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意识启蒙与反思性现代化

［ 作者：刘岩    转贴自：湖南社会学网    点击数：698    更新时间：2009-11-4    文章录入：admin ］
当代全球性人为风险问题凸显了风险社会的困境。风险社会困境是人类社会的整体性生存困境。风险社会理论对人类生存发展困境的探讨是发人深省的。针对现代社会发展模式所带来的前景，风险社会理论的结论是悲观的。贝克的结论是：“西方的现代化用市场的疯狂代替了人类需要有节制的满足。现代工业文明无节制增长的模式，与地球资源的有限性从根本上是不相容的，它的生产力的扩张具有如此大的毁灭人的生存环境的潜力，最终必将导致这种文明体系的全面崩溃。”（贝克，1995：83）在贝克看来，当代风险实质上是一种“文明的风险”，当代人类“生活在文明的火山上（Living on the Volcano of Civilization）（Beck，1992：17），而面对这种“文明风险的全球化”，世界上所有国家和地区已经结成一个“非自愿的风险共同体”，因此，“风险社会的形成标示着一个新的社会时代，在其中产生了由焦虑转化而来的联合”。（贝克，1995：83）而在吉登斯看来，整个世界已演变成一个“失控的世界（Runaway World）”（Giddens，1999：1），各种新风险有如悬在人类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现代社会发展模式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自杀装置。可见，他们都认为，风险社会的出现是现代社会发展的悖论和人类生存发展的困境。进而，超越现代社会发展的悖论，寻求摆脱风险社会困境的出路，就成为风险社会理论不可或缺的内容，也意含着风险社会理论基于生存论取向的理论思路和思维逻辑。
一、风险社会理论的生存论价值情怀
对人类社会整体生存发展的深切关切以及对此类问题的积极探讨，是生存论的思想传统。风险社会理论延续了欧洲文明中生存论取向的人文传统。在风险社会理论的论著中，体现了一种对人类生存命运的深切关怀。这种情怀实质上是一种欧洲文明传统中延续的生存论取向的人文情结。虽然风险整体转型问题是在当代西方风险社会理论中才被作为一个社会理论议题提出来，但是对于社会发展带来的生态危机、社会异化等负面后果问题早在罗马俱乐部的增长极限论、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异化理论、里夫金和霍华德的熵理论中就曾被深入地阐述。这些关涉人类生存问题的理论探讨，从现代社会发展所带来的不同问题和危机出发，从不同视角切入，对现代社会发展模式进行了反思。风险社会理论仍然没有回避它们所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生态危机和核问题。这也是其理论首要的现实出发点。
与风险社会理论相比，这些理论虽然没有使用风险或风险社会的概念，但都不同程度地触及了一些相关问题。这些理论所做的反思也是相当深刻和富于启示性的。一方面，它们将现代社会的危机和风险视为由成功的现代化和高度的社会发展所带来的后果，从而对现代社会主导发展理念和模式展开批判，这样它们就不再像以经典现代化理论为代表的传统社会发展理论那样对现代社会发展持一味乐观、自信态度，而是带有很强的悲观主义和反省批判意识，这一点在风险社会理论中也是如此。另一方面，与风险社会理论相比，他们在对现代性反思的对象上主要是选择能源资源危机作为当代问题的侧重点，因而也就不具有风险社会理论从风险视角审视当代社会变迁的全面性，尤其是没能确切地把握住除能源资源危机以外的特别是20世纪中后期以来各种新的风险危机等后果，如生化风险、基因风险、恐怖主义风险以及全球金融风险。
