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王开岭：我们何以诞生不了大师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0 00:20:05
天山的来客 于 2010-9-27 23:33:56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猫眼看人来源:王开岭的博客
http://www.unicornblog.cn/user1/245/index.html
为何我们没有自己的“大师级”
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
——鲁迅
1
1986年，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斯与秘鲁同行略萨有过一场“作家责任”的激烈争论，前者表示：“不管怎么说，我是一个负责任的作家。我把责任分成两种：一是对故土的责任，一是对同胞幸福所负的责任。”
是啊，对同胞幸福的责任，这正是一个大写的人的标志！
无论思想还是艺术，表达和拯救的都是人，服务的都是生命。那隐藏在思想和艺术最深处最本质的东西，一定是个体的自由愿望和权利诉求，一定是神圣的生命特征和最广泛的人道主义。
何谓“生命作家”“人类良心”？其内涵和意义皆于此。反抗暴政，维护人权，为正义辩护，为自由而呼……这是一个作家、艺术家、学者、科学家——一个真正的普通人的天职。
没有灵魂责任、没有对民生的义务、没有为共同体服务的冲动、没有天然的反抗精神，一个人的激情、创造力和人格能量即会被削弱和压制（尤其自我压制），就不会诞生真正的艺术和思想。伟大的艺术，只会在常识性的劳动中产生。
伏尔泰、卢梭、贝多芬、米开朗基罗、拜伦、潘恩、左拉、雨果、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罗曼罗兰、高尔基、茨威格、爱因斯坦、奥威尔、布罗茨基……我们很容易开出一长串名单，来支持上述逻辑。
他们关注的是“人”本身，是最广泛的人类命运和前途。他们服务的是民主与公正、自由与和平、人道与安全，而非一己、一域、一党群的利益。他们捡起的无不是普世意义的大命题，即最普通、最普及层面的精神愿望和建议。
这正是被前捷克总统——剧作家哈维尔称为“责任”的那种东西。
苏联流亡诗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布罗茨基在致哈维尔的信里建议：“你处于一个很好的位置，不仅要把你的知识传达给人民，某种程度上还要医治那种心灵疾病，帮他们成为像你那样的人……通过向你的人民介绍普鲁斯特、卡夫卡、福克纳、普拉托诺夫、加缪或乔伊斯，也许你至少可以在欧洲的中心把一个国家变成一个有教养的民族。”
2
1919年3月26日，为抗议欧洲文化界在战争中各自“报效祖国”的丑行，由罗曼罗兰起草的《精神独立宣言》在法国《人道报》上发表，文章说：“知识分子几乎彻底堕落了……思想家和艺术家替荼毒着欧洲身心的瘟疫增加了不可估量的恶毒的仇恨，他们在自己的知识、回忆和想象力的军火库里搜索着煽起憎恨的理由，老的和新的理由……起来吧！让我们把精神从这些妥协、这些可耻的联盟以及这些变相的奴役中解放出来……我们只崇敬真理，自由的、无限的、不分国界的真理，无种族歧视或偏见的真理。”很快，爱因斯坦、萧伯纳、罗素、泰戈尔等140多位名人在其上签字。
每个年代的角落里，都会响起这样的嘀咕：为何艺术家不专心致志搞专业、偏选和艺术无关的事来做呢？有一次，贝尔纳去拜访纪德并请他为“德雷福斯案”（一位法国犹太军人的受迫害案，左拉曾为之辩护并坐牢）签名，客人走后，纪德大叫：“多么可怕！竟有人将某种东西置于文学之上！”
