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60-70年代苏联图谋灭亡中国的情况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3/29 05:51:31
              回顾60-70年代苏联图谋灭亡中国的情况              上个世纪60-70年代苏联图谋灭亡中国,但最终不敢对中国轻举妄动。
            其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充分的准备,包括反侵略的精神准备和战争准备。1964年10月中国原子弹的爆炸成功,作为重大的技术成就,体现了人类的智慧、毅力与决心,对于民族自信心的树立或重建,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中国发展核武器,一直坚持三个宗旨,即保证不首先使用,目的是为了防御,最终目标是彻底销毁核武器。对于试图发动核战争的“新沙皇”来说,中国的核武器是不可忽视的反击手段。中国当时最主要的轰炸机“轰―6”,是一种亚音速中型轰炸机。它是在50年代苏联“图―16”獾式轰炸机的基础上改造而成的。虽然在1970年才首次报道进行大量生产,但在1968年就开始服役了。珍宝岛之战期间它的数量虽然不多,但它可以装备一个百万吨级的核弹,已对苏联的乌拉尔以东地区摆出了一种威慑的姿态。1972年,中国部署这种轰炸机的数量已达到100架。从1969年开始,到1970年,部署在中国东北、西北的中程导弹已达50枚。由于这种导弹的射程可以达到新西伯利亚城,当苏联1969年开始在中国部署重兵时,中国增加了部署的数量。如果苏联要对中国使用核武器,其决策者就不能不考虑到:它所面对的对象不仅不像捷克斯洛伐克那样软弱,而且有能力进行核报复,中国可以从中苏边境的任何一个地方向苏联领土纵深发动进攻。
              不仅如此,中国陆基导弹的分散、隐蔽和机动性,也使得中国在受到先发制人的攻击后,仍然能够保持对对手的第二次打击能力,尽管这种能力是无法确保的。西方有的研究者指出,中国陆基导弹力量部署形式的独特之处,早在60年代就开始形成了。这种情况,使超级大国的国防决策者往往无法确定卫星是否探测到了中国所有的导弹基地。80年代西方的观察家都认为,没有一个国家能在第一次打击中摧毁中国所有的陆基导弹。
              中国有备无患的一个更引人注目的方面,是建立起了以防御为主的核战略体系。毛泽东提出的增强国防的三条措施——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不仅全国大中小城市都有民用的防空地道设施,而且对部分城市人口和工厂进行了疏散,因此有效地限制了侵略者使用核武器的效果。小山内宏对70年代中国修建的民用防空地道设施的评价是:“这是一种在地下挖通的隧道式防空洞,离地面深达4到5米或8到10米。”根据计算,“即使在空中爆炸氢弹,只要离爆炸中心两、三公里,或一公里以上,就确实可以防止爆压所造成的破坏”。又说:“全中国所有大中小城市,据说都已修筑了这类民用地下掩蔽处,因此即使苏联发动全面的核攻击,恐怕也不可能一举毁灭全中国的人口。此外,中国还在地下数十米深处修筑正规的防核设施,并且正在把生产设施转入地下。”“中国和瑞典同是世界上拥有最大规模的一般民用地下防空设施的国家。就这些设施的结构来说,瑞典的防原子民用防空洞,可以说具有世界一流水平,但就规模来说,中国却可以被评价为世界第一位,7亿人口几乎都可以进入地下隐蔽。这些地下避难设施,即使受到苏联强大的百万吨级核武器的全面攻击,也将会出现极高的‘存活率‘。”
              毛泽东虽然在1972年底才作出“深挖洞”的指示,但中国采取对核攻击的防御措施却要早得多。搞“三线”建设,使许多工厂进山、进洞、分散的措施,从60年代中就开始了。叛逃到西方的苏联克格勃高级官员谢甫琴科说,他认为苏联没有对中国进行核袭击,“除了美国警告苏联,这样会导致美苏间严重对抗外,还在于中国有了充分的准备”。事后,美国学者也认为,若不是中国严阵以待,“苏联甚至可能在30分钟内突袭并摧毁中国微不足道的核力量”,此外,“中国的原子弹无疑是苏联人避免使用核弹头互相攻击的理由,而通过这一事件,中国人肯定会更加坚定地认为,他们在建立核威慑方面投资是明智的”。