吉登斯和贝克正是针对传统社会理论存在的不足，从现代性结构的内部断裂出发提出了“反身性现代化”，由此建构了风险社会理论。贝克在评价韦伯的经典现代化理论时指出，“马克斯·韦伯的‘理性化’概念无法把握这种由成功的理性化产生的晚期现代化的现实，伴随技术选择能力增长的，是它们的后果的不可计算性。与这些全球化后果相比，早期工业化的危险确实属于一个不同的时代。高度发展的核能工业和化学生产力的危险，摧毁了我们据以思考和行动的基础和范畴，比如空间和时间、工作和闲暇、工厂和民族国家，甚至还包括大陆的界线。换一种方式说，在风险社会中，不明的和无法预料的后果成为历史和社会的主宰力量。”（贝克，2004：20）吉登斯在评价经典社会学理论时指出，传统理论虽然把现代也看作是一个问题层出不穷的时代，但他们又都相信，由现代所开辟的使人获益的可能性，超过了它的负面效应。在传统理论中，生态关系、集权主义以及军事力量的工业化（战争的工业化）等现代新风险都没有被给予过系统性的关注。（吉登斯，2000a：6-9）所以，从问题视域上来看，风险社会理论是对以往人类生存问题理论研究的拓展，更具有时代性。
二、风险意识启蒙与生态民主政治：贝克理论的生存论进路
风险意识启蒙。由于贝克深刻认识到当代的新风险根植于现代人不合理的实践活动和现代社会无节制的发展方式之中，所以，贝克在寻求风险社会出路时，特别强调从根本上破解当代人的实践矛盾和发展悖论的思想观念基础，而途径就在于“启蒙”。贝克认为：“正是由于现有人类社会的工业生产逻辑基本上是自我毁灭式的、掠夺式的，才需要人类透过多方面的思考与实际行动努力去校正当代的大量生产、大量消费的社会秩序。”（薛晓源、刘国良，2005：50）贝克指出，在风险社会，风险成为公众认知和争论的主题，公众的风险意识日益普遍化，这就体现了人们的一种对现代化的自觉的“反省”意识，因此风险社会必然成为反思性社会。在贝克看来，启蒙首先是由现代新风险所诱发的，在一定意义上是人类“趋利避害”的本能反应，它是一种风险意识的启蒙。他说：“核物理学家们对核裂变的政治后果感到震惊之时就是这种风险社会的诞生之日。这种震惊曾导致了一场关于自身的启蒙运动，并引起了反思。”（贝克，2001a：165）与此同时，贝克更强调当代启蒙的主导理念是“自我批评、自反反省、自我校正”的反思精神，他说：“风险社会从本质上表明自己是个自我批评的社会，不仅是针对个别情况进行批评，而且还在原则上进行自我批评。”（贝克，2001a：161）从这个意义上讲，当代启蒙是不同于强调“理性至上、主体至高、人性至尊”的启蒙运动，贝克因此称之为“第二次启蒙”。“第二次启蒙”在现实层面首先表现在生态环境保护领域，并在全球范围内形成大规模的环保运动，所以“第二次启蒙”实际上也是生态启蒙。贝克指出：“对我来说，启蒙不是一种历史概念和一系列观念，而是一个动态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批评、自我批评和人性起中心作用（目前我的研究主题）。”（贝克，2005：46）虽然贝克至今并没有提出更系统的观点，但他能充分认识到这一点的重要性，并自觉地把它作为当今的研究主题，这足以可见其思想的深刻性。贝克指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努力方向，那就是从“人性”角度审视当代风险问题及其出路，这已经不单纯是一个社会理论问题，而且是一个社会哲学问题。
生态民主政治。虽然贝克意识到“生态启蒙”的重要性，但他深知思想意识的改变是复杂的，这是一项长期的社会运动，所以他只是把它作为一个重要问题提出来讨论，而自己则更关注现实操作层面的反思现代性的制度安排。这一点可以从贝克后来围绕“风险社会政治学”发表的论著以及对各种批评的回应中看出，他这方面的研究对于在制度层面上应对风险问题是有建设性意义的。贝克指出，简单现代性和政治哲学的回归在应对当代风险问题时注定要失败。这些正统的理论和政治学“仍然把进步的观念和有益的技术发展联系在一起，把我们相信我们面对的危险在19世纪仍然能被克服的信念、危险评估的科学模式和工业安危观念联系在一起。同时，现代工业体制、稳定的劳动力市场、性别分工、社会阶级等的解体得到席卷西方的反思现代性潮流的支持。把19世纪的想法用于20世纪后期的尝试是社会理论、社会科学和政治范畴的错误。这是我努力在我的全部著作里要证明的一点，因此我要着重强调这种中心思想并且提出有组织的不负责任、定义的关系以及风险的社会爆炸等核心观念。”（贝克，2005：45）