没有什么比文学更重要吗？请一位有影响力的人为受害者说句公道话即绑架文学了吗？那么，文学之目的又是什么？
法国作家杜拉斯，以私人化写作闻名，在我印象里，该小姐满脑子只有“情人”“床”“沙滩”“作爱”这些软软的词，但近来翻她的书，惊见一篇《给范文同主席的信》，她替一位在押政治犯鸣不平：
巴黎，1986年3月19日。致范文同先生，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委员会主席——
……他关在您的监狱里已有十年之久了，却没受到任何控告，也不见打过什么官司……我给您写信是想让您记起他的存在，提醒您别把他忘了，他仍在押，病了，也老迈了。我想随意监禁人对国家不仅没有半点好处，相反还会使它声名扫地。放眼世界，长久地隐瞒一个人的存在是不可能的……我并非在要求您释放他，我只想把自己的声音加入到其他人的呼声中去，他们要求您别忘了，在您任主席期间，尚有一位哲人、作家关押在您的牢房里，他没有犯过任何罪过，只是本着他的良知生活罢了。还要提醒您，先生，本世纪所有的“政治犯”今天都成了英雄，而审判他们的“法官”相反都永远地成了杀害他们的凶手，这是值得记忆的。
祝好，先生，还有我的关心。
我想，仅凭这封短札，即使她再没别的作品，“杜拉斯”这个名字也将被世人记住。这在其缠绵而漫长的写作生涯中，恐怕是最不浪漫的一次了。也是最闪耀的一次。
3
除了物理学，爱因斯坦还发出过此类声音——
“只有在自由的社会中，人才能有所发明，并创造出文化价值，使现代人生活得有意义。”（《文明与科学》）“科学进步的先决条件是不受限制地交换一切结果和意见的可能性。”（《自由和科学》）“宪法的力量全依赖于每个公民捍卫它的决心”“每个公民对于保卫宪法所赋予的自由都应承担起同等的责任。不过，就‘知识分子’这个词的意义来说，他的责任更为重大，因为他受过专门训练，对舆论能发挥特别重大的影响。”（《答公民自由应急委员会》）
“我不同意您的看法，以为科学家对待政治问题——在较广泛的意义上来说就是人类事务——应当默不作声。”“关心人的本身，应始终成为一切技术奋斗的主要目标……当你们埋头于图表和方程时，千万不要忘记这点！”（《科学和幸福》）
翻翻爱因斯坦年表，立即会发现，这位科学史上最繁忙的人，竟参与了那么多与“人类事务”“生命事务”“良心事务”紧密相连的事：1914年，为反对德国文化界为战争辩护，在《告欧洲人书》上签名，并参与反战团体“新祖国同盟”。1915年，写信给罗曼罗兰，声援其反战立场。1927年，在巴比塞起草的反法西斯宣言上签名，参加国际反帝大同盟，当选名誉主席。1928年，当选“德国人权同盟”理事。1932年，与弗洛伊德通信，讨论战争心理问题，全力反对法西斯。1933年，撰文指出科学家对重大政治问题不应沉默，文集《反战斗争》出版。1950年，发表电视讲话，反对美国制造氢弹。1954年，通过“争取公民自由非常委员会”，号召国人同麦卡锡势力作斗争，抗议对奥本海默的迫害，为此他被污蔑为“美国最大的敌人”。1955年去世前，同罗素通信讨论“和平宣言”问题，并在宣言上签名……
“科学家通过其内心自由、通过其思想和工作的独立性所唤醒的那个时代，那个曾使科学家有机会对同胞进行启蒙并丰富他们生活的年代，真的一去不返了吗？”（爱因斯坦《科学家的道义责任》）
若知识带给知识者的信仰与人格保险——不足以成为他们关心“人类事务”最有力的武器和驱动，那么，科学和艺术究竟有何用呢？她用什么来答谢人间寄予的期冀和伟大赞誉？仅仅是产品、技术和娱乐吗？仅仅是在细节上丰富大家的业余生活吗？
若真这样，若知识者以为自由地算出“2加2等于4”就算有自由的话，那就太可怕了，也将意味着哈维尔斥责的那个“自由时代”的降临：“一种自由地选择何种型号的洗衣机和电冰箱的自由”，“生活陷入了一种生物学的、蔬菜的水平。”
