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步克：“品位—职位”视角中的传统官阶制五期演化

阎步克：“品位—职位”视角中的传统官阶制五期演化时间:2010-10-03 06:00 作者:阎步克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536次
　　摘要:本文揭著“品位分等”和“职位分等”概念，对传统官阶制演变大势，尝试提出一个五阶段的分期：先秦的爵级命数具有浓厚的“品位分等”色彩；秦汉“若干石”构成的禄秩等级具有附丽于职位的鲜明特征；魏晋南北朝的中正品、大量品位性官衔和涉及士庶清浊的选例，形成“品位分等”的一个高峰；唐宋的阶官制度呈现为又一种“品位分等”；明清时的品级制则又出现了向“职位分等”的一定回归。以上变迁与官僚群体的“自利取向”和“服务取向”的此消彼长密切相关。
　　参考现代文官等级制的“品位分类”和“职位分类”两大类型，笔者打算引申出一对“品位分等”和“职位分等”概念：在前者之下，职位之外另有官阶，它所确定的是官员个人品位，所以可以有阶无职、有职无阶，甚至阶高职低或阶低职高；在后者之中，等级是附丽于职位的，无官则无等级、品位可言。“品位分等”有利于维系官僚个人的地位、身份和报酬，赋予其安全稳定之感，它是以“人”为中心的；“职位分等”则相对重视效率，同工同酬，是以“事”为中心的。期待这个“品位—职位”视角，可以为解析传统官僚等级制提供一个便利的工具。
　　进一步说，笔者还打算把这两种分等，与帝国官僚的“自利取向”或“服务取向”分别联系起来。所谓“服务取向”指示如下情况：铁腕君主的无情控制迫使官僚完全顺从，官僚只有很小的自主性，被视为君主或国家的仆从，由此成为较有效能的行政工具；而“自利取向”意味着官僚的特权和自主性大为扩张了，他们尽量摆脱监督、淡化职责，令官额膨胀、效率下降，将其职位仅仅视为薪俸之源甚至世袭私产，这时候官僚开始“贵族化”了。由此我们设定：重身份、以人为中心的“品位分等”安排，与官僚的“自利取向”或“贵族化”倾向具有更大的亲和性；重效率、以事为中心的“职位分等”，则与官僚的“服务取向”呈内在契合关系。
　　一个分析框架就这样构筑起来了：对历代各色文官等级，观察它们是偏重从属官员个人的，还是从属于职位的；若某朝官阶更富“品位分等”色彩，可以推论这与其时官僚的更大“自利取向”和“贵族化”倾向相关；若某朝官僚等级较具“职位分等”色彩，可以推论这与其时官僚较浓厚的“服务取向”相关；其间因果，则涉及皇权的专制强度和官僚的自主程度（注：参看拙作《品位与职位——传统官僚等级制研究的一个新视角》，《史学月刊》2001年1期。）。随后就可利用这一框架，尝试为历代官阶演变勾勒大致轮廓了，这大致是一个五阶段的分期模式。
　　一　战国秦汉：从爵命到禄秩
　　战国秦汉官僚等级制的变迁线索之一，就是从“爵命”到“禄秩”的转折，它具有从“品位分等”到“职位分等”的演化意义。
　　相对于“事”，越富传统性的社会越重视“人”，所以历史上较早的官员等级制，一般都是品位分等。周代的官员体系仍属贵族政治范畴，显示了浓厚的封建性、宗法性。其时卿、中大夫、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之类爵级，以及相关的“命数”，被用来标志贵族官员的个人身份并与“职位”分立；其下则是一个无爵的府史胥徒、皂舆臣僚或官师小吏阶层。这种身份性的官员等级格局，无疑应该定性为“品位分等”。爵级、命数决定了服章銮旗车马之赐和礼仪等差，并且以土田人民的拥有作为重要内容，往往可以终身以至世代享有。贵族官员保有重大的自主性，君主对其权势利益的予取予夺能力，较之后世是相当有限的。
