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县乡领导干部心理健康问题的调研

关于县乡领导干部心理健康问题的调研报告

楚国良 (湘潭市委党校 411100)

[摘要] 长期以来,人们对县乡领导干部思想层面的关注重点始终聚焦在人生观、道德水平和奉献精神等方面,而对基层党政干部的心理健康问题缺少应有的重视。在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 县乡领导干部的心理健康状况如何,既关系到他们自己的生存质量,又对他人、工作和社会具有重要的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一个社会的文明与和谐程度。因此,重视并加强对县乡领导干部心理健康问题的研究和探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县乡领导干部在最基层，肩负着维护一方稳定、发展一方经济的重任，工作头绪多、困难多，强度大、压力大。目前，县乡领导干部的心理健康问题，已经成为影响到他们的工作、生活甚至干部队伍整体形象和县乡职能发挥的重要问题。为摸清县乡领导干部心理健康现状，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问题的措施，笔者通过调查问卷、集体座谈、实地走访等形式，进行了深入调研，形成了调研报告。

目的：了解县乡领导干部的心理健康状况。方法 采用症状自评量表（SCL-90）、卡特尔16种人格因素测验对213名县乡领导干部作了测评，并用SPSS11.0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

结果：县乡领导干部心理健康状况总体上明显好于普通人群，但有22.4%的县乡领导干部存在轻度的心理健康问题，极个别县乡领导干部存在严重心理健康问题。

结论：组织部门在重视县乡领导干部的政治、思想、业务素质的同时还应重视他们的心理健康素质，采取措施对县乡领导干部进行有效的心理保健，提高管理绩效。

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第一个问题：领导干部保持心理健康的重要性

（一）心理健康的涵义及标准

只有心理健康的人才能有合理、正常的行为，非健康的心理必然导致异常的言行。一个称职的领导干部除了要具有良好的政治业务素质和工作能力外，还必须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良好的心理素质是政德、政才、政绩的基础条件。

什么是真正的健康呢？世界卫生组织(WHO)在其《世界卫生组织宪章》中对健康进行重新界定：“健康乃是一种身体的、心理的和社会适应的健全状态，而不只是没有疾病或虚弱表现。”所谓健康，包括身体健康、心理健康、道德健康和社会适应性良好四个方面的因素，这四者之间是互相依赖、相辅相成的。

什么是真正的心理健康呢？心理健康：是指个体在各种环境中能保持一种良好的心理效能状态，并在与不断变化的外界环境的相互作用中，不断调整自己的内部心理结构，达到与环境的平衡与协调，并在其中渐次提高心理发展水平，完善人格特质。心理健康是相对于生理健康而言的，它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心理健康是指一种高效而满意的持续的心理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人能做出良好的反映，具有生命活力，而且能充分发挥其身心潜能；狭义的心理健康是指人的心理活动和社会适应良好的一种状态，是人的基本心理活动协调一致的过程，即认识、情感、行为和人格完整协调。

心理健康的三个层次：最低层次：没有心理疾病。即个体的心理活动表现没有达到临床心理学对有关心理疾病的诊断标准，没有表现出明显的疾病症状。中间层次：心理功能健全，社会适应良好。最高层次（理想状态）：自我实现。世界心理卫生联合会曾具体明确地指出心理健康的标志是：身体、智力、情绪十分协调；适应环境，人际关系中彼此能谦让；有幸福感；在工作和职业中，能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过着有效率的生活。现代生活条件的日益改善，使人有了关照自己心灵的可能，另外现代生活的心理压力日益增大，使人产生了关照自己心灵的需求。这就是人们在今天格外地关注自己的心理健康的原因。日本学者松田岩男认为，心理健康是指这样的一种心理状态，即人对内部环境具有安定感。所谓内部环境指的就是自身的状况，比如有稳定的情绪、自信、乐观、向上等。对外部环境能以社会认可的形式进行适应。比如遇到挫折困难的时候能正确的认识、理智的对待、积极想办法解决等。能保持这样的一种心理状态，就可以说是心理上的健康状态。

需要明确的是，一个人的健康问题，不仅要用身体健康的眼光去看待，还要从人格的视角去审视和估价。

我国绝大多数学者认为心理健康的标准是：

1、智力正常。智力正常是健康人格的基本条件。只有智力正常的人（一般智商在80分以上），才能进行正常的学习、工作、生活，才能客观、完整、准确地认识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心理行为和其年龄有关，不同年龄段的人，其心理行为的模式不同，如果一个人的心理行为明显偏离其年龄特征，其人格心理肯定是处于病态之中。

