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不信呢——北洋政府那些事

　　假日，一壶清茶，几个友人，围坐清谈。由鲁迅的“纪念刘和珍君”聊到段祺瑞长跪谢罪。

　　一位老者说，北洋那几年，中国的报刊发行量居很大，报刊杂志种类繁多。《中国近现代出版史》称1920年全国报刊杂志有一千多种，甚至“每隔两三天就有一种新刊物问世”。

　　说真的，读近代史我头脑里一团乱麻，对于北洋政府时期，我更是被乱麻加浆糊纠结成一个硬硬的板块认知——北洋军阀时期黑暗，军阀个个如恶魔。但又弄不明白，为什么那么黑暗的时期还能存在异议的声音。史称三一八惨案的这天，学生们游行示威，在执政府门前遭到卫队开枪射击，死了47人。几十条人命，对于被我们的教科书定义为军阀的段祺瑞算得了什么，军阀本该是厚颜无耻心狠手毒之辈。但是事后他却长跪不起，黯然辞去官位.。他当时那可是权重一朝的中国最高权柄执掌者；封杀鲁迅和大小报纸发出的有违主流意识的杂音，无论是出于军阀本性、还是维护政府的威严、国家的稳定和谐，都是再正常不过了。他却不正常地把自己“和谐”下野了。更不正常的是那么黑暗的时期，鲁迅及媒体们竟敢模虎狼般军阀们的尾巴。北洋时期真的很专制吗？我心里打了个问号。我问道：北洋政府时期是不是中国近代史最独裁、最没自由的时期？

　　还是那位老者的说的一番话，叫我受益匪浅，他说：

　　北洋军阀时期是从1912年3月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开始，到1928年底张学良东北易帜结束，持续16年的武夫当国时期。把民国弄成军国的武夫们，其实跟他们之前和之后的传统专制王朝的先辈和后辈不一样，他们是中国学习西方立志富国强兵的果实。无论留学日本的士官学校，还是毕业于本土军事学堂，立志爱国报国者并非少数。

　　北洋时期，几代当家的十大军阀——袁世凯、冯国璋、段祺瑞、吴佩孚、曹锟、黎元洪、冯玉祥、张作霖、张勋、张宗昌，除了胡子出身的张作霖，另外几个在权倾一朝时都表现出对民国西式共和政体的尊重，不管怎样霸道，都没有不要国会，对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学校自治都还认账。他们在法律程序面前远没有传统专制独裁帝王“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傲气。知识界和社会团体对国家政治生活表达独立看法还不至于战战兢兢，公共舆论参与政治，监督执政者，也使得军阀们心怯社会舆论，敬畏法律程序，不敢那么明火执仗。

　　段祺瑞出身淮军参与创建北洋，曾留学德国数年，曾亲历西方现代文明的熏陶。袁世凯死后，作为掌握实权的人物，他力主彻底开放报禁。三一八惨案，段的政治生命受到报刊舆论的严重威胁，段祺瑞没有为保执政地位去控制舆论，反而以下野来担当责任。军阀封建官僚有许多毛病，但难能可贵的是知道敬天地，畏舆论。

　　老者侃侃而谈，这些与我学生时代被灌输的完全不同的理念， 于我像是天方夜谭。担当二字好沉重，没想到政治人物起码的良知和道德之光闪现在被教科书定为“厚颜无耻心狠手毒”之辈的军阀身上，他的操守和人格与那错了不认错找人垫背、至死都不愿放权的伟大人物相比，我无语叹息，政治和良知之责任——上个世纪大饥荒非正常死人数千万，有人承担政治和良知责任吗？

　　老者还说：北洋军阀政府有肚量任命反对派的蔡元培做北大校长，蔡元培当了校长竟有胆量拿着政府的经费却不理睬政府的公文，我行我素照自己的价值观管理学校。当局抓了他的学生，他宁可自己辞职，也要救出被捕的北大学生。

　　那时候的大学崇尚教授治学的“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是高等学府的灵魂。学人能够喊出“争你自己的自由就是争国家的自由，争你自己的权利就是争国家的权利。因为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放在北洋之前的满清和之后的“一政党、一主义、一领袖“的时代，那是甭想能发出此声的。

　　章太炎打上门去骂袁世凯，还砸了总统府的 家具，袁世凯也只能把他软禁起来，每月给五百大洋养着。

　　当了总理的军阀段祺瑞，一介赳赳武夫，可是如果有记者写文章骂他，骂也就骂了，断然不会依言治罪送人去劳动教养。

　　北洋武夫赶上脾气不好时，也会把报馆封了，但这边封了，那边转身人家又开办了，他们睁一眼闭一眼只装没看见。断然不会做那种只准许自己一家发声的事。

　　那时的记者都有批评政府和政府要人的毛病。政府对舆论的管制，大不了也就是设个新闻检查官，看出来不合适的，也就只是叫人家开“天窗”而已，断然做不到把天下的新闻出版业都变成一己天下，更不会逼报社老板当看门的仆人，要你说什么你就得说什么，不要你说什么你就只能闭嘴，要是敢嘴硬不买账，就砸你饭碗，甚至送你去劳改。

　　北洋时期的大学更是多彩多声，高等教育国立、私立和教会大学三足鼎立，不仅私立和教会大学，政府不能插手，就是国立大学，也是教授治校，政府没法子说了算。

　　清华大学是国立大学端的是政府的饭碗，但是在梅贻琦校长之前，接连几任政府任命的校长学生和教授们不满意，说哄就被轰走了，政府也奈何不得，甚至“蠢”到不懂得手里有权可以治这些闹事者的罪。

　　大学里讲什么，怎么讲，都是教授自己的事，谁也干涉不了，大学里教马克思主义，也是合法的。政治教育也无非是在大学设了训导处，被戏称“政治厕所”，除了吸引些”职业“苍蝇飞进飞出，对大学的权力结构和教授们构不成伤害。

　　虽不知北洋那些事是真是假，但我被教科书灌输的对北洋时期的认知在动摇，感到 那是一个新旧交替、中西碰撞，风云际会的时代，它催生的一代学人如章太炎、蔡元培、胡适、陈寅恪、梁漱溟、徐志摩、闻一多、鲁迅、梁启超等与今天的学人相比，风度、气质、胸襟、学识和情趣迥然不同。　陈丹青称他们“民国范儿”。那是些日久弥新，亮得出手，留得长久，为后人怀想追慕的“范儿”。他们或迂或狷或痴或狂，生命底色里都坚守着一个“士”字。回头看近60年，还有“范儿”吗！信不信呢，北洋那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