              苏联当年没有撕下核武库封条的第二个原因,是美国的警告。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之后,使苏联领导人对另一个超级大国美国产生了敬畏。因此苏联“新沙皇”在把袭击中国的计划付诸行动之前,还必须了解美国人的态度。苏联通过驶外武官对美国进行试探。接到苏联“试探”的信息之后,美国当时的总统尼克松立即召开国家安全紧急会议,对这一问题展开讨论。中央情报局简要介绍了危机背景,说明苏联正考虑对中国进行先发制人的核攻击。尼克松和基辛格听了介绍后都认为,如果苏联“突然进攻中国”,攻击中国的核设施,那将会给美国带来危险。尼克松表情严肃地说:“我们得让苏联人知道,我们不会容忍他们那样做。”副国务卿埃利奥特·理查森说,如果中苏这场冲突演化成“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极大破坏”,美国“将不会不深感关切”。9月底,基辛格建议对苏联的“试探”作出更加严厉的反应,以防止苏联在核武器问题上进行冒险。美国不仅明确回绝了苏联关于苏美共同对中国进行核攻击的主张,还通过美国驻波兰大使,把苏联的企图通报给中国驻波兰大使。之后,基辛格又两次秘密访问中国,向中国领导人赠送了有关苏联军事活动的、敏感性极强的情报,其中包括与中国接壤地区的苏军及其活动情况。这些情报,都是通过窃听、高清晰度卫星拍照和其他途径得到的。美国的警告,很难说对苏联有多大影响,但至少也使苏联在动用核武平方面增加了顾虑。使苏联更加不安的是:如果把相当数量的核武器消耗在对中国的作战中,那么苏联在美苏核力量对比中就会处于相对的劣势,从而显著降低苏联对美国的核遏制力量。在这种情况下,假如美国从背后对苏联发动核进攻,就可以在不受损失或少受损失的形势下,给苏联以歼灭性打击。这种战略设想,使得莫斯科的决策者坐立不安,在考虑同中国进行全面核战争时瞻前顾后,犹豫不决。               苏联没有撕下核武库封条的第三个原因,是苏联从对中国的核战争中得不到任何利益。               首先,有人做过计算,要使用核武器杀伤中国半数以上人口,彻底破坏主要军事设施和军事力量,从而消灭其战争能力,至少需要10亿吨乃至40亿吨级的核攻击力量。但是在短时间内使用这样多的核武器,必然会产生大量的放射能,“死灰”也将飞扬起来。这就使得苏联一部分地区不能不受到中国境内核爆炸的影响。这种地理和平象的后果,不能不使苏联在对中国发动全面核战争的问题上受到制约。
              其次,假如苏联对中国进行全面核攻击,必将遭到全世界人民的反对和谴责。因为如果在中国大陆进行30到40亿吨级的核爆炸,它所产生的远远超过致死量的放射性尘埃,将悄悄地降落到包括日本在内的周围各国,使这些国家受到有害的放射能的污染。世界人民将把苏联看成使地球上的环境蒙受巨大破坏的罪魁祸首,看成图谋大量屠杀人类的罪犯。苏联如果被世界舆论所谴责,即使入侵能在军事上取得某些“成果”,仍然是得不偿失的。
              再次,全面的核攻击即使能给中国以沉重打击,但从地面的一切都遭到巨大破坏和完全污染的中国那里,能得到什么利益呢?正因为核武器有惊人的威力,所以入侵者考虑到自身的实际利益,往往也不愿大量实际使用。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也愈益明显地表现出“纸老虎”的性质。
              有人认为,苏联既然无法大量实际使用核武器,那么它无疑可以选择另外一条途径,即依靠有限战争和常规兵力进行闪电战,谋求在短期内取得军事胜利。苏联的决策者们不是没有打过这种如意算盘。
              索尔兹伯里的《中苏战争》写道:“苏军的作战设想,是通过核攻击使敌人陷于瘫痪,然后通过装甲部队的闪电式攻击,使中国在几天之内完全丧失战斗力。”与全面核战争不同的是,核攻击只限于严格限定的目标。苏联如果对中国进行局部核战争,那么一般地说,它将避开城市地区而集中攻击下述目标:(1)中国的中程弹道导弹和准中程弹道导弹基地;(2)作为轰炸基地的机场;(3)强大军团集结地区;(4)在边界上同苏军对峙的兵力;(5)生产核武器和导弹的地区,等等。在攻击中,将尽可能使用低威力的战术核武器,即大量使用千吨级威力的核武器。
              然而一旦撕下核武库的封条,即使使用的是战术核武器,也难免遭到报复。中国只要游击式地使用战术核武器,也会使苏联焦头烂额:一架战斗机投下一颗核炸弹,可以摧毁拥有数十辆坦克的坦克群;一枚战术核导弹,可以使一个师的兵力在集结地区遭到毁灭性打击;核地雷可以埋在苏军前进的路上,核炸弹可以埋设在民房地下。这样,有限核战争向战略核战争方向发展的危险性就会逐渐增长。因此,苏联对于发动局部核战争,也不得不三思而行。
            但是,苏联还是不愿放过中国。只要看一下当时中苏对峙时双方恐怖的兵力部署,你就知道苏联的野心了。
            当时苏联陆军在亚洲地区的部署是这样的:中苏边境东部,远东军区3个集团军和1个步兵军,共18个摩步师,1个坦克师和2个空降突击旅(计1个师);后贝加尔军区3个集团军,共10个摩步师,3个坦克师;西伯利亚军区5个摩步师,驻蒙苏军3个摩步师,2个坦克师。中苏边境西部,中亚军区8个摩步师,1个坦克师,土耳其斯坦军区5个摩步师,1个坦克师和1个空降师.