2、正确的自我意识。正确的自我意识是指个体对自身的认识及对周围事物关系的各种体验，是认识、情感、意志的综合体。具有健康人格的人对自己有恰如其分的评价，充满自信，注重自我的确立，能有效地调节自己的行为，并与外界环境保持平衡；而缺乏正确自我意识的人常常表现出冲突、矛盾的心理，缺乏自觉性，很难置于自我意识的调节与控制之下来指导自己人格的发展。

3、情绪稳定乐观。情绪稳定乐观是指以积极肯定的情绪体验为主导，并保持乐观开朗，富有朝气，对生活充满希望等情绪；情绪较稳定，善于控制与调节自己的情绪，既能克制又能合理宣泄；情绪反应与环境相适应。这种心理状态使人思维敏捷，记忆力较强，充满信心，对未来充满希望；相反，心理不健康的人总是处于消极悲观、闷闷不乐的精神状态之中，使人丧失信心、反应迟钝，对前途感到黯淡渺茫。

4、人际关系融洽和谐。拥有健康人格的人，在与不同对象的交往过程中，能够扮演好不同的角色，把握好自己在不同环境、不同场合中的位置。在交往中保持独立而完整的人格，有自知之明，不卑不亢；能客观评价别人和自己，善于取长补短；宽以待人，乐于助人；积极的交往态度多于消极态度，交往动机端正。

5、良好的情绪调控能力。良好的情绪调控能力标志着人格的成熟程度。具有健康人格的人情绪反应适度，保持愉快、满意、欣慰的心境，具有调节和控制情绪的能力，保持情绪的相对稳定并富有幽默感，当消极情绪出现时能合情合理地宣泄、转移和升华。

6、良好的社会适应能力。人格健康的人能够适应社会生活的变化，与社会保持良好的接触，主动面对现实社会生活的各种挑战，当与社会现实产生矛盾时，个体能够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妥善地处理环境与自身的关系，创造条件使自己的思想、行为融于现实，表现出良好的社会适应能力。

7、人格品质相对稳定。人格品质具有相对稳定性，并在一切活动中显示其区别于他人的独特性，在没有重大变故的情况下，一般是不易改变的。如果一个爽朗、乐观、外向的人无缘无故地突然变得沉闷、悲观、内向，那就可能是他的人格模式在发展或完善中出现了问题。

当然，心理健康的标准是相对的，我们在理解和运用心理健康的标准时，

应注意把握以下几点：

首先，一个人的心理不健康与有不健康的心理活动行为表现不能等同。心理不健康是指一种持续的不良状态。我们不能仅根据一人的一时、一事而简单地给自己或他人下心理不健康的结论。

其次，“心理健康”和“心理不健康”不是泾渭分明的截然对立，而是一种连续或交叉的状态。人的心理健康水平可以分为不同的等级，从严重的心理疾病、轻度的心理障碍、心理健康状况一般到心理健康良好，这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在许多情况下，异常心理与正常心理、变态心理与常态心理这两极之间只有相对标准，没有绝对界限。

第三，心理健康状态具有动态性。心理健康的状态并非静止的、固定的，而是动态的变化过程。如果人们不注意心理健康保健，经常处于焦虑、抑郁的心理状态，那么心理健康水平就会下降，甚至出现心理变态和患上心理疾病；反过来，如果心理有了困扰或出现失衡时，能及时自我调整和寻求心理咨询的帮助，就会很快恢复到心理良好的状态。随着人的成长，经验的积累，环境的改变，心理健康状况也会有所改变。

（二）领导干部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的重要性

心理素质是指人以先天禀赋为基础,在后天环境与教育作用下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心理特征。心理素质是人的思想活动、认识觉悟、意志毅力、工作能力的综合体现。主要包括人的适应能力、耐受力、控制力、意识水平、社会交往能力等。

1，领导干部心理健康是其素质健全的重要标志

良好的心理素质,是应对竞争、成就事业、获得幸福的重要保证。现代社会变革的深入和工作生活节奏的加快,对人们具备良好心理素质的要求大大增强。领导干部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不仅是个人发展的需要,也是党的事业发展的必然要求。当前我们正处于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积极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时期,也是以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为重点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关键时期,领导干部所承担的任务和责任十分繁重,面临的工作压力不断加大。领导干部要经受住各种考验,顶住各种压力,妥善处理各项事务,必须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

2，心理素质培养是保证干部心理健康的客观要求

一个有心理障碍和心理疾病的干部既不会有坚定的政治方向,也不会有真正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更不能认真负责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当前社会变革的现实、新旧体制的转轨、时代的迅速发展和改革开放带来的复杂社会现象的出现,导致了干部特别是基层干部诸多心理矛盾的形成,而且长期无法排除,还造成相当一部分干部心理出现障碍。如果心理障碍不排除,心理疾病不根治,将直接影响干部心理健康。客观现实要求我们通过加强心理素质的全面培养,从根本上解决当前干部出现的心理问题,提高他们的心理素质,保证他们心理的健康发展。

