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文化与社会心理解剖

日本的文化与社会心理剖析
武坚
不妨把日本民族理解为“一支军队”，从中来理解日本“各安其分”的等级制度。日本的等级制度不是现代行政制度中的角色身份制，而是一种固定的身份。它是金字塔型的，以天皇为最高精神领袖，以“不可接触者“（贱民）为最底层。各阶层被固定地安排到自己的位置之上，并被赋予相应的权力。“为维持这种‘各安其分’的等级制度贡献自己的力量”是日本人生存的最高价值。在那里无所谓正义或仁爱，一切仅仅是为实现目的而奋斗。这种价值观是被恶劣的生存环境所挤压出的产物--日本资源匮乏又多灾害，于是他们面临着极为艰巨的生存和发展任务；面对永远的“战争”背景，于是形成了这样一种军队式的社会模式。
一:等级与服从——日本社会微观结构的基本特征：
在日本人心里，人从来是不平等的。日本人在每一次寒喧、每一次相互接触中都必须表示出双方社会地位的性质和程度。任何两个陌生人碰面，首先要迅速确定彼此间相对的地位高下，用日语来说，就是"目上"还是"目下"（即应往上看还是往下看），然后决定用什么方式说话。每当一个日本人向另一个日本人讲“吃”或“坐”时，都必须按对方与自己亲疏程度、地位尊卑使用不同的词汇。“你”这个词就有几个不同的说法，在不同的场合必须用不同的“你”；动词也有不同的词根。概而言之，日本语象许多其他太平洋上的语言一样有“敬语”和“谦语”，这是每一个学习人日本语的人必须掌握的语言艺术——因为这种语言的艺术在无形中强化着日本人对等级观念的认同感。
除了语言之外，日本人还通过肢体动作表达对彼此地位高下的认同——所有这些动作都有详细的规矩和惯例。例如，地位较低者面对地位较高者时，除了必须使用“敬语”之外，还必须伴有适当的鞠躬和跪拜——不仅要懂得向谁鞠躬、而且必须懂得鞠躬的程度。鞠躬的方式很多，从跪在地上、双手伏地、额触手背的最高跪拜礼，直到简单地动动肩、点点头。对某一个人来讲是十分适度的鞠躬，在另一位和鞠躬者的关系稍有不同的主人身上，就会被认为是一种无礼。
每一个日本人都必须学习在哪种场合该行哪种礼，而且从孩提时期起就得在家里学习礼仪并细致地观察礼仪。母亲背着婴儿时就应当用手掘下婴儿的头、教婴儿懂礼节；幼儿摇摇晃晃会走时，要学的第一课就是学习尊敬父兄；妻子要给丈夫鞠躬，孩子要给父亲鞠躬，弟弟要给哥哥鞠躬，女孩子则不论年龄大小都要向哥哥和弟弟鞠躬。鞠躬并不是徒具形式，它意味着“鞠躬的人承认对方有权干预己方的事务、受礼的一方也承认要承担与其地位相应的某种责任”。
在上千年的历史中，日本人一直生活在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里。无论是在家庭生活中还是在社会交往中，每个人都必须依照年龄、辈分、性别、阶层决定着自己适当的行为。一旦有人逾越被十分周详地划分的等级体系，无论是上层贵族还是下层平民，都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只有“各得其所、各安其分”地生活在等级关系中，日本人才会由衷地感到安全和踏实。
在由日本人组成的所有组织中都极其讲究秩序，几乎所有的人际关系都被简单地还原成“上级”与“下级”这种单一的军阶式的关系——上级对下级拥有绝对的权力、下级对上级只有义务。日本人从小便懂得：生活中的大多数事情皆由上级决定，必须小心谨慎地按上级的旨意行事，必须始终权衡自己的行为是否在纪律的允许之内。
无论日本如何坚持不懈地从外部输入文化，其根深蒂固的等级观念始终未曾被动摇过。尽管日本近百年来受到西方文化的熏染，但是其本质依然是一个等级社会。尊卑贵贱的社会等级世界观是日本文明的支柱、并被赋予了“神性”，否定这套等级观念意味着对日本文明本身的否定。因此日本人从来没有设想过放弃等级体系的价值观，他们习惯了按照“尊卑、贵贱、上下、长幼”这样的“天道”来安排自己的生活、组成日本社会。“以天皇为中心的等级式道义社会，以层层的恩义为砖石，维持其稳定与和谐。每个日本人都不再是单独的个人，他是这个恩义大世界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他本身和邻近的人也是一个具体而微的恩义宇宙。每个人都要明白自己在这个宇宙中的位置，他的一言一行都要符合其身份地位，不能越界。”
虽然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失败，麦克阿瑟领导的美国占领军摧毁了日本的军方和财阀势力，但是仍然无法在日本建立起以人格平等为特征的真正民主制度。1955年成立的自民党、战后兴起的日本公司、与现政权的官僚体系，在某种程度上仍是武士传统的延续。那些在20世纪前主宰日本的武士演变成政府部长、自民党领袖与公司的高级经理，他们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或早稻田大学，他们的儿子或女婿往往会继承他们在国会的职位；部长们卸任后会前往大公司任职，他们反过来说服政府给予公司更多的政策倾斜；学校与派系构成了新的血缘关系，他们是现代日本社会的贵族群体，统治着日本，也构成了一切停滞、腐败问题的基础。