            苏军驻亚洲地区总兵力127万,坦克14300辆,飞机4200架。苏军驻亚洲地区陆军共计59个师,其中45个靠近中苏边境,共计67.5万人。
            当时中国在整个三北地区常备兵力在200万以上,其中沈阳军区兵力约83万。对于运输能力脆弱漫长的远东地区,面对具有较大战略纵深和具有庞大常备军及不竭后备兵力的大国,苏联的上策是速决战,合围消灭中国的重兵集团沈阳军区,快速夺取东北的粮仓和油田,迫使中国求和。苏军要在中苏边境的东部发起进攻至少需要120-150万陆军兵力,以三个方面军对沈阳军区进行向心突击,以1个方面军对北京军区进行牵制攻击,这需要向后贝加尔和远东军区调集2个方面军和14个集团军指挥系统及其直属部队,67个陆军师,以达到4个方面军20个集团军100个师的规模。以苏联的运力,全部兵力到位起码需要80天,这就太慢丧失突然性会被发现,容易被中方先发制人攻击,持久战苏军在远东的库存和运力不足以支撑。苏军重兵囤积的实际用意在于“让中国人坐到谈判桌前”,苏联的重点还是在欧洲。             另一资料显示             70年代的野战陆军集中在三北地区的有北京军区的8个军,4个坦克师;沈阳军区的6个军,4个坦克师;兰州军区的3个军,1个坦克师;新疆军区的8个师步兵师;另外武汉军区的3个军(不含新第17军),1个坦克师,济南军区的3个军,1个坦克师属于预备队支援力量.全军预备炮兵师和高炮师也大都集中在上述这些军区,不过我没有很详细的资料.当时还建立了很多的野战独立步兵师,比如发现兰州军区在贺兰山有个步兵第20师,还有就是安徽的步兵第73师,南京的步兵第178师,山西的新第189师等,因为1969年建立了3个军部,不过步兵师新建的却是18个,除了补齐以前有的军部(只有2个步兵师的)空缺的,  独立步兵师估计还是要有一些的.
            70年代三北地区的守备师很多都有坦克团,坦克营的,不过装备大都是替换下来的苏式装备.北京军区不仅仅有全军最强大的陆军,还有北京卫戍区,其中警卫第3师(原第24军第70师)是全军数得着的装备最好,最全面,训练有素,战斗力最强的野战师,曾经是被命名为机械化师,还有警卫第4师(原第63军第189师)也不差.这才是真正的御林军,担负战时拼死杀出条血路,掩护党中央及其家属冲出北京城延京广铁路退往河南湖北,在洛阳建立临时中枢,如果河北保不住,就在武汉建立全国领导中枢,或者退往关中西安(如果苏军的中亚集群还没有横扫新疆打到青海的情况下),因为东南沿海一直保全,所以退往四川在重庆建立中枢的可能性不大。从京津延津浦铁路退往山东苏北南京(这条线路好像不一定使用,意义不很大)。媒体经常提及的所谓8341和警卫第1师只是领导的近身保镖而已,没有野战能力,警卫第2师只是负责北京城的内卫,也不具备野战能力.         
            一旦开战,最先消耗的是内蒙古一线的边防团,内蒙古的武装知识青年,守备师,独立师,以及要抗住苏军攻击第一个浪头的第65军,第69军,第28军,第24军这些部队,二线部署的全军唯一的2个摩托化军---第38军和第27军,主要担负机动作战掩护撤退的任务和反击预备队(这时就要加入武汉军区的预备队第54军,第43军等了).第63军和第66军也是二线掩护作用,山西的地形不适合苏军的机械化集群,第63军守备山西,防止苏军由晋入陕进入关中,威胁四川和跟苏军的中亚集群在宝鸡会师。第66军负责防备苏军从海上登陆,突破庙岛和长岛的守备防线,直逼塘沽大沽或者在河北其他海岸登陆威胁北京的东翼。
            当年苏联用来对付中国的是三个军区加一个太平洋舰队,总共人数不可能少于70万人的。即使是苏军的很多陆军师人员编制少,可是装备并不少,苏军装备最差的架子师的重炮坦克装甲车反坦克武器等技术装备的数量也远远多于中国装备最好的师.苏联高素质的人很多,一旦动员,充实起来,整天摆弄机械的集体农庄的拖拉机手总要比整天抗锄头的中国民兵更适应现代化战争吧.