3，良好的心理素质是领导干部健康成长的关键因素

影响一个人成功的因素很多,但良好的心理素质是关键因素之一。领导干部要健康成长,良好的心理素质是必不可少的。积极的进取心、开朗的心境、坚强的意志、良好的心理承受能力和自我意识等优良的心理素质是领导者应当具备的。可以说,领导干部成长的过程同时也是领导干部不断运用自己的智力和能力解决各种矛盾和问题的过程。

第二个问题：当前县乡领导干部心理不健康情况分析及原因分析

（一）当前县乡领导干部心理健康问题的几种突出表现

结合调查问卷和座谈了解的情况来看，分析县乡领导干部心理问题，主要表现为“五种倾向”：

1、心理疲劳倾向。心理疲劳是由长期的精神紧张压力、反复的心理刺激及复杂的恶劣情绪逐渐影响形成的一种心理问题，主要表现为厌倦、心情烦躁、注意力涣散、思维迟纯、反应迟缓等。如果得不到及时疏导化解，长年累月，在心理上会造成心理障碍、心理失控甚至心理危机，在精神上会造成精神萎靡、精神恍惚甚至精神失常，引发多种身心疾患。不少基层党政干部每天无规律繁重工作，常常眼睛酸痛发胀，头痛头昏，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减退，晚上失眠多梦，经医院检查又无实质性的病症，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这种倾向的发展、延续和加重，容易导致各种心理问题。

一是感到身体劳累。这是典型的生理疲劳，不少领导干部每天无规律繁重工作，常常眼睛酸痛发胀，头痛头昏，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减退，晚上失眠多梦，经医院检查又无实质性的病症，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

二是出现工作厌倦。这是心理疲劳的主要特征，不少领导干部长期从事单调、重复的公务活动，产生心理饱和，工作兴趣和激情减退。

三是诱发心理疾病。由于生理疲劳、心理疲劳，发生心理障碍，诱发各种心理疾病，常见的有人格障碍、神经症、精神分裂症和心身性疾病。最主要的还是持续不良反应所引起的躯体器质性的病变，包括心血管系统、消化系统和内分泌系统等病症。

2、心理失衡倾向。心理失衡是指个体的愿望、需求得不到满足或遭受挫折、经历失败时,产生的一种心理上的不平衡,甚至紊乱的状态。表现在县乡领导干部身上，主要有以下情况：

一是政治信仰失衡。少数县乡领导干部在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的环境下，不信马列信迷信，不信科学信风水；有的领导干部台上作科学报告，台下求神拜佛，在缭绕的香火中寻求寄托和心理安慰；有的领导干部迷信数字，有的甚至在换届或人事调整前请求算命先生指点迷津，等等。

二是生活内容失衡。有的领导干部无法在工作、家庭、健康、朋友和自己的精神生活等方面取得平衡，无法统筹兼顾，因局部失衡而引发心理危机，如有的只顾朋友之情，而失去工作原则性，有的为了工作不顾家庭、不顾身体等。

三是内心欲望失衡。欲望是一种心理势能，包含生理欲望和心理欲望。领导干部欲望失衡主要指心理欲望，如尊重与被尊重、名利地位的欲求与满足等，目前最为常见的是权力欲的失衡。少数领导干部无法正确把握权力、地位和名利，有的则怕手中权力到期，出现“59现象”，有的则从权力欲走向经济上的贪欲等。

3、心理紧张倾向。紧张 ,即精神处于高度准备状态 ,兴奋 (惊慌)不安。心理紧张是身体对来自外部环境压力所作出的一种保护性反应，然而 ,如果这种心态持续过久或发生过频 ,则会成为健康的隐患。

一是焦虑感突出。情绪比较急躁，遇事心慌，不安稳，过分敏感，心烦焦躁，易怒，火气大，行为能力下降，身体常出现“上火”症状。由于心理上的焦虑不安，不能冷静、长远和有序地分析和谋划工作。在工作上订的目标过高，急于表现、急于升迁，往往“一个板凳还没坐热”就开始经营下一个“升迁”计划。

二是烦躁感较强。由心理紧张而导致工作作风总体的低劣化，有的表现为工作不踏实，不愿做顾长远、增后劲的基础性工作，做事急功近利，什么“显眼”就干什么， “今天盖高楼，明天建广场”，热衷于搞一些“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和“数字工程”，喜欢“短、平、快”。有的干工作凭个人喜好和情绪好坏，喜欢挑三拣四，感兴趣的事风风火火，不愿做的事推三阻四，稍有成绩沾沾沾自喜，稍遇挫折灰心丧气，受得了表扬受不了批评，受得了激励受不了委屈，工作干劲时高时低、摇摆不定。有的遇事不愿动脑，习惯于凭经验办事，照搬照套，喜欢“发号令”、“拍胸脯”，在具体工作中工作方法简单，语言生硬。

