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陈沂将军（节选）

陈沂将军2002年7月26日，以90高龄去世了。仁者本应长寿，以他在晚年仍然思路清晰，常常准确地评点文艺界时弊的精神状态，以及比同时代老人健康得多的身体素质，我觉得他还是走得过早了！

    我是在一个严峻场合初识将军的。

    1955年初夏，我和林予从昆明去北京修改电影剧本《边寨烽火》。那次出行不利，刚在西四石老娘胡同的中央电影局招待所住下，只听了一次中央电影局长、老作家荒煤对剧本的意见，还没来得及开始修改工作，就遇上了那场声势浩大的“反胡风运动”。

    那是个炎热的下午，总政文化部长陈沂将军赶来为我们作“反胡风”运动的动员报告。那时他年仅43岁，风华正茂，精力充沛，又位高权重，那语言、神态也就使初次与他见面的人感到过于威严逼人。实际上他内心极为和蔼。

    在这之前我就知道他是个处事果断，作风凌厉，文韬武略皆备的“老”将军。他1931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左翼作家文化工作，抗日战争时期是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宣传部长，解放战争中又是东北野战军和第四野战军后勤部政委；东北的3年苦战，以后的包围平津、解放中南，横渡海南岛海峡，百万大军的军需供应都主要靠他调度指挥；但他又是个懂文艺的人，所以成了人民解放军的第一任文化部长，把全军培养作家，创建文艺团体的重任都交给他；他极为爱惜文学人才，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部队作家的作品多数被他关注过，我们云南受益者就不少，冯牧在云南任军区文化部副部长时，因为胸腔积水，进北京治病有困难，是他帮助进了医院；年轻诗人公刘写了一篇小说，他虽然不认识公刘，却亲笔写了一封有3页纸的长信来称赞；徐怀中的中篇小说《地上的长虹》遭到那些教条主义的“评论家”责难，他与夫人马楠用东木的笔名写文章为之辩护，寒风、陆柱国、公刘、白桦、林予在文坛初露头角，就被他亲自点名调往北京……

    这都表明，他这个文化部长工作虽然极忙，还在认真阅读作家们的作品，而不是像某些人那样陷于行政事务中难以自拔，或者只会做官当老爷；所以他对作家有真正的了解，也能真诚的关心。

    那天，他在动员学习时，虽然也是按照上面的精神，疾言厉色，很严厉地历数“胡风集团罪状”，但言语之间仍然对作家们表示了极大的关怀，唯恐作家们“陷进去”，就连我们在莲花池的伙食也想得很周到，他风趣地说：“我知道作家们都爱吃。我把给我做饭的大师傅调来，让你们吃得好些，安心学习。”

    说得大家都笑了，紧张情绪也放松了不少。

    这一“学习”斗到1956年春夏才结束，接着又是平反、甄别，却没有一个反革命分子或“胡风分子”。陈沂同志与深受委屈的作家谈及这场学习时，却主动承担起了责任，坦率地说：“这是我们犯了官僚主义，本来不了解大家的情况，集中起来干什么？应该让大家回各自单位去学习，就不会搞错了。”


    陈沂重返工作岗位之后
    他这样自责，使大家反而对他更感亲切。

    正由于他的正直、坦率，也就容易得罪人，被他的直接领导看成敢于犯上，1957年却把这位功勋卓著的将军也打成了“右派”，成了军队里错划的众多“右派”中，革命经历最长，军阶最高的一名。他虽然备受凌辱，仍然刚强自信地不肯屈服，1958年2月12日总政召开干部大会，宣布开除他的党籍、军籍，同时要他低头认罪，他却铁骨铮铮地声言：你们开除我，但我自己不承认被开除！我声明，我一定会回来！

    他被处理得很重，几乎要送到门头沟煤矿去挖矿，幸有周恩来总理等人干预，才改为发配到风雪严寒的东北去。他本来是兵团级，却一抹到底的每月只给他28元生活费……

    他虽然早就离开了总政文化部，但正直的人们仍然深情地怀念他，认为他开创和主持工作的那段时期，部队文化工作最繁荣兴盛，解放军文艺社、八一电影厂、八一体工大队、话剧团、歌舞团、歌剧团、京剧团、创作室这些人才辈出的文艺单位，以及那两套给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留下了珍贵的翔实资料的回忆性丛书《星火燎原》、《志愿军一日》，都是他一手筹办的！创业维艰，那要费多少精力和具有何等惊人的气魄！

    他在那种逆境中并不气馁，不断为自己的无罪而声诉，虽然有周恩来、罗荣桓、肖华等领导人关心，几次要为他平反，周恩来总理去哈尔滨时，还派人四处找他，亲切地给予安慰；他也只能寄情于写作，那部气势磅礴真实描绘了东北解放战争的近80万字长篇小说《白山黑水》上部，就是在艰难环境中写成的。再一次证明了他是一位在不幸面前不肯退缩的斗士。

