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理标准大讨论中的《红旗》杂志

　　1978年秋冬之交，随着真理标准讨论的深入，局势已有所好转。但尚待解决的问题还很多，思想路线的争论便是其中之一。因此，需要在中国共产党内高层当中召开一次会议，以求得一个合理的解决。于是，11月中旬至12月下旬，中共中央连续召开了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一个会议开了36天，后一个会议开了5天。由于这两次会议所起的特殊作用，因而成了改变中国命运的会议。

　　11月10日，中央工作会议召开，会上真理标准问题再次成为焦点。

（左起）邓小平、华国锋、叶剑英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
 

      真理标准讨论的发起者同反对真理标准讨论的主要人物都参加了这次中央工作会议，11月25日，华国锋虽然在会上宣布了中共中央对包括“天安门事件”在内的几个历史遗留问题的处理决定，但没有提到“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问题。于是，与会者开始意识到必须对这两个问题进行讨论。而且，反对开展真理标准讨论的人在会上一直保持沉默，没有做自我批评，这也使得大多数与会者颇感不满。

　　事后，马文瑞在中央党校传达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时专门讲了真理标准问题，从中可以大致了解会议的争论情况。他说，在这次会议上，不论是中央全会还是工作会议，同志们都十分关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半年多来，在这个问题上有争论。同志们很关心。这不仅是理论上的争论，而且是关系到新时期的思想路线、四个现代化前途的大问题。思想路线有两条，一条是“两个凡是”，另一条是以实践来检验真理。这是一场思想上政治上的重要斗争。坚持“两个凡是”、反对真理标准讨论的几个同志在会上挑起了争论，大家认为收获很大。

　　还有一件事也让很多与会者感到不满，这就是中共中央的理论刊物《红旗》杂志迟迟不刊登关于真理标准讨论的文章。会议期间，不少与会者对此提出了批评。

　　还在5月中旬，《红旗》杂志新来的总编辑走马上任之际，正是真理标准讨论开始的时候，他对《光明日报》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有不同的意见，认为文章有问题。对此，他毫不含糊地表示了自己的观点。他说，有些报纸用一个版面，甚至两个版面发表什么特约评论员文章，好像代表中央讲话。但是，“到底是否代表中央讲话，还很难说。”他认为，目前应该强调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理论，而不是强调发展和创新，这里有个维护毛主席旗帜的问题。他甚至质问说，有些人抓住实践和理论问题大做文章，“到底是要干什么？”

　　时隔不久，这位总编辑向杂志社干部传达了中央分管宣传工作的某位副主席的指示：《红旗》杂志的任务是完整地准确地宣传马列主义，着重从理论上完整地准确地宣传毛泽东思想，捍卫毛泽东思想，同各种背离指导思想的倾向作斗争。在理论问题上，是捍卫毛主席的思想、路线呢，还是没有捍卫，这个问题值得好好考虑。要注意党内外的思想动向和理论动态。思想理论战线很活跃，需要了解这方面的情况。

　　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第二天，《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以通栏标题做了报道。《红旗》杂志总编辑对此颇不以为然，他还责怪说，以“精辟阐明毛主席关于实事求是的光辉思想”为标题，太突出了。他认为，各报的标题都一样，都是照搬军报的，问题出在军报。

　　6月下旬和7月中、下旬，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和《哲学研究》编辑部连续两次召开理论与实践问题讨论会。第一次讨论会邀请北京的理论工作者参加，但《红旗》杂志没有派人。第二次邀请各省、市、自治区、中央和国家机关、新闻出版单位的人参加，《红旗》杂志虽然派人参加了会议，却又以“我们正在搞运动，对这个问题没有研究”为托词不在大会上发言。并表示，如果在小组会议上非发言不可的话，那就“不一定参加”了。

　　8月，《红旗》杂志编辑部准备发表一篇题为《重温〈实践论〉》的文章。这位总编辑得知后明确表示：《红旗》杂志不要参加这场讨论，并决定不发表这篇文章。他还宣称：《红旗》杂志要“一花独放”。有人曾向他反映，《红旗》因对真理标准讨论不表态而受到责难，他回答说：不要怕孤立，怕什么？不要怕。

　　结果，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红旗》杂志没有介入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不仅把所发表的文章中有关真理标准的内容删掉了，而且还在继续发表带有“左”的内容的文章。自5月开始的真理标准大讨论，至11月达到高潮。《人民日报》发表了大量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文章，很受人们的欢迎。可是，《红旗》始终无动于衷。于是，社会上出现了“《人民》上天，《红旗》落地”的议论。