三是警觉性过度。这在发生突发事件时表现的比较突出，如管辖内发生严重伤亡事故，疑难工作无法展开，突然知道提任、降职、免职、调动等，被有关部门责任追究、社会舆论等，都会使其出现心理紧张，并会伴发警觉过度，血压增高、心跳过快、出汗、头昏、眼花、易激动、焦虑不安、失眠、自卑抑郁、借酒消愁、逃避现实等现象。

4、心理郁闷倾向。郁闷是一种消极的精神状态，指个体自我心理上确实有压力，需要改变现状，而行为上却找不到积极有效的办法时所感到的窒息和痛苦。

一是失落感强。有时因工作岗位、职务不遂心，而产生空虚、迷茫、无可奈何等心态。挫折感和失落感强，觉得生活无聊，前途暗淡，心情憋闷，态度消极，情绪低落，心理上比较自卑，失眠多梦，经常发出诸如“最近脑子越来越不顶用了”之类的感叹。一提起工作来，就感觉到处是困难，好象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和措施。

二是猜忌心强。因不自信而猜疑，尤其是在人际交往方面存在问题时，往往会产生猜忌心理，给领导干部自身带来精神和心理折磨，同时产生对周围人或下属的不信任和排斥心理，与同事之间产生巨大的疏离感和冷漠感。有的因猜忌心理而不愿与人交往，产生自我封闭

三是谨慎恐慌。办事过于追求完美，心理负担过重，在工作中谨小慎微，出现焦虑情绪和慌乱现象，缩手缩脚，敢闯敢试的劲头不足，致使一个个发展机遇擦肩而过。在组织和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加快发展的过程中，他们力不从心，手忙脚乱，无所适从，不能果断决策、快速反应，结果导致贻误战机，陷入被动。

5、心理侥幸倾向。侥幸心理是指人们企图偶然地获得成功或意外地免去不幸的一种心理。这是一种非常不健康的心理，它常常会使人做出不正确的判断。

一是涉及急切冒进。有的作决策、办事情从主观愿望出发，工作措施脱离实际，头脑一热，乱作主张，虑事不周、行事不密，工作上漏洞百出；有的为了逞一时之勇，图一时之快，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习惯于行政干预、搞“一刀切”，不顾群众的承受能力，违规冒进，巴不得在一夜之间就改天换地，导致结果与初衷相去甚远；有的不顾前因后果，不讲先后程序，结果好心办坏事。

二是涉及工作违规。不懂得小与大的联系，不明白千里之堤溃于蚁穴的道理，总是认为小的失误、错误、隐患可以原谅，可以理解，因而在不知不觉中，思想发生了蜕变，问题发生了质变。有的还错误认为，为了工作违规，情有可原。有的人总是爱耍小聪明，感到只要自己算计得好，伪装得巧妙，事情办得隐蔽，能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有点小的违法违纪的事情也不会被发现。

三是涉及以权谋私。没有主见，缺乏思想，以他人的行为作为自己行为的准则和判断事物的标准，把眼睛盯在别人的身上，特别是看到他人因违法违纪占了便宜得到好处的时候，心理感到不平衡，觉得他能这么做，我为什么不能？结果在不做白不做、不捞白不捞的心理驱使下，一步步走上歧途。

（二）当前县乡领导干部心理问题的原因分析

1、影响心理健康、造成心理障碍的因素是复杂、多样的，有内因，也有外因，主要有以下四方面的因素。

一是管理因素：教育手段不力。

2009年7月13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再次发出中央加强反腐倡廉、整顿吏治的强烈信号。随着这一增强官员责任意识、保证公共权力运行质量、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重大决策的出台，对党政领导干部的问责正在走向法制化。由于问责制的实施主体和对象，都是官员，因此，研究并考量一下官员对于问责制是如何想、如何看的，亦或问责制下的心态如何，也便有了特殊而重要的现实意义。

