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研究方法论的思考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3/28 22:40:09

对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研究方法论的思考

朱自强 内容提要 作为一门具有独立性的学科,儿童文学拥有自身的研究范畴和自己特有的研究范式。对中国的儿童文学学科建设来说,理论研究的方法论显得尤为重要。建立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研究方法论,依然要像五四当年那样,采取“拿来主义”,处理自身问题。跨学科的儿童文学研究对研究者的理论知识结构有着特殊的要求。一般文学研究的绝大多数方法,都可以运用于儿童文学研究,而具有儿童文学自身特殊性或特效性的研究方法则主要有:儿童哲学的方法;深层心理学的方法;人类文化学的方法;童年历史学的方法。 关键词 儿童文学 独立学科 方法论 拿来主义 特效性

    儿童文学是文学,一般文学的研究方法也适用于儿童文学。不过,作为一门具有独立性的学科,儿童文学还有自身的研究范畴和自己特有的研究范式。研究方法对学科的发展极为重要。在古希腊神话中有这样一个故事,美丽的阿里阿德涅公主送给勇士忒修斯一只会滚动的线团,这只线团引导忒修斯通过多歧而混乱的路进入迷宫,杀死了怪物弥诺陶洛斯,然后,忒修斯又由线团引导从迷宫中走出。这个神话故事具有原型的意味,它表现了在人类文化尚未发达到对外物和自我有较高把握力的时代,人类对方法的感性化理解和渴求。在古希腊语言里,“方法”这一概念是由“沿着”和“道路”两个词组合而成,意为“遵循某一道路”,体现了一种朴素的、直观的方法观念。方法本质上是一种手段、工具,是主体和客观的中介。也有学者指出:“方法的本质在于,它一方面是联结主客体的中介,同时,它不仅是一个中介物,而且可以作为独立存在的研究对象,即超越这一中介,达到对本体的把握。”[1](P2)

    方法是自觉;方法是效率;方法是优化;方法是发现和开拓。对中国的儿童文学理论研究来说,方法论显得尤为重要。要抵达儿童文学这门独特学科的堂奥,必须寻找引导路径的“阿里阿德涅线团”。

   

一、作为学科的儿童文学

   

    在中国,儿童文学普遍被看成“小儿科”。这个“小儿科”具有贬义性,是幼稚和低水平的代名词。儿童文学之所以被戴上这个贬义性称谓,主要原因有三个:一是社会潜意识里对关于儿童的文化的轻视,二是对以西方为代表的世界儿童文学创作宝库和学术研究缺乏了解,三是我们自己的儿童文学历史较浅,学术研究的水准不尽如人意。

    儿童文学的确是“小儿科”,但是,是褒义的“小儿科”,就像提升了整个医学水平,为医学作出重大贡献的小儿医学一样。其实,在人类文化里,凡是有关儿童的研究都产生较晚,比如,医学里的小儿科,哲学中的儿童哲学,心理学里的儿童心理学等等,就是说,只有人类思想智慧和认识能力达到相当的水平,关于儿童的研究才会出现并发展起来。儿童文学也不例外,它是一个历史的概念。有人类的那天起,就有儿童存在,但是,在人类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儿童被成人社会当作“儿童”来对待,却是西方社会进入“现代”以后的事情。如果儿童不能作为“儿童”被成人“发现”,给儿童的儿童文学是不会产生的。

    儿童文学有一个清晰地从一般文学中分化出来的过程。从一般文学中分化出来的儿童文学已经成为一个自足的学科,有着自己完整的体系。一般文学研究的四大领域,儿童文学也都拥有。儿童文学有自己的文艺学(比如儿童文学本质论、文体论、创作论、读者论等),有自己的文学史(而且既包括本国的儿童文学史,又包括世界儿童文学史),有自己的文学批评,还有自己的书志文献学。

    但是,在我国,儿童文学还没有获得一个独立学科的地位。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于1997年颁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里,并没有儿童文学。现在,拥有儿童文学师资的高等院校,大都在具有博士、硕士授予权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这个二级学科里招收、培养儿童文学方向的研究生。