            由于长时间的政治学习政治斗争,支左和农业水利生产,国防施工等等,当时的中国军队普遍训练不足,基本上技能都处于业余状态,官兵的文化科学素质也很低。在70~80年代,苏联军队的训练水平战斗能力普遍高于我军。我们也就是步兵的基本素质稍微好一些,其它的业务兵种都不行。在珍宝岛之战中,我军参战炮兵的基础训练水平明显不如苏军炮兵。苏联的编制体制一直属于临战状态,很精干,效率很高。
            在华北方面苏军肯定会以在蒙古驻扎的齐装满员的第39合成机械化集团(2个坦克师,3个摩托化师,基本都是A类,有的是B类)为主,投入1个坦克集团军,2-3个合成机械化集团军以及其他支援力量,组成蒙古方面军突击北京。以苏军宽正面,大纵深,高速度的进攻战术和先进合理的武器人员配备,3-4天前锋兵临北京城下,不是不可能的。
            苏军如果进攻中国不会仅仅从蒙古一路进攻的,在东北苏军肯定会使用当年消灭关东军的战术,围歼中国东北重兵集团,占领整个东北,从蒙古派一个次要集群,利用机械化集团军的高速强突击力沿着内蒙古草原快速进攻直插赤峰,中国无险可守,苏军占领赤峰,锦州,切断关内关外的联络,为苏军远东集团和蒙古集团进行的满洲战役和北京战役做好准备。
            中国也很清楚,北京城根本就守不住(现代的情况跟明朝不太一样了),机关和人民撤出北京城,利用燕山山脉杀伤苏军的有生力量,迟滞苏军的进攻浪头,用空间换时间,掩护国家转入战时体制,等待华中华南西南华东的新编部队来增援。
            苏军在亚洲地区的主要针对对象就当时而言是中国、日本及美军驻亚部份军队,但其最大最直接的针对对象是中国,这一点是无可非议的。事过境迁,如今距当时已有二十余年了,现在透露出这些情况当不算严重泄密了。就当时而言,苏军对我威胁之大绝非空谈,但也不是能够一口吃掉它想要的。必竟军事斗争是相互的,大家都是有所准备的。言归正传,还是说说当时苏军的驻防情况吧。
            陆军为54个师,摩步师44个、坦克师8个、空降师2个,中型坦克14300辆,人数约63万人;其中远东军区辖摩步师18个、坦克师1个、空降师1个;后贝加尔军区辖摩步师7个、坦克师3个;驻蒙军辖摩步师1个、坦克师2个;西伯利亚军区辖摩步师5个;中亚军区辖摩步师8个、坦克师1个;土耳其斯坦军区辖摩步师5个、坦克师1个、空降师1个。
            空军拥有各型飞机约2500架、其中作战机约2000架、人数约10.2万人;(第1独立远东空军集团军、第23空军集团军、新西伯利亚空军集团军、阿拉木图空军集团军、第6空军集团军、第8独立重型轰炸航空兵军、2个运输航空兵师)。
            防空军拥有作战机1100架、防空导弹发射架2500部、雷达1100部、人数约14.9万人;(第11独立防空集团军、第14独立防空集团军、塔什干独立防空集团军)。
            海军拥有各型舰艇610艘、排水量122万吨,其中主要作战舰艇172艘(63万)、潜射弹道导弹342枚、海军飞机406架,海军人数约13万人;
            战略火箭军拥有洲际导弹492枚、中程导弹165枚,上述导弹由洲际导弹基地14个、中程导弹基地21个组成,人数约12万人;(远东区基地13个、后贝区基地7个、中亚区基地6个、西伯利亚区基地9个)。
            驻亚洲军力的总部、院校人数约4.5万人。总计前苏军当时驻亚洲部队总兵力约118万人,占当时苏军总兵力的27%左右。上述前苏军兵力就是中国当时要面对的绝对主要威胁。
            谈了前苏军驻亚洲部队的兵力情况,我再谈谈当时与我国接触的前苏军几个军区情况。
            远东军区(总部哈巴罗夫斯克)、后贝加尔军区(总部赤塔)、西伯利亚军区(总部新西伯利亚)、中亚军区(总部阿拉木图)、土耳其斯坦军区(总部塔什干)、驻蒙古军(总部乌兰巴托)、太平洋舰队(总部海参崴)。上述军区的总部全部靠前迫近中国边境,非常明显的进攻布置。
            就当时而言。西北方向我军的对策是诱敌深入、口袋设伏、边境游击,并于兰州一线作最终阻挡(口袋底);东北方向是利用山林地层层阻击,阵地战、运动战、游击战并用,底线在山海关一带;最危险的还是在北京与蒙古一线,直线距离太短,苏军的驻蒙部队其实就是一个坦克集团军的架子,它的战时任务就是直插北京。总之,当时苏军对我之威胁确实非常巨大!!!