从“蔬菜”到人，宇宙耗费了多少亿年光阴，可如今，仍有多少人被当蔬菜一样来栽培和管理？当然，并非他们自愿留在那种水平上，而是权力者绞尽脑汁使之匍匐在那条红线上，稍有挣扎，便是喝斥和棍棒。
4
“你可以不做一个诗人，但必须做一个公民。”涅克拉索夫说。
费希特在论述学者的职责时称：“基督教创始人对门徒的嘱咐实际上也完全适用于学者：你们都是最优秀的分子，如果最优秀的分子都丧失了自己的力量，那又用什么去感召呢？如果出类拔萃的人都腐化了，那还到哪里去寻找道德善良呢？”
文学、艺术、理性精神……绝非插花一样的装饰，它包含着人类文明系统中最宝贵的元素：自由、梦想、人道、平等、秩序……它应保持对一切灵魂事务和生命原理发言的习惯，这是专业外更大的责任。连自然科学也不例外，它的起点是理性精神，即力求公正、客观、逻辑、不捏造、不撒谎的真相精神。这同属人道精神，科学与艺术一样，同是呵护生命、服务公共的事业。
而在我们的地盘上——尤其半个多世纪以来，为何少有——甚至没有——诞生和世界文明同步的大师级人物？
何为“大师级”？这是个专项成就问题，更是个生命业绩和精神体量的综合考核问题。二者从来即胶和、共生的。在大师级人物那儿，无论哲学家、科学家，还是艺术家，你都会发现一共征：他们的生命关怀力、精神能量大得惊人！除学术成就或艺术贡献，其身上总有众多的“外延”，比如反极权、反恐怖、反战争、反迫害、反种族歧视、反言论限制……总之，凡涉及人类生存的根本性、日常性问题，他们很少缺席。其精神之浩瀚、视野之辽阔、生命行为之丰富、人格之璀璨——与专业成就是成正比的。荣格说：“学术的最终成就是人格成就。”大概也是这意思。
而我们，早已养成处处缺席的习惯、仅仅服务于单项的习惯。
我们的眼皮底下，从不乏学富五车的学者、著作等身的作家，可著作之外呢？他们参与了什么？是怎样的生命格局和灵魂状态？
尽是些单向度的专业户，尽是些领门户风骚的圈内练家、把式艺人、文化操盘手，连高大点的人影也难寻，连古代清流的“风声雨声读书声”，也只剩下了“研究生”……
我们的生命关怀力、精神爆发力、信仰执行力——远远不够，不够高亢，不够辽阔，不够硬朗和健正。我们缺乏生命投入的完整性和彻底性，缺乏“必须”的责任和义务，缺乏宗教般的虔敬和行动，精神松散、灵魂懈怠、气力不济，对什么都睁只眼闭只眼……说到底，病灶仍出在信仰文化和生命习惯上，我们习惯了坐壁式的旁观、蒲团式的打坐、倒挂式的修身，在我们的文化传统和国民精神中，对“自珍”“清虚”“无扰”的标榜与消费一直高高在上，自保性、私己性、妥协性、附庸性——稍有挣扎和反叛，即视为越位和另类。人类的普世价值从未正式指导过我们的生活。现代公民意识和自由理念，除了流萤般的照面（这要感谢胡适、储安平们的引入和传播），几乎从未在我们的文化卵巢中着床过。缺少普世价值观和公共信念支撑的中国文人，能为自己确立的对立面小得可怜，他们很少树敌，很少被真正的文明之敌所重视、所忌惮。
到处是缺席、失语、噤声，自宫自阉，根净叶除。其状况正像托尔斯泰当年愤怒的那样：“只是一些散发着懒散气息的作品，其目的是取悦同类的懒散……它什么也没有告诉人们，因为它漠视人们的幸福。”在无数涉关人权、自由、公正的问题上，听不见表态，看不见表情，似乎那已真的和科学、艺术无关，远在他们的优雅的学术和“德高望重”之外。
总之，一个精神干瘪、灵魂舞弊的人，是尽可以借艺术“内外”和学术“内外”，为自己找到一间舒适的隐蔽所的。较之域外和历史上的大师，我们对生命的投入、使用和付诸程度远远不够，良心份额远远不够。
在这样的背景下，精神受孕的机会自然极低，也就无法分娩出真正的大师级艺术和思想。
“五四”后的自由知识分子运动是个例外，是个惊喜，它本是最有“新纪元”“新中国”气象的一支精神急流，但生不逢时，很快被战乱腰斩、被政治拦截了，剩下个孤零零的上游，供岁月追溯。