下级对上级、民众对天皇的服从在日本社会被视为最高的美德。在日本，除了服从之外几乎没有什么理念能够把人们组织起来。对于日本这样一个已经在宪法中宣布放弃战争的“国家”来说，这种兵营式的社会生活具有莫大的讽刺意味。在这种文化环境中，理解日本社会的关键，在于必须懂得日本人尚未学会说“不”，日本社会尚未发达到人们可以自由地表达个人意志的程度。在世界上的一些国家没有言论自由，而在日本有时甚至言论本身都要受到限制。虽然现代日本社会在政治领域也引入了形式上的“民主制度”，但是日本人理解的“民主”是指集团内部高度的凝聚力和协调一致所构成的共同“感情”，它缺少现代民主制度中“尊重个体自主权力”的成分，而仅仅为“个体服从集团”的传统观念涂染了一层“现代化”的伪装。
二:同质化与集体无意识——日本社会宏观结构的基本特征：
日本人十分强调个人与集团的“一体化”，即在一个封闭的范围内、通过鼓励成员的全身心投入营造出一种同舟共济、患难与共的归属感，从而强化集团的作用。这是日本被贴上诸如“集团动物”、“团队精神”、“不事二主”、“从一而终”标签的根本原因。正是日本人的这种集团主义和服从意识使日本社会高度同质化，并由此派生出日本社会的独特性。[附注：有学者将日本这种“特殊”的集团主义称为“间人主义”。所谓间人主义，即行动时要充分考虑他人或所属部门的立场、心情及相互关系，强调相互间的依存和尊重。]
在中国社会中,血缘的凝聚力是构成社会组织结构的核心。而在日本,地缘的凝聚力则在构建社会组织机构中居于主导。由于近代之前的日本社会缺失姓氏制度,使其难以建立起依托姓氏的宗族制度,取而代之的是对地方权力长官的效忠。这种制度在现代日本社会则演化成为对利益集团的效忠,这是日本集团主义的历史渊源。
集团主义长期以来被日本研究学界公认为日本社会最为明显的文化特征。它指的是一个集团的全体成员在感情上相互依赖，在行动上休戚与共的社会价值和行为模式。集团主义的价值观强调：当个人在处理与集体(小至家庭、大至国家)之间的关系时，个人应当多以集团的整体利益为出发点，避免因为个人的喜好而伤害到整体的利益，要做到相互协调、灭私奉公。因此，在这样一种“集团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价值观引导下，个人与集体之间虽然也强调“以和为贵”，但是如果个人的言行与集体定下的规范不符，就可能成为被人指责和孤立的对象。任何与“违规者”相关的亲朋好友、乃至于其所属的集团，也将会因此而承受巨大的社会压力。
正是这样一种社会价值观的长期作用培养了日本人强烈的集团归属意识——人们时时意识到自己属于集团的一员、个人应该属于集团、集团成员由一种共同命运和共同利益联系在一起，因此以集团为本位的日本社会从根本上否定了具有独立人格之个体的存在。日本人有着怕被排除在集团之外的“先天”忧虑，因此并不过分坚持自己的主张，而是尽可能地和周围的人步调一致，即使有意见分歧也愿意圆满解决。作为“集团本位”之社会心理的无意识表现，日本人在被征求意见时往往会“不由自主地”反问：“大家是怎么说的?”日本人不愿意固持己见、突出自己，更喜欢赞同大家的意见从而达到统一的目的。正是由于这种思想，日本人十分注意别人对自己行为的评价。被人瞧不起、或遭到拒绝，特别是在大庭广众面前时，会感到一种耻辱。
当别人的评价取代自己的判断成为日本人人格塑造的主要动力时，日本人的自我就消失了。他的存在和价值完全依赖于他人与社会的承认，他要时时在意自己的言行、务使自己符合各种道义和原则的规定，以免陷于尴尬的境地，否则他就会招来他人与社会的批评、嘲讽和讥笑。在讥笑声中他的价值感、安全感就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羞耻感、自卑感和虚无感。著名文化人类学者鲁思-本尼迪克在《菊花与刀》一书中就有这样的论述：“日本人以耻辱感为原动力”。 日本人一旦脱离了集团就会感到惶恐、忧郁甚至痛苦万分，极端的情况是选择自杀以结束由于被集团遗弃而造成的个人羞愧。
思维方式决定着行为方式。日本人“与众不同”的思维方式决定了他们“与众不同”的行为方式。日本人与中国人和西方人最大的不同莫过于喜欢合群和重视集团的共同行动。一千多年以来，日本社会一直以集团为中心，因此形成了许多不用言传、只用某一动作即能互相理解的表达方法，某些想法甚至需要在不言自明的沉默中传递。只有能够做到相互间心领神会的才是自己人，反之视为外人、并以“客”待之。一个形象的说法是:日本人就像池子中的一群小鱼，秩序井然地朝着一个方向游动；如果有一块石子投入水中、搅乱了这个队列，它们就会转变方向、朝着相反的方向游去；无论怎样变化，他们始终保持队列整齐、成群游动。