            中苏风云:周恩来与柯西金1969年北京机场会晤真相况
            周恩来、柯西金1969年北京机场会晤,开启了中苏关系的新时代。
             
            ●苏联一再急着与中国恢复会谈,显然和美国与中国接近有关。但是中国人是讲原则的。后来在首都机场会晤时,周恩来对柯西金坦言:苏方7月26日致函给我们,建议举行高级会晤。这个建议是在我们关系最紧张的时候提出的,我们不能接待你们……”              
            ●9月8日上午,李先念副总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飞抵河内。9日上午,河内巴亭广场举行胡志明葬礼。主席台上,都站在第一排的柯西金与李先念副总理仅间隔数人,但双方未有接触。
            ●柯西金接到中方答复时,飞机已抵杜尚别,莫斯科方面仍指示他去北京会见周恩来总理。但后来的公开报道还是说柯西金是从河内回国途经北京的。              
            ●20余年后,当年“途经北京“的事实真相早已披露于世(熊向晖《打开中美关系的前奏一一1969年四位老帅对国际形势研究和建议的前前后后》一文公开发表于1992年),作者(特别是有“天时地利”的文献研究人员)应该不难读到。正因为“熟视无睹”,失误差错才一次次重复出现。从1988年到1997年将近10年中,有这样多的学人、专家依样画瓢,可见考订此事并非小题大作。            莫衷一是的记述
             
            1969年9月11日,周恩来总理在北京机场会见了参加胡志明主席葬礼后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此前,中苏双方有一系列外交活动。但是,这段历史在不同学者、作家的笔下却不尽相同。兹选出6部(篇),将有关章节一并照录如下(按发表、出版时间为序):             
            (一)“两天后(引案:1969年9月11日),正当中美关系处于微妙境地的时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出席完胡志明葬礼之后,突然飞抵北京,在首都机场同周总理举行了会谈。这立刻引起全世界的强烈关注,尼克松对此怀着复杂的感情,睡不着觉了!”(《中美外交传奇》,第十三回《毛泽东会见斯诺纵谈天下事周恩来邀请美乒队巧布新略》,中国华侨出版社,1994年11月第1版,第244页。)              
            (二)“1969年9月11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参加完越南胡志明主席葬礼回国路过北京,在北京机场会见了周恩来。周恩来同柯西金讨论了缓和双方紧张关系的问题。”(李连庆主编,王俊彦:《中国外交演义·新中国时期》,第二十四回《时光荏苒国际局势多变化结束过去中苏共同向未来》,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8月第1版,第410页。)              
            (三)“1969年9月11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从越南河内参加胡志明主席的葬礼后,突然直飞北京,在首都机场同周恩来就中苏关系中的紧迫问题,尤其是缓和边界冲突问题进行了坦率的会晤。”(杨明伟、陈扬勇:《周恩来外交风云》,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第241页)              
            (四)“……9月6日至10日,柯西金率领的代表团在河内参加胡志明主席的葬礼。在越南时,苏联代表团成员同周恩来率领的中国代表团进行了接触,再次提出了两国总理会晤的建议。周恩来无权立即同意会晤,只好向北京请示。              
            “9月11日凌晨,叶利扎维金被紧急召到了中国外交部,通知他中国方面同意在北京机场举行会谈。叶利扎维金迅速将此事报告给莫斯科。柯西金得到中国同意会谈的消息,是在他从河内返回莫斯科途中,当时他已经飞抵塔什干。在获得举行谈判的准许后,苏联总理(引案:应为部长会议主席)改变了自己的航线,于9月11日上午经伊尔库茨克飞抵北京机场。就这样,中国方面在莫斯科制定的最后期限前两天,同意举行会谈了。”(崔向华、陈大鹏:《广岛遗恨》,转引自《党史信息报》, 1995年12月15日,第4版)              
            (五)“1969年9月8日,苏联方面又提出在柯西金赴河内吊唁返回时会见周恩来的要求,毛泽东当即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由周恩来同柯西金在北京机场会晤。经过会晤,中苏双方达成了维护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的临时协议,并决定恢复中苏边界谈判。”(张保军:《1969年前后党对外交战略的重大调整》,《中共党史研究》,1996年第1期)              
            (六)“1969年9月上旬,苏联外交部第一副外长库滋涅佐夫紧急约见安志远代办(引案:应为安致远),我随同前往。苏方提出,柯西金总理在访问越南回国途中想在北京停留,会见周总理。使馆立即急告北京。国内很快答复同意,但消息辗转到达河内时,柯西金已离河内起程取道印度回国。据苏方说,柯西金的专机在塔吉克上空得到这个消息,立即掉转机头飞往北京。”(李凤林:《莫斯科二十年片断》(续一),《世界知识》, 1996年第5期。另见李凤林:《莫斯科二十年》,《当代中国使节外交生涯(第四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第293页)              