    将儿童文学定性为一个学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方面争得学科目录上的地位,使其在高等院校获取良性的学术发展条件,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是为儿童文学学术研究确立明确的发展、建设目标,使其能动地达到与一个学科名实相符的水平。作为一门学科,如果儿童文学理论研究不能像小儿科医学那样,为医学的发展做出独到的贡献,提升医学的水平,就不可能成为褒义的“小儿科”。

   

二、儿童文学研究方法的“拿来主义”

   

    如果我们对中国最早的儿童文学读物《童话》丛书的主体内容,对儿童文学理论的奠基人周作人所接受的儿童学、人类学的神话学、生物学的进化论、人道主义的思想的来龙去脉,对儿童文学创作的开拓者叶圣陶的童话的艺术形式进行细致考察,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儿童文学是在西学东渐的文化背景下,在西方的直接而有力的影响下产生的。

    这样一个文学史发生的事实,对中国儿童文学的各个领域的开展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就儿童文学研究方法这一问题而言,方法论立足的基点就离不开西方的儿童文学理论方法。儿童文学是名副其实的现代文学。而中国古代文论缺乏形式逻辑的思维,少有理论体系的创构,对作为儿童文学艺术形式资源的民间文学、近代小说、现代绘画等艺术,特别是对儿童的研究的阙如,导致了中国古代文论在建立方法论(当然也包括本体论)上的整体无效性。

    近些年来,文艺学的本土化问题一直不断地被提起和讨论。自80年代以来,现代西方各种思潮和理论涌进了中国,从弗洛伊德到后弗洛伊德,从分析哲学到新历史主义,从解释学到解构主义,从后现代主义到后殖民主义,从“方法论”到“本体论”,在这股强大潮流的冲击下,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中国学界逐渐丧失了自己传统文化的“根”。当80年代末的剧变中的激进主义浪潮风头渐渐过去,人们又回眸本国传统文化资源,而开始反省“偏食症”的后果,重新研究传统文化,在文化心理逆转中出现了“国学热”。中国的文艺学本土化问题的讨论就产生于这一背景之下。

    儿童文学理论界也有“本土化”的呼声。李利芳的《关于当前儿童文学理论建设的若干思考》一文,开篇第一句就是“建立中华民族特色的儿童文学理论体系是近年学界热切呼唤的一个话题”。李利芳为“当前儿童文学理论建设”提供了四项对策,其中第一项是“对传统儿童文学理论资源的继承”,第四项是对“世界儿童文学理论的横向借鉴”。李利芳所说的“传统儿童文学理论资源”是指20世纪20、30年代的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理论。坦率地说,我对“继承”自己的“传统儿童文学理论资源”,“借鉴”“世界儿童文学理论”这一立论是十分怀疑的。

    我认为,20世纪20、30年代的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理论并没有建立起中国自身理论的传统。我们可以看20年代里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周作人的儿童文学理论,其思想和理论的资源恰恰都来自于西方。周作人的最大功绩在于运用当时西方先进的思想和理论,敏锐、有效地处理了中国问题。周作人的儿童文学理论具有主体性和体系性,但是,其理论根基却不具备原创性,而是从西方拿来的。

    如果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理论的根基不是原创的,而是西方的,即并没有建立起自身的传统,那么,李利芳的对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理论要“继承”,而对世界儿童文学理论则只是“借鉴”这一立场和观点就难以成立。

    在“本土化”问题上,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具有不同的“语境”和价值取向。我认为,建设中国的儿童文学理论,还是要一如既往地采取拿来主义的立场。儿童文学是现代文学,其产生和发展的思想基础是以儿童为本位的现代儿童观,学术资源是儿童心理学、儿童教育学、儿童社会学、童年历史学、儿童美术理论,以及与儿童研究具有相关性的民间文学理论、人类文化学等等,而追寻这些原创理论的源头,都会上溯至西方。

    采取拿来主义,并非必然导致主体性的丧失。鲁迅当年写《拿来主义》[2](P38)一文,就指出,西方“送来”的和我们“运用脑髓,放出眼光”,“占有,挑选”,自己“拿来”的是不一样的。鲁迅说:“没有拿来的,人不能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成为新文艺。”周作人也反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勉强去学”西方的“老主意”,他说:“要想救这弊病,须得摆脱历史的因袭思想,真心的先去模仿别人。随后自能从模仿中蜕化出独创的文学来,日本就是个榜样。”[3](P248)

