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谤满天下”张艺谋 全面回应“抨击”-林楚方-搜狐博客

“谤满天下”张艺谋 全面回应“抨击”

中国电影界“最投机的人”？

“谤满天下”张艺谋  全面回应“抨击”

林楚方 王凌__文

  有人说，张艺谋是中国电影圈“最投入的人”，也有人说，是“最投机的人”。

  1987、1994、2002、2008，是张艺谋四个节点，《红高粱》、《活着》、《满城尽带黄金甲》、奥运开幕式总导演。前两场被认为是一种态度，后两场被认为是另一种态度。

  作家王朔曾引述评论说：“张艺谋多次讲《一个都不能少》是他最好的作品，《我的父亲母亲》是‘返璞归真’，他的严肃和正经劲儿使人不得不相信他这样讲的诚意，假若这是真的，那我就要相信这之前的另一个流言了：

  “他过去影片中的态度都是别人教的，是潮流的产物。进而得出结论：他一直就是一个投机分子。”

  如果说“批评者是你的朋友”，张艺谋可能是中国电影圈朋友最多的人，“谤满天下”。而无论谁批评，怎么批评，张艺谋很少回应。

  9月14日夜11时，新片《山楂树之恋》上映两天前，北京华贸公寓、新画面影业公司，嗓音沙哑的张艺谋，在接待了十余拨采访者后，向记者开讲。

  这次采访中，张艺谋谈了《活着》，谈了“张艺谋批评史”，谈中国文学，谈和圈内人不相往来，谈了他面临的最大的困难，谈奥运开幕式后被误解。

“性”有时比政治还敏感

  在接受采访前，张艺谋站在另一群记者面前演讲，像在阐述作为一个导演的责任，之后，和他们寒暄话别。

  问：很抱歉，这么晚采访你，你坐在同一个地方，和一拨拨人讲同样的故事，烦不烦？

  张艺谋（以下简称“张”）：我一直是内向性格，只是当导演才被推到前台，其实我最喜欢拍摄，喜欢“制造梦”的那个过程，后头的宣传乃至名利，都不是我喜欢的，但我配合，因为是工作。

  电影导演这份工作，让张艺谋二十多年来，一直饱受争议，而张本人很少参与，顶多调侃似地称那些批评者为“首都文艺界”。

  问：你觉得“首都文艺界”对《山楂树之恋》会有什么反应？

  张：我说是“首文”，不知道，也不去估计，肯定比《三枪》的批评要少。

  2009年底，《三枪拍案惊奇》（下称《三枪》）上映，本片也是张艺谋淡出电影圈三年后的第一部作品，票房不错，恶评如潮，有人呼吁拒绝张艺谋。

  3月，湖南卫视《电影锋云》节目现场，在讨论“电影退票制”时，有影评人提出成立“反张艺谋联盟”，影评人杨早称：“我发誓再也不买票看他的电影！”

  另一个非专业影评人洪晃的态度是，“（张艺谋）是中国电影人的耻辱，也是中国电影的耻辱。作为观众，这个电影就是在侮辱你的智商。”

  还有更多更难听的话。张艺谋的搭档、新画面领导人张伟平则称，“‘精英们’的质疑出于羡慕、嫉妒、恨。”

  问：你是不是想通过《山楂树之恋》，从《三枪》中走出来？

  张：拍摄前召开了很多神仙会，请了一些有识之士过来。以“首文”为主，大部分人劝我放弃，因为不值。尤其是《三枪》之后，劝我直接打翻身仗，但我还是决定做，我告诉大家，为什么看到结尾我会突然心动？我想抓住自己原始的那种冲动，然后把感觉表达出来，用娓娓道来、内敛、朴素的方式，慢慢渗透给观众，而不靠煽情。