　　有人将这一情况反映给了《红旗》杂志总编辑，这位总编辑依然若无其事，反而说：你们感到被动，我才不被动呢！在11月8日召开的哲史、文教组座谈会上，这位总编辑还说，我是能见华主席的人！有什么被动的。现在中央就是不让《红旗》杂志表态。他甚至说，不要怕这种人，这种跳得高的人，自己就在十一次路线斗争中犯过错误，我暂时不点名。

　　同一天，《红旗》杂志这位总编辑在另一个座谈会上依然表示自己不被动，甚至还说，《红旗》杂志没有发表文章，这里头本身就有文章。《红旗》杂志是中共中央的理论刊物，当然要执行中央的方针。中央对这场讨论的动向正在观察。

　　中央工作会议召开的第二天，即11月11日，《红旗》杂志编辑部向中共辽宁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约稿。这位总编辑得知后吩咐说，一定要跟任仲夷讲清楚，华国锋说的思想再解放一点，是指提高毛泽东思想的地位，没有别的意思，文章不要介入当前正在开展的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最终，使《红旗》杂志改变“不介入”方针，“卷入”真理标准讨论的是谭震林写的一篇文章。还在8月，《红旗》杂志编辑部约谭震林写一篇有关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的文章。谭震林虽然同意了，但坚持要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论述毛泽东思想是从实践中来，又经过实践检验的科学理论。《红旗》杂志总编辑看了初稿后，要求把真理标准的这部分删掉。可是，谭震林在修改文章的时候不仅没有删去这一部分内容，反而在文章的开头强调了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是不断总结经验，不断接受实践检验的结果。他还给编辑部写了一封信，其中说道：“文章只做了一点小的修改，主要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这一点原文上是有的，只是不够突出，不够明确，我把它加强了。”

　　接到这样的文章，《红旗》杂志总编辑当然不敢轻易发表。于是，他建议：请谭震林删去有关真理标准的内容，因为“中央给《红旗》杂志的方针是不介入讨论”。如果不同意删，就报送中央常委审查。

　　为了写好这篇文章，谭震林思考了两个多月，他当然不会同意删去有关真理标准的内容。他明确表示，文章的材料可以变动，但观点不能改变。他还说，《红旗》杂志已经很被动了，我是来帮忙的，才把真理标准问题写进文章。他让人转告《红旗》杂志总编辑，不要害怕，大不了吵一架，丢不掉乌纱帽！

　　在此情况下，《红旗》杂志总编辑只得给中央领导写报告，请示如何处理。他写道：我们约请谭震林同志写一篇纪念毛泽东诞辰85周年的文章，准备在12期发表。谭震林强调要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作为这篇文章的指导思想，这就会使《红旗》杂志卷入这场讨论。我们建议他修改，他不同意，说要请中央主席审查。

　　李先念同意发表这篇文章，他还在批语中写道：谭震林讲的是历史事实，应当登，不登《红旗》杂志太被动了，《红旗》杂志已经很被动了。

　　邓小平在批示中要求《红旗》杂志卷入讨论，他说：我看这篇文章好，至少没有错误。我改了一下，如《红旗》杂志不愿登，可以送《人民日报》登。为什么《红旗》杂志不卷入？应该卷入。可以发表不同观点的文章。

　　考虑到真理标准问题是当时理论上的一个重大问题，社会上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有些人据此猜测中央内部发生了重大分歧，“相当多的人看到这种情况更加心有余悸”，在地方工作的干部感到思想上的混乱，“已成为影响大治，影响团结的大问题。”所以，11月24日，任仲夷在他主持的东北组会议上建议中央就这个问题讲一讲。他说：“如果中央目前能讲一讲，全党一致了，思想混乱就将澄清，我们在下面工作也好做，国际上对这个问题的议论和猜测也会止息。其中别有用心，企图利用这个问题对我们进行挑拨离间、造谣污蔑的人，必将枉费心机。”

　　第二天，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邓小平听取中共北京市委和共青团中央负责人汇报“天安门事件”平反后群众的反映和北京街上出现大字报的情况。邓小平当即指出，现在报纸上讨论真理标准的问题，讨论得很好，思想很活泼，不能说那些文章是对着毛主席的，那样人家就不好讲话了。他还谈到了对毛泽东的评价问题，说我们不能要求伟大领袖、伟大人物没有缺点和错误，那样要求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态度。外国有人问我，对毛泽东的评价，可不可以像对斯大林评价那样三七开？我肯定地回答，不能这样讲。

