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亲互隐”的迷局（刘强）

父亲违了法，儿子该怎样做？或者，儿子犯了罪，父亲又当如何？这问题很早就在困扰着人们。《论语•子路》篇的一条记载就是好例：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显然，标举孝悌的夫子并不主张父子之间互相“检举揭发”，以“人伦”（社会法则）破坏“天伦”（自然伦理）。对此，朱熹解释说：“父子相隐，天理人情之至也；故不求为直，而直在其中。”（《论语集注•子路注》）这种“亲亲互隐”的观念遂成为儒家亲情伦理的重要内容。《孟子•尽心上》也有一段著名的“公案”，说是假若舜的父亲瞽瞍杀了人，作为天子和人子的舜该怎么办呢？孟子的答案是，先让当时的执法者皋陶“执之而已矣”，以维护法律的权威，尽到天子的责任；然后作为儿子的舜，又当“窃负而逃”，和父亲一起到海边隐居，“弃天下犹弃敝蹝”，以成全人子之道。这两条故事，加上《孟子•万章上》所载，舜对“至不仁”的兄弟不仅不处罚、反而“封之有庳”的事例，都是早期儒家“亲亲互隐”观念的实践延伸。有意味的是，两千多年后的今天，“亲亲互隐”竟在学术界掀起一场论战，而且，对具体问题的探讨，很快升级为所谓“崇儒”和“反儒”的观念之战，主义之争。这是让旁观者如我始料未及的。论战的发起者通常都是反对派。2002年第2期的《哲学研究》，刊出刘清平教授《美德还是腐败——析〈孟子〉中有关舜的两个案例》一文，认为“孔子和孟子自觉确立的主张血缘亲情至高无上的儒家根本精神，正是这种‘情大于理’、‘情大于法’观念的始作俑者”，将“亲亲互隐”指为滋生腐败的“温床”。应该说，这种观点有着一定的现实意义，论者试图通过对儒家血亲伦理精神的“清算”，为当前的反腐败斗争开一剂“药方”，出发点也不可谓不善。不过，话又说回来，将儒家亲情伦理视为腐败之“温床”，则难免以偏概全之弊。论争由此展开。在长达两年时间里，先后有十几位学者参与争鸣，最后由武汉大学郭齐勇教授担纲主编，将争鸣文章汇于一帙，即《儒家伦理争鸣集——以“亲亲互隐”为中心》（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11月版）。作为“正方”主将的郭教授在序言中说：“本书的出版，也标志着这场争鸣的结束。”颇有“鸣金收兵”的意思。没想到，时隔两年之后，同为武汉大学教授的邓晓芒先生在通读完这部论文集后，竟然撰文发难，再次试图把“亲亲互隐”钉在“腐败”的耻辱柱上（《再议“亲亲互隐”的腐败倾向——评郭齐勇主编的〈儒家伦理争鸣集〉》，载《学海》2007年第1期）。邓教授的宏文我仔细拜读了，但说实话，我没有被说服。邓教授说：“不仅古希腊社会，而且任何一个人类社会都会存在有‘为亲属隐罪的观念’，就像说任何社会中总有想要损人利己的人一样。这并不能证明为亲属隐罪或损人利己就是什么天下之公义。”如果我没有看走眼，作者流露出了显而易见的“道德主义”倾向，甚至把法律问题和道德问题混为一谈。试想，如果真有这么一种“天下之公义”，它对人类普遍存在的本性（哪怕是弱点）一概不管不顾，那我们凭什么要接受它、尊奉它？就像人不能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一样，所谓天下公义的设计，难道不应该充分考虑对人的本性予以尊重与呵护么？想当年，宋明理学家们鼓吹“存天理，灭人欲”，盛极一时，影响了数百年，最终不还是露出了“假道学”的庐山真面？读过《论语》的人，应对夫子的“谨言慎行”印象深刻。夫子可能也有说错话的时候，但他很少不负责任地信口开河。我们有理由相信，当叶公标榜那个告发父亲攘羊的“直躬”儿子时，一向秉承“直道”的夫子，对这件事情的“反腐败”意义和貌似正义的一面不会没有考虑。但他还是向这一在世俗眼里颇具“大义灭亲”色彩的“直躬壮举”，提出了大胆质疑。当夫子说出“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这句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话时，那是需要“虽千万人，吾往矣”勇气的！明眼人谁都看得出来，孔子绝不是赞成偷窃行为，以及其它一切犯罪行为，他只是不赞成由儿子来揭发父亲。孔子的潜台词也许是：执法人员和旁的人完全可以把这件事“搞定”。（如果一定要有人“举报”，也不该是当事人的亲生儿子。）所谓“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如果为了一头羊，非要颠覆天赋的父子情、仁之本，这损失是不是太大了点儿？子告父这样的事发生一次也就罢了，如果把那个儿子树立成“道德标兵”、“法制模范”，这和用贞节牌坊把妇女都教唆成“烈女节妇”一样，最后只能变成“名教杀人”。别的不说，祸国殃民的“文革”就殷鉴不远。