深受集团归属意识熏陶的“日本人在与别人交往时，往往首先要向对方通报自己所属的机构，然后才是自己的姓名。几乎所有的集团，不论是企业、学校、机关，集团与个人的关系都不像西方社会那样冷淡和疏远。日本人个人价值的实现途径主要是服从集团，具体通过年功序列表现出来，在某种意义上说实际含有‘大锅饭’的倾向。日本的集团内部反对个人竞争，人们相信‘出头的椽子先烂’。日本的机关、企业不评‘劳模’，也不认可以模范人物的先进事迹带动大家的做法，他们认为鼓舞大家工作热情的动力不是模范人物的先进事迹，而是集团主义精神。合作精神、通情达理、体谅别人是最值得称道的品德，而个人奋斗、坚持自己的权利却往往不受人们喜欢。这种反对冒尖的心理，避免了集团内部的‘内耗’，而在集团内部受到压抑而产生的竞争和嫉妒心理却在对其他集团的关系上得到释放，得以转换成强大的竞争力量。”[李卓《关于中日家族制度与国民性的思考》]
分析日本国民性形成原因的一个合适方法是从考察日本的家族制度入手。“日本人的家实际上是一个以家业为核心的家族经济共同体，家族关系带有明显的主从关系的色彩。在这个意义上说，‘集团就是家族的扩大’，即家族本身就是一个独特的社会集团，家族的社会集团化与社会集团的家族化是互为表里的，人们可以轻易地将日本独特的家族关系移植到家族以外的社会机能集团当中。所以，‘日本人几乎是完美无缺的有组织的人’ ，无时不在集团中生存。”[李卓《关于中日家族制度与国民性的思考]
日本传统的家族制度作为日本民族凝聚力的核心，在培养国民的国家观念、形成民族团结方面产生过巨大的威力。在日本传统家族制度建立之后，几乎难以找出足以导致改朝换代的争斗，更少有能够改变历史进程的内部不同派别的殊死拼杀。因此，尽管日本是个“开化”甚迟的国家，但是较强的民族凝聚力使日本人减少了“内耗”、得以实现社会经济相对稳定的发展，从而做到“后来居上”。而一旦国家与民族受到外来威胁（如元朝曾对日本用兵、幕末西方殖民者以武力叩关）或需要一致对外（近代以来发动一系列对外侵略战争）时，全体国民就表现出高度的团结与统一，自觉做出献身式的奉献。二战后，日本人仍然是依靠这种高度的民族凝聚力，在战败的废墟上迅速重新崛起。
传统家族制度已经泯灭了，但是与传统家族制度息息相关的集团主义在日本社会和日本人的观念中深深扎根，并形成一种普遍的国民性格。毫无疑问，集团主义对于日本经济的发展有着重大推动作用，同时也存在很多弊端。日本人的服从、牺牲精神有利于组织化、规范化、标准化现代工业生产的发展，也有利于法治社会的建立，而且其金字塔式的上下级服从关系还有利于克服现代社会过度平等自由带来的混乱。然而这种服从和牺牲精神也有可能被野心家所利用，制造本民族或其他民族的灾难。日本人就个人来说都是小心翼翼地行事，而一旦形成集团便胆大妄为。日本人在国内生活中的温文尔雅和井井有序与日本军人在二次大战中的残忍和野蛮之间的巨大反差就是最好的例证。
集团主义发展的最终归宿是所谓“忠君爱国”，就是在“国家至上”的信念引导下，抑制和放弃自我、无条件地服从天皇和国家。在日本发动的一系列对外战争中，集团主义的变种——剥夺自我、抹杀人性的军国主义被作为军人思想教化的工具，造就了无数愚昧、狂热的军人。在狂热代替了理性的时代，许多人抱着“作为皇国民应生死一贯扶翼无穷之皇运”、“七生报国、一死心坚”的信念，喊着“天皇陛下万岁”的口号而丧命战场。我们不能不承认近代日本在国民动员方面的成功——这种成功不是凭借一时的宣传与说教、而是源于长期的集团主义熏陶所养成的牺牲精神与惟命是从精神。只是这种成功越显赫，它给被侵略国家造成的伤害就越大，其自身的失败也就越惨重。
强烈的集团主义情结使许多日本人至今不能对当年的侵略战争进行深刻地反省。对于强调集体观念、认同等级制度、恩义大于是非善恶的日本人来说，战争中的杀人行为不过是执行上级命令而已，因此很难有很深的道义负疚感。在这些人看来：在战场上建功立业是日本人自古以来追求武士道精神的最高境界，牺牲自己个体而为整体民族的生存利益服务被认为是日本人的无尚光荣。许多日本人至今仍然认为：当年的战争不是个别人发动的，而是全民族的集体行动，不应怪罪个人。日本人“独特的”集团主义不仅为战争罪犯开脱罪责提供了“道义”的依据，同时也为军国主义思潮的死灰复燃培植着思想的根基。
回顾日本的近现代史，集团主义的价值观在日本处于危难之际的确曾经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明治日本能够在短短三十年间挤身成为世界列强，战后日本能够在短短四十年间创造出举世震惊的经济成就，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这一价值已经融入到日本人的血液之中，成为了日本社会每一个成员的内在行为规范。但是，从本质上来看，集团主义的价值观强调的是顺从意识，是一种旨在消弭反叛意识、自我意识、批判意识和创新行为的价值系统，因而于民主制度的核心理念（人权价值观）背道而驰。
