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尚昆披露庐山会议毛泽东批彭德怀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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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尚昆披露庐山会议毛泽东批彭德怀真相
杨尚昆
1959年夏的庐山会议,在党的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央办公厅一些老同志建议把它列为《杨尚昆回忆录》的一章,得到杨尚昆的同意。1996年12月,1997年3月、5月,杨尚昆三次同我们谈庐山会议前后情况。他说,我作为庐山会议的正式成员,又是会务工作的总负责人,是应当对这次会议说几句话的。
一次被推迟了的中央工作会议
众所周知,庐山会议本来是要纠“左”,后来因为毛泽东严厉批判彭德怀的《意见书》,急剧转向了反右倾。杨尚昆当时对此也没有思想准备,但是在和我们谈庐山会议的第一阶段——中央工作会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时候,他分析认为,即使没有彭德怀的《意见书》,庐山会议纠“左”的初衷也很难实现。
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后,毛泽东召开了一系列会议,研究解决“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存在的问题。
会议一开始,毛泽东就借用湖南省委提出的“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三句话作为会议的指导思想。当时,与会者对于如何评价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有很大分歧。毛泽东说,“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中发生的问题,从郑州会议到现在己经初步解决了。从全局来说,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刘少奇提出,成绩要讲够,缺点要讲透。有一些同志认为“大跃进”的成绩应该肯定,但是存在的缺点、错误和带来的后果,比想象的要严重得多,应该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承认指导思想有失误,采取措施切实纠正。也有一些同志不愿多讲缺点和教训,还有意无意地压制别人揭露问题、提意见。随着讨论的不断深入,批评“三面红旗”的意见越来越多。特别是7月16日毛泽东以《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为题,批印了彭德怀的那封信以后,坚持还是否定“三面红旗”的分歧更加鲜明突出,基本赞成彭德怀《意见书》观点的占多数。这期间,李锐也曾问周恩来对彭德怀的《意见书》的看法,周恩来说“那没有什么吧”。
各组对《记录》的意见,大多集中在“关于形势和任务”部分。实际上就是如何评价“三面红旗”问题。尽管前一段对“三面红旗”的批评意见很多,后来对彭德怀的《意见书》也是多数表示赞成,但是在最后形成正式文件时,就要字斟句酌了。有人说《记录》对“大跃进”所取得的伟大成绩和丰富经验表述得不够充分,而对存在的问题写得过于具体,会给群众泼冷水;有人说《记录》对缺点看得过重,是一个泄气文件。7月23日以后,有人干脆指责《记录》和《意见书》“唱的是一个调”。这表明,当时虽然许多同志看到了急于求成的指导思想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的危害,要纠“左”;但另一方面,自己头脑里求速成的急躁情绪并未得到克服。在这种情况下,庐山会议纠“左”的初衷,注定无法实现。
毛泽东
从纠“左”转向反右
杨尚昆一生做了两件违心的事,一件是1978年11月28日,为了尽快出来工作,违心地在留有尾巴的审查结论上签了字;另一件就是在庐山会议上违心地批判彭德怀。对后者,他一直是心怀内疚的。他和我们详细讲述了庐山会议从纠“左”转向反右,特别是批判彭德怀的情况。
当时给彭德怀戴了几顶帽子,说彭德怀的《意见书》是“争取群众”、“组织队伍”,是“有组织、有计划、有准备的反总路线、反党中央、反毛主席的活动”,“代表右倾机会主义向党进攻的纲领”。彭德怀是“漏网的高饶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是“里通外国”、“与苏修反华相呼应”。彭德怀从维护大局出发,不得不违心地反复检讨,承认“客观上起了反对‘三面红旗’的作用”,“造成严重后果”,但始终不承认“高饶反党集团成员”和“里通外国”。
黄克诚是7月17日才到庐山的。19日,黄在小组会上发言,对“三面红旗”的看法和彭德怀的观点差不多。于是有人批评他,他蒙了。当晚,他跑来找我,问我怎么回事。我把前一段会议情况向他作了简要介绍。他说不管怎么样,有些话我还是要说。23日,毛泽东讲话后,黄克诚同许多人一样,思想不通。当晚,周小舟、周惠、李锐一起到黄的住处。议论毛泽东的讲话。周小舟说了一些过激的话,还说:“主席有没有斯大林晚年的危险?”黄克诚劝他们,有意见应直接找主席当面谈,不要随便议论。这件事后来传出去了,就成了他们背后进行反党活动的证据。
还有一个小插曲。按照惯例,与会同志在小组会上发言,都摘要刊登会议《简报》。那天,刊登张闻天发言要点的《简报》刚刚准备付印,他就打电话来要求撤回。我就去请示刘少奇。刘少奇说:“人家自己的东西,要求退回去,就退给他吧。”这说明张闻天在思想上也有顾虑。他在会上评说“大跃进”的缺点是冒了很大风险的。他要求退还他的发言稿,对我来说也很为难,如果我不请示刘少奇就退给他,就会有人说我同“教条主义者”又弄到一块去了。