    1978年9月16日晚上，我去位于黄土岗的冯牧家中，恰遇陈沂同志也在座，他刚从东北来京住在中组部招待所等待平反。这年他已是早过了花甲的66岁高龄，受屈22年还是那样精神抖擞，谈笑风生。我向他问候时，他动情地紧紧握住我的手说：“小老弟，你身体还是这样好！”问了我这22年的情况后，他感叹地说：“我们都一样饱受折磨。这些年，我的一条经验，不能自杀，身体不能垮。不然他们就高兴了……”说着，他又哈哈大笑：“这不是挺过来了！”

    这个“挺”字真是充满了张力，所以，他在“文革”被投入监狱，还在不肯屈服地与“四人帮”爪牙辩论，常是弄得对方理屈词穷张口结舌。

    几天后，林予得了一笔稿费，在北京绒线胡同的四川饭店作东，约请了几位因受难而多年不见的老同志聚会。那天来的有陈荒煤、冯牧、田庄、陈敏凡、我，我女儿鸽子。“文革”刚过，传统的美食还没有完全恢复，北京这座京城，也只有四川饭店这几家饭馆有点可口的菜，若不是有荒煤、冯牧出面，还难以订到包厢，劫难之后老友相聚，大家都很珍惜这一宴会，但久等不见陈沂来，只好先吃，又过了一会，他才带着唐瑜赶来，他说，去见胡耀邦同志了。

    这天，他情绪很高，谈了许多“文革”中如何与“四人帮”爪牙斗争的事，也说了与胡耀邦同志的会见，他说：“耀邦同志紧握着我的手说，‘陈沂同志，22年了，真是不容易，不容易。你有什么问题？无非是工作中有些霸道嘛！’我说：‘如今是想霸道也霸道不起来了！’”

    我们听了大笑，都为耀邦同志、陈沂同志的真诚、坦率而感佩！

    时隔不久，他的冤案得到平反，去上海担任市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仍然是坦率真诚不改，工作起来还是军队作风雷厉风行。如今日销170余万份的《新民晚报》的复刊，影响极大的《文学报》的创刊，都是在他的主持下迅速完成的。


    陈沂与夫人马楠在上海
    他虽然又身居高位，待人还是那样平易，对我们这些老部下更是关心，工作那样忙，见了面还能一一提及我们近期出版、发表的作品的情况，论及长短，令我叹服他的精力的充沛，待人的真诚；我的女儿鸽子1980年夏去上海治病，他亲自安排住宿；1990年11月我应上海文艺出版社之约参加“淀山湖笔会”，会后的11月27日，我打电话给他，准备下午去看他，他约我3时左右去，还详细地告诉了他的住址，该怎么坐车，但那天下午刚要出门，担任过我的中篇小说《蛮帅部落的后代》的责任编辑黄亦波来访，一聊就把时间耽误了，我不便去他家赶晚饭，只好不去了。哪知老人却一直在认真等待，傍晚打来电话：“彭荆风，你怎么没有来？你不认识路，没有车，打个电话来，我给你派车嘛！……”

    这使我深为失约而惭愧，只好一再道歉。因为我第二天一早就要乘飞机去北京，不能再去看他，他却遗憾地说：“我们又是多年没见面了，总想和你好好谈谈。”然后又谈起了一些革命传记文学和回忆录的不尊重历史的倾向，对那些作品很是不满，并嘱咐我把正在写作的长篇传记文学《秦基伟将军》写好。他深情地说：“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艰难困苦和辉煌业绩，从这些战将们身上才能鲜明具体地体现出来……”

    放下电话前，他又再三叮嘱：“下次来上海，一定来我家！”

    我很感动，可惜从那以后，我没有再去过上海。

    1996年冬，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在北京分别召开代表大会，文联系统代表与作协代表的住处相距甚远，会议日程又特紧张，也就无法去看他，但他仍然想着我们，闭幕那天晚上，代表们在人大会堂与中央领导联欢。我坐的那张桌子与他的席位相隔甚远，但他却让苏策辗转找到我，叫我过去和他聊天。由于中间是中央首长的席位不便横插，只得绕了好大一个圈，越过几十张桌子才去到他那里。

    这年他已是85岁高龄，仍然这样思路清晰，精力旺盛的健谈，令我很诧异，也很高兴，真是老将军豪气未减！

    散会时，他握住我的手问：“有机会来上海么？记得来我家！”

    我点头。但那以后我还是没有去过上海。那天晚上的长谈却是永别，如今思之深为黯然，也只怪我这些年忙于几部写云南边疆生活的作品，多是去往边地，很少往外省走动！

    将军走了，那咤叱风云的豪气，那宁折不弯的峥嵘风骨，那对人一片至诚的坦率，那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建立的不朽功勋，我是难以忘怀的！将军的人格与业绩永生！　（彭荆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