    西红柿是舶来品,但是,中国的西红柿与外国的味道有所不同;现代学校制度是从西方拿来的,但是培养出来的学生却是“中国”的,一定与西方的学生性质有别。首先拿来,然后改造,最终走向创造——拿来主义不是照搬主义,不是生吞活剥、食洋不化。在这一点上,周作人的儿童文学理论给我们以启示。他的20、30年代的富于社会批判、文化批判精神的那些理论文章,为时代立此存照,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创作上也是同理。我曾经评论过秦文君的《一个女孩的心灵史》,文章的标题就是“儿童的‘再发现’”。我把它称之为卢梭的《爱弥儿》式的“教育小说”,因为在秦文君的许多笔墨中,从观念到语体,我们不难看到“发现儿童”的卢梭思想的影响。但是,这是一个典型的中国文本。我在文章中说,它“是中国80、90年代的儿童心灵生活的一个写照,我们只看一眼‘小孩是累不死的吧?’这种章节标题,就会知道它是属于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的。这是一个发人深思和应该记取的时代。”

    “桔生淮南则为桔,生于淮北则为枳。”中国的土壤,特殊的时代,决定了儿童文学理论研究采取“拿来主义”,并不会被西方所同化。中国儿童文学理论不是从西方“拿来”的多了,而是“拿来”的远为不够。

   

三、儿童文学研究方法与研究者的素质

   

    我认为,儿童文学研究者应该是一些与成人文学研究者有别的人,其应该具有的良好的心性素质是:第一,不忘“童年”之本;第二,因为是应对成长中的人生,所以更具有澄明的人生智慧;第三,具有与儿童文化的融通性,比如,拥有儿童般的存在感觉,对朴素、单纯艺术的审美趣味等。

    儿童文学理论研究对研究者的素质的要求,不仅体现在心性方面,而且体现在智性方面。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儿童文学理论具有鲜明的跨多学科的性质。在现代学术发展中,许多学科多少都具有跨学科性,拿现代(成人)文学研究来说,肯定也会涉及哲学、历史学、伦理学、宗教学、经济学、社会学、民俗学、语言学、心理学等学科,但是,儿童文学研究与相关学科,比如与心理学、教育学、历史学、民间文学等学科的天然关系,显然是极为特殊的。

    理论研究方法是由个体的人来运用的,因此研究者的个性决定着对特定方法的选择。另一方面,理论研究方法也对研究者自身的素质提出规定和要求。我认为,儿童文学研究是至难的一门学问。一般来讲,成人文学研究只需要了解成人,而儿童文学研究既要对成人有认识,更要对儿童有洞察,既要对一般文学理论熟知,还要寻找、建立独特的儿童文学自身理论,它对研究者理论素质要求之高,不在成人文学研究之下,甚至要求更高。即使眼下的儿童文学研究远不如人意,也并不能证明儿童文学学科本身就在这样的水平线上,而只是说明研究者的能力还不足以将儿童文学理论的蓝图建设成应有高度的大厦。

    跨学科的儿童文学对研究者的理论知识结构有着特殊的要求。我以为,不可或缺的学科大致有,儿童哲学、心理学(特别是深层心理学)、教育学(特别是教育哲学和语文学科教学论)、人类文化学、民间文学、童年历史学、生物学(特别是动物行为学)、儿童美术等。建立起跨学科的综合的特殊的知识结构,才可能左右逢源地运用独特的方法,建设儿童文学理论。当然,细究起来,在上述学科中,单拿出任意一个学科,都需要人终其一生来搞通。如此一来,这里提出的知识结构实在是一种理想。就现实而言,儿童文学研究者不必成为所跨学科的专家,但是应该对其有基本的了解。

    坦率地讲,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在百年历程中,学术能力既有进步,也有退化。要改变人们的“小儿科”(贬义)评价,提高儿童文学研究的学术品位,至为重要的就是建立合理、优化的理论知识结构,并在此基础上寻求适合自身的理论方法。