周小舟那时有些年轻气盛,加上他过去曾经当过毛泽东的秘书,在毛泽东面前说话不大拘谨。在庐山,开始他比较活跃。7月11日夜,毛泽东找周小舟、周惠、李锐谈话,周小舟反映“大跃进”中下面干部讲假话的情况,还说“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毛泽东听了不但没有表现反感,反而谈笑风生,气氛轻松。这次谈话后,周小舟就向人散布空气,说毛泽东要反“左”,引起下面议论纷纷。周恩来听到议论,问我这是从哪里传出的话。我告诉周恩来,听说是周小舟讲的。周恩来就让我转告周小舟,不要再传这个话了。周小舟也把毛泽东找他们谈话的情况告诉了彭德怀,并怂恿彭也去找毛泽东谈谈。彭怕当面谈不好,就写了7月14日给毛泽东的那封信。16日,彭的信印发以后,周小舟在小组会上表示赞同。23日毛泽东讲了话,周小舟就成了重点批判对象。
庐山会议从纠“左”转向反右,彭德怀的《意见书》是“导火索”,看来事情带有偶然性,其实不然。会议前期,大家思想并没有敞开,对形势的估计一直存在分歧,一些不同意见遭到压制。毛泽东原来估计,彭德怀的《意见书》印发后,会引起一些人的批评和反对,而实际情况却是得到了不少人的同情和支持。毛泽东怀疑党内有人在刮风;一些“左”派人物感到批评“三面红旗”的人越来越多,会使人泄气。担心“左”派队伍守不住阵地,有人就到毛泽东那里去告状,要求毛泽东出来讲话。与此同时,从中央到地方都不断传来对“三面红旗”的尖锐批评;在国外,赫鲁晓夫和东欧国家的一些领导人,也连续发表批评中国“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讲话和文章。这一切都使毛泽东感到形势严重,必须进行反击。
会议从纠“左”转向反右。事先并没有经过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刘少奇对反右是有保留的。他曾找胡乔木谈话,表示对彭德怀的《意见书》,可以在小范围内批判,总的部署还应继续纠“左”,《记录》要争取发出去,让下面继续纠“左”。他要胡乔木向毛泽东反映这个意见,胡乔木说这已经不可能了。
周恩来担心彭德怀对突如其来的严厉批判,身心承受不了,就要我安排彭的夫人浦安修上山,从生活上照顾彭德怀。
邓小平、陈云因病留守北京,没有参加庐山会议。
毛泽东与彭德怀
保护“秀才”过关
庐山会议期间,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和吴冷西、李锐等一批“秀才”,由于基本赞成彭德怀的《意见书》,并私下对“三面红旗”有所质疑,被卷入到批判当中。最初由彭真提议,几位中央常委也同意,最终保护了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和吴冷西过关。杨尚昆在这期间为此做了一些具体工作,他给我们简略讲了讲这个情况。
在上庐山的路上,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和吴冷西、李锐等一批“秀才”,对1958年以来的形势就有一番议论。“秀才”们说话百无禁忌,尽管他们在思想上也不可能不受“左”的影响,但他们面对“大跃进”带来的严重后果,却不能不对“三面红旗”提出质疑。会议开始不久,“秀才”们开始接受起草庐山会议记录任务,心思都集中在如何总结“大跃进”的教训,继续纠“左”问题上。当时,田家英曾把他在四川调查中反映浮夸问题的材料送给毛泽东参阅,引起四川省委负责人的不满;田家英在小组会上发言时,还同四川省委的那位负责人发生了争吵。彭德怀的《意见书》印发以后,“秀才”们都反映写得不错,同他们起草的《记录》基本观点相同。有的组对彭德怀的《意见书》提出批评,田家英、吴冷西还作了解释。
当时,会议除集中对彭德怀、张闻天等人开火外,那些曾经表示赞成或基本赞成彭德怀的《意见书》观点的人,也无不遭到严厉指责,批斗范围有进一步扩大之势。彭真就来找我商量,提出要保护“秀才”。为此,彭真、薄一波和我专门找李锐谈话,要他到此为止,不要再扯宽了。我把这个意思向刘少奇、周恩来和毛泽东汇报,他们也表示同意。随后毛泽东分别找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谈话,批评“秀才”们前一段表现不好,方向有些不对头;同时又要他们不要过分紧张,要夹着尾巴做人;还说过两天向会上打个招呼,下“停战令”,对“秀才”们挂“免战牌”。我到“秀才”们的住地,告诉他们:主席已经要我向各组组长打了招呼,要他们集中精力开好八中全会。不要再提“秀才”们的事情,你们可以放心了。
文革中被批斗的彭德怀
庐山会议后的彭德怀
庐山会议后,撤销了彭德怀在军队内的职务,但仍保留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职务。党内文件照发,中央政治局会议也照常通知他参加,不过彭德怀照例请假就是了。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彭德怀有什么事都是通过杨尚昆这个办公厅主任向中央反映。
1959年国庆节前夕,彭德怀搬出中南海,移居吴家花园。
后来,毛泽东多次提出,要彭德怀出来做点事。有一次,他对我说,可以让彭德怀当农垦部部长,要我去征求彭德怀的意见。当然,如果彭德怀同意,下一步还要做王震的工作,让王震把农垦部部长的位置让出来。我考虑,那时彭德怀的情绪很不好,不可能出来工作,因而一直没有同彭德怀谈。还有一次,毛泽东指定我和陈毅、聂荣臻三个人去做彭德怀的工作,主要是说服彭德怀承认错误,有所表示。可是彭德怀心里不服,一直顶着不表态,我们三个人都认为不好开口。以后我见到毛泽东,就说你要我们三个人去做彭德怀的工作,你讲个方针才好。毛泽东看到我们有难处,笑了笑说。那就算了吧!