            其他还有:张涛之:《中华人民共和国演义》(下卷),第七十五回《胡志明终留憾言柯西金归途传和意》,(作家出版社,1996年6月第1版,第944一945页),王俊彦:《中美苏三国演义》,第三十回《审时度势尼克松决心冲破中美坚冰;弄巧成拙柯西金无耻破坏自取其辱》,(时事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第484页),寒星:《中苏大战为何引而未发》(《法制与新闻》,1996年第9期)等,但这些作者的叙述与事实均有出入。            中苏关系的背景
             
            1969年初,中苏边界东段乌苏里江冲突进一步升级。中国方面在一系列事端中仅仅作出有限反应,始终采取了忍让与克制的态度,鉴于苏方不断挑起事端,中方开始在珍宝岛地区布署自卫反击。3月2日,中苏珍宝岛大规模武装冲突终于爆发。             
            3月中旬末,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奉苏共中央政治局之命,欲用载波电话与毛泽东、周恩来联系,中国话务员拒绝接线。当时,中苏高频热线电话有两部,中共中央,另一部设在外交部苏联东欧司。随后,柯西金又于21日通过设在外交部的热线电话与中国外交部联系。柯西金在电话里说,要找周恩来总理并与其举行会谈。外交部苏联东欧司主管副司长李连庆(后任驻印度大使)接电话后告诉柯西金:“苏联党已经变成修正主义,中苏两党已经没有正式关系。但是两国还有外交关系,我将立即报告我国政府和周恩来总理。”是晚24时,苏联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叶利扎维金紧急拜会李连庆,称:柯西金受苏共中央政治局委托,在几小时前用高频电话同毛泽东同志联系,但中方接电话的工作人员拒绝为他联系。叶利扎维京又说他受柯西金的委托,紧急拜会中国外交部,紧急转告柯西金的建议,并想知道柯西金想同毛泽东同志进行联系是否可能。他还表示,如果由于某些原因柯西金不能同毛泽东同志讲话,能否用电话同周恩来同志谈话。李连庆表示,柯西金来电话业已上报,也会将您刚才所谈上报。22日凌晨,周恩来召集外交部副部长姬鹏飞(前驻民主德国外交使团长(大使衔)、大使,后任外交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乔冠华(前外交部政策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亚洲司代司长,部长助理,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后任外交部部长,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顾问)和外交部军代表马文波(后任外交部副部长)、李连庆等人商议。周恩来在听取了李连庆的汇报后表示:“你说报告政府和我,这是对的。因为中苏还有国家关系。但是你说苏联是修正主义,打击面就大了,而且也不准确,应该说是苏联领导集团。……”经商定,以备忘录形式答复苏联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叶利扎维金:“从当前中苏两国关系来说,通过电话的方式进行联系已不适用。如果苏联政府有什么话要说,请通过外交途径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周恩来在备忘录草稿上批示“即准备谈判,送主席”后立即让王海容将此件送交毛泽东。待毛泽东当日批示同意后,李连庆副司长于深夜23时45分约见叶利扎维金,向其递交了此份备忘录。3月29日,苏联政府就珍宝岛事件发表措词强硬的声明,但又“建议”恢复1964年8月中断的苏中边界谈判。4月1日,林彪代表中央在中共“九大“会议所作的政治报告中表示:“我国政府正在考虑给予答复。”4月11日苏联外交部照会中国外交部:建议4月15日“或对中方方便的另一最近的时间在莫斯科恢复谈判。”4月16日,中国政府表示:“我们要答复你们,请你们放心,不要着急。”1969年5月24日中国政府发表措辞强硬的声明,重申中国政府通过和平谈判全面解决中苏边界问题而反对诉诸武力的一贯主张,并建议:“双方通过外交途径商定举行中苏边界谈判的日期和地点。”6月13日,苏联政府对中国政府5月24日声明正式作出反应,建议“两三个月后”在莫斯科恢复1964年中断的谈判。7月10日,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重申苏联政府关于恢复边界谈判的建议,还宣布准备同中国讨论国家关系问题。半个月后,苏联部长会议秘密致函中国国务院,建议回到苏方1964、1965年和1966年提出的关于举行双方最高级会晤的建议上来,会晤可以把意识形态分歧放在一边,讨论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            苏联一再急着与中国恢复会谈,显然和美国与中国接近有关。但是中国人是讲原则的。后来在首都机场会晤时,周恩来对柯西金坦言:苏方7月26日致函给我们,建议举行高级会晤。这个建议是在我们关系最紧张的时候提出的,我们不能接待你们……”周恩来此言不虚,珍宝岛事件后,中苏边境紧张局势继续发展。苏联进一步把它在中苏边境地区的挑衅活动从乌苏里江扩大到黑龙江,从水界扩大到陆界,进而从东段扩大到西段。1969年8月13日,苏联武装部队数百人再次在我新疆裕民县铁列克提地区制造了严重的边界流血事件。这种战和胶着的状态一直持续到9月初周恩来赴河内吊唁胡志明主席逝世前后。                        苏联只好通过越南方面中介,向中方传话。
