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陶世龙：我在北大上学时老师不点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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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闻知中国政法大学杨帆教授课堂上与学生冲突的事，初未注意，见到萧瀚先生因此辞职，才看了一下。对于这场纠纷中的是非，我不好说，只是在我的记忆中，1948年入北大地质系上学，那时北大的老师是不点名的，学校也没有点名的规定，自然也不管逃不逃课。
此前，在成都石室中学上高中，按学校的规定是要点名的，但除了军训，老师们大多不点名，有的偶尔点一下。
当时这些老师不点名，是因为他们认为，如果自己的课要靠点名来维持课堂秩序，显得自己没本事，几位名牌老师如教代数的何叔宜先生，教化学的李俊予先生等，更是从来不点名，但没人敢逃课，不仅因为考试很严格，这样的主课不及格就要留级，而且听起他们的课来津津有味，数学本来似乎很枯燥，但在何先生的影响下，学生却大多很去找来大代数讲义在课外阅读和练习，钻进去了也就有了兴趣。何先生不苟言笑，大家给他取了个外号叫“活阎王”，但并不是怀有敌意，而是对他十分尊重。
在北大，上本系的课在地质馆，教室不大，但学生很少，我们班只有十二个人，全到了教室也是空荡荡的。老师和学生，上一次课就都叫得上名字了，点不点名也就没意义。谁没来一看就知道，也没有人无故不来。不来也是自己吃亏，地质系本系的课约有一半课时是做实验，而且往往超时，得完成了才算上完课，你不来谁给你做。在一二年级时，更多的是上外系开的课，有的课如数学普通化学是好几个系的一年级学生所必修的，虽然有不只一个教授开课可以选择，但象张龙翔教授讲的普通化学班很大，在理学院大讲堂上课，不是化学系的学生老师就难以认识了，你不去上课他也不知道，二年级时学俄语，是曹靖华先生开的，那个班人也很多，老师也认不得学生，在这种人多的班上，逃了课也没人知道。
在老北大名教授的有名，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来听课的人多，如果上课时过道上、窗户边都坐满了听课者，老师自己也来劲。那时北大对旁听没什么限制，1951年我调到青年团北京市委后，听说艾思奇在北大开哲学课，就跑去听，在北楼的一个教室，至今我还记得，他讲要实现农业集体化得先工业化，得有拖拉机，不能吆喝一声大家抗着铁锨、锄头去下地。当然能记到现在，也因为后来的曲折发展，使我常为艾先生感慨。在这里我是用来说明当时的上课是靠自觉的，而北大也很开放宽容。我能去旁听也并非因为我是北大出来的走了个后门，去听课但不是北大在校生的不只我一个，都是走的前门。
回想起来，当时的老师，是应校长之聘来授课的，叫做聘，就表示不是雇佣关系；学生则是为了求得知识而来，而且象我从四川的山沟跑出来上大学，好不容易，总想学点真本事，没有人管自己也要认真学。别的同学据我所知，也差不多。今天是什么情况我不清楚了，但我想，教和学的人都能对自己严格要求而不必管对方如何，恐怕仍是最重要的。
陶世龙，2008年1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