  这部电影被片方称为“史上最干净的爱情故事”，一是没有“意识形态”的过多着墨，尽管故事来自“文革”；二是原著里“性”的描写，在电影里没有。

  张：我很好奇年轻人怎么看，进影院的大部分是年轻人。拍这个故事也不会想太多，网络时代了，让他们看“文革”，基本是听天书。我不想给故事太多时代符号，而且影视剧拍“文革”的太多了，标志符号也很多了，不想再用了。

  问：对“性”的克制和删除，出于什么考虑？

  张：我们都讨论过。首先，在现在的体制下，文学可以写，电影就拍不出来，形象化后就一定要删减，与其删减以后让观众不得要领，还不如不碰，“性”的东西有的时候比政治还敏感！而且，也没有一个影视导演说，我可以把“性”拍得很棒！谁敢？

  问：李安敢？

  张：那不是在大陆，在大陆就一个都不让。文学可以写，（原著）固然没有性交，但写的东西都很多，很淫秽的。（拍摄的时候）可以拿床单一盖，可你拿床单盖住，也得让观众明白在演什么，也是通不过的。因为中国没有电影分级，八岁的孩子也要看，20岁的也要看。而且我也不太接受这两张干净的脸，有许多挑逗、有性的冲动，我觉得他们很难演，我也不想勉强演员。

  这部“纯美爱情故事”上映后，批评如约而至，有人认为是美化文革，歌颂一种过时虚假而又空洞的爱情观念，“爱情能够脱离性而存在吗？只有远离了身体的爱才是美好的吗？”

  其实在十几年甚至二十年时间里，张艺谋作品一面世即遭批评，已成定式。从《红高粱》到《菊豆》，从《活着》到《英雄》，从《满城尽带黄金甲》到《三枪》。

  同样是《活着》，有人认为是大师级，有人会说，“鸡养大了就变成了鹅；鹅养大了就变成了羊；羊再养大了，就变成了牛；牛以后就是共产主义”，张艺谋想干什么？

  问：你会去看那些批评吗？

  张：不会专门看，很累的，会间接知道。

“张艺谋还活着，拍《活着》的张艺谋却不在了”

  从《活着》的1994，到《一个都不能少》的1999，尽管批评零星不断，但几乎没有多少人否定张艺谋的地位，直到那封信。

  当年戛纳电影节，评委会主席雅各布喜欢《我的父亲母亲》，但觉得《一个都不能少》是替政府做宣传，劝张不要拿该片参赛。张一气之下将两片撤回，并发表了《致雅各布的公开信》：

  “我不能接受的是，对于中国电影，西方长期以来似乎只有一种‘政治化’的读解方式：不列入‘反政府’一类，就列入‘替政府宣传’一类，以这种简单的概念去判断一部电影，其幼稚和片面是显而易见的。”

  2010年初，南方周末发表《张艺谋批评史》，“从《活着》被禁，到‘雅各布事件’，这样陡然的转折，彻底激怒了对他一直充满同情或期待的知识分子。”

  也可以说，公开信是部分“首都文艺界”和张艺谋决裂的开始。《一个都不能少》后来获得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获奖时，张艺谋站在大厅里接受记者采访时做了解释。

  张：在中国拍电影难免会有各式各样的政治原因，外国人选择从政治角度看中国电影这是文化的偏差。我把电影从戛纳撤回很正常，我是用一种比较公开的方法表达我的观点。

之后，部分文艺批评人便开始了真正的“张艺谋批评史”。《活着》呈现的是“讽刺的笔”，

  而到2002年的《英雄》，是“向权力低头”。甚至陈凯歌也说，“我不认为牺牲个体生命成就集体是对的。”

  问：可能大家很欣赏《活着》，就希望你在活着的时候，一直拍《活着》这样的，可过几年发现，你还活着，拍《活着》的张艺谋却不活了，你肯定听过这种声音，你会不会理解为一种期待？

  张：我很感谢大家的厚爱和关注，但我不想给自己任何额外附带。在中国做导演本身已经众说纷纭了，很难！我希望给自己一点空间和自由。所以我在选择题材上，从来是比较被动和即兴的，碰到什么拍什么，我不做深思熟虑的战略规划，也从来不搞危机公关。