一方面，日本是个注重传统、但不固守成规的国家，很善于学习和汲取世界上一切优秀和先进的事物，即使是制度、法律规定了的东西，也可进行灵活调整，以适应实际利益的需要。另一方面，日本又是一个缺乏抽象思辨和构想非现实形象的兴趣、创造力不足和甘于臣服于强者的社会，这种心理造就了日本人善于模仿、勇于模仿的社会机制。
高度的同质化的日本人缺乏“特立独行”的勇气，因而不仅难以培养创造性思维，而且缺乏深刻思辨能力。正是缺乏深刻思辨能力的民族特性，决定了日本只能停留在模仿他国创新成果的阶段，决定了日本最多只能够成为一个二流强国和强权的追随者，决定了日本的宗教缺少抽象的“对超越者崇拜”而只能停留在“对现世者崇拜”的低级阶段，决定了日本不可能在对过去罪行的反思方面超过集激情与思辨于一身的德国。缺乏理性和思辨的日本虽然在经济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却很少产生世界级的科学家、哲学家，也难以主动地象德国那样对发动战争的罪恶作深刻反省。
三:分裂与对立--人性在等级制度压迫下的异化：
由于处于等级制社会中、并被灌输了宗教意义的神圣感和使命感，因此绝大多数日本人面对“被命运安排而必须一往无前”的处境都会由衷地产生出悲壮感，这种内心深处的绝望感和表面的坚强之间的反差造就了日本人性格的强烈反差，促成了日本人集受虐者与施虐者为一身的心理倾向，也催生了兼具“以刀为图腾的残忍、以菊花为图腾的柔和”的暴力美学。
鲁思-本尼迪克在被公认为研究日本国民性最权威的著作《菊与刀》中这样概括日本人的社会心理（国民性）：“刀与菊，两者都是一幅绘画的组成部分。日本人好斗而又温和、黩武而又爱美、倨傲而又有礼、冥顽而又善变、驯服而又叛逆、忠贞而又背弃、勇敢而又怯懦、保守而又求新。他们十分介意别人对自己的行为的观感，但当别人对其劣迹一无所知时，又会被罪恶征服。”这些几乎相互对立的性格特征，完美地在日本人身上融为一体，只不过不同时候表现不同方面而已——对外人和弱者与对本集团内部的人和强者的态度截然相反。
鲁思-本尼迪克在《菊与刀》中对日本人性格的两重性做了如下描述：“他既可以绝对顺从家庭安排的婚姻，也可以自由恋爱；既可以无私地承受极端的义务，也可以沉湎于享乐和安逸；既可以谨慎得有些怯懦，又能够勇敢得有些鲁莽；既殷勤有礼，又傲慢不逊；既对上级驯服盲从，又会顽固地反抗违逆；既极端地保守，又非常地开放；既有菊的柔顺和伤感，又有刀的锋利和进攻性。”然而，从这些表面的对立中，我们却可以看出其本质精神的一致，那就是：无论日本人做什么都是绝对地投入并且容易走极端，归根结底，这是将现世神圣化、绝对化和惟一化的必然产物——“刀是僵硬、鲁莽、野蛮的刀，菊是颓废、瘫痪的菊，它们缺少的恰是理性的节制与温和”。
“必须面对外在压力并对此臣服”的现实感催生了日本的“耻感文化”。 耻感文化不同于罪感文化。罪感文化的主要特征是诉诸于良心与超现实的“超越者”——“对超越者而非现实者的敬畏是忏悔者自发（主动）地产生忏悔自我‘罪恶’的道德冲动”。 耻感文化则必须依靠外部的强制力，忏悔者只有在感受到外部“现实者”的强大压力之后、才会因为对其力量的敬畏并对即将到来的惩罚感到惶恐而产生认错的动力。在耻感文化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对外部“现实者”的确认——如果恶行没有被外部者察觉、那么就不必懊丧；如果外部者的压力可以被忽视、那么忏悔就是多余。因此可以说，日本人是“完全的”现实主义者，他们只对现实力量的对比敏感，所有的“道义”、“责任”都建立在力量的对比之上。
“信仰基督教的民族有原罪感，他做错了，知道自己有罪就会承认，就会忏悔。日本的耻感文化就是做什么事都没有好坏之分，只有羞耻之别。他作了恶、犯了罪，只要这个事情没有被发现，没有被揭穿，没有让他感觉到羞辱，他就不会认错。他只要感觉到羞耻，他就会选择包括自杀、切腹这些激烈的行为自裁。”“在日本人看来，对于自己的过错要尽量掩盖，因为不是错误本身而是错误被外人知晓被视为羞耻的根源。为了一个错误而不惜编造层层叠叠的谎言、以避免承认错误所导致的‘失去面子’是理解日本人行为背后之心理动机的关键。在日本人的观念中，保持当事人面子的完整是所有行为的最高目标，只要能够保持当事人面子的完整、那么就没有什么要紧的东西了。” [鲁思-本尼迪克《菊与刀》]