为了解决全球风险转型的“有组织的不负责任”问题，贝克在现实层面提出了“生态民主政治”的方案构想。贝克声称：“在政治学理论中，要处理大规模灾害就必须进行革命性的变革。”“革命性变革”的方向首先是承认适合自由民主运行的体制是与其相对的亚政治的先决条件。贝克认为，“民族国家在世界社会的格局中再也不能提供保障了”（贝克，2001a：151），而非政府组织运动“事实上正在形成一种至少是处于起始阶段的调控体系，它对民族国家层面上的偏离者绝对具有某种约束力”（贝克，2001a：159），因此解决风险问题的主要不是依靠民族国家，而是依靠环保组织等非政府组织及其环保运动。贝克指出，简单现代化阶段的政治体制的核心是议会民主制，风险社会的转型为我们提供了拓宽和加强民主政治的机会。除了议会民主本身之外，他还提到了自由独立的大众媒体和强大独立的司法体制，但贝克特别强调“亚政治”。 “‘亚政治’概念指的是民族国家政治系统的代表制度之外和超越这一制度形式的政治。它关注的是一种（最后是全球性的）政治自我组织的征兆——倾向于使社会的各个领域都运转起来。亚政治意味着‘直接的’政治——也就是说，在政治决定中采取非正式的个人参与，而绕开了意见形式的代表制度（政党、议会），但常常甚至缺乏法律保护。换言之，亚政治意味着自下而上型塑社会。”（Beck，1999：39）这就是“生态民主政治”的乌托邦的涵义。生态民主政治，与简单现代性的“有组织的不负责任”不同，它彰显了一种“负责任的现代性”——第二现代。
政治和道德替换科学论证的优先权。贝克关注“有组织的不负责任”，而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科技体制的安排。在贝克看来，科技体制的问题症结，正在于“科学理性”与“社会理性”的断裂。科学技术实践一旦脱离了道德的约束和价值的审查，可能引发破坏性的后果。核技术，以及当代基因、生化等先进科技都潜在着巨大的科技风险。贝克强调，在风险时代，应破除对科学的权威性的迷信，他说：“取消科学的权威不是失败而是成功。可以说，在这个世纪，科学越成功，就越反射出其自身的确定性方面的局限，它们就更多地成为反思性的人为不确定性的源泉。科学在可能性范围内发挥作用，这并不排除最坏的情况。”（贝克，2005：44）科学技术实践本身的不确定性就潜存着巨大的风险，这无可质疑，但是，科学技术在应用过程中的外部制度安排则更会使其导向不同的目的。围绕着风险存在与否、风险概率大小、风险后果程度等方面，人们的认知会存在很大的差异，面对这种情况通常需要专家来决断，但在风险时代，专家本身的科学实践就充满了不确定性，而且专家也可能出于“作为人”的不同利益偏好和动机需要而采取不负责任的做法，但常规的政治体制却往往忽视了这一点。
贝克指出：“在风险冲突中，政治家们不再能依赖科学专家来决断。这是因为：第一，在不同的人和受影响的集团之间总是存在着矛盾的主张和观点，他们对风险具有不同的定义。因此，就风险产生的知识冲突是专家的事。第二，专家仅仅能够或多或少地提供关于可能性的一些不确性的事实信息，但是，永远不能回答这个问题：哪种风险是可以接受的，哪种风险是不能接受的。第三，如果政治家采纳科学的建议，他们就陷入错误、僵化和科学知识的不确定性之中。”（贝克，2005：44）贝克指出：“风险社会的教训是：政治和道德正在获得——必须获得！——替换科学论证的优先权。”（贝克，2005：44）为此，贝克提出要对现存的政治制度进行反省和改革，使有关科学技术领域中的决策，如公司的决定、科学研究议程、新技术的发展和部署计划等，通过制度化的措施重新政治化、道德化，“借助于把风险费用转回到康采恩身上的办法，强迫它们使风险内在化并因此而小心谨慎地行事”（贝克，2001a：148-149）。可以看出，贝克所提出的对策，也正是要重新弥合“科学理性”与“社会理性”之间的鸿沟，使科学技术实践与政治道德实践相统一。
三、反思性现代化与生活政治：吉登斯理论的生存论进路
贝克的理论一直关注实践，从其对风险社会的出路的探讨中，可以看出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这一特点也是吉登斯的理论特色。作为英国工党执政理念的重要理论支撑，吉登斯的《超越左与右》、《第三条道路》无疑既具有鲜活的理论魅力又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
针对现代社会的发展困境，吉登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主导理念是持相当地批判态度的。在吉登斯看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既对人类的“生存之地和共存之物”——自然造成全面侵害，又对人类寻求“本体性安全”的精神领地造成威胁而导致“存在性焦虑”（吉登斯，2000b：219；2000a：115；1998：39）。正是在这双重的意义上，当代社会演变成一个“失控的世界（Runaway World）”（Giddens，1999：1）。