  评论人李劼认为，影片《活着》的命运，使张艺谋面临如何活着的问题，最后张艺谋选择了谢晋似的团团作揖，为了他的电影事业能够继续活着。

  张：我还没有那么脆弱。大家想当然了。为什么我说“首文”有问题？我不爱看“首文”的东西，基本是想象的东西和理所当然的东西多了一点。

  张艺谋在另一次采访中说，“不是我受刺激了，其实当年我就知道，可能要撞雷了，但从功利角度看，在海外获的奖，实际上满足导演的功名利禄了。”

  他还说，“时代变了，进入另一个时代了，是所有人慢慢开始（变），并不只是我。”

今天中国的文学已没有好剧本了

  回看张艺谋批评史，除了对影片观念的批评外，还有电影技术，比如“不会讲故事”，这对一个导演来说，可能更严重，《十面埋伏》、《英雄》莫不遭此诟病。

  其实，这个评价也落在其他人身上。《无极》之后，有人说，陈凯歌不再霸王别姬，到《梅兰芳》，评论认为：看完前半部，陈凯歌翻身了，继续看，发现陈凯歌打了个盹，又翻回去了。

  这些批评不无道理，如果真的存在“不会讲故事”，责任可能不只他们，还有编剧，也是电影工业最重要的环节之一。

  《活着》编剧余华，小说原作者；《红高粱》编剧莫言，小说原作者；《霸王别姬》编剧李碧华，小说原作者；至于《芙蓉镇》，编剧是阿城。

  “那时候拍电影也便宜，作家比导演红，一个年轻导演傍上一个好作家，拿着剧本一拍就红了，现在说的好作品，都是那个时候作家的作品改的，到他们(自己)做的时候，就成了《英雄》。”王朔回忆。

  批评家，张艺谋，《活着》，三个关键词之间，有很多互动版本。在采访中，张艺谋也认为“好剧本太少”，是这个时代使然。

  张：为什么好剧本太少？因为好故事太少。我觉得不仅是中国，你看好莱坞很多电影都是一流的特技、演员、一流的导演，都很棒，但看完以后会觉得，就剧本差，全世界都这样，所以才有那么多翻拍风。不光是中国。

  问：你觉得《活着》是靠运气碰上的？

  张：我前期的作品是有连贯性的，我要感谢那个时代，感谢那个时代的文学，有很多东西搁在那儿可写，但现在稍有点好的东西，都被电视剧抢走了。人家作家也要买房买车，作家已经被电视剧预约了，甚至他的很多构思，人家电视剧都把钱预付了，都看到了“钱”景。没有一个作家说他的作品写出来以后，还专门给张艺谋留着。

  问：送不到你手里？

  张：信息社会嘛。就是电视剧给的钱比我给的高，而且让作家跟我们这些导演来滚剧本，滚半年滚一年可能还没滚成，连时间都不愿意搭！

  坦率说，我吃了上顿没下顿，别人可能觉得我应该是吃着碗里看着锅里的，根本不是。我在拍《三枪》之前看到《山楂树》，但放弃了，让人家另寻高就，拍完《三枪》他们还等我呢。《十三钗》是我07年就准备的，之后拍什么？不知道，如果能遇到让我心动的剧本算运气，但心动绝不能是装的。

  问：是不是说作家们没有能力去挖掘现实？不能给电影以足够支持？

  张：不知道。我觉得文学是整个国家艺术事业的基础。文学代表高度，是代表质量的一个标志，电影、电视、绘画、雕塑都不是。

  问：你是说文学是最强大的力量？

  张：对。今天中国的文学已经没有好剧本了，没有办法。不过这样说，好像我怪人家似的，我自己又没本事写。

  问：那你还能为中国电影做些什么？

  张：经常有影迷冲到我面前语重心长地问我这个话，我说我与其举一个大筐在头上，还不如很实际地找一个好剧本，拍一部好电影，其实这样做，就是担当了某种责任，如果想太多，就寸步难行了。什么时髦、潮流，没有好作品什么都不是。《阿凡达》来了，我也来3D？不是的。我们确实需要好作品，我们需要有好的文学，我认为文学的繁荣、文学的坚挺、文学作品的层出不穷是最好的（保障）。