心态一：“问责不过是个‘软皮筋’”。近年来，在一些重特大事件中被免职或引咎辞职等问责处理的官员，有的没过多久便继续上班或异地任职，有的甚至提拔重用。比如，去年地震全国哀悼日期间，用公款组织旅游的山东省滨州市工商局局长邵立勇，近日再度露面，其新身份是威海市工商局局长。再比如，陕西陇县4名乡镇干部遭免职3个月后集体复出，济南铁路局原局长耿志修复出任铁道部安全总监，瓮安及黑砖窑撤职官员复出……官员问责后马上异地做官，给人一种“处分一次，提拔一次”的错觉，不仅使问责制流于形式，让一些官员产生“问责不过是个‘软皮筋’”的侥幸心理，而且容易使党委、政府丧失公信力。对于犯了错误的官员，组织上提供改过自新的机会无可厚非，但是如果拿问责当“软皮筋”，问责制对那些政治意识淡薄、社会责任心不强的官员就没有威慑力，容易失去其严肃性。究其原因，这种现象与问责制缺乏法制化、科学化不无关系。问责制是我国政府管理的一个创新，但是，问责制毕竟是一个系统工程，相关配套政策要加紧跟上，否则问责制很可能在实践中被滥用、乱用或者被搁浅、打水漂。问责制的内容要科学、考评要科学、目标也要合理。近年来“多头管理”模式是造成一些领域监管不力的重要原因。比如，食品安全事故问题不断，工商、卫生、质检、食品药品监管等多个部门各管一段，遇到利益大家都争，碰到问题又互相推诿，出了事又因权责不明而造成追责不力，留下真空地带。这就需要理顺有关管理体制，为问责制的稳步推进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心态二：“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一般情况下，只有当发生了重大安全责任事故的时候，才会有官员被追究、被问责。而对于平时官场中大家司空见惯的懒散、拖拉、不作为、少作为、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不求无功但求无过、遇到难题就躲、出了问题就推、有了荣誉就抢等等的混事官、拖沓官，却少有问责，即便有，也往往是“风暴式”的，缺乏一种严格严肃严密的整治。官场中普遍存在的怕得罪人的老好人思想，使得问责制似乎对懒官、庸官有点无能为力，于是，一些官员便甘愿做懒官、庸官，不求上进，不思进取。其实，问责制，适用于所有不尽责、不负责的官员，只有让问责制始终保持高压态势，才能使县乡领导干部普遍感到压力，从而增强干部的责任心、使命感、大局意识，有利于调动干部的工作积极性。当然，我们也欣喜地看到，一些地方对懒官、庸官开了刀。因为对重点项目重视不够、督促协调不力、服务不到位，致使项目未能按计划开工、开工未动工或进展缓慢，云南省昆明市的39名官员被严厉问责，其中1人还被免职。6月19日下午昆明召开的新闻发布会，点名通报了这批“拖沓官”。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制的推行，就必须让一些懒官、庸官不好当了，才能控制和监督领导干部从政过程及公共权力使用过程中的“不作为、作为不力、乱作为”。

心态三：“问责有时显得有点太随意”。问责制的启用，应该有着一套严格规范的程序，但是，一些地方、一些部门、一些单位，仅凭领导一句话，不经过集体研究，不履行正常程序，说免谁就免谁，一点严肃性都没有，甚至有时还成为个别领导“整人”的工具或借口，往往给人一种太随意的感觉，更让一些官员仅以“领导一生气，后果很严重”来作为“规范”和“约束”自己的标杆，容易形成不尊重科学只尊重领导的所谓“唯领导是从”的工作怪现象。比如，有些地方明明出台的很多政策本身就是“违法”的，也得要官员执行，执行不力就得问责，这样一来，“问责”便成了一些领导强迫下级“乱作为”的推手。再比如，一些地方，出了问题和不可收拾的局面了，不管三七二十一，也不做具体的调查研究，便随便拉几个人过来“兴师问罪”，缺乏严肃性，也不利于问责制的贯彻落实，相反还会产生一些负面影响。

心态四：“我是副职，没啥可怕的”。“一把手”作为第一责任人，出现失职、渎职等责任事故时，当然应该第一个被追究、第一个被问责。但是，如果明明是副职、下属的责任，却不去追究或很少追究，则会让一些副职干部错误地认为，出了事，反正有正职、主要领导顶着、担着，没什么可怕的，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导致平时抓工作不细、不实，常常留有这样那样的隐患。过去干部队伍中流传着“当官要当副、不要当常务”的顺口溜，就生动地反映出了一些副职干部躲避、逃避的心态。随着问责制的推行，基层一些分管安全生产、环境保护、食品安全、信访等领域的副职，也将成为问责制的重点对象，将会感到如履薄冰，完全没有了过去“当官要当副”的轻松。只有让副职都切实担起责任，也才能真正把工作抓细、抓实、抓出成效。