2002年
摘自王开岭的博客
http://www.unicornblog.cn/user1/245/index.html
http://www.unicornblog.cn/user1/245/index.html
为何我们没有自己的“大师级”
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
——鲁迅
1
1986年，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斯与秘鲁同行略萨有过一场“作家责任”的激烈争论，前者表示：“不管怎么说，我是一个负责任的作家。我把责任分成两种：一是对故土的责任，一是对同胞幸福所负的责任。”
是啊，对同胞幸福的责任，这正是一个大写的人的标志！
无论思想还是艺术，表达和拯救的都是人，服务的都是生命。那隐藏在思想和艺术最深处最本质的东西，一定是个体的自由愿望和权利诉求，一定是神圣的生命特征和最广泛的人道主义。
何谓“生命作家”“人类良心”？其内涵和意义皆于此。反抗暴政，维护人权，为正义辩护，为自由而呼……这是一个作家、艺术家、学者、科学家——一个真正的普通人的天职。
没有灵魂责任、没有对民生的义务、没有为共同体服务的冲动、没有天然的反抗精神，一个人的激情、创造力和人格能量即会被削弱和压制（尤其自我压制），就不会诞生真正的艺术和思想。伟大的艺术，只会在常识性的劳动中产生。
伏尔泰、卢梭、贝多芬、米开朗基罗、拜伦、潘恩、左拉、雨果、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罗曼罗兰、高尔基、茨威格、爱因斯坦、奥威尔、布罗茨基……我们很容易开出一长串名单，来支持上述逻辑。
他们关注的是“人”本身，是最广泛的人类命运和前途。他们服务的是民主与公正、自由与和平、人道与安全，而非一己、一域、一党群的利益。他们捡起的无不是普世意义的大命题，即最普通、最普及层面的精神愿望和建议。
这正是被前捷克总统——剧作家哈维尔称为“责任”的那种东西。
苏联流亡诗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布罗茨基在致哈维尔的信里建议：“你处于一个很好的位置，不仅要把你的知识传达给人民，某种程度上还要医治那种心灵疾病，帮他们成为像你那样的人……通过向你的人民介绍普鲁斯特、卡夫卡、福克纳、普拉托诺夫、加缪或乔伊斯，也许你至少可以在欧洲的中心把一个国家变成一个有教养的民族。”
2
1919年3月26日，为抗议欧洲文化界在战争中各自“报效祖国”的丑行，由罗曼罗兰起草的《精神独立宣言》在法国《人道报》上发表，文章说：“知识分子几乎彻底堕落了……思想家和艺术家替荼毒着欧洲身心的瘟疫增加了不可估量的恶毒的仇恨，他们在自己的知识、回忆和想象力的军火库里搜索着煽起憎恨的理由，老的和新的理由……起来吧！让我们把精神从这些妥协、这些可耻的联盟以及这些变相的奴役中解放出来……我们只崇敬真理，自由的、无限的、不分国界的真理，无种族歧视或偏见的真理。”很快，爱因斯坦、萧伯纳、罗素、泰戈尔等140多位名人在其上签字。
每个年代的角落里，都会响起这样的嘀咕：为何艺术家不专心致志搞专业、偏选和艺术无关的事来做呢？有一次，贝尔纳去拜访纪德并请他为“德雷福斯案”（一位法国犹太军人的受迫害案，左拉曾为之辩护并坐牢）签名，客人走后，纪德大叫：“多么可怕！竟有人将某种东西置于文学之上！”
没有什么比文学更重要吗？请一位有影响力的人为受害者说句公道话即绑架文学了吗？那么，文学之目的又是什么？
法国作家杜拉斯，以私人化写作闻名，在我印象里，该小姐满脑子只有“情人”“床”“沙滩”“作爱”这些软软的词，但近来翻她的书，惊见一篇《给范文同主席的信》，她替一位在押政治犯鸣不平：