被批“向权力团团作揖”

  “批评张艺谋”很少停止，到《黄金甲》，更少好话，甚至当年一场沙尘暴，也和电影联系起来：“昨夜张艺谋连夜运来三十万吨黄土，用飞机喷洒整个北京城，作为《满城尽带黄金甲》的场景，景象颇为震撼。”

  面对各方批评，张艺谋依然很少回应，媒体报道说，《十面埋伏》后，张不接受媒体采访，不和圈内人士来往，也不在文艺圈公开场合亮相。大多数时候，把发言权干脆交给张伟平。

  “你个儿大，不打你打谁啊。就算不是我，而是李艺谋、王艺谋，他们一样要用新的力量、新的观念打你，就像我们历史上打谢晋一样。” 张艺谋这样说过。

  当年打谢晋的最顺手工具，依然被用来指责张艺谋的电影，“向权力团团作揖”，后期的张艺谋被同一批人称为“谢晋第二”。

  问：你看有些导演，谁骂他他都会解释反驳，好像这么多年，你很少参与论战？

  张：我不是一个强出头的人，如果不是职业把我推到这儿，我不会喋喋不休，我愿意在幕后做工作。这不是说我有城府，何况现在“首文”也罢、娱乐圈也罢，因为有山头、有拉帮结派、有经济利益、有各方面的原因，许多电影的评价没有标准。比如说我有时候看电影，这部电影很差，但一看评论都好话，甚至一些有话语权的人也说棒，收钱了吗？经济利益驱动？你都不知道。既然这样，就更不发言了，自己清醒就行。

  问：你没有“圈子”？

  张：我不属于任何一个圈子，我和电影同行几乎不走动，除了电影宣传我会出来亮相，很多人三年五年都见不到我。这是性格决定的，从小就这样。不会因为有50篇文章在夸你就兴奋，也不会因为有50篇文章在骂你，就脆弱得一塌糊涂。我们拍一辈子电影，总有一些遗憾，哪些是缺点我统统知道，你自己拍完以后会有一个创作体会，也无须跟大家分享。所以，清醒的人，不会把自己看多么高，也不会觉得自己多垃圾。

为奥运开幕式“假唱”正名

  提起奥运会开幕式，则是“张艺谋批评史”的另一高潮，“人海战术好吗？阿里郎比张艺谋做得更好！”

  尤其是“假唱”和“大脚印”风波，让奥运时的“张艺谋批评”和之前的“张艺谋批评”在精神上接轨：向权力低头。

  问：还是很想知道，当年的“假唱”还有“大脚印风波”究竟怎么回事？你觉得是吹毛求疵？

  张：去年政协会上，有委员问我，我如实讲了，关于小孩子唱歌，我说我问过转播公司（NBC,美国国家广播公司），你们喜欢哪个？他们说喜欢这个（林妙可），我说另一个女孩唱得非常好，（林妙可表演，另一个女孩发声）会不会被说假唱？ NBC那些人，包括总裁，都说没问题，因为你们不是演出，也不是职业歌手，就是一个情境表演，就像我们小孩子上来唱歌跳舞一样，我问过以后就这样处理了。

  事情发生后，不是西方媒体，而是国内媒体最先将“假唱”报出来，第二天国外媒体开始转载。外国人都没搞清楚哪儿跟哪儿，就跟着批。我特别难过，后来中央领导专门跟我谈，说得比较含蓄，说艺谋呀，有些技术性的内部的事情，就不要对外讲了。