   

四、儿童文学研究的主要方法

   

    应该说,一般文学研究的绝大多数方法,都可以用于儿童文学研究,但是作为一门具有极大特殊性的学科,儿童文学研究自然应该建立有着特效性的方法。下面简要探讨几种具有学科特殊性的主要的研究方法。当然,其中的每一种特定的研究方法都有局限性,都不能凭此包打天下。事实上,在实际研究中,要想获得学术成果的优化,自然要对各种研究方法进行切合客观实际的融通和整合。

    1.儿童哲学的方法

    儿童文学研究一方面要像一般文学那样,遵循“哲学——逻辑方法”,为自己建立严谨的逻辑体系,另一方面,还要通过儿童哲学研究,建立自身的哲学思想。在儿童文学理论研究中,关于儿童的哲学思想处于最高层次,它不是具体的理论,但是具有根本的指导作用和意义,是属于“至法无法”的范畴。儿童哲学的方法往往不是呈现为独立的理论系统,而是渗透于许多种儿童文学理论研究之中。正如不能先于研究人而去研究一般文学那样,我们也不能先于研究儿童而去研究儿童文学。儿童文学创作和研究出现的诸多问题,原因大都出在对儿童这一特殊的生命形态缺乏哲学的认识和把握能力上。

    关于儿童的哲学研究其实包含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关于儿童的哲学研究;二是对儿童自身的哲学思考的研究。上述两个层面的研究,后者比前者产生得要晚得多,成果也十分有限。国内比较为人知晓的这方面的研究,当数美国当代哲学家马修斯于1980年写成的《哲学与幼童》,此书于1989年被译介到中国。马修斯还有《与小孩对谈》、《童年哲学》等儿童哲学著作。中国台湾于2004年翻译、出版了哲学博士约翰·泰曼·威廉斯的著作《小熊威尼谈哲学》。该书对英国作家米尔恩的两部描写小熊温尼·菩的书进行分析,认为从古希腊宇宙学到20世纪存在主义的整个西方哲学,在小熊温尼·菩的世界中,得到了生动、清澈的阐释。关于儿童的哲学研究则有比较长的历史,约翰·洛克、卢梭、福禄培尔、弗洛伊德、杜威、蒙台梭利等伟大的教育思想家,都在儿童哲学研究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对于儿童文学理论研究而言,儿童哲学研究中的第一个层面即关于儿童的哲学研究具有整体方法论的指导意义,而第二个层面对儿童自身的哲学思考的研究所起的作用则不那么直接。

    所谓儿童哲学也就是儿童观。儿童观是儿童文学理论的哲学基础,特别是儿童文学本质论的原点。研究者持有何种儿童观,直接决定了他持有何种儿童文学观。儿童观既是儿童文学理论的研究内容,同时也是一种方法。在儿童文学理论研究特别是儿童文学本质论研究中,没有自己的儿童观,肯定就没有自己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我们考察世界儿童文学的发展史,就会清晰地看到,儿童观不仅影响着儿童文学的发展,而且决定着儿童文学的走向。整个一部儿童文学史,就是在它的操纵下发生着演变。在儿童文学的演变中,各种形态的儿童文学往往与特定形态的儿童观相对应。

    五四时期,陈独秀曾指出:“‘儿童文学’应该是儿童问题之一”。如果考虑到成人是由儿童发展而来,儿童是“人”的资源,更应该说儿童文学演算的是关于人类发展、人类的前途命运的最大问题。思考、解答(也许永远找不到唯一的答案)这个问题,关于“儿童”的哲学思考是一个根本的方法。

    运用儿童哲学方法研究儿童文学的典范成果是波尔·阿扎尔的那部与丽利安·史密斯的《欢欣岁月》一起被并称为世界儿童文学理论双璧的《书·儿童·成人》。这位撰写大作《欧洲意识的危机》的著名思想家型学者,以其深刻的哲思和深入浅出的感性化表达,所揭示的儿童文学的真正奥秘,也正是人类心灵世界的真正奥秘。