　　邓小平的这个讲话，以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名义发表了。与会者看到文章后认为，这是中共中央对真理标准讨论的正式表态，都“感到满意”。结果对会议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使“会议开得更加热烈、活跃”。

　　两天之后，邓小平在接见外宾时再次谈到真理标准讨论问题。他说，现在，有人对我们进行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理论问题的讨论有议论。我认为，有这些争论是好事，千篇一律倒是僵化的表现。

　　在邓小平25日谈话之后，那些反对真理标准讨论的人已经意识到再这样顶下去肯定不行了，并且开始表态。于是，真理标准问题成了会议的中心话题，几乎每个代表都谈了自己的看法。

　　几天之后，也就是12月2日，《红旗》杂志总编辑对“不介入”真理标准讨论作了解释。他说，在真理标准的讨论过程中，有些文章的内容直接或者间接地提到了毛泽东同志，这就有可能引导人们去议论毛泽东的错误。所以，我认为这是不恰当的，后果也不好。真理标准作为一个理论问题，可以认真讨论，允许发表不同的意见。他承认，《红旗》杂志在这个问题上的表态太迟了，并且解释说，国外对中国局势的猜测，《红旗》杂志迟迟没有表态固然也有一定的影响。但是，从国外猜测的内容来看，主要是说我们在实行“非毛化”，在批判毛泽东的错误，这不是《红旗》杂志能够负责的。

　　第二天，中央宣传部主要负责人发言说，他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没有公开表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自己的理论水平低，实事求是的勇气不足；二是自己刚来中央机关不久，对中央领导同志的活动情况不了解，感到像这样涉及全局性的重大问题，应该有中央的指示才好办，希望中央有个正式文件，总觉得这么大的问题，没有中央文件不放心，这也是我迟迟没有表态的主要原因。

　　12月4日，万里在华东组发言指出，关于检验真理标准同“两个凡是”的争论已经公开化了，这是党内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和路线斗争，是关于如何按照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搞现代化建设的斗争。这不只是一个理论问题，也不是发生在下面，而是发生在共产党的核心层。这个问题解决好了，大家才无后顾之忧。

　　中央工作会议于12月15日结束，会议对真理标准的争论，有人称之为“整个争论的决战取胜阶段”。应该说，这种看法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胡耀邦找《红旗》杂志总编辑和其他几位反对真理标准讨论的人谈话，批评了他们的错误。胡耀邦直言不讳地说，真理标准的讨论是思想路线、思想方法的争论，在这场争论中，你们犯了错误，起了很大的障碍作用。

　　在邓小平、李先念的过问下，《红旗》杂志在1978年第12期上发表了谭震林为纪念毛泽东诞辰85周年写的文章《井冈山斗争的实践与毛泽东思想的发展》。

　　谭震林与《红旗》杂志针锋相对事件始末

　　转自中国网

　　三十年前，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是在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领导和支持下开展起来的。这场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的严重束缚，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历史性转折和我国迈向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做好了思想准备。在这场真理标准大讨论中，老一辈革命家谭震林给予了积极关注和支持，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谭震林是大革命时期入党的老革命家，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副组长。1977年8月，谭震林当选为党的十一大中央委员。1978年2月，在五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谭震林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他愉快而认真地做好自己所分担的工作。在1977年11月到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敢于直言的谭震林一鸣惊人，在发言中大胆地提出，进行工作重点转移，先要解决一些问题，如“天安门事件”、“二月逆流”、“百万雄师”等问题。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头两年，由于“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党的工作呈现出徘徊的局面。邓小平对此忧心忡忡，他针对“两个凡是”，向党中央致信，果断地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邓小平指出：“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他还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当天，新华社做了转发。12日，全国各大报多数加以刊载。文章说出了许多人想说而不能说、不敢说的话，引起强烈的反响，引发了一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

　　对于邓小平的讲话和《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的文章，谭震林非常赞赏。他叫来秘书，帮他把各大报刊上刊登的有关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都找给他。他认真地钻研，一字一句地推敲，为敢于冲破思想禁区的这些文章叫好。

　　5月17日，当时主管宣传工作的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在一次小范围的会议上点名批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说它“理论上是荒谬的，思想上是反动的，政治上是砍旗帜的”。他责问：“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要查一查，接受教训，统一认识，下不为例。”“《人民日报》要有党性，中宣部要把好关。”