一个多月以后,彭德怀从华国锋那里得知中央准备召开一次由中央局、省、地、县委和大的厂矿企业一级负责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他认为这个会议主要是总结1958年“大跃进"gA来的经验教训。十分重要,决定立即结束湖南调查返回北京。
彭德怀这次去湖南,历时50多天,最后整理了5份调查报告,他要金石交给我,并附信说:“这些材料都已经和省、地、县委同志交换过意见,没有大的不同意见。如有错误,完全由我负责。”我把彭德怀的几份调查材料,连同金石写的随彭德怀去湖南情况的报告,一并报送毛泽东。这件事,事前经过毛泽东批准,事后又向毛泽东作了报告,从工作程序和组织原则上讲都是无可指责的。
彭德怀回京以后。看到1962年1月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的文件,对刘少奇的书面报告认为是比较实事求是地总结了1958年以来的经验教训,还是满意的;对报告中再次肯定庐山会议的反右倾斗争,也不想要求平反。但是,1月27日,刘少奇在大会上讲话,说:“彭德怀的错误不只是写了那封信,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主席写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见是不对的,也并不算犯错误。”“庐山会议之所以要展开反对彭德怀同志的反党集团的斗争,是由于长期以来彭德怀同志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他参加了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更主要的不是高岗利用彭德怀,而是彭德怀利用高岗,他们两个人都有国际背景,他们的反党活动,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因而。“所有的人都可以平反,唯彭德怀同志不能平反”。彭德怀对此非常气愤,立即打电话给我说:“请转报主席和刘少奇,郑重声明没有此事。”事后,彭德怀还向人表示,看了刘少奇的讲话,很不舒服。书读不下去,觉也睡不好。彭德怀本来打算春节以后再到太行山老解放区去看看,搞些调查研究,现在这个样子不能去了,去了人家不好办。
七千人大会结束以后,彭德怀立即动手把自己的一生经历。是非曲直,详细地写了一个书面材料,要求中央予以审查。这就是后来所谓彭德怀翻案的《八万言书》。6月16日,彭德怀到中南海把这份材料亲手交给我,我按照他的要求,印发给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为了郑重,《八万言书》印出清样后,派人先送给彭德怀,请他校阅后再正式印发。他却说:“相信中央办公厅,不看了,印发吧。”当年7月,毛泽东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指责彭德怀翻案,提出要批判“翻案风、黑暗风、单干风”。9月,在北京召开八届十中全会和随后的国庆13周年活动,就不再通知彭德怀参加了。在全会上,毛泽东明确表示:我对彭德怀这个人比较清楚,不能给以平反。全会还决定成立“彭德怀专案审查委员会”,对他进行全面审查。
后来。彭德怀专案审查委员会派人去湖南,对1961年彭德怀回乡作农村调查情况作“追踪调查”。原来,彭德怀在湖南调查结束后,湖南省委曾正式书面报告中央,反映彭德怀在湖南期间表现是好的;但这时却又出尔反尔,向中央报告说彭德怀当时有“反党言行”。这次专案调查人员也专门收集一些反面材料,断章取义,肆意歪曲,编造了一个《关于彭德怀同志1961年回湘潭情况的调查报告》,说彭德怀那次回乡调查是“别有用心”、“满腹牢骚”,散布了一系列“反党言论”。这个《报告》送我印发时,我发现《报告》上把那些随彭德怀去湖南的工作人员名字也写上了。我当即打电话给彭德怀专案审查委员会负责人,说那几个随行人员都是组织上派去做具体工作的,不要把他们的名字写上。这样,避免了一次可能发生的新的株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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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尚昆和彭德怀友谊深厚,情同手足。1998年初,在撰写纪念周恩来、刘少奇两篇文章的同时,他不顾疲劳,又开始撰写纪念彭德怀百年诞辰的文章。他强调一定要把彭德怀最突出的特点写出来,主要写他时刻以党的利益为重,无私无畏,为党为人民奋斗终生,立下丰功伟绩,最后在蒙冤的逆境之中,革命意志弥坚,是一个真正高尚的人。那年5月,杨尚昆去上海,我随行去上海档案馆查档。这期间,他还召集我们随行人员反复讨论这篇文稿。不料,杨尚昆这次归来后就病倒了,《追念彭大将军》一文是他最后的日子里在病榻上定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