    我在《中国原创儿童文学的困境和出路》一文中曾说:“中国社会的不成熟的重要表现之一,是没有学会向儿童学习,没有通过思考‘儿童’来获取富于生气与活力的思想资源。……以中国的教育现状和童年生态的现状而言,中国儿童文学尤其迫切地需要思想型的作家,需要作家用儿童文学来思考、处理这个时代所面临的重大的和根本的问题。”[4]说到儿童文学理论研究,中国同样迫切地需要思想型的研究者,通过对“儿童”的哲学思考来应对、处理这个时代所面临的重大的和根本的问题。

    2.深层心理学的方法

    丹麦的大批评家勃兰兑斯在其名著《19世纪文学主流》中指出:“文学史,就其最深刻的意义来说,是一种心理学,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5](P2)虽然儿童文学中有以成人或动物为主要描写对象的作品,但是,仍然可以说,儿童文学基本是描写、表现儿童心灵世界的文学。依据勃兰兑斯的观点,儿童文学就是一种儿童心理学。需要指出的有两点:第一,儿童文学的心理学是特殊形态的心理学,我把它称为感性心理学;第二,因为儿童文学比成人文学更为感性,因而更具有心理学的质感。

    儿童文学是儿童的文学,儿童是儿童文学的出发点和归宿。儿童文学比成人文学更具有心理学的质感,也是由于儿童这一存在决定的。德国动物学家海克尔的重演说认为,动物的个体发生迅速而不完全地重演其系统的发生。心理学研究也接受了重演说的观点,认为年幼儿童的心理与原始人类十分相似。儿童像原始人一样,生活在感性世界中,用感性化的方式把握世界,其心理活动具有超思维的特质。艺术是对普通的日常语言的一种弥补,它超语言,因而也超思维。作为儿童的艺术,儿童文学更具有超思维的特质。阐释儿童文学的这一特质,心理学可以提供最为有效的方法。

    如今的心理学,已经细化为数十、上百个领域。儿童心理学、教育心理学、审美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等分学科都对儿童文学研究具有方法意义和价值,不过,对于具有超思维性质的儿童文学来说,最能有效的进入其深层,揭示其深意的还是以无意识为研究中心的深层心理学。深层心理学的主要代表是研究个人无意识的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和研究集体无意识的荣格的分析心理学。

    理性还没有发展或没有完全发展起来的儿童的精神活动中,无意识、潜意识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弗洛伊德和荣格的深层心理学研究都十分关注儿童、童年以及儿童的艺术。弗洛伊德的《来源于童话的梦的素材》、《三个匣子的主题思想》、《列奥纳多·达·芬奇和他童年的一个回忆》、《歌德在其著作〈诗与真〉里对童年的回忆》等,荣格的《童话中的精神现象学》、《集体无意识的原型》、《儿童原型心理学》等,都启示着我们,深层心理学为人们进入儿童的神秘而深邃的精神世界,进入儿童艺术的精神底部提供着路径。荣格明确指出:神话和童话是表达原型(即集体无意识)的方式,它们的结构形式与原型极为相像,以至必须认定二者是彼此相连的。

    儿童的心理能量和心理发展不仅具有强烈的激荡性,而且因其不能内省而具有盲目性。理性的、机械的、教条的、教训的方式在儿童教育上是难以真正奏效的。而立于儿童的生命空间的儿童文学以其感性心理学表现,对其进行着暗示性的心理疏导和指引。这里有一个研究实例,正可以说明深层心理学是怎样挖掘出儿童文学的这一独特功能。

    在民间童话中,主人公不是最小的,就是最不受关心的,或者两者兼而有之。但是,为什么他常常是排行第三呢?对此,著名心理学家贝特尔海姆这样解释说——

    在无意识和意识中,数字都代表人:家庭状况和亲属关系。我们很自觉地意识到“一”代表我们自己与时间的关系,就像流行的“自我”参照系证实的那样。“二”表明二人一组,一对,例如恋爱关系或婚姻关系。“二对一”代表竞赛中的不公平,甚至被毫无希望地超过。在无意识和梦中,“一”可能代表本人,在我们的意识心理中便是如此。它也可能代表占支配地位的父亲或母亲——对儿童尤其如此。对成人来说,“一”也指对我们有支配权的人,例如老板。在儿童心理中,“二”通常代表父母,“三”代表儿童自己,与父母有关,而不是与哥哥姐姐有关。那就是为什么无论儿童在血亲亲属中的身份是什么数字,“三”总是指他自己的原因。当童话故事中的儿童是老三时,听故事的儿童很容易以他自居,因为在最基本的家庭成员身份中,儿童数下来是第三,不管他在兄弟姐妹中是最大的,中间的,还是最小的。

