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对鲁迅兄弟青眼有加:《雷雨》实不成个东西

　　胡适眼中的鲁迅及其他

　　新学年伊始，各地中学语文教材纷纷做出调整，有网友列举了20多篇“被踢出去”的课文，有《药》、《阿Q正传》、《记念刘和珍君》、《雷雨》、《背影》、《狼牙山五壮士》等，其中涉及鲁迅的作品多篇，遂名之为“鲁迅大撤退”。此说一出，舆论哗然。

　　张梦阳先生写来文章，认为“调整”不等于“撤退”，“调整”之目的，是为了适应时代的需要，使之更加符合语文教学的要求，是“正常事情”，“不必过于大惊小怪”。杨建民先生亦爬梳出一段史料，说的是因政见不合，鲁迅与胡适由少来往发展到鲁迅常常嘲讽或调侃胡适，而胡适却几乎没有发过一句恶声。1929年，胡适应国民政府教育部之邀，起草了一份“高级中学国文课程标准第二次草案”。其中“选读名著举例”里，除《儒林外史》、《红楼梦》等古典文学外，署名现代作家作品的，只有一个“鲁迅的小说集”。两相参照，倒也饶有趣味。

　　从胡适一生写的作品看，较纯粹文艺方面的，数量并不多。新诗“尝试”一番外，小说、戏剧等体裁，真正屈指可数。可他毕竟是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对于新文学家及作品，予以评骘，自然难免。倘以较现代的艺术观看，胡适不能说多么深通，可长时期地关注并实践，总算不陌生。他于作家及作品的臧否，有些虽然寻常，可许多却颇有见地。这里，我们暂时搁下他对新诗人及作品的看法(数量可另成一文)，仅从零散的相应内容中，钩沉出他对其他文学式样的一些言说，以见当时的文艺状况及人物情态。这或者还会有一点意义。

　　对周氏兄弟青眼有加

　　胡适对周氏二兄弟的作品，一直就比较欣赏，评价颇高。在1922年8月的一篇日记里，胡适曾说：“周氏兄弟最可爱，他们的天才都很高。豫才(按：鲁迅)兼有赏鉴力与创造力，而启明(按：周作人)的赏鉴力虽佳，创作较少。”胡适这里说周作人的创作较少，应该是指小说之类，他的小品文，数量并不少。

　　在当年早些时候，胡适写了一篇重要论文《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其中几处涉及周氏兄弟，可以一观。在论及外国文学难以古文翻译成功时，胡适举了“一个最明显的例。”“十几年前，周作人同他的哥哥也曾用古文来译小说。他们的古文工夫既是很高的，又都能直接了解西文，故他们译的《域外小说集》比林(纾)译的小说确是高的多。”在举了一段译文例子后，胡适说：“这种文字，以译书论，以文章论，都可算是好作品。但周氏兄弟辛辛苦苦译的这部书，十年之中，只销了二十一册！这一件故事应该使我们觉悟了。用古文译小说，固然也可以做到‘信，达，雅’三个字，——如周氏兄弟的小说，——但所得终不偿所失，究竟免不了最后的失败。”

　　胡适在这里，是说古文译小说的失败，可对周氏兄弟的“古文工夫”，“文章”，“文字”水准，却是颇表欣赏的。说到当时新文学(胡适有时称“白话文学”)的成绩，因为起步未久，胡适的估价并不高。可就在这估价中，惟独对周氏兄弟青眼有加：“短篇小说也渐渐的成立了。这一年多(一九二一年以后)的《小说月报》已成了一个提倡‘创作’的小说的重要机关，内中也曾有几篇很好的创作。但成绩最大的却是一位托名‘鲁迅’的。他的短篇小说，从四年前的《狂人日记》到最近的《阿Q正传》，虽然不多，差不多没有不好的。”注意，新文艺小说创作成绩，这是惟一提到作家的地方。这惟一，给了鲁迅。

　　那么，散文方面呢？“白话散文很进步了。长篇议论文的进步，那是显而易见的，可以不议。这几年来，散文方面最可注意的发展乃是周作人等提倡的‘小品散文’。这一类的小品，用平淡的谈话，包藏着深刻的意味；有时很像笨拙，其实却是滑稽。这一类的作品的成功，就可彻底打破那‘美文不能用白话’的迷信了。”对于此类小品文的特征概括，颇为准确，对于周作人文字的评价，真正不低。小说，散文两个大类，在胡适眼里，由周氏二兄弟各自领军。这一方面符合实际，同时可以见出胡适对二人文学才能的特别看重。

　　因为政见未合，鲁迅与胡适，后来便由少来往发展到鲁迅常常地嘲讽或调侃胡适，而胡适，却几乎没有发一句恶声。1929年，胡适应教育部之邀，起草了一份“高级中学国文课程标准第二次草案”。其中“选读名著举例”里，除《儒林外史》、《红楼梦》等古典文学外，署名现代作家作品的，只有一个“鲁迅的小说集”。这样的位置，实在显现了胡适对鲁迅创作成绩的推重。

　　其实胡适与鲁迅，在古典文学研究方面，是有过颇为相得的相互借重的。具体详情，因在本文内容范围之外，暂且不提，可胡适对鲁迅在这方面的评价，却值得拈出。胡适在1928年写的《白话文学史》的“自序”里这样说：“在小说的史料方面，我自己也颇有一点点贡献。但最大的成绩自然是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这是一部开山的创作，搜集甚勤，取材甚精，断制也甚谨严，可以替我们研究文学史的人节省无数精力。”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和研究过程的彼此交流，胡适才在鲁迅逝世后遭到苏雪林攻击时，负责任地指出：“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的早年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通伯(按：陈西滢)先生当日误信一个小人张凤举之言，说鲁迅小说史是抄袭盐谷温的，就使鲁迅终身不忘此仇恨！……说鲁迅抄盐谷温，真是万分的冤枉。盐谷一案，我们应该为鲁迅洗刷明白。”从先前举例看，说鲁迅早年文学作品及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绝非虚饰，这是胡适坚信的认识，无论先前鲁迅曾用怎样一支犀利的笔嘲讽过他。

　　胡适与周作人的友谊，保持得长久得多。两人后来有诗词唱和，更有抗战初期胡适从伦敦以一首诗作，劝周作人尽早离开北平去南边，可惜周作人以家累为由没有听从忠告，终于落得浑身沾满污泥。在当时，文人间是不作兴当面相互恭维的。可由衷之言，有时也不能不发。1936年元月，胡适在复周作人的一封信中，对周的文章，说了这样几句：“吾兄自己也是有心人，时时发‘谆谆之言’，但胸襟平和，无紧张之气象，故读者但觉其淡远，不觉其为‘谆谆之言’。此是涵养功深，不易学到。”胡适说的是周作人文章的长处，读者大都是这样感受的，所以写在信中，也并不觉着什么不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