巴黎，1986年3月19日。致范文同先生，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委员会主席——
……他关在您的监狱里已有十年之久了，却没受到任何控告，也不见打过什么官司……我给您写信是想让您记起他的存在，提醒您别把他忘了，他仍在押，病了，也老迈了。我想随意监禁人对国家不仅没有半点好处，相反还会使它声名扫地。放眼世界，长久地隐瞒一个人的存在是不可能的……我并非在要求您释放他，我只想把自己的声音加入到其他人的呼声中去，他们要求您别忘了，在您任主席期间，尚有一位哲人、作家关押在您的牢房里，他没有犯过任何罪过，只是本着他的良知生活罢了。还要提醒您，先生，本世纪所有的“政治犯”今天都成了英雄，而审判他们的“法官”相反都永远地成了杀害他们的凶手，这是值得记忆的。
祝好，先生，还有我的关心。
我想，仅凭这封短札，即使她再没别的作品，“杜拉斯”这个名字也将被世人记住。这在其缠绵而漫长的写作生涯中，恐怕是最不浪漫的一次了。也是最闪耀的一次。
3
除了物理学，爱因斯坦还发出过此类声音——
“只有在自由的社会中，人才能有所发明，并创造出文化价值，使现代人生活得有意义。”（《文明与科学》）“科学进步的先决条件是不受限制地交换一切结果和意见的可能性。”（《自由和科学》）“宪法的力量全依赖于每个公民捍卫它的决心”“每个公民对于保卫宪法所赋予的自由都应承担起同等的责任。不过，就‘知识分子’这个词的意义来说，他的责任更为重大，因为他受过专门训练，对舆论能发挥特别重大的影响。”（《答公民自由应急委员会》）
“我不同意您的看法，以为科学家对待政治问题——在较广泛的意义上来说就是人类事务——应当默不作声。”“关心人的本身，应始终成为一切技术奋斗的主要目标……当你们埋头于图表和方程时，千万不要忘记这点！”（《科学和幸福》）
翻翻爱因斯坦年表，立即会发现，这位科学史上最繁忙的人，竟参与了那么多与“人类事务”“生命事务”“良心事务”紧密相连的事：1914年，为反对德国文化界为战争辩护，在《告欧洲人书》上签名，并参与反战团体“新祖国同盟”。1915年，写信给罗曼罗兰，声援其反战立场。1927年，在巴比塞起草的反法西斯宣言上签名，参加国际反帝大同盟，当选名誉主席。1928年，当选“德国人权同盟”理事。1932年，与弗洛伊德通信，讨论战争心理问题，全力反对法西斯。1933年，撰文指出科学家对重大政治问题不应沉默，文集《反战斗争》出版。1950年，发表电视讲话，反对美国制造氢弹。1954年，通过“争取公民自由非常委员会”，号召国人同麦卡锡势力作斗争，抗议对奥本海默的迫害，为此他被污蔑为“美国最大的敌人”。1955年去世前，同罗素通信讨论“和平宣言”问题，并在宣言上签名……
“科学家通过其内心自由、通过其思想和工作的独立性所唤醒的那个时代，那个曾使科学家有机会对同胞进行启蒙并丰富他们生活的年代，真的一去不返了吗？”（爱因斯坦《科学家的道义责任》）
若知识带给知识者的信仰与人格保险——不足以成为他们关心“人类事务”最有力的武器和驱动，那么，科学和艺术究竟有何用呢？她用什么来答谢人间寄予的期冀和伟大赞誉？仅仅是产品、技术和娱乐吗？仅仅是在细节上丰富大家的业余生活吗？
若真这样，若知识者以为自由地算出“2加2等于4”就算有自由的话，那就太可怕了，也将意味着哈维尔斥责的那个“自由时代”的降临：“一种自由地选择何种型号的洗衣机和电冰箱的自由”，“生活陷入了一种生物学的、蔬菜的水平。”
从“蔬菜”到人，宇宙耗费了多少亿年光阴，可如今，仍有多少人被当蔬菜一样来栽培和管理？当然，并非他们自愿留在那种水平上，而是权力者绞尽脑汁使之匍匐在那条红线上，稍有挣扎，便是喝斥和棍棒。
4
“你可以不做一个诗人，但必须做一个公民。”涅克拉索夫说。