　　5月18日，汪东兴在人民大会堂找熊复谈话，传达中央决定，让熊复出任《红旗》杂志总编辑。同时告诉他：《红旗》杂志不要介入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并强调要把它作为宣传工作的一条纪律来遵守。熊复上任后，严格按照上级的指示办事，所发文章一律不涉及真理标准的讨论。作为党中央理论刊物的《红旗》杂志，对思想理论战线上如此重大的讨论竟然不表态，引起了社内外群众的议论和不满。有人说：对真理标准的讨论，全国各省市都表了态，只有台湾省和湖南省没有表态；全国各报刊都表了态，唯独《红旗》没有表态。在当时，《红旗》杂志的处境十分孤立和被动。

　　恰在这时，《红旗》杂志为纪念毛泽东诞辰85周年组稿，约请老同志写文章，他们想到了井冈山斗争时期的老同志谭震林。谭震林曾任湘赣边界第一个红色政权茶陵县工农兵政府主席，又是毛泽东之后的第二任湘赣边界特委书记，几十年来跟随党中央和毛泽东征战南北。在当时，像他这样的井冈山的老同志已是凤毛麟角，请他写纪念文章，应该说是非常合适的人选。

　　5月19日上午，《红旗》杂志社派人来到谭震林的家。谭震林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在听到他们说明来意后，谭震林笑着说：“《红旗》约我写文章，那很好呀！不过，我不能光写回忆录，我要通过回忆毛主席在井冈山斗争的实践，来阐明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并论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谭震林详细回忆了井冈山斗争的情景。1927年9月秋收起义之后，毛主席亲自率领工农革命军，开辟了以井冈山为中心的湘赣边界根据地。1929年1月，红四军离开井冈山地区，挺进赣南、闽西。在井冈山的斗争实践中，毛主席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依靠农村积蓄和发展革命力量，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他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密切结合起来，并且确立了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制订了土地革命的纲领和根据地建设的各项政策。这些正确思想，正是来源于实践，经过实践检验，是科学的真理。对井冈山的斗争历史，谭震林如数家珍，滔滔不绝地谈了近三个小时。

　　10月下旬，谭震林写出了《井冈山斗争的实践与毛泽东思想的发展》一文，他在文中指出：“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呢，还是以思想、意识等精神方面的东西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呢？这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同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之间的一条根本分界线，也是是否真正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根本标志。”他结合自己的亲身实践，追述了毛泽东思想之形成与发展的历史，令人信服地指出：“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一样，不是教条，而是在实践中总结出来又用来指导实践的革命理论。”

　　收到谭震林的稿件后，《红旗》杂志编辑部内部对此文有很大的争议，产生了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文章的第四部分都是讲的关于真理标准的问题，应该删去，因为主管宣传的中央常委汪东兴，已明令《红旗》不要对这个问题表态。不管以谁的名义发表文章，一旦《红旗》杂志刊登，就代表《红旗》的表态。《红旗》是党中央的理论刊物，不得不持慎重态度。另一种意见认为，文章是谭震林写的，又是以他个人名义发表，应该尊重他本人的意见，况且他是党和国家领导人，文章又写得很深刻，有见地，有独到之处，文责自负嘛！这两种意见，互不相让，针锋相对。

　　正在双方相持不下的时刻，谭震林派人给《红旗》杂志送去了修改稿，还附上了一封信，阐明自己的观点。他在信里写道：“文章只作了一点小的修改，主要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这一点原文上是有的，只是不够突出，不够明确，我把它加强了……如果你们认为还有什么修改，请想好后，到我家当面商量。”

　　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焦点问题上，谭震林不但不同意删去文字，相反还要加强，还约请编辑、记者到他家来谈，真是旗帜鲜明，寸步不让。编辑部又讨论开了，觉得对谭震林的意见不能掉以轻心。有人想出如下处理意见：（一）先派人去同谭老商量，说明中央已指示《红旗》不介入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请他考虑删去有关段落。（二）万一谭老不同意删去，就将他的文章打印送中央政治局常委审查。