　　战国变法时秦国出现的二十级爵制，可视为品位文制的一种过渡形态。军功爵制令“有功者显荣”，贵族和宗法身份不再是授爵的天然资格，这无异于一场社会革命。但同时秦代“爵重于官”，“爵”仍是官员以及社会成员的地位之本，与“爵”相关的待遇比居官俸禄优厚得多，如益田宅、给庶子、赐邑赐税、免除徭役、豢养家客、减刑抵罪、赎取奴隶等等。《汉旧仪》：“秦制爵等，生以为禄位，死以为号谥。”在以身份为本上，二十等爵的品位意义与周爵仍有一脉相承之处。
　　战国官僚制的发展伴随着禄制的普及，而且俸额在秦、燕还被直接用来标志官吏等级，从而构成了秦汉禄秩等级制之滥觞。《荀子·强国》：“士大夫益爵，官人益秩。”“士大夫”与“爵”相应而“官人”与“秩”相应，这说法不是无因而发。战国时的士大夫当然也领取俸禄，但他们最终以晋身封君、拥有爵号、领有田土人民为安身立命之所，这依然渗透着“爵禄”的传统色彩；同时“官人百吏”惟以俸禄为生、并以俸额标志等级，相应的“秩”可以视为“吏禄”。
　　春秋战国间的俸禄最初是年俸，而秦汉禄秩的典型形态却是“月钱”，后一按月授禄之制可以追溯到周代“稍食”。与士大夫的采邑、禄田这种“长时段”的酬报方式不同，周朝对胥吏采用按月考绩、分等授廪之法，时称“稍食”，所谓“日省月试，既廪称事”、“月终则均秩”、“以能诏事，以久奠食”。与田邑这样永久性的产业相比，按劳取酬领取“稍食”是一种寄人篱下、仰人鼻息的生计，当然又更富于功绩制的意味。我们推测：年俸与月钱各有不同来源。年俸来自士大夫的封邑。最初由领有者自行管理的封邑，后来逐渐由国家代管，并代征代发其中租税；再进一步，代征代发的租税便演变为“万石”、“千钟”之类年俸了。月钱则可以通过秦国的“月食”追溯到周代“稍食”。稍食之多寡事涉职事之简繁轻重，其额度可以被用做职事的等级。秦汉俸禄按月发放，且以俸额划分职等，这明显是被“稍食”形式所同化的。在这个深刻的演进过程中，昔日用以待胥吏的按月考绩、分等授廪之法，逐渐被用以待百官了（注：参看拙作《从稍食到月俸——战国秦汉俸禄等级制新探》，《学术界》2000年2期。）。
　　战国官僚政治的迅猛推进，伴随着一个士、吏分途的重大进程，它最终因秦汉的“文吏政治”而达顶点（注：参看拙作《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4、6章。）。这在俸禄、等级方面也体现出来了。由商鞅变法时的“吏禄”看，“吏”群体已向上扩张到了千石左右，侵入了士大夫“爵命”的领地。秦统一的前夕，领取月俸的“吏”进而跨入“二千石”层次，汉代则是“中二千石”。奉行“法治”、“霸道”的统治者，逐渐以“吏”的形象为百官定性定位了。月俸这种“短时段”的酬报方式，更好地适应了秦汉官僚的流动性和更新率，更便于专制统治者对文武官吏驱策驭使。“与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以“若干石”标志等级的“吏”，才是皇帝治天下的左膀右臂。在行政等级领域中，“爵命”逐渐让位于“吏禄”。随爵位的买卖和泛授，二十等爵在汉代不断贬值，最终沦落到“夺之民亦不惧，赐之民亦不喜”的地步。虽说列侯与关内侯的封授依然是官僚权益的重要补偿，但爵位已丧失了与官职的直接联系，既无分等功能，也并不构成候选资格。
　　“若干石”的禄秩等级都是附丽于职位的，若无职位则官员本身无等级可言。要是某一位郡守被解免了，那么“二千石”之秩也就非其所有了。这显然是“职位分等”的特点。陈梦家先生说：“所谓俸给或吏禄制度，其内容是秩别（秩级）、俸禄数量、官职和俸禄性质；即哪一种官职属于哪一秩级，每年或每月应得多少俸禄（所谓岁禄或月俸），用什么物资作为俸禄（如钱、谷或二者各半）。”（注：陈梦家：《汉简所见俸例》，《文物》1963年5期。）“哪一种官职属于哪一秩级”，一语道破汉代禄秩的如下特点：秩级不是官员的个人品位，像唐代散阶那样（详后）。杨树藩先生以唐代散阶为参照，推定“秦汉以来，文官有职而无阶”（注：杨树藩：《中国文官制度史》上册“绪论”，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2年，10页。后引同此。），也不是无根之辞。