费希特在论述学者的职责时称：“基督教创始人对门徒的嘱咐实际上也完全适用于学者：你们都是最优秀的分子，如果最优秀的分子都丧失了自己的力量，那又用什么去感召呢？如果出类拔萃的人都腐化了，那还到哪里去寻找道德善良呢？”
文学、艺术、理性精神……绝非插花一样的装饰，它包含着人类文明系统中最宝贵的元素：自由、梦想、人道、平等、秩序……它应保持对一切灵魂事务和生命原理发言的习惯，这是专业外更大的责任。连自然科学也不例外，它的起点是理性精神，即力求公正、客观、逻辑、不捏造、不撒谎的真相精神。这同属人道精神，科学与艺术一样，同是呵护生命、服务公共的事业。
而在我们的地盘上——尤其半个多世纪以来，为何少有——甚至没有——诞生和世界文明同步的大师级人物？
何为“大师级”？这是个专项成就问题，更是个生命业绩和精神体量的综合考核问题。二者从来即胶和、共生的。在大师级人物那儿，无论哲学家、科学家，还是艺术家，你都会发现一共征：他们的生命关怀力、精神能量大得惊人！除学术成就或艺术贡献，其身上总有众多的“外延”，比如反极权、反恐怖、反战争、反迫害、反种族歧视、反言论限制……总之，凡涉及人类生存的根本性、日常性问题，他们很少缺席。其精神之浩瀚、视野之辽阔、生命行为之丰富、人格之璀璨——与专业成就是成正比的。荣格说：“学术的最终成就是人格成就。”大概也是这意思。
而我们，早已养成处处缺席的习惯、仅仅服务于单项的习惯。
我们的眼皮底下，从不乏学富五车的学者、著作等身的作家，可著作之外呢？他们参与了什么？是怎样的生命格局和灵魂状态？
尽是些单向度的专业户，尽是些领门户风骚的圈内练家、把式艺人、文化操盘手，连高大点的人影也难寻，连古代清流的“风声雨声读书声”，也只剩下了“研究生”……
我们的生命关怀力、精神爆发力、信仰执行力——远远不够，不够高亢，不够辽阔，不够硬朗和健正。我们缺乏生命投入的完整性和彻底性，缺乏“必须”的责任和义务，缺乏宗教般的虔敬和行动，精神松散、灵魂懈怠、气力不济，对什么都睁只眼闭只眼……说到底，病灶仍出在信仰文化和生命习惯上，我们习惯了坐壁式的旁观、蒲团式的打坐、倒挂式的修身，在我们的文化传统和国民精神中，对“自珍”“清虚”“无扰”的标榜与消费一直高高在上，自保性、私己性、妥协性、附庸性——稍有挣扎和反叛，即视为越位和另类。人类的普世价值从未正式指导过我们的生活。现代公民意识和自由理念，除了流萤般的照面（这要感谢胡适、储安平们的引入和传播），几乎从未在我们的文化卵巢中着床过。缺少普世价值观和公共信念支撑的中国文人，能为自己确立的对立面小得可怜，他们很少树敌，很少被真正的文明之敌所重视、所忌惮。
到处是缺席、失语、噤声，自宫自阉，根净叶除。其状况正像托尔斯泰当年愤怒的那样：“只是一些散发着懒散气息的作品，其目的是取悦同类的懒散……它什么也没有告诉人们，因为它漠视人们的幸福。”在无数涉关人权、自由、公正的问题上，听不见表态，看不见表情，似乎那已真的和科学、艺术无关，远在他们的优雅的学术和“德高望重”之外。
总之，一个精神干瘪、灵魂舞弊的人，是尽可以借艺术“内外”和学术“内外”，为自己找到一间舒适的隐蔽所的。较之域外和历史上的大师，我们对生命的投入、使用和付诸程度远远不够，良心份额远远不够。
在这样的背景下，精神受孕的机会自然极低，也就无法分娩出真正的大师级艺术和思想。
“五四”后的自由知识分子运动是个例外，是个惊喜，它本是最有“新纪元”“新中国”气象的一支精神急流，但生不逢时，很快被战乱腰斩、被政治拦截了，剩下个孤零零的上游，供岁月追溯。
2002年
摘自王开岭的博客
http://www.unicornblog.cn/user1/245/index.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