耻感文化造就了日本人极端的自尊心，使他们对外来的嘲笑和批评极为敏感，哪怕是微小的或善意的批评也会被认为是对他人格的侮辱。受到嘲笑的日本人有两种选择：要么是化嘲笑为动力、不断地提高自己的力量，以使他人“惮忌”其力量而“不再敢于”嘲弄；要么是放弃提高自己力量的努力，在怨恨中自我折磨和折磨更为弱小者。耻感文化在本质上属于他律的结果，在客观上导致“崇尚暴力”价值观的泛滥。对外民族的侵略、折磨和破坏是对他们那极易受伤的自尊心的补偿，平日在现实压力下产生的耻辱感在迫害和折磨他人的过程中得到转移和发泄。
以现实里力量对比作为行为指南的日本人，不仅对外来的批评和嘲讽极为敏感，即使是对外来的恩惠也极为敏感，因为接受恩惠就意味着己方的示弱和向对方的服从，因而“也就增加了受到对方嘲讽、嘲弄的机会”。因此，日本人很少会接受别人的恩惠、也很少授人以恩。对日本人越好、他反而越不自在、越反感，因为这会增加他的人情债，从而触动他敏感的自尊心；对他越冷漠和粗鲁，他反而越舒服；即使在亲情爱情中也不可过于亲昵，对可爱的少女态度冷酷甚至粗野的青年被称为“好”青年、反之就是“坏”青年；在修行中，越是粗暴的老师就越被认为是最有帮助的。在日本人的生活中，人与人之间更是要划清界限、不能轻易接受别人好意。
“恩义”最多的社会最后却使得人人躲避恩惠和情义，造成这种日本社会“奇怪”悖论的根源在于：在等级社会里，基于自利原则的“恩义”（恩惠和情义）是通过外部强制力而生效的人际纽带，它失去了超越狭隘自我之后所产生的真诚性，因而含有在外部强制力逼迫下“不得不为之”的无奈意味。如果能够逃避外部强制力的约束，那么“恩义”就将如同敝履一般被弃置。一个随时将“恩义”挂在口头的民族实际上在内心深处强烈地拒斥着它，这显现出日本人在外力胁迫下的无奈和人格分裂。
受到各种各样规矩约束的日本人通常被标榜成为“世界上最谦恭、最懂礼貌的民族”，然而并非发自内心的服从也使得他们成为人格最分裂的一群。在等级制压迫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日本人在内心深处隐藏着面对强者的自卑感——显露于外的高傲和自信无法掩盖内心深处的拘谨、怯懦和自卑。这种自卑感迫使他们在自我营造的封闭氛围内孤芳自赏，并在对外部的“鄙视”中获得自我安慰；当面对弱小的对手和弱化的外部约束时，在外力胁迫下所积聚起来的“叛逆”能量就会在“对外”的关系中被变态地释放出来。
自弗洛伊德以来，众多心理学家将性倾向视为窥视内心的窗户。更进一步而言，一个社会的集体“性倾向”是观察这一民族共同心理的一个独特渠道。如果试图用“色情电影并不代表社会主流价值观”作为反驳，那么这些反驳者恰恰忘记了：正是这种数量如此巨大的、以营利而不是以宣传为目的行为恰恰反应了集体潜意识下的真实心理。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我们认为：日本社会大量的色情电影和图片为外界观察和了解日本人深藏不露的集体潜意识提供了难得的途径。
对大量日本色情电影的观察可以发现这样的普遍现象：日本的色情电影绝大多数以受虐为主题，这点与欧美色情电影中普遍以性享受为主题的特点截然不同；而且在日本的色情电影中绝大多数的受虐者是女性、施虐者是男性。从这两个普遍现象中我们可以试图得到这样一些结论：首先，日本人存在着极为严重的人格分裂--外表的道貌岸然和内心的性变态被集于一身，这一点恰恰与日本人普遍反映出的内心自卑与表面自傲的社会心理相吻合，否则很难解释为何如此多的令人难以容忍的虐待和偷窥会成为日本色情电影永恒不变的主题；其次，日本人的性欲愉悦并非来自自身的享受而是来自弱者的痛苦，从中可以反映出日本人等级观念对集体潜意识的影响--对等级制度的厌恶不是反映在对等级制度本身的反抗而是试图将其施加给更为底层的个体、并在这种压力转换中获得舒缓和愉悦；第三，日本色情电影中女性成为受虐者的普遍现象则形象地反映了日本社会严重的男尊女卑的社会现实，色情电影中所显示的男尊女卑情结恰恰成为对日本社会严格等级制的角注。
对变态性关系或虐恋的执迷是日本等级制社会对个体压制的一种映射：时时感受到外部现实压力的日本男人，试图通过在变态性行为中获得的强烈视觉效应转移心中积淤的郁闷，从而使挫折感在“非现实的空间里”得到快意的释放、在对女性的虐待中感受到在现实中无法满足的征服感。 “日本是世界上做爱次数最少的国家”这一事实不仅不能减少对日本人变态性行为的怀疑，反而正有助于解释日本人变态性行为和变态性信心理的普遍性：“正是由于缺少正常作爱的能力和激情、才使得为数不少的日本人将压抑的性欲用非正常的方式（如性虐待、偷窥、强暴）释放出来。”
对于日本人集受虐者与施虐者于一身的心理，三岛由纪夫在《所有的日本人都是反常的》中给出了合理的解释：“通常，施虐淫是支配、领导和破坏的意志，受虐淫是忠诚、直接行动和自我破坏的倾向。”积受虐者与施虐者于一身的日本人不仅在生理上借助变态性行为满足其色情的欲望，而且“施虐－受虐”的心理也体现在社会行为方面——日本人在现实生活中的支配、领导和服从、献身正是这种生理上的“施虐－受虐”情结自然转换的产物。