　　汉代禄秩是附丽于职位的，这还可通过因病、因丧离职后的再仕情况得到进一步证实。在这种非因罪过而一度中断勤务的情况下，对官员的既往官资汉廷一般不予保留。所以再仕时其禄秩低于原官者屡见不鲜，如原官六百石者再仕为此三百石官，原官二千石者再仕为六百石官之类。还有不少一度离职的官员以察举辟召、甚至出仕州郡而再入仕途。经辟召而为公府掾不过百石或二百、三百石，察举为郎亦不过此三百石。州郡掾吏乃长官私属，而非朝廷命官，那么这时再仕者的以往仕历便几乎白费，几乎与初仕者处于同一起点了。官员非因罪过一度中断勤务也要丧失昔日秩立，朝廷不予保有其既往官资，这便可旁证禄秩并没有跟随官员本人走。
　　汉代的“故官”构成了某种资格，“故九卿”、“故谏大夫”之类时或被朝廷委以差使。不过即令如此，汉廷仍未设立品位序列以为安置离职官员之需，他们的既往禄秩对新职秩级的影响是有限度的。“故公”在担任较低官职时有时略予增秩，但“不以赃罪免”的“故二千石”，就连这种优待也没有了，只能依从新职之秩。揆今度古，宋人洪迈生发了不平：“王梁罢大司空而为中郎将，其后三公去位，辄复为大夫、列卿。如崔烈历司徒、太尉之后，乃为城门校尉。其体貌大臣之礼亦衰矣！”（注：洪迈：《容斋随笔》卷11《汉丞相》，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年，106页。）这种模糊不清的“故官”概念，其“品位”意义是很淡薄的。
　　当然，汉廷采用“增秩”、“贬秩”及“增秩留任”为奖惩之法，而这就将造成个人秩级与职位秩级不相一致的情况。在这时候，禄秩确实开始呈现出了“品位”色彩，并反映出对“品位分等”的内在需求了。“品位分等”在协调能力、功绩和年资的矛盾时确实更富灵活性。不过，无论增秩、贬秩，都是以职位的确定秩等为基准而上下浮动的，增秩者的调迁取决于其才绩，所增之秩并没有构成就任新职的条件，也不能被带到新职上去。也就是说，增贬秩仍未使禄秩转化为一种超越职位而独立累加的“品位”序列，官员可以依其序列而稳步上升。
　　离职再仕之官高于原官者也不是没有，但之所以要特别揭著那些低于原秩之例，是因为这样才更能显示，“职事”才是汉廷统治者的关注所在，对官员的个人权益则相当漠视。汉廷特重吏能功劳，“以能取人”、“积功升迁”是其时选官的基本精神。直接以俸额为官秩，也意味着它不是官员的个人等级，而是对业绩的直接酬报。秦汉官僚的权益在众多方面都异于唐宋，例如较少的法律特权、较微薄的俸禄（所谓“百里长吏，荷诸侯之任，而食监门之禄”），在职、离职及致仕后的待遇也远不若唐宋那样无微不至；甚至唐宋官员结衔时成串成堆的名号，也是秦汉官僚所梦想不及的。秦以“刀笔吏”治天下，汉承秦制，依然视官为“吏”。其时自佐史至三公皆可称“吏”，这大有深意。贾谊曾痛心疾首于“王侯三公之贵”而被朝廷“如遇犬马”、“如遇官徒”，正反映贵族的坐享天禄、安富尊荣已成明日黄花，专制君主以“吏”的形象为臣僚定性、定位，他们只能在专制权力之下俯首贴耳，听凭其役使、迁黜和宰割。对官吏的权益、地位和荣耀，“以吏治天下”的统治者经常漫不经心。职此之由，此期官吏的酬报和等级，便具有了更多从属于职位的意味；此期的官僚，便显示出了更浓厚的“服务取向”（注：以上请参看拙作《论汉代禄秩之从属于职位》，《北京大学学报》1998年6期；《略论汉代禄秩的特质和倾向》，《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1期。）。