    超过“二”在无意识中代表比父母干的漂亮。在与父母的关系上,孩子感到自己无足轻重,被忽视了,被虐待了,胜过父母意味着自己已经成长起来,这远比胜过兄弟姐妹有意义。要儿童自己承认他多么想胜过父母是很困难的,在童话故事中,这种愿望就被伪装成胜过蔑视他的两个哥哥或姐姐。[6](P111)

    这是贝特尔海姆的《童话世界与童心世界》(The Use of Enchantment::Meaning and Lmportance of Fairy Tales )一书中的一段。贝特尔海姆采用的正是深层心理学中的精神分析学的方法。他通过对儿童在童话中的心理自居问题的阐释,揭开了被历史尘埃掩盖的童话的真实面目。《童话世界与童心世界》这部著作既是心理学名著也是儿童文学理论名著,贝特尔海姆的这一研究成果令人深切感受到了方法的巨大力量。

    在西方,自弗洛伊德、荣格率先垂范起,运用深层心理学的方法研究民间童话和儿童文学的成果已经相当丰厚。除了上述《童话世界与童心世界》,优秀之作还有雪登·凯许登的《巫婆一定得死——童话如何重塑我们的性格》、艾伦·奇南的《秋空爽朗——童话故事与人的后半生》、河合隼雄的《儿童的宇宙》、山中康裕的《绘本和童话的荣格心理学》等等。

    就像深层心理学通过对个体的、集体的潜意识和无意识的揭示,将人类对人的生命世界的认识从平面引向立体,从表层引向深层,甚至从一个世界引向另一个新大陆一样,采用深层心理学方法的儿童文学研究肯定也会将我们对儿童文学的认识,从平面引向立体,从表层引向深层,从眼前的大陆引向一个更广阔的新大陆。

    3.人类文化学的方法

    用人类文化学的方法研究文学,肇始于人类文化学的发祥地西方。受西方“文学人类学”的跨学科构想和实践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文学研究者开始集体地、自觉地吸取、运用人类文化学的方法研究文学,并产生、出版了一批成果。1996年,“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会”的组织成立,1997年,“首届中国文学人类学研讨会”的召开,1999年开始出版的《文学人类学论丛》,显示着中国文学研究者在文学人类学方面的学科建设意识和实际努力。

    上述动态仅局限在成人文学范围之内,儿童文学研究领域里,几乎见不到运用人类文化学方法的研究成果。可是,20世纪初,人类文化学刚刚西学东渐,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的创始人周作人,就已经开始自觉地运用文化人类学理论和方法来研究儿童和儿童的文学。在那个时代,周作人的儿童文学研究在运用新方法方面可谓是走在了一般文学研究的前面。具有极高的学术悟性和敏感的周作人在日本一遇到用人类文化学阐释神话的安德鲁·朗格的著作,立刻为之倾倒。他这样评价说:“于我影响最多的是神话学类中之《习俗与神话》、《神话仪式与宗教》这两部书,因为我由此知道神话的正当解释,传说与童话的研究,也于是有了门路了。”[7](P533)他还说:“我们对于儿童学的有些兴趣这问题,差不多可以说是从人类学连续下来的。”[7](P539)与后来的很多人单纯从民俗学的立场研究民间童话不同,周作人是将人类文化学研究与儿童文学研究结合起来了。比如,他在《童话略论》中就说:“童话研究当以民俗学为据,探讨其本原,更益以儿童学,以定其应用之范围,乃为得之。”[8](P663)