  所以，我在政协会上把这个事说了，实际是含蓄批评自己的媒体，结果第二天有媒体就把我的发言变成，张艺谋开口承认假唱，还大标题，让人哭笑不得，哪儿跟哪儿啊？人家领导还告诉我闭嘴，我怎么解释呢？人家肯定奇怪，跟你说过呀，怎么隔一年又说了？弄得人哭笑不得。

  问：反正中国以后很久都不会办奥运了。

  张：别说就完了。无论这事怎么有理，怎么无理，都过去了。只是可惜，无数人付出的劳动可能因为导演做了个决定就被歪曲，其实领导也不知道，就是导演做的决定。

  问：听说转播开始你怒了？

  张：开幕式结束后，心情非常沮丧，就是因为转播。还在击缶的时候，陈其钢（开幕式音乐设计师）就急着告诉我，你赶紧干涉下，转播太差了！我说怎么差了？他说声音太大，没音乐，镜头切换的问题也说了一大堆。我当时都懵了，我当然知道现场只有几万人看，几亿人看的是转播，转播不好就毁于一旦。我说怎么办？陈其钢说你赶紧到转播室去，不能这样（转）！可我哪能离开？再说转播室在哪儿都不知道。当时觉得完了，我以前还说过，奥运史上，在我手里还转播不好就没办法了，因为我是电影导演，国际上也接受我是镜头导演。我做了大量工作，就是想转播好，我以为胸有成竹，但实际上不受我控制。

  结束后我一个人回家，第一感受是完了，明天肯定一片骂声，我们开玩笑说，导演以后要流亡海外了。回去后有点不放心，上网看，发现大部分是肯定的，我怀疑是批评被屏蔽了，还是觉得完了。第二天看外国的评论，都说好，还有些有头有脸的，也说好。慢慢过两三天才转过来。

  问：美国那边的转播非常好，很多人又重新看了一遍。

  张：我其实很感谢他们。国内的转播，我至今都没看，不敢看。

年轻人就是从来不服

  问：前些天冯小刚导演讲过“中国没有大师”，然后张伟平说，有没有大师不是他说了算，你没有回应？

  张：我从来不参加这样的讨论。

  问：百年之后你的墓志铭上会留下什么？

  张：都不想这个了。

  问：想拍到什么时候？

  张：不知道。遇到两点就要停，第一你（身体）不行了，第二没人看你电影了，那就意味着没投资，任何一点发生，想不停都不可能。

  其实我是喜欢拍摄这个工作，我很少有特别喜好，我不会打高尔夫，也不会打牌，所以工作是带给我乐趣最多的。还有，我同代人很多都是退休工人，里面没有才华出众的？肯定有，是命运给我一个转机，让我做到今天，我不愿浪费时间。

  问：有个问题可能尴尬，你们取代上一代用了很短时间，但这么多年，大家却只能看你们这些人的电影，好事吗？

  张：为什么这样？我哪知道啊！但要放长一点时间，一定会出很有才华的，你说现在（我们）还没有面对真正的挑战？不一定。你要问年轻导演，没人服我们，人家可能说，你们早就明日黄花了，早就垃圾了，肯定是这种说法！不要说第六代、第七代导演，现在电影学院一年级学生你拿出来问，张艺谋算个屁啊？早就过去了。这就是电影学院的情况，从来不服，我们当时也是这样，太不服了。年轻人就是这样。

  问：年轻导演的作品你看得多吗？

  张：我看过。

  问：《疯狂的石头》？

  张：是，我觉得宁浩挺不错，有他自己的风格。中国一定会有非常好的导演取代我们的，这么大一个国家。

  无论多少批评，多重名号，张艺谋只是拍，对张艺谋来说，这可能是一种宿命。几天前，张艺谋接受《凤凰非常道》采访时说了这么一段话：

  “个人在制度面前是渺小的，基本上也无能为力，我自己觉得，中国电影审查制度还会（存在）很多年，一是国情，二是体制，我只是觉得随着时代进步，中国的开放，随着改革的深入，我希望制度越来越宽容，这样我们的空间能大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