　　二　魏晋南北朝：“门品秩序”和“官品秩序”
　　当然，汉廷经常依据禄秩向官僚授予特权，如六百石以上的免役权、“先请”权和子弟入学权，二千石以上的任子权，以及各种相应的舆服礼遇，都使禄秩等级日益蒙上“品位”色彩。魏晋以降，官僚等级制再度发生重大转折。
　　曹魏末年出现了九品官品，北魏孝文帝进而把九品官品析分为正从上下三十级；此后梁武帝别出心裁创十八班制，北周又参照《周礼》改用九命九秩，隋唐继承的则是孝文帝所创之法。透过诸如此类的品级形式变换，我们的关注更多聚焦于分等方面的“品位化”变迁。
　　魏晋以降，朝廷上各种散官、名号便开始委积泛滥开来。汉代的郎官在魏晋已成“散郎”，诸大夫最初只是没有固定职事，而不是没有职事，在魏晋以下则纯为优崇冗散之位。更清贵的散官，则以“黄散”——黄门侍郎、散骑侍郎、散骑常侍——最为典型，此外还有给事中、奉朝请等。特进、开府仪同三司是高级加号，加官侍中、散骑常侍也成了通常做法。南北朝时东省和西省分别容纳文职和武职散官，两省散官成了汉代郎署的替代物（注：参看拙作《仕途视角中的南朝西省》，《中国学术》2000年1期。）。这些散官的品位意义大大超过职能意义：被用作起家之选，被用作迁转之阶，被用来安置冗散，被用作加号——标示品级或增加资望，奉送一份俸禄和其他好处。由此“官”与“职”的分离便日趋显著，等级秩序中“品位”因素为之大增，这就是后代散阶制的摇篮或滥觞。
　　与此相应，九品中正制应运而生。中正事实上是依据门第来定品，“凡厥衣冠，莫非二品，自此以还，遂成卑庶”。中正二品是士族与寒庶的身份界限，许多特权仅仅“二品清官”才能享有。中正品不仅是“人之品”——士人的个人官资，而且各种官职都标有高下不等的中正品资格，由此中正品还成了“官之品”，官品之外衡量官位的又一级差。进而又发展出了“清浊”选例，由“浊官”迁为“清官”居然被认为胜过官品的晋升。官品对职位的高下认定多少还要依据于职事权责，而中正品和“清浊”的认定则更多适应了士族维系门第的需要（注：参看拙作《乡品与官品关系之再检讨》，《学人》8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年。）。所谓“清官”大抵以清贵、清闲和文翰性质为特征，与文化士族的平流进取、尸位素餐相适应。
　　南北朝还出现了流外七品和流外七班，“吏”阶层从此沦落到了“流外”。这个制度也源于九品中正制。中正二品以上为士族士大夫，三品以下则是寒庶担任的吏职，“流外”便是由中正品的三品至九品这七等转化而来的（注：参看拙作《北朝对南朝的制度反馈》，《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7年3期。）。在周代，拥有爵命的士大夫与无爵的“府史胥徒”呈现为两个阶层，战国至秦的社会变革却打破了这种身份界限。秦汉基本没有官、吏分途制度，入仕者皆“本于小吏干佐，方至文学、功曹”，经察举、辟召而“迁为牧守，入作台词”（注：《通典》卷16《选举四》。）。中古时期，官与吏却由行政等级之别，变成了以流内流外相隔的身份鸿沟，而且与之相似，文、武之别也由职类之异变成了一种身份之异，这都是由士庶之别而衍生出来的“品位”性质的制度。
　　这种以身份为本的“品位”格局，我们称为“门品秩序”。它大异于汉代禄秩下的等级秩序。士族门第本身就构成了居官资格，则其“品位”在居官之前就隐然存在了，这就是“门品秩序”的本质。与皇权“共天下”的士族门阀，是一个充分“贵族化”了的并呈现强烈“自利取向”的阶层，他们把禄位占有视为一种应得私利和身份特权，并使“分官设职”时的“效率考虑”让位于“优惠考虑”，以至人称南朝官僚组织与其说是政府的得力工具，倒不如说是“流亡贵族的福利体制”（注：Dennis Grafflin,"The Great Family in Medieval Southern China",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41:1,1981.）