心态五：“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问责，应该实事求是，该重则重，该轻则轻，既不能一棍子打死，也不能轻易降低惩罚。但是，由于问责制缺乏细致的操作规范，一些官员为了逃避责任，常常会采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做法。特别是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一些群死群伤、安全生产、群体性事件等重大责任事件难以隐瞒。基层想捂也捂不住，可又怕担责任，只好进行“技术性处理”，把责任认定尽量降低，把社会影响尽量淡化。这样做，从表面上看是进行了问责处理，但是由于它人为地降低了责任认定，不利于对事件进行客观、科学、正确的处理。比如，某地发生一起群众集体到政府上访事件，明明有数百人到场，可当地有关部门向上报送的材料却轻描淡写，说只有数十人。又比如，有的地方、部门在特大事故和重大事故的认定之间玩数字游戏，明明事故中的死亡人数达到了特大事故的界定，可当地却有意将死亡人数压缩在重大事故范围内，其他统统划归“受伤人员范畴”。之后，再有人员伤亡，都属于在医院因抢救无效死亡。因此，问责制应当进一步细化，以便于操作。同时，要积极发挥社会公众和媒体舆论的监督作用，从而还原重大责任事件的本来面貌。只有把公共权力摊在阳光下，公共政策的决策和执行民主透明，官员才不敢懈怠，进行“技术性造假”的空间才有可能被压缩。

心态六：“问责是不是找人替罪的”。有些地方，也会动不动就搞一下“问责风暴”，但是，被问责的常常是一些虾兵蟹将，是一些不起眼的小官小吏，一般工作人员或副职很多，而对一些达官显贵、党政正职却“网开一面”、“手下留情”，让官员产生一种很冤枉的找人替罪的感觉。比如，2007年6月，无锡“水危机”引发一场“环保风暴”：当地一些企业因违法向太湖排污而遭到严肃查处或遭勒令停产整顿，相关政府部门责任人也因“监管失责”被问责查处。但是，问责查处的名单上，却没有看到一些重量级的官员。其实，这样的问责，看似严肃认真，但是，因为它是以松松垮垮来治理松松垮垮，所以总是给人一种走过场、玩形式主义的感觉，也起不到问责的真正效果。当然，这一方面，反映了某些官员怕担责任，可能故意找人替罪的险恶用心；另一方面，也有一些“虾兵蟹将”迫于领导的权威，而不得不或“甘愿”替领导受过。这种指鹿为马、掩人耳目的做法，只能会使一些官员责任心更加缺失，乱作为更加疯狂。

心态七：“公开道歉一下，就行了”。一些地方规定，官员被问责必须公开道歉，这本来是尊重民众的一种“创举”。可是，一些地方官员却以道歉代替问责，只要声泪俱下、声情并茂地说上一些“对不起”、“我向您道歉”等诚恳的、发自内心的“感人肺腑”的话语，便宣告了事，于是，公开道歉成了一种“洗责肥皂”。按现代政治伦理，公职人员服务态度差也好，工作中出了乱子也罢，一句诚恳的、发自内心的道歉，肯定是必要的。但同时必须看到，责任与权力，必须是对等的。别用公开道歉代替公开问责，问责时必须道歉，但道歉时必须问责，问责和道歉一个都不能少。需要指出的是，公开道歉表明了一种态度，当然是需要勇气的。但道歉毕竟只是一种态度，还要有解决问题的实际行动，如果“光说不练”，没有严厉的责任追究，出了问题仅限“道歉了之”，而对真正事关百姓切身利益的问题却不解决，对相关责任人却不追究，愚弄了百姓，欺骗了组织，不仅有形式主义之嫌，甚至还有可能成为某些部门和领导规避问责的“避风塘 ”，让一些本该问责的官员游离于法律之外，使问责打了水漂。解决公务员队伍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和不足，关键还要靠严格落实各项法律法规、加大监督和处罚的力度。

二是人为因素：自身素质不高。

一个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思想政治素质如何，党性如何，在换届这面镜子前，可以一览无余。在如何对待个人进退留转问题上，大多数干部都能保持良好的心态。把心思用在推动工作上，把精力放在加快发展上。但也有一些干部反映出一些不良心态。这一现象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一是不安现职，渴望升迁。一部分干部认为，一届5年下来，“换”是理所当然的。乡镇正职想进县直机关，副职想任正职，大家都想动一下，希望能在换届中得到提拔重用。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一些干部四处打听干部调整信息，个别的甚至走东串西，找门路、拉关系，想方设法来实现个人意愿。平时一些干部在现岗位上不是把主要精力放在工作上，“板凳还未坐热”，便考虑下一个职位，有的甚至连本职岗位的工作都未熟悉，也没有真正做什么工作，就“谋划”自己的“未来”。

二是是非不分，发泄牢骚。一些干部既清楚领导班子配备改革的政策，又知道自己在换届中进入不了领导班子，便隔岸观火，不负责任地乱发议论，发泄不满情绪。有的拿自己的长处比别人的短处、甚至“撂挑子”，有的热衷于传播和制造“小道消息”，有的凭主观想象“预测”某某要“高就了”，等等，闹得沸沸扬扬，造成不良影响。