            但越南因故延误。
             
            1969年9月2日9时47分(引案:越南官方公布的时间是9月3日9时47分,因2日是越南的国庆日)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不幸因病去世。4日,周恩来率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乘专机前往河内吊唁。晚上周恩来在与叶剑英去医院瞻仰胡志明遗容后,于8时乘飞机离河内回国。据外电猜测,周恩来此行是为了避免与前来参加胡志明葬礼的柯西金见面。但是,据C·贡恰罗夫、B·乌索夫披露的史料表明:于6日抵达河内苏联党政代表团成员与尚留在河内的中共代表团有关人员进行了接触,提出了安排两国总理会晤的可能性问题。但未获结果。随后,苏联外交部第一副外长库兹涅佐夫在莫斯科紧急约见中国驻苏联大使馆临时代办安致远(后任外交部国际条约法律司司长,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驻保加利亚、联邦德国大使),使馆三等秘书李凤林(后任驻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兼摩尔多瓦、俄罗斯大使,)随同前往。苏方提出:柯西金部长会议主席参加胡志明主席葬礼回国途中想在北京停留,会见周恩来总理。我使馆紧急报回国内。但中方未立即作出答复。9月8日上午,李先念副总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飞抵河内。9日上午,河内巴亭广场举行胡志明葬礼。主席台上,都站在第一排的柯西金与李先念副总理仅间隔数人,但双方未有接触。葬礼活动结束后,柯西金和李先念副总理正好迎面而过,但李先念副总理明显回避与柯西金接触。据当时中国党政代表团越南语译员、外交部亚洲司处长梁枫(后任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驻塞内加尔兼冈比亚、缅甸、老挝大使)回忆:仪式结束后,中苏两国代表团从主席台两侧走下来时,柯西金紧走几步,想和李先念副总理打招呼。柯西金的手都伸过来了,李先念副总理假装没看见,转身走开了……无奈之中,苏联只好通过越南方面中介,向中方传话。但越南因故延误。9月9日下午3时半,越南外交部第一亚洲司司长黄保山来到中国党政代表团下榻的范老五宾馆,请梁枫转告李先念团长,苏联代表团要求越方向中国代表团转达如下事项:
              “一、苏联代表团专机定于10日晨离河内回国;在回国途中是否可以路过北京?
              二、苏联专机将在北京停留两三小时;在此期间,柯西金能否见到周恩来总理?”
              李先念团长获悉越南方面的传话后,立即报回北京。
              9月10日下午,李先念率中国党政代表团离河内回到北京。同日,柯西金自河内起程回国,直到登机前,他仍未获中方回音。实际上,10日清晨,在李先念副总理、王幼平大使去机场后,中国越南大使馆方收到国内复电。使馆政务参赞陈亮立即驱车前往嘉林机场,但柯西金一行的专机起飞已1个多小时了。            柯西金已飞抵塔吉克,正在桌旁吃烤肉,莫斯科方面来了消息,要他飞回北京见周恩来。
             
            悉知此事前后经过的范文同严厉批评越外交部有关当事人延误大事。作为补救措施,越南外交部苏欧司于同日中午约见苏联驻越大使,转达中方答复,并嘱立即转告正在飞行途中的柯西金。据现在掌握的材料分析,很清楚,柯西金的要求之所以迟迟未获答复,皆因中央最高层领导尚未首肯。以下一则材料也许可以说明问题:柯西金飞离北京机场不久,中国外交部就电话通知苏联驻华大使馆;次日将要发表的经双方商定的关于两国总理会谈的消息文稿须作一些改动,删去“会谈是有益的”一句。叶利扎维金后来就此事向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询问个中缘由,乔向上一指,暗示没有最高层的同意,就是国务院总理也不能处理这样的问题。事已至此,柯西金作了最后的努力,由苏联驻华大使馆公使衔参赞、临时代办叶利扎维金向中国外交部紧急提出,毛泽东批准同意。10日晚间,中国外交部召见叶利扎维金,正式通知苏方,周恩来总理同意在北京机场同柯西金部长会议主席会晤。叶利扎维金立即报回莫斯科。据叶氏回忆,该时,柯西金已飞抵塔什干(引案:有误。中国方面记载是塔吉克加盟共和国〔现为塔吉克斯坦共和国〕首府杜尚别)。随柯西金同行的贾丕才这样写道:“傍晚飞机落在杜尚别,我们住进了政府公寓。当我们围坐在桌旁吃烤肉时,有人叫柯西金去接电话。莫斯科方面通知说,中国当局同意苏联飞机飞经中国领土,并且周恩来准备在北京机场同柯西金会晤。柯西金随即决定让苏共中央书记卡图谢夫、我和他的助理巴扎诺夫同他一起去北京,而其余人员回莫斯科。我们坐上了自己的飞机,机组人员还未来得及装矿泉水(但有白兰地酒储备),我们就向新西伯利亚飞去。”当晚,叶利扎维金紧急约见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余湛(后任外交部副部长,驻加拿大大使)。叶表示:柯西金接到中方答复时,飞机已抵杜尚别,莫斯科方面仍指示他去北京会见周恩来总理。但后来的公开报道还是说柯西金是从河内回国途经北京的。              