李零先生在最近的一次访谈中说：“文革”第一天，我父亲就是黑帮，到“文革”结束也还是黑帮，直到1979年才平反。当时，我想，我父亲是不是有问题，不知道，就算他是坏人，他就不是我父亲了吗？这时候，你就会想到孔子讲的忠和孝。孔子说，孝就是“无违”，劝父母必须委婉，不听，只能照着办，儿子不能揭发老子，老子不能揭发儿子，“直在其中矣”。这和我在“文革”中的经验满拧，我亲眼看到我的同学，出于害怕，打骂父母亲，在墙上贴辱骂父母的大字报，甚至带人抄家。他们把自己的家抄了，就没地方住了，以至流落街头，偷东西。（2007年05月17日《南方周末》）李零先生惯以“解构”的方式言说，这里明明可以给孔子唱唱赞歌的，他偏要来个“这和我在‘文革’中的经验满拧”。事实上，“文革”发生的“父子成仇”、“夫妻反目”、“学生打老师”等种种人间惨剧，不都是“大义灭亲”、“革命有理”惹的祸么？“文革”的悲剧恰恰证明了夫子的高瞻远瞩、目光如炬！《庄子•田子方》里有句话：“中国之君子，明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在我看来，叶公正是庄子所谓的“中国之君子”。而孔子，不仅“明于礼义”，更“善于知人心”。夫子比叶公看得更深刻，更广远。他看出，鼓励一个儿子告发他父亲的危害，远比容忍一个儿子的“沉默”更其巨大。前者不过是浮在表面的“标”，后者才是维系人性稳定的“本”。“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子贡曾说，“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窃以为，“父子互隐”这一段谈的正是“性与天道”，是一般“中国之君子”难以洞悉参悟的“性与天道”。仔细想来，把“亲亲相隐”钉在“腐败”耻辱柱上的学者，实在有些“暴殄天物”。他们把儒家先贤对此一问题的“形上”思考，不费吹灰之力地做了“形下”处理，孔子明明是在谈“性与天道”，也即所谓“语上”，腐败论者则将话题“压缩打包”，使哲学问题降格而为政治及法律问题。反对“亲亲互隐”，很容易滑向另一个深渊，也即所谓“大义灭亲”，这种观点看似“政治正确”，实则是以破坏的方式建设，以反人性的、“釜底抽薪”的方式维护所谓道义，其行为也许能获得暂时的“道义”满足，但久而久之，必使“人将不人，国将不国”。打个不恰当的比方——用“大义灭亲”的方式反腐败，不啻将一把割阑尾的手术刀，直接插进了心脏！其实，正如“亲美派”不一定就是自由主义者一样，“反儒”也未必就是真正的“现代”。在我看来，亲情伦理本质上是一种“底线伦理”，它既符合人本主义，也符合人道主义，不惟儒家独有，放之四海皆准。不仅我国自汉代以迄民国，“亲亲相隐”受到历代法律的保护，国外同样如此。范忠信教授在《中西法传统的暗合》一文中，列出大量西方法律条文，说明在德国、法国、韩国、日本乃至我国台湾的现行法律中，针对“藏匿犯人罪”、“隐灭证据罪”、“包庇罪”等犯罪，都有“直系血亲或配偶”可以“免除处罚”的条款规定。（到目前为止，只有中国、朝鲜、古巴、越南四个国家的《刑法》和《刑事诉讼法》里，不允许亲情回避。）可见，在法制社会中，对“人性弱点”的正视和尊重，早已是法理学的常识。如果说它有缺陷，那也是人本身的缺陷，而离开了人，一切学术、公理岂不都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事实上，现代法律的精神恰恰是以最大限度地保护个人（哪怕是罪犯）的人权和尊严为归依的。那种无视“人性弱点”的“天下之公义”，就像一个总是用意识形态乌托邦强奸民意的“国家”一样，人们大可以“弃之如敝屣”。 如果进一步探讨“亲亲互隐”在法律上的可行性问题，窃以为，除了向上述法治国家学习外，还可引入“沉默权”这一理念。既然对于被告人，都可享有不被强制说出于己不利的供词的“沉默权”，为什么亲属不可以依法享有同样的权利？“沉默权”还包含有被告人有权聘请律师，如果其没钱请律师，法庭有义务为他指定律师等权利。而律师的职责是尽量为被告人作辩护，使其依法享受应该享受的权利。作为被告人的亲属，当然无权充当辩护律师，但保持沉默、避免让亲人遭受更严厉的司法处罚，这样的心理应该是能够被理解和尊重的吧。在我看来，“亲亲互隐”的“隐”，既可以当作“容隐”，也可以理解为“沉默”。最后，我想说的是，无论争论什么问题，都应以人为本，兼顾学理，而不能将学理凌驾于人本之上。须知人类数千年积累的伦理经验，远比“现代性”之类的名词术语可靠得多，也高明得多。就“亲亲互隐”这一问题的论争而言，我们真应学学孔子“伤人乎？不问马”的人道精神，来一个“伤人乎？不问主义”。否则，高考作文中出现揭发贪官父亲以求得高分的事例还会增多，为这样的功利动机摇旗呐喊的道德刀斧手更会层出不穷，而在一个充斥“大义灭亲”的所谓正义之士的地方，要想建设真正的“和谐社会”，岂不是“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