。同时在这个分裂动荡时代，每奉送一顶官帽子便等于增加了一位政权拥戴者；为维系统治集团的稳定，朝廷也必须给官僚更多权益以为笼络，并尽量从长期合作的家族中录用官员，官僚队伍因而日趋封闭，冗位冗号与日俱增。至如十六国北朝的官、职分离，比南朝有过之而无不及。众多的部落贵族们的“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便是“选贤任能”的限度。原始粗糙的政治体制容纳不下众多显贵子弟，然而也不能让其同于白民，所以朝廷向之大把大把地散发着各种爵、位、衔、号而毫不吝惜。
　　此期还存在着另一类型的“品位”之制，亦即由将军号构成的军阶序列。汉代的常设将军本来寥寥可数，但世入魏晋，将军号却迅速繁衍。军队编制中另有牙门将、骑督、五百人督或队主、幢主、军主等等军职，将军号则变成了类似军衔的品位标志。由于地方行政的日趋军事化，地方牧守及都督大抵以军号作为位阶，往往用东、西、南、北等等方位字样与征、镇、安、平相配，例如征西将军、镇南将军之类。上承汉代以将军辅政的传统，中央官僚加军号的情况也在扩大蔓延。晋宋间的军号分布于官品的一至五品和八品，并按同类军号为一阶的原则，构成了有异于官阶和禄秩的又一序列。梁武帝以125号军号为十品、二十四班，再加上14个不登二品之军号共八班，单列于官品之外。学者指出：“梁栋的散号将军已成为整个职官体系中最基本的身份等级尺度。”（注：陈苏镇：《南朝散号将军制度考辨》，《史学月刊》1989年3期。）史称“后魏及梁，皆以散号将军记其本阶”（注：《旧唐书》卷42《职官志一》。以上又可参拙作《魏晋南北朝将军号的散阶化历程》，将刊于中华书局《文史》；陈奕玲《魏晋南北朝军号散阶化的若干问题》，待刊。）。
　　军号最先发展为首尾完备的散阶序列，至如文散官的“散阶化”进程就迟缓了不少，其决定性的转折是在北朝魏周之际，并得益于军号的“拉动”。魏末战乱中出现了军号、散官的滥授现象，而且军号往往还是与诸大夫及东西省散官成双成对“双授”的，《魏书》卷75《尔朱世隆传》所谓“皆以将军而兼散职，督将兵吏无虚号者。自此五等大夫遂致猥滥，又无员限，天下贱之”。这“双授”到西魏便制度化了，在“九命”等级中，除大将军到武牙将军的军阶之外，还有一个由开府仪同三司到山林都尉等文散官构成的文散阶序列，赫然两立而双峰并峙；二者依然成双加授，如骠骑将军与右光禄大夫双授，车骑将军与左光禄大夫双授，征南将军与右金紫光禄大夫双授，中军将军与左金紫光禄大夫双授之类。由此而来的重要进步至少有二：第一，此前与官品仍呈参差龃龉的军阶，转而均匀分布在官品各阶之上，军阶、官阶一致化了；第二，就是前述的“拉动”：先已成为散阶序列的军号，通过“双授”而把零落散乱的文散官也“拉”成了首尾完备的序列，并把自身性质“传递”给了文散官，将之“拉”入了位阶的境界。由此而带来的军号与散官的两列分立，显已构成唐代文武散阶体制的先声（注：参看拙作《西魏北周军号散官双授制度述论》，《学人》13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至于东魏北齐，把“双授”视为滥授而加抑制，由此一度阻碍了文散官的散阶化；不过对西魏“军阶与官阶一致化”这个进展，北齐统治者还是怦然心动了，步其后尘，依官阶重新安排了军号的排序（注：参看拙作《周齐军阶散官制度异同论》，《历史研究》1998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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