针对风险社会的出路，吉登斯的总体立场是寄希望于反思性现代化自身。他认为，反思性现代化可以在不断重建传统的历史发展中获取化解当代社会风险的文化资源，从而生产出足够的风险意识和反思批判精神，以此来校正现代性的发展方向以免误入歧途。吉登斯的这一主张实际上和贝克类似，都体现了共同的乌托邦理想。这种乌托邦理想在哈贝马斯那里集中表述于“现代性是未竟的社会规划”。在现代性的连续性中通过“以现代性对抗现代性”来化解现代性的危机，而不是像后现代主义那样只是解构，解构之后并无建设（贝克、吉登斯、拉什，2001b：6）。在这一点上，可以看出风险社会理论与后现代主义在对现代性的立场上是不同的。他们不是站在对现代性单纯批判解构的激进立场上，而是站在一种既有批判又有建构，而且批判是为了建构的改良主义立场上。所以风险社会理论的态度是富于建设性的，他们大都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尽管他们的主张是存在着乌托邦幻想的，但他们的努力至少会让人们不至于从过于自信乐观的一个极端沦落到过于悲观绝望的另一个极端的，用他们自己的表述是“悲观的乐观主义”或“乐观的悲观主义”。其实，他们自己是深刻意识到“以现代性对抗现代性”的矛盾困境的，现代性真的有这种能力吗？如果有，为何还会出现这种深度危机？如果没有或力量微弱，何以生产或加强现代性的这种能力？这是风险社会理论应当回答的问题，也是显现其理论深度和成熟度的关键。吉登斯在贝克等人研究的基础上，围绕着“反思现代性何以可能、何以生产出来、何以发挥作用”等问题，继续做出了艰辛的探索。
与贝克强调“生态民主政治”区分于传统政治体制的独特性这一点不同，吉登斯则强调“生态政治”、“生活政治”对传统政治的关联。在《超越左与右》一书中，他指出：“生态政治是一种损失政治——是自然的损失、传统的损失——但也是恢复政治。我们显然无法回归自然或传统，但是无论作为个人还是作为具有集体性的人，我们在积极接受人为不确定性的情况下，能够努力使我们的生活重新道德化，用这种方法，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生态危机对于本书讨论的政治更新形式是如此的根本。它是现代性限度的物质表现形式，修补被破坏的环境与其被理解为环境本身的终结，不如被理解为重新解决贫困。”（吉登斯，2000b：239）从这段表述中，可以看出吉登斯强调生态政治的基础仍然是与人们对现实生存问题的解决方式有关。但问题是采取合理的方式解决人类的生存问题并不必然带来生态危机，这一点人们已经形成共识，而生态危机恰恰“是现代性限度的物质表现形式”。现代性所强调的已经不是人类的生存维度，而是无节制增长的生产和放纵欲望的消费维度。所以，吉登斯才强调生态危机的化解在于“使我们的生活重新道德化”。在这个意义上，生态政治也就是生活政治。
吉登斯指出：“‘我们怎样生活？’这个问题不再根据对外在风险的控制来回答，直面这个问题意味着通过公开、公共的方式来详细考虑社会和环境补救如何与追求积极的生活价值联系在一起。这里，生活政治不可避免地集中在非常根本的伦理关怀上——虽然这些关怀在保守主义历史中曾经通过重要方式表现出来，但是其他的政治观点从来没有触及过它们。哲学保守主义一直不害怕谈论生活、限度以及死亡问题，而且它把传统符号和惯例承载的‘存在’放在优先于‘知识’或者控制的地位。我们现在能够看到这种观点的有效性有多大，虽然我们承认保守主义本身在遇到‘自然’不再存在的后传统世界时，就无法应对它的意义。”（吉登斯，2000b：239）吉登斯对生活政治的强调在于导引人们追求积极的生活价值，而这些积极的生活价值更多的是强调有节制的道德生活，而这显然也是有利于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从这个意义上，生活政治是生态政治的根基。