            9月11日上午10时30分,柯西金乘坐伊尔-62专机,途经伊尔库茨克抵达北京,同机到达的还有卡图谢夫、雅斯诺夫、巴扎诺夫等一干苏联党政要员。周恩来、李先念、谢富治、乔冠华等中国政府官员在机场迎候。宾主稍事休息,周恩来与10时50分在首都机场候机楼西侧贵宾室会见柯西金。会谈结束后,周恩来在机场设便宴招待柯西金。便宴后,双方继续就一些国际形势问题进行了交谈。据参加会谈的叶利扎维金称:“柯西金同周恩来的会晤连同’便宴’持续到16时。”              
            在周恩来与柯西金的“机场会谈”中,双方达成了签订一个关于维持边界现状、防止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边界争议地区脱离接触等四项临时措施的协定。这多少缓解了剑拔弩张的中苏间军事对抗的紧张局势,在客观上也推动了尼克松政府加快缓和中美关系的步伐。9月12日,国内各大报都刊出新华社11日发布的低调的简短新闻稿:“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今天在首都机场会见了从河内参加胡志明主席葬礼后回国途经北京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双方进行了坦率的谈话。”            澄清讹误,学者责无旁贷
             
            综前所述,1969年9月11日周恩来与柯西金“机场会谈“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已经廓清。俄国《远东问题》杂志1992年第2期、1993年第1期连续刊出一篇题为《柯西金和周恩来北京机场会谈》的文章,前半部分是导言,为俄国远东研究所历史学副博士C·贡恰罗夫和B·乌索夫所作。后半部分系叶利扎维金的回忆录,本文所引《广岛遗恨》以及《中苏大战为何引而未发》的文字大多出自此文的前半部分,连明显的误讹(如将杜尚别误作塔什干)也照抄不误,《中苏大战为何引而未发》的作者不仅缺乏基本的外交常识,错误地认为中苏大使级外交级关系降格为“临时代办级”(其实,正式外交关系只有大使级和代办级,并无“临时代办级”。两国关系紧张或因国内原因,使馆馆长缺位和因故不能履行职务期间由临时代办暂时代理馆长,并非两国外交关系的降格),而且连胡志明去世的时间都提前了整整一个月!虽然C·贡恰罗夫、B·乌索夫和叶利扎维金的叙述尚有不确之处,但“周恩来无权立即同意会晤,只好向北京请示“却是《广岛遗恨》作者的杜撰。实际上,柯西金到达河内时,周恩来本人早已返回北京,当然不会发生他“向北京请示”的情况。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演义》,和前面美国大使在华沙追逐中国外交官那些段落一样,作者照例又是无中生有,加油添醋。虽然写得绘声绘色,活龙活现,可是连柯西金到达北京的时间都未弄清楚,比实际时间推迟了4个半小时!写文章,做学问浑如游乐戏嬉,怪矣哉?!              
            类似的问题还有胡志明的逝世时间。1989年9月1日,越共中共政治局就胡志明主席逝世等有关问题发表公报称:“胡志明主席是在1968年9月2日,我国国庆日,9时47分逝世的。为了使胡伯伯的逝世日子不与全民族该大喜的日子相重,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决定把胡伯伯逝世的日子公布为1969年9月3日9时47分。第六届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认为,现在应该准确公布胡志明主席逝世的日子。”现在应该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这是史家的责任。其他如《莫斯科二十年片断》的作者“使馆急告北京,国内很快答复同意,但消息辗转到达河内时,柯西金已离河内回国”,《1969年前后党对外交战略的重大调整》的作者“毛泽东当即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由周恩来同柯西金在北京机场会晤”云云,毋庸赘言,皆有不确之处。《中美首脑外交实录》作者的叙述显然自相矛盾:前面称“9月11日凌晨”毛泽东“亲自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同意”周恩来、柯西金会晤;后面又说“9月10日”柯西金“得到回音”,周恩来“欢迎”与他会晤。至于柯西金“亲自打电话给中国驻越大使“云云,则更是无稽之谈。               关于周恩来、柯西金北京“机场会谈”,《当代中国外交》就有准确表述:
            
            “为了争取缓和中苏间军事对抗的紧张关系,周恩来总理1969年9月11日应苏方要求在北京机场会见了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讨论了两国关系的紧迫问题,特别是边界问题。”              
            令人费解的是,既然涉身外交研究与创作,不知为何连这些最权威的外交“经典”也不屑一翻?上述主要差错虽非鲜见,但是,拥有得天独厚、旁人无可企及的优越条件权威研究机构为何不能“免俗”?如果在提倡和发扬严谨的治史作风方面负有义不容辞责任的专家、学者等高级研究人员也照抄照搬,实乃匪夷所思!              
            20余年后,当年“途经北京“的事实真相早已披露于世(熊向晖《打开中美关系的前奏一一1969年四位老帅对国际形势研究和建议的前前后后》一文公开发表于1992年),作者(特别是有“天时地利”的文献研究人员)应该不难读到。正因为“熟视无睹”,失误差错才一次次重复出现。从1988年到1997年将近10年中,有这样多的学人、专家依样画瓢,可见考订此事并非小题大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