　　11月14日，编辑部派人来到谭震林的家，专门转达杂志社的意见。他们告诉谭震林：中央给《红旗》的方针是不介入讨论，请他删去有关段落。谭震林沉思片刻后，断然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观点，一点也不能动！”他已经有些着急上火了：“如果是材料的取舍，可以商量；如果改观点，绝对不能动！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我已经想了两个多月，才想出两句话：凡是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就要敢于坚持；凡是实践检验是错误的，就要敢于纠正。我就是拿这两个‘凡是’，和他们的那两个‘凡是’相对抗。”谭震林指出：“当前正在展开的真理标准的讨论，是关系到全党的大事，要旗帜鲜明，决不能含含糊糊。”“现在群众中流传‘人民’上天，‘红旗’落地，就是因为《人民日报》积极投入了这场讨论，而《红旗》则一直按兵不动，采取不介入的态度，已经陷入非常孤立和被动的地步！你们回去以后告诉熊复：发表我的这篇文章，丢不了党籍，住不了‘牛棚’，如果有谁来辩论，来找我谭震林好了！”临别时，谭震林说，“你们回去以后，给熊复捎个信：这是我给他台阶下，就看他敢不敢下，肯不肯下。”

　　后来，熊复就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曾作过检讨：“1978年5月，我刚刚调到《红旗》杂志社任总编辑。当时，理论界正在开展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我的错误就在于，从1978年7月到11月期间，共五期《红旗》没有参加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也就是实际上执行了当时主持党中央工作的同志，对党刊提出的‘不介入’的指示。在这个问题上，《红旗》杂志的错误就是我的错误。”

　　对于“谭老板”的脾气，《红旗》杂志社的同志是清楚的。他们将稿子送交中央审查，并附请示：“我们请谭震林同志写了一篇纪念毛主席诞辰85周年的文章，准备在12期发表。谭震林同志强调，要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作为这篇文章的指导思想。这就要使《红旗》卷入这场讨论。我们建议他修改，他表示不同意，于是请中央主席审查，现送上这篇文章，请审定。”

　　华国锋首先表示同意在《红旗》上刊登此文。李先念看到文章后，在上面写了一句批语：“文章确长，没有时间看，反映对《红旗》意见不小。”文章送到邓小平的案头。他认真审阅，仔细推敲，并作了修改，并在稿子空白处作了耐人寻味的批语：“这是一篇好文章，我看至少没有错误。我改了一遍，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加强了。如果《红旗》不愿登，可转《人民日报》登。为什么《红旗》不介入？不介入是假的，实际上已经介入了。可以发表不同观点的文章，看来不介入本身，可能就是介入。”

　　两天后，李先念抽空看完了谭震林的文章。他感慨地说：“这么好的一篇文章，《红旗》不登的话，那错误就更大了。”他随后批示道：“我看了这篇文章，谭震林同志讲的是历史事实。应当登。不登，《红旗》太被动了，《红旗》已经被动了。”熊复在接到这些批语后，请示主管意识形态的汪东兴。在其他中央领导都同意发表的情况下，汪东兴同意发表。

　　在中央同意发表后，《红旗》杂志1978年第12期，发表了谭震林撰写的文章《井冈山斗争的实践与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在回顾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实践之后，谭震林明确指出：“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一样，不是教条，而是在实践中总结出来又用来指导实践的革命理论，我们绝对不能像林彪、‘四人帮’那样，把毛泽东思想加以割裂和歪曲，断章取义地摘引只言片语，奉若神明，变成教义，不顾时间、地点和条件，到处套用。林彪、‘四人帮’表面上打着拥护毛主席的旗号，高喊句句是真理，实际上他们是在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最根本的东西。”

　　谭震林的这篇文章在党内外引起很大的反响，大大推动了真理标准讨论。这对于教育广大党员和干部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批判“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发挥了积极作用。文章发表后，许多人登门拜访谭震林，支持者赞不绝口：“你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你真是敢于坚持真理，敢闯思想禁区的带头人。”同时也有不少好心人为他担心：“你还是当年的‘谭老板’！何必卷入这场笔墨官司？有理讲不清啊！”谭震林充满信心地回答：“在大是大非面前，我就是要挺身而出。《红旗》不找我，我也要‘放炮’。这场笔墨‘官司’，我要奉陪到底！”

　　截至1978年12月8日，全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第一把手或主要负责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各大军区、各总部主要负责人都以不同方式表态，支持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所作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中，高度评价了这场讨论的伟大意义。

　　1982年9月，谭震林参加了中共十二大。会上，他同其他老同志一起退居二线，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在中顾委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谭震林当选为常委、副主任。1983年9月30日，谭震林在北京医院病逝，终年81岁。谭震林的骨灰，安葬在他的故乡——湖南沫水河畔的攸县烈士公园。
 

来源:《回首1978——历史在这里转折》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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