与此同时，吉登斯特别强调了这种生活政治是与人们的人生观、价值观等终极关怀和追求相联系的。他认为，保守主义一直强调传统的道德和政治对人们伦理关怀的支撑，但在自然和传统终结的后传统社会中，保守主义显然无法应对，这就需要寻求新的方式来为人们确立社会性价值。在吉登斯看来，生活政治就在于“通过公开、公共的方式来详细考虑社会和环境补救如何与追求积极的生活价值联系在一起”。对此，吉登斯充满乐观的说：“没有自然或者没有传统的生活，或者更准确地说，生活在自然和传统只能以积极的方式重建的情况下，肯定不会导致右派人士感受到的道德失望，后者认为古老的事物永远消失了，也不会带来某些后现代主义倡导者主张的‘培养出来的漠视’。在积极的生态政治与平等主义之间也不存在必然的不和谐性——在这里平等是从能动的意义上来理解的。从积极的角度来看，自然消解带来的各种机会和困境像我在结论中所说的那样，为处于人类相互依赖具有深远而且全面意义的世界中的我们揭示了普遍性的价值。正是这些价值提供了理解积极福利的整体框架。为了摆脱生产主义，像我已经努力说明的那样，意味着要在自主、团结及追求幸福的主题引导下恢复积极的生活价值。”（吉登斯，2000b：239-240）最后，吉登斯认为，反思性现代化在不断重建传统的历史发展中可以获取化解当代社会风险的能力和资源。这一论断为我们思考风险社会的出路和风险文化建构的意义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四、人性启蒙：风险社会理论的生存论坐标
贝克与吉登斯对风险社会出路的探寻，代表了一种既非盲目乐观也非完全悲观的积极努力。风险意识启蒙与反思性现代化思想，集中体现了内含于风险社会理论之中的、基于生存论取向的理论思路和思维逻辑。风险意识启蒙重提“人性启蒙”这一传统话题，反思性现代化强调现代化的自我校正，意含着风险社会的出路仍然是要由既处于传统之中又不断走向现代的“人”来创造性地解决。
风险社会理论主张全面提升人类整体的风险意识，它并不否定人类实践，但强调要重视人类实践的负面后果；并不否定社会发展，但强调要重视社会发展的副产品；并不否定发展科学技术，但强调要重视科学技术的副作用，归根到底，就是强调要重视社会发展的风险。从这种观点出发，风险社会理论，既不是消极的悲观主义——认为风险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可摆脱的宿命，人类在风险面前无所作为，因而放弃社会进步的美好信念，甚至否定发展、放弃发展；也不是盲目的乐观主义——认为风险只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如同“九牛一毛”的副产品，风险在科学技术面前无所畏惧，随着科学技术进步自然解决；而是强调立足现实，既承认创造、进步是可能的，又承认破坏、毁灭也是可能的，强调把风险意识作为一种具体的反省批判意识，以此确定人类合理的自我意识及风险意识，把自我意识转向人类如何能使自己进步的过程，把风险意识转向人类如何能有效防范风险的技术手段、制度安排及机制实施等方面上。基于此，贝克和吉登斯的理论探讨发人深省，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他们告诫人们：当代人类需要经历一次新的思想启蒙，这次启蒙主题正是要人类做出具体的反省，风险意识作为一种具体的反省意识，正是这次启蒙不可缺的重要内容。
自我反省是当代人类所需要的自我意识，但是这种自我反省最终必须内化为人类的一种自我控制行为。风险社会理论表明：当代社会风险在责任确立上存在着“有组织地不负责任”问题，从而使制造风险者逃脱责任，而这种诸如环境污染等新风险又在规避风险的科学技术和管理体制上出现结构性困境。基于此，笔者认为，应对全球性人为风险，应该构建全球风险责任伦理，使防范各种风险及其变异成为人类的自觉行为。如果说治理是立足于理性基础上的外在控制，那么伦理则是强调立足心性基础上的内在约束。其实人作为一种类生命存在物，不应仅局限于物种生命活动，而应追求永恒的类生命价值。但问题是人类在很长的时期里很难或不能自觉地充分意识到自己的类本性，所以人类也就不会自觉地把类本性作为自己追求的本性，作为类生命存在而展开自己的生命活动，结果是片面地发挥人性的某一方面，导致人性处于不和谐的发展状态。全球性人为风险作为一种威胁人类整体存在的风险在当代的凸显，就是人类类本性被遮蔽不发达的集中体现。当代各种社会思潮对全球性问题的深刻反省，尤其是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对现代性症结的诊断，已经从一定程度上揭露了当代人类生存困境的人性根基，他们虽然说法不一，但莫衷一是：是人类“理性”的自作孽，是人类自己在“理性”的指引下把自己推到了文明的火山口。所以，当代反思批判思潮的兴起在一定意义上重新开启了启蒙运动的反思批判精神，这种“反思批判”的矛头虽然对准的是以科学技术、工业化、资本主义为标志的现代性，但其却直刺人类的人性下怀，在暗地里掀起了一场新的改变人类命运的“人性革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笔者认为，当代风险意识的自省和普遍化，正是在新世纪掀起了一场新的全面的“人性启蒙”运动。实践是人的目的性活动，因此，扬弃人类实践后果对人的否定作用，追求人类实践后果对人的肯定作用，从而为人类确立合理的实践意识及风险意识，并内化为一种自我控制的行动，这正是当代文化批判和全球风险伦理确立的时代任务。