三是怨天尤人，失落郁闷。如今换届各级组织进一步规范了干部任职年龄界限，一部分年龄较大的同志面临转任或改任非领导职务的考验。有的看到别人被提拔，就认为自己怀才不遇，世上没有赏识自己的伯乐；有的个人目的未达到，就抱怨组织不关心；有的认为自己是“船到码头车到站”，工作干好干坏一个样，从而工作松懈，不思进取，得过且过，放松了自我要求。

四是个人至上，忌贤妒能。一些干部不能正确对待他人，看到别人提拔了便眼红，不考虑大多数人进步的原因是实绩突出，而认为自己没有升迁是因为没有“门路”。还有个别心术不正的人把换届作为攫取个人利益的一次机会，以不公平、不公正、不公开的手段来对待换届工作，为个人利益上窜下跳、四处活动，想方设法留任或进入领导班子。一旦个人目的达到，就狂妄自大、“舍我其谁”；反之，就埋怨组织亏待了自己，语言失当、行为失范，在群众中造成不良影响。

三是方法因素：制度执行不严。

当前，随着反腐倡廉工作的推进，各种消极腐败现象得到了不同程度的遏制。与此同时，人们对腐败的认识和态度也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些变化既有坚决反对腐败的，也有不把腐败当腐败的，特别是在县乡领导干部中出现了三种不良心态，应引起高度警惕——

吃喝玩乐不算“腐”。如今，相对于大贪巨贿、道德败坏等方面的问题，吃喝玩乐已不再被一些人看成是腐败。其实，不以为然的腐败更可怕。据有关调查数据，我国每年仅公款吃喝的支出就达数千亿元，远远超过国家对很多领域和项目的投入。此外，公费旅游、公车消费等方面的开支也十分惊人，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更令人担心的是，社会对公款吃吃喝喝等现象也日渐从“难容忍”到“能容忍”，从“义愤填膺”到“漠然视之”。而县乡领导干部对吃喝玩乐也由过去的“偷偷摸摸，偶尔为之”变为了不以为然、习以为常。有的县乡领导干部甚至为“三公”消费找到了种种冠冕堂皇的理由，如认为“三公”现象能刺激消费、带动就业，以至于在参与“三公”消费时理直气壮，从内心深处没有把吃喝玩乐当做大问题，更没有与腐败“挂上钩”，导致“三公”腐败日益成为一大顽疾。不可否认的是，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受传统人情观念的影响，“三公”问题相对更难认定、更难处理，客观上也助长了吃喝玩乐的不正之风。整治吃喝玩乐的“三公”问题，必须高度重视，加强监督，严肃查处。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消除桌上腐败、轮下腐败、玩中腐败，进而破除一些干部对之不以为然的错误观念。

“利益均沾不要紧”。从目前已经暴露的腐败案件来看，纪检监察机关和检察机关查处的集体腐败案件，特别是窝案串案越来越多，究其根源，一些县乡领导干部抱有“法不责众”的错误观念，自认为“利益均沾就不要紧”，自觉不自觉地搞“集体腐败利益共享”，无形中扩大了腐败的参与面和危害性，增加了腐败查处的难度，其危害性不容小视。利益均沾式腐败是当前腐败问题的一个新动向，在有些地方和单位甚至有向普通职工延伸的趋势。仅从各级审计机关的审计结果来看，违规违纪为职工乱发福利的问题就时有发生。有的单位甚至搞“人人有份”，违规动用、挪用、占用各类政策性、项目型资金为职工发放各种补贴、福利。对利益均沾式腐败，除了追究领导责任、直接责任，依法依纪从严进行查处外，对其他事先知情的参与者，也要酌情进行教育处理，全额追缴违规所得，以坚决的态度、硬性的举措治理利益均沾式腐败，切实破除“利益均沾不要紧”的错误观念。

错误归因“不甘心”。在已公开的被查处的腐败案件中，很多官员往往都是因为一些不起眼的偶然事件或小问题而“东窗事发”。一些腐败官员在案发后常常感叹自己“运气”太差，有的还“鸣冤叫屈”，主观臆断类似自己的腐败人员“多得是”、超过自己的腐败人员“有得是”，偏偏自己运气“背”、出了事，把被查处的原因全部归结到客观方面，更有甚者还责怪组织上“抓己不抓人”、“抓小不抓大”，就是不从主观上找原因，不从自己身上找问题。殊不知，偶然中有必然，这些腐败官员之所以出事，表面看似偶然，实际上正印证了“伸手必被捉”的道理;暂时看似偶然，长远来看出事是必然的。随着各方面监督的不断加强和国家反腐力度的不断加大，肯定会有越来越多的腐败分子加快暴露并受到惩处，任何“腐心不死、腐败不止、心存侥幸”的干部最终都将会“大白”于天下。县乡领导干部一定要从我做起，警钟长鸣，真正从思想深处认识腐败之错、腐败之害、腐败之险，切实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