对日本社会历史和现状的深层剖析，更显示了色情文化是适合日本人社会心理的产物。日本社会也是公认的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女人是男人的附属，“为男人而生存”是潜伏于日本女性头脑中的主导意识。她们认为：为自己创造了幸福生活的男人献出一切是她们应该做的。正是出于同样的思维，衍生出日本男人对女人的性特权和各种以虐待女性为主要内容的变态性行为。与此同时，与其它海岛民族一样，日本民族始终是把生存放到第一位，“生存情结”与“男性崇拜情结”的结合使得对男性生殖器的崇拜自然地成为这个民族的文化图腾——日本民族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至今仍然保留着男性生殖器图腾崇拜的民族。这种性文化图腾已深深地内化于日本人的人性中，他们认为性和其它人情世故一样，从低粗俗的角度讲就是为了获得某种满足——“人的本性”没有什么罪恶、对性的享受无须附加什么伦理道德。
四:神国与神之子--日本人价值观的宗教基础：
宗教是一个民族文化的核心,要理解一个民族的文化就有必要理解这个民族的宗教。日本的宗教一般指日本人传统信仰的神道,神道是日本的民族宗教、是日本文化传统的核心价值所在。可以说,日本的民族文化就是广义上的神道信仰。
神道教是日本固有的宗教,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它以传统的民间信仰为基础,吸收佛教、儒教等思想而逐渐系统化、理论化,不仅在传统的宗教实践中形成了以遵照天照大神为中心的宗教信念,而且还构成了日本人在日常生活中诚心尊奉的道德、情操、礼仪,形成了日本人对生活的态度和对事物的基本看法。神道教的教义认为：日本的国土、日本的民族、日本人都是天照大神创造的,因此,神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血缘关系；天皇作为天照大神的后裔,是天照大神在人间的代表,被认为是日本人心目中的“现人神”。在日本人的观念里, 天皇被视为不可侵犯的神、皇室成员被称为“云上人”，只有这个家族的人才能继承皇位。日本从来没有接受过“世俗化皇帝”的观念，因此，在中国经常发生的改朝换代在日本却一次也没发生过。
神道教宣称日本为神造之国——即为“神国”，其他国家则是神创造日本时溅出的泡沫凝聚而成。这种“神国”观念使日本人产生一种荒诞的“集体意识”：认为他们自己在世界上有着绝对优越地位，他们负有统治世界的神圣使命。正是日本人作为“神的子民”的优越感和岛国国民所特有的封闭性，使他们产生了排斥他者的“集体意识”。在这种“集体意识”支配下，日本人会对陌生人作一些他们彼此之间从来不做的事、他们会在外国干一些在日本国内从来不干的事情。
宣称“神皇一统”、“万世一系”的神国观念经过历代统治阶级的人为强化、发展成为日本人思想意识中根深蒂固的“皇国史观”。从明治时期起,日本政府进一步将神道教提升为国家宗教,以崇拜天皇为中心、以“尽忠报国”为主要教义，这种掺入了国家意志的神道教被有的研究者称为靖国神教。二战中,日本统治者又在其教义中加进“圣战”、“八肱一宇”等内容,将国家神道的恶性发展到极点,成为推行军国主义政策的精神支柱。战后,在美国占领军的主导下,日本开始了民主化进程。虽然1946年1月，裕仁天皇发表了《关于建设新日本的诏书》——即所谓“人的宣言”,宣布自己是人而不是神、自我否定了天皇拥有神权和日本民族负有统治全世界使命的神话, 从而在法理上切断神道教与国家的关系，但是千百年形成的神国思想和神道教信仰在政教分离的今天仍然在事实上对日本包括政治在内的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产生着巨大的影响。战后日本首相对靖国神社的多次参拜就是希望借助于神国思想和神道教信仰,重建日本国民对国家和民族的认同和忠诚。
在日本吸收外来文化的过程中，有一种根本的东西始终没有改变：这就是神道教信仰。这种信仰本来是人类在文明发展早期曾经普遍存在过的“多神教”信仰，是以神话为载体叙述本民族发展历程的一种方式。在人类理性高度发展的今天，不仅科学的研究否定了神灵的存在，即使在理性尚不能涉及的信仰领域，也已经放弃了“对现世者的崇拜”而转向“对超越者崇拜”的高级宗教——当今世界的三大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都采取了“对超越者崇拜”的模式。但是，今天的日本社会仍然视天皇为“现人神”，不仅明治维新时期的政府公告赫然宣布"天皇是最高的神、从开天辟地起就是日本的主人”，就是今天的日本宪法也在“天皇是日本国的象征,是日本国民整体的象征”的含混表述中透露着“天皇具有超越‘人’的崇高地位”。 在人类文明早期普遍存在的“把集团首领当作神来顶礼膜拜和绝对服从”的拜神教在当代日本仍然长盛不衰、甚至被日本的政客们视为“不容他国指责的国家独特传统”，只能表明日本人在独立人格培育方面远远落后于当代文明的发展。这种“民族的独特性”不应该被视为日本的“优良传统”，而是自我奴化陋习的展现、是缺失健全人格的悲哀。