    周作人深谙人类文化学研究对于儿童文学的意义,他在与赵景深进行童话的讨论时就指出:“童话的分析考据的研究,与供给儿童文学的事情,好像是没有什么关系,但这却能帮助研究教育童话的人了解童话的本义,也是颇有益的。中国讲童话大约有十年了,成绩却不很好,这是只在教育的小范围里着眼的缘故。”[8](P694)

    在西方,把民俗学视为人类文化学的下属子学科,而在中国,又把民俗学称为民间文学,因为民俗学的范畴虽然包括风俗习惯、民俗文物的研究,但是,其核心却是神话、传说、民间童话和歌谣等文学样式。民间文学是儿童文学产生的直接源流之一,至今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民间文学对儿童文学的价值不仅在作品方面,在理论方面,民间文学的研究方法对于儿童文学研究也极为重要和有效。比如普罗普的《民间故事形态学》在儿童文学的题材、主题、结构的类型研究方面,马科思·吕梯的《欧洲民间故事:形式和本质》在儿童文学的结构、叙事、语言的研究方面,都具有方法上的启示意义。

    4.童年历史学的方法

    社会历史学如果不被庸俗化、矮小化,是文学研究的行之有效的方法。中国历来的儿童文学研究中的所谓社会历史学方法所以不甚奏效,是因为童年历史学研究的不在场———在大陆,童年历史学研究几近空白状态。但是我们看一看童年历史学研究发展起来的西方,就知道童年历史学研究对于变革儿童文学研究方法的不可或缺的珍贵价值。

    儿童文学是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产物。儿童文学之所以在现代社会之前没能产生,其根本原因是此前的所有形态的社会都没有“发现”儿童。儿童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儿童”像“人”一样,不是自在的,而是“自为”的。儿童的本质不是先天给定的,而是历史生成的。诠释儿童概念,就应该将其纳入历史这个维度。童年历史学正是从历史的维度,对儿童概念作出了独到而十分有效的诠释。

    童年历史学的学术成果对儿童文学研究具有根本意义上的启发性。以我有限的了解,法国历史学家菲力浦·阿利斯于1960年出版的震动西方历史学界的《“儿童”的诞生》和美国学者尼尔·鲍斯曼于1982年出版的《童年的消逝——对教育和文化的警告》是十分重要的童年历史学著作,这两部著作对西方一些国家的儿童文学研究有十分直接的影响。我本人的儿童文学研究,从这两部著作中也是获益匪浅。比如,我在撰写《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化进程》一书时,就接受阿利斯的儿童是历史的概念的观点,并发挥性地提出儿童文学也是历史的概念,儿童文学没有“古代”,只有“现代”,置疑了中国儿童文学史研究中的儿童文学“古已有之”说。

    童年历史学的成果,对儿童文学史研究(特别是儿童文学的发生源头的研究)和儿童文学本质研究具有特殊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如果不思考童年史的问题,如果对童年史没有基本的了解,如果不在儿童文学研究中借鉴童年历史学的方法,是不可能把儿童文学史(尤其是发生期)和儿童文学本质理论中的一些重要问题讲清楚的。

    中国儿童文学的发生有着与西方不同的面貌和规律,它不是从作品创作开始,而是由理论研究先行,也就是说,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研究的发生也就是中国儿童文学的发生,它已经有了近百年的历史。站在百年的时点,反思和总结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研究的发展状况,我以为学科的方法论的自觉问题应该成为最为重要的课题。本文抛砖引玉,求教于方家,期望得到儿童文学学术界的呼应,将中国儿童文学的方法论建设工作深层开展起来。

   

 [参考文献]

  (1)胡经之,王岳川.文艺学美学方法论[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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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周作人.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A].钟叔河.周作人文类编·日本管窥[C].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

  (4)朱自强.中国原创儿童文学的困境和出路[N].文艺报,2004-07-24.

  (5)[丹麦]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一分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

  (6)[美]布鲁诺·贝特尔海姆.童话世界与童心世界[M].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

  (7)周作人.苦茶——周作人回想录[M].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1995.

  (8)钟叔河.周作人文类编⑤·上下身[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  

原载:《东北师大学报》2006年第1期 收藏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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