种什么样的政治形态呢?它是一种生态政治,它应该建立的关系是什么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共生关系,遵循的是“共生法则”,简单点说,就是“自己活,也让别人活”(英语表达是:life and let life)。它强调的是人与自然、人与环境、人与人之间,阶级与阶级之间,国与国之间,不管强者和弱者之间的一种共生关系。共生法则和共生关系势必要求人们过一种内敛的健康、简约而高尚的生活方式。所以,我觉得如果从生态文明的角度,这样建立一种新型的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去考虑当下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比从什么什么主义角度谈,不但可以避免不必要的纠结,还可能会显得更加清晰一些,有利于看清什么是真问题、硬碰硬的问题,而集中大家的精力、智慧和勇气加以解决。
  在这个意义上,我很赞成小平他不讲姓社姓资的争论。说得更透彻一点,因为金融危机,各国都在采用政府“救市”的措施,这使得我们对以前一直把社会主义等同于政府管制、政府调控,把资本主义等同于市场经济、市场自由,这样的观念固化起来,特别是看到中国目前受这次金融危机冲击相对较小的情况,给不少人(特别是那些迫不及待要强化所谓“中国模式”的先生们)造成一个假象,说什么现在要“靠社会主义救资本主义”。显然,这种假象和胡说八道的潜台词,无非是说你中国有那么高的外汇储备,拿点钱出来帮助别的国家,尤其是美国“救市”是应该的。
  其实,资本主义并不等于是市场自由,社会主义它也不是政府管制的代名词。这里面,刚才我听到王占阳先生讲的很好,我们管什么叫主义,实际上就是把什么东西放在一个优先位置,资本主义是把资本放在优先位置,社会主义是把社会放在优先位置,那么我们从这个意义上理解社会主义的话,我们就会发现社会建设,它可能是我们接下来应该要做的一件事,就是要还原所谓社会主义的这样一个本意,这里面就有大量的工作要做。17大报告在上海最后一次征求“上海社科界代表座谈会”上(2007.9.7),我提了一条党和国家工作重心,应当继三十年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取代以阶级斗争为纲”那样,现在应当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移到“以社会建设为中心”整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今天,我依旧是这个观点。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说我们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首先解决“社会建设”的这个前提性问题,就是建设“有社会的社会主义”。
  这个题目很大,中国从过去存在了几千年的宗法村社,到现代社会,是怎样的一个曲折的历史过程,起码要总结一百年,所以我去年写过了一篇文章,叫《关于“新中国”的百年反思,以及当下问题的因应之道--中国各路精英亟需拓宽自己的历史思维空间》(2009)。对不起,我必须说:中国不解决好“社会主义首先要有社会”的问题,还将一次次地产生“国家认同危机”。国民对国家、公民对政府(政权)的认同,是不可能长期建立在强制性基础上的!
  今天是一个座谈会性质的论坛,我随便说说。咱们现在的政权建立的最大最成功的地方,就是消灭了一切所谓的社会组织。托克维尔在总结法国大革命的时候,讲到路易十五和路易十六的时候,讲了一句话,政府强大到消灭了一切社会组织之后,政府再也没有任何可以跟它挑战的力量,但同时如果政府遇到问题,包括我们今天说的天灾也好、人祸也好,也没有任何社会组织可以来对它进行有效的援助。
  你看今天,有这么三组数据,如果都靠政府自身来解决,听起来足以让我们的政府首脑心急如焚。第一个是群体事件,从95年的6千起,到2007的6万起,2009年已经达到23万起;第二个数据,中国的精神病轻度患者已经超过1亿人,重症精神病患者已经超过1600万人,这是多么可怕的数据。第三个数据,是上海的精子库和广西的精子库,公布采集的精子的情况,以前我们知道身强力壮的男性,一次射精里面的精子最多要达到60亿个精子,这两个精子库采集的精子的对象多数是大学生,大学生都是正当年轻气盛的年华,然而,他们多数人一次射精的精子总量,却多数都只在1亿左右,减少了59个亿,我们知道精子分为A、B、C类,只有A类精子才可能怀孕,经分类,在这1亿多精子中,只有几百万属于A类精子。我说的这三组数据,在我们中国的表现,大家应该证实这个现实问题,这些数据是说,可能一般人不太敏感,我是比较敏感,因为群体事件的数据,也就是一秒多钟,在我们说话之间,已经有很多群体事件在发生。你说一个亿的精神病患者,如果结合在一起,是世界上第七大人口大国,然后1600万的重症精神病患者,意味着是一个中等欧洲国家。还有精子数量急剧锐减的问题,那是亡国灭种之事(我在微博中提议要“来一场精子保卫战”,也许因为我不是名人,只有几十个人响应)。
  三个数据,都指向一点,就是我们的社会生态、自然生态、经济生态、政治生态、教育生态等等,衣、食、住、行、信、空气……生活压力、工作压力、精神压力、心理压力无处不在,对人的身心灵健康构成严重威胁,而且如此巨大的压力,到目前为止中国还没有找到真正有效的途径予以消解、排遣,因为,我们的国民总体上是没有自己真正认同的社会组织可以寄托的一盘散沙。有人说中国现在“有3亿中产阶级”,这是又一个错误判断甚至谎言!“中产阶级”并不单单是看你有多少资产,它首先是一种意识,用过去话说叫“中产阶级意识”、“市民意识”、“公民意识”,象贵族一样,首先是指一种精神,比如对于公众、和国家的责任感,还有智慧、勇敢!社会存在的前提,必须是有一种精神力量的存在。接下来,中国政府最应当做的事,就是积极承担起中国社会的建设重任,主动扶持社会和组织的有序成长。
  最后,我想再引述一段自己在2003年9月写过的一段文字,来结束我的发言:
  [托克维尔发现,中央集权制必然造成社会各阶级、阶层分离的加剧,使社会变成一点即炸的火药桶。各阶级、阶层之间彼此隔离的恶果,一方面是“再也组织不起什么力量来约束政府,(但)也组织不起什么力量来援助政府”(《旧制度与大革命》P171);另一方面是,分裂的不同阶级、阶层彼此形同路人甚至仇敌,“在被重重障碍长期隔绝之后彼此重新接触时,他们首先触到的是他们的伤痛处,他们重逢只不过是为着互相厮杀。”种种迹象表明,中国政府扶持公民社会成长措施的第三条,即促成社会公共空间的建立和发展,自觉主动扶持合法的民间组织成长的工作,已经迫在眉睫,起码,中国政府现在应当成立专门机构组织人力、物力、财力加以研究和试点。民主政治、共和制度,不仅仅是一种国家形态,一个不任贵贱的“普选权”问题,一个法律最高和公平契约的问题,更是一种社会形态,一个公民社会成长的问题。]
  而这里说的,还仅仅全面补好工商文明的课的问题,要说稳健走上生态的路,就更加任重道远!
  2010年9月25日于全国市长研修学院
 来源:作者博客
[文章来自共识网:http://www.21ccom.net/articles/zgyj/ggzc/article_2010092920543.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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