“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美国大兵刺刀的威逼利诱下,日本借用西方国家的现代政治资源(即议会民主制)对‘国家’进行了一次全面改造,确立了形式上的现代民主政治政体。1947年的《日本国宪法》规定:‘天皇是日本国的象征,是日本国民整体的象征,其地位以主权所在的全体日本国民的意志为依据。’天皇只能行使宪法所规定的有关国事行为,并无干预国政的权力。这就使得日本国家的改造抽去了日本人头脑中关于国家观念的最本质也是最重要的核心内容---天皇制,而是照搬日本人所不熟悉的西方的一套政治话语体系向其国民灌输现代意义上的抽象‘国家’理念。然而,精神年龄尚处于未成熟阶段的日本人是不可能理解此种意义上的‘国家’的,他们对国家的认同只能借助‘天皇’这一日本特有的传统政治资源来实现,没有了对天皇的政治认同,就会让日本人感到茫然,不知所措。”[武心波、张丽娜《参拜靖国神社:一条通往“国家主义”的“精神隧道”---从小泉四次参拜靖国神社谈起》]
“我们应当看到美国只是实现了对日本形式上的国家改造,天皇正以一种‘外人’所看不懂的方式、阴柔而巧妙地对国民的思想观念和政治生活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从社会的深层暗中规范和制约着现代国家权力体系的运作方向与复杂的程式,在一个被称为‘软权力’的文化领域顽强地表现着自己,从而在政治生活中出现了‘表面上披上了民主主义外衣、但精神架构仍然是被君主制之意识形态洗礼的高级官僚在行使着日本的主权’这一独特的风景线。”[武心波、张丽娜《参拜靖国神社:一条通往“国家主义”的“精神隧道”---从小泉四次参拜靖国神社谈起》]
“从历史上看,日本文化的发展是相对滞后的,当高度发达的中国文化传至日本列岛时,日本尚未形成自己的文化个性与价值体系,信奉‘拿来主义’的日本便根据早期人类共有的功利主义原则来决定对外来文化的接受与否,由此使得日本文化呈现出强烈的相对主义特征。这种相对主义在民族的精神文化方面表现为缺乏完整的价值观念体系,也就是说日本社会缺少普遍性原理。普遍原理的欠缺导致了这样一个结果:在一些日本人看来,没有统一的是非、善恶标准,随着情况的不同而有所改变。这种相对主义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可能变成对过去那段侵略历史持‘拒不认罪’的态度。他们认为,战争只有胜利或者失败,没有正义或者非正义。正是由于哲学精神的贫乏,神道教便成为日本国民惟一的精神来源与支撑,神道教的教义便成为其判断是非的惟一标准,而这样的标准又是千古不变,代代相沿相袭的。根据这个标准,日本国民普遍认为应该为靖国神社中的冤魂歌功颂德,因为他们是为国而捐躯的,是为天皇而战死的。由此便不难理解小泉为何在世人面前发出‘两个不理解’,并仍然坚持参拜靖国神社,因为神道教的教义就是这么规定的。”[武心波、张丽娜《参拜靖国神社:一条通往“国家主义”的“精神隧道”---从小泉四次参拜靖国神社谈起》]
“传统日本神道是既祭拜祖宗、也祭拜敌人，而且相比之下，更重视对后者的祭祀。在神道思想看来，死于自己手中的对手，如果不诚心祭祀，就会成为冤魂。而一旦成为冤魂野鬼，就会时时出来作祟。为了让他们安息，必须建设好的神社加以祭奠。这种神道传统一直持续到明治维新前。正是基于这种思想，祭祀战败者的出云大社在规模上要大于伊势神宫。可以说，为被自己杀死的人建神社、镇冤魂，才是日本神道真正的传统。明治维新后，神道进入一种新的、变异状态的发展阶段，这就是以国家为神的靖国神道。作为近代日本国家主义的产物，靖国神道以神道的名义统治日本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日本著名学者小森阳一在其著作中指出，日本帝国陆海二军的许多士兵死于帝国主义战争，如何赋予这些死亡以‘神道’的意义，成为一个重要问题。于是靖国神社成了这种国家主义乃至军国主义神道思想的寄托。其核心理念是：天皇被视作国体，而把为天皇战死的亡灵集中于靖国神社，由天皇亲自参拜，这样，战死者的死亡就被定位成为国捐躯。所以，靖国神道与其说是宗教，不如说是日本动员国民参与战争的近代民族国家意识形态装置。” [金嬴《脱离神道传统--靖国崇拜不是日本传统》]