四是体制因素：政府职能不变。

社会剧烈变革时期，利益格局大调整，社会矛盾多，发展快，群体性事件频发，需要切实提高领导干部应对群体性事件的能力。良好的心态是处理群体性事件中充分发挥领导能力的前提条件，也是直接影响和感染群体的基础条件。心理素质高、心态良好的领导干部能把危机变成契机，开创新的局面。相反，领导者的不良心态不仅会直接影响其思维能力、判断能力、决策能力、表达能力的发挥，而且会给领导者带来负面影响，从而不能有效化解危机。在现实生活中，面对群体性事件，有些领导干部表现出的不良心态，亟待矫正。

1.懈怠心态

平时工作中，少数县乡领导干部工作作风漂浮，消极作为或不作为，漠视群众疾苦，引发了一些社会矛盾。而矛盾产生以后，他们又存在懈怠心理，抱着无所谓的态度，没有积极化解矛盾，错过了疏导群众情绪和解决问题的最佳时机。矛盾日积月累之后，一发不可收拾，小矛盾形成了大民怨，爆发了群体性事件。群体性事件发生之初，这些县乡领导干部认为, 人民群众也就是闹闹事而已，出不了什么大事，没有什么要紧的，发泄一下情绪之后，事件就会自然而然的平息，不必大惊小怪。具有这种盲目乐观思想的县乡领导干部容易产生懈怠心态，对待群体性事件往往掉以轻心,表现相当迟钝，丧失了处置事件的主动权，导致问题越来越严重，事态进一步扩大和升级，使得小事拖大、大事拖炸。

2.恐慌心态

群体性事件发生之后，有些习惯于常规管理的县乡领导干部惊恐万分，方寸大乱，不知所措。特别是在一些突发群体性事件中，群众选择以违法的形式来表达其合理的利益诉求，人与人之间通过互相暗示和模仿，情绪相互感染，参与人员的非理性因素逐渐增长，以至于达到狂热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群众容易将愤怒的矛头直指政府部门和主要领导。如此一来，群众与政府处于对立状态，主要领导被推到风口浪尖。俗话说：惧怕危险，比危险本身还要可怕一万倍。此时，领导的恐慌心理会造成两种后果：一是匆匆忙忙，做出错误的决策;二是无所作为，没有做出任何决策，还在等待观望之中。第一种情况结果可想而知，决策失误，不能有效化解冲突;第二种情况的出现，只能使冲突进一步激化，事态更加严重。

3.逃避心态

群体性事件发生之后，面对人潮汹涌的现场，有些县乡领导干部不是到现场与群众对话，疏导群众情绪，而是在办公室里开会研究，层层请示等待;还有些县乡领导干部派副职或工作人员出面应付了事，自己立马从后门或侧门溜出去，躲得远远的，不敢与群众见面，更别提沟通了。这么做，不但问题无法解决，反而会使民情激愤，引发过激行为。有些群体性事件涉及多个部门的诉求，有的县乡领导干部不是试图解决问题，而是想推卸责任，你推给我，我推给他，问题在几个部门之间推来推去，哪个部门都有责任，但是哪个部门都不愿意去牵头解决，最终导致问题得不到很好的解决。

4.隐瞒心态

群体性事件发生之后，有的县乡领导干部害怕上级部门追究责任，丢了“乌纱帽”，千方百计掩盖事件真相，试图推卸自己的责任。在这种心态影响下，有的县乡领导干部以“群体性事件一般不公开报道”为借口，实行信息封锁，不让记者进入，不许消息外传。有的领导者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群体性事件发生之后，为了快速平息事件，有些县乡领导干部不是绞尽脑汁、想方设法解决问题，而是采取“人民内部矛盾用人民币来解决”的做法，花钱买平安。有的县乡机关干部知道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一些事件想捂也捂不住，又怕担责任，只好进行“技术性处理”，把责任认定尽量降低，把社会影响尽量淡化。

5.急躁心态

有些县乡领导干部面临突发群体性事件时，会立马进入冲动的状态。其急躁心态会导致自己失智，心中无数，仓促上阵，工作起来缺乏周密思考，不善于统筹安排，不善于抓住事件解决的关键，结果会使本来很简单的群体性事件复杂化。有急躁心理的县乡领导干部习惯使用行政强制手段，要求动用警力，把公安机关推上一线，命令警察到现场驱散人群，警察尴尬地被置于群众的对立面，直接造成事件的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