风险责任伦理就是要通过强化人类的风险意识和责任意识，来对人类的实践活动进行内在约束控制的准则。风险责任伦理在当代全球性风险日益显现的情况下，不仅具有紧迫性、必要性，而且也具有现实性。按照吉登斯的看法，时空抽离化机制使人类真正成为一个全球共同体。风险分配在全球化时代人类相互依存、密切联系的情况下遵循着民主原则，任何人都逃脱不掉。贝克则指出风险社会的中轴原理是风险的分配逻辑而不再是财富的分配逻辑。当代人类面临的焦虑不再是“我饥饿”，而是“我害怕”。“我害怕”本质上就一种最强烈的风险意识，它强化了人类作为一个焦虑共同体的存在。“我害怕”意味着人们在行动中要考虑到实践的后果，要为自身实践的后果负责任。这事实就是风险伦理产生的直接现实基础。当人性的各种存在状态在同一时空背景下展现出来时，人类自然能够进行甄别、选择和取舍。所以风险责任伦理也就是一种新型全球文明，它意味着人类在风险意识的促动下，人的真正自我觉解以及人的类本性的提升，从而能够作为一个类生命存在而行事，为人类负责。
参考文献
[1]贝克、威尔姆斯，2001a，《自由与资本主义》，路国林译，浙江人民出版社，杭州。
[2]贝克、吉登斯、拉什，2001b，《自反性现代化》，赵文书译，商务印书馆，北京。
[3]贝克，2004，《风险社会》，何博闻译，译林出版社，南京。
[4]贝克，2005，《风险社会政治学》，刘宁宁、沈天霄编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第3期，北京。
[5]贝克，1995，《属于自己的生活》，法兰克福Suhrkamp出版社。转引自章国锋《反思的现代化与风险社会——乌尔里希·贝克对西方现代化理论的研究》，《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6年第1期第134页。
[6]吉登斯，1998，《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现代晚期的自我与社会》，赵旭东、方文译，三联书店，北京。
[7]吉登斯，2000a，《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南京。
[8]吉登斯，2000b，《超越左与右——激进政治的未来》，李惠斌、杨雪冬译，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北京。
[9]薛晓源、刘国良，2005，《全球风险世界：现在与未来——德国著名社会学、风险社会理论创始人乌尔里希•贝克教授访谈录》，《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第1期，北京。
[10]Beck,U.1992,Risk Society,Sage,London.
[11]Beck,U.1999,World Risk Society,Polity Press.Cambridge.
[12Giddens,A.1999,Runaway World,Profile Books,London.
作者简介：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博士后流动站；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
来源：邴正主编《改革开放与中国社会学：中国社会学会学术年会获奖论文集》（2008·长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7月版。获2008年中国社会学会学术年会优秀论文二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