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外国专家

 保护外国专家(1)
http://book.sina.com.cn 2006年12月11日00:00 新浪读书
1971年12月31日晚上，人民大会堂灯火通明。周恩来在此会见并宴请了在京的外国专家。
这是*事件后的第一个新春，这是一次久违了的会见和宴请。
对于在中国的外国专家以及外国专家工作者来说，周恩来此举的意义非同寻常。当周恩来举杯向他们祝酒时，他们一个个眼含热泪。
此情此景，周恩来也心潮澎湃，思绪万千。他想起了还被关押在监狱中的爱泼斯坦、丘茉莉、柯鲁克……*以来外国专家工作中表现出来的种种极左倾向和做法，以及在华外国专家的种种遭遇，一幕一幕地在脑海中闪过。
在中国的外国专家，这是一个为中国教育、科技、文化出版和对外宣传事业作出了贡献的特殊群体。50年代，中苏合作的黄金岁月，以苏联专家为主体的在华外国专家队伍曾达数千人。
然而，“*”的风暴席卷起来后，十几年精心建立的外专工作被冲得七零八落，处境艰难的周恩来也无法把握外专工作的航向。各级外专工作部门被夺权，陷入风雨飘摇之中；很多外国专家出于对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信任与崇敬，出于对理想主义的追求，也被卷进这场“革命风暴”，有的摔倒在地，有的踉跄爬起，有的晕头转向、不知所措……与许多中国人一样，这些外国专家也积极地投身这场运动。戴妮丝，1936年与中国旅法画家李风白结成夫妻、50年代初随丈夫来到中国的法国共产党员。她回忆说：她当初就是因为对毛泽东充满敬佩之意才拥护“*”的，她认为毛泽东“有勇气抨击自己领导的政党，目的也许是通过文化革命为这个党洗涤灰尘，使党重新走上正确的道路”，于是，“我们有决心为革命的新发展而作出努力，甚至牺牲。”英籍作家韩素音在回忆她“*”经历的《凤凰再生》一书中也谈到：“毛（泽东）的品质，毛的远见，他对中国以及世界历史的影响吸引了我，使我着了迷。我决心去理解他，理解所发生的一切。”“‘*’那几年，我要摆脱这种迷恋是不可能的。”
风暴的冲击也就罢了，更险恶的是明知外专工作是周恩来一直在抓，但中央*一伙别有用心，借外专工作把矛头指向周恩来。他们诬蔑外专工作是“崇洋媚外”、“里通外国”，把曾积极投身于“*”的外国专家打成“特务”、“国际间谍”、“五一六分子”，或批斗，或抓进监狱。
在外国专家遭到*的同时，他们的家属子女也受到株连。
德国专家米勒的儿子和女儿毕业后，成了分配上的“老大难”，连当工人的资格都没有。
法国专家西蒙和伊霍雷娜的女儿莫妮克认为“中国的‘*’就是青春、自由和恋爱的盛大节日”，兴冲冲地从巴黎赶回中国来参加“*”，结果因为带了一本普通的法国爱情小说被冠以“带回*书籍”的罪名投入监狱关押三年之久。
很快，这些革命热情高涨的外国专家就被极左思潮打得晕头转向了。
在*中小心谨慎、没有什么极端行为的戴妮丝也受到了如瘟疫般的对待。她回忆说：“同事们都和外国人保持距离，躲着我们，甚至渐渐地发展到不和我们讲话了。他们像抛一块骨头一样把工作扔到我们的桌子上，然后扭头就走。”
在风雨飘摇的日子里，周恩来就像汪洋中的一条船，尽一切努力，关怀和保护着这群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作出过很大贡献的外国专家。
英国专家露丝·史密斯，1922年就加入了英国共产党，1926年参加过英国煤矿工人大*，1936年她忍痛告别亲友和孩子，参加由69个国家的反法西斯战士组成的闻名世界的国际纵队。新中国成立后，她来到向往已久的中国，应聘在新华社担任英文改稿工作。她博学多才，工作勤勤恳恳，一篇篇凝结着她心血的英文电讯，通过电波飞往世界各地。
*中，史密斯因为对一些极左做法表示了不满而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昔日亲密无间的同事一夜之间变得是那样的冷漠和敌意，没有人和她说话，哪怕是工作上的交谈。史密斯发现自己如同生活在一座冰窖中。 保护外国专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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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之下，史密斯于1968年被迫离开她所热爱的中国回到英国。史密斯是含着眼泪离开的，临走时她说：“虽然我在这里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但我回去不会说中国的坏话。”然而，当我们的同志送她到机场时，吝啬得连声“再见”也没有说。
周恩来是事后才得知此事的。他指示有关单位一定要把史密斯请回来。1971年5月，正是史密斯80大寿之际，新华社驻伦敦记者受周恩来委托，带着蛋糕专程访问了史密斯，并邀请她回中国工作。史密斯激动地说：“这一天终于盼来了，我要立即飞到北京去，在中国战斗到我生命的最后一息。”
当史密斯告别在英国的亲友再度踏上中国的土地时，她感动得哭了起来。这眼泪是为周恩来的关怀而流的。
日本专家横川次郎也是亲身体会到周恩来关心和保护的人。
横川次郎解放前就在东北人民政府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又先后在中国人民大学和四川省农业厅工作，1961年调国家外文出版发行局日文组担任改稿工作，1968年到《中国画报》社担任日文改稿工作。
有一次，日文翻译组组长告诉他，以后改稿由中国人自己干，要他不要像过去那样用红笔改稿，只用铅笔标出作为参考。但是，由于我们自己改的稿日本人看不懂，两三个月后，翻译组组长又找到横川次郎说，还是像过去一样由他来改稿。此时，横川次郎的妻子横川辰子请假回日本探亲去了，第二年春准备回中国时，发现准假条和北京市公安局发放的出入境证件遗失了。横川次郎找单位及有关部门帮助解决，但都被拒绝了。这等于要赶他回日本。
走投无路时，一位日本友人悄悄地告诉他：此事写信给周总理才能解决。于是，横川次郎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叙述了事情的经过，并表示他本人把中国视为“第二祖国”，愿意留下来工作，但如果一定要他回日本，请准许他夫人来北京一趟，因为他本人年纪大了，无力一人整理行李。
仅过了几天，单位专家科的负责人把横川次郎叫到办公室说，上级来了指示，并当场念给横川次郎听：“请即将横川辰子接回北京，继续从事原来的工作。”
这是典型的周恩来批示。横川次郎后来总是激动地说：“是周总理救了我的命。”
*中受到周恩来关心和保护的外国专家还有很多。
美国进步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中国家喻户晓，也是毛泽东的老朋友。1965年，斯特朗80大寿时，周恩来还前往上海祝贺。这位曾热情讴歌“*”的老太太后来也对“*”的极左做法百思不得其解，陷入极度的苦闷之中。她的几个同是外国专家的好友被打成了“国际间谍”遭逮捕，她的一个侄孙要从美国来看她也被中国方面拒绝。为此，她给周恩来写信，要求到柬埔寨首都金边去见她的侄孙。最终，斯特朗心情忧郁，患病住进了医院。大概是性格倔强的老太太为了对所遭受的一切的抗议，她拒绝进食和治疗。周恩来赶到医院对她作耐心的劝导后，她才答应与医生配合。周恩来还指示通知让斯特朗的侄孙前来中国。
1970年3月28日，斯特朗病危，周恩来百忙中赶到协和医院探望。在听取了医务人员的汇报后，周恩来指示：斯特朗女士为中国人民贡献了自己的一切，你们要克服困难，耐心细致，尽一切努力积极设法抢救，以延长她的生命。
尽管周恩来尽了最大努力保护外国专家尽可能地少受到伤害，但是，由于在那特殊的年月中，周恩来自己的处境也异常艰难，他的话也并不是全部管用。有些人他想保也未必能保得住。
著名医生马海德，*前在卫生部所属的皮肤研究所工作。*开始后，被说成是“国际特务”，不让他进行研究工作了，也不让他给患者看病，而是让他给研究所烧锅炉。患者指名要马海德看病，造反派说：“你让国际特务给你看病？”因此，马海德闲在家里，直到1969年，在周恩来的过问下，虽然分配到了阜外医院工作，但仍然不能正常工作。 保护外国专家(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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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周恩来见到马海德。当得知马海德还不能正常工作时，周恩来当着卫生部负责人刘湘屏的面说：马海德是我们的老同志，他很熟悉中国的情况。
周恩来的意思是让刘湘屏解决一下马海德的问题。但是，刘湘屏却推托说：“我刚到卫生部，不了解情况”。
刘湘屏与江青一伙勾得很紧，全不把周恩来的话当回事。
马海德工作的事就被拖了下来。马海德回忆说：“这以后，我更倒霉了，刘湘屏连面都不见了。”
一个国务院总理说的话，国务院的一个部长竟不放在眼里，今天看来是难以置信的事。然而在那个特殊的年月中却又是确确实实的、见怪不怪的事。
也因为周恩来的处境艰难，尽管周恩来作了很大努力，但爱泼斯坦、丘茉莉、柯鲁克、夏庇若等周恩来熟知的外国专家还是被冠以“国际间谍”、“国际特务”的罪名而遭到逮捕被投进监狱。
据*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党史通讯》1987年第6期刊载的《全国冤假错案的复查与*》一文披露：“据调查，‘*’初期，全国有外国专家410人。其中以‘特务嫌疑’、‘搜集情报’、‘间谍活动’等罪名拘留、逮捕、驱逐出境的17人，被审查、批斗的8人，使他们受到不应有的待遇和侵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