如果将宗教与邪教相区别的标准用于衡量日本的靖国神教的话，将会令人惊讶地发现：靖国神教将天皇这一有限者作为超越者（即“神”）来崇拜，其本质与邪教相类同。这是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日本犹如一个疯狂的邪教组织的文化渊源。尽管二次大战之后，天皇被迫宣布自己“是人不是神”，日本的宪法也明文规定了“国民掌握国家主权”，但是在众多日本政要心目中仍然认为“日本是一个以天皇为中心的神国”[附注：参见2000年5月15日时任日本首相森喜朗在出席日本神道政治联盟国会议员庆祝活动的致词]。如果这种“失言”是当今日本社会民众的真实心声，那么我们可以断言：作为一个组织的日本社会与邪教组织并不如世人所认为的那样相距遥远。而当这种“神国”意识与被生存困境所激发的进攻性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日本社会将极可能重新转变成为一架疯狂的战争机器，生活在等级制度下、习惯于服从的日本民众将无力抗拒成为这架战争机器的一个齿轮的命运。这正是深受日本侵略之苦的亚洲国家对日本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的担忧所在。靖国神教是构建日本等级制度的宗教支柱,如果不对这种宗教给予人性化地改造,它所内含着的献身精神将赋予日本民族在错误的方向上前进的惊人力量。
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是在既往的历史演变中形成的。文化传统能够长期存在必然源自其存在的合理性。但是，从历史的合理性中并不能必然得到现实的合理性。等级思想曾经普遍存在于传统社会之中，但是与自近代以来发展起来的人本主义的内在冲突决定了它必须进行内在的改造以适应现实社会的发展。我们无意否认神道教所宣扬的“神国”观念对日本社会的历史作用，但是在一个人类理性逐渐发展、人类相互尊重成为主流价值观的时代，刻意宣扬“神国”观念和掩藏在其背后的血统“高贵”论，则是对平等、博爱观念的挑战，而其深层的心理根基则是狭隘自我中心主义所主使的狂妄与自卑的混杂。如果人类理性的发展仍然不能使号称科技发达的日本摆脱多神教的束缚，那么至少当代的日本应该遵从真正的传统信仰--不仅祭祀在战争中为本方的战死者、更应该祭祀那些在战争中失去生命的“敌人”。
五:“八肱一宇”--日本人的天下观：
日本的神道史观认为：日本不是普通的国家、而是神的国土，在远古时代的先王先祖不是人、而是神，所以日本人都是神的子孙。从“神道史观”进而演绎出了“皇道史观”的主张：天皇既是主宰日本的神、又是政治的君王和军事的统帅；天皇的权威来自于神话中的皇祖因而神圣不可侵犯；天皇处于所有纵式家族构成的纵式社会结构的顶点，奠基于天皇承传绵延的“皇统”所形成的纵向权力关系，以天皇继承皇统的权威形式向外扩散。
19世纪中叶形成的日本中心主义继承了“皇道史观”思想，并进而提出“八肱一宇”的观点:世界是由八条大绳子紧密连在一起的，最终归结到一个中心点，这就是日本；“世界正等待着伟大的天皇之军来抚育、教化和征服万国，地球将被日本统一”。用这种架构所延伸出的天下观，便是以天皇为轴心所进行的“八肱一宇”规化过程：越早归服于日本的，权力越大；权力也与文明形成正比，属于轴心的日本，文化程度最高。这里我们可以嗅出一个相似的元素：中华文化的“华夷秩序”观。
这种“八肱一宇”的天下观是日本人根深蒂固的等级制观念的逻辑延伸。在日本人看来，一个完美的社会就是一个各得其所、各安其分的社会，无论是国际秩序还是国内秩序莫不如此。国际上按种族的优劣来排列，国内按人的优劣来排列，最优秀和最完美的种族和个人就是最高的统治者，要由他们来负责秩序的安排和管理。日本人进而认为：只要各国拥有绝对主权，世界上的无政府状态就不会结束；一个处于无政府状态的世界由于缺少秩序而不完美，因此日本必须为在世界范围内建立等级秩序而战斗。当然，这一秩序的领导只能是日本，因为只有日本是唯一的真心建立起自上而下的等级制的国家，也最了解“各得其所”的必要性。日本自近代以来的一系列富国强兵改革正是以“将这一等级秩序观念从国内投射到国际”为其源动力。
充满了以天皇为中心的家族国家观、亚洲支配观、对他国优越感和本国中心史观，同时隐瞒加害事实、充满了受害者意识，大肆宣扬侵略有理、侵略有功，使用大东亚战争的说法，肯定日本发动战争是自存自卫的战争，并且歌颂日本国民积极投身战争的献身精神——这一切在日本人看来具有当然的合理性。然而，这种思维方式是真正的日本产品。
日本人的错误在于：他们自以为是地认为别的国家也能够向他们一样心甘情愿地接受“各安其分”的日本道德观和等级制。他们没有认识到，他们自己心甘情愿地满足于“各安其分”的日本道德现是不能指望别的国家接受的，其它国家并没有这种道德观。而这种自以为是的道德观和等级制与其他国家民众的社会心理差距决定了日本缺乏成为一个领袖国家所需要的包容力。
尽管二次世界大战的失败暂时打消了使用武力建立日本主导的“大东亚共荣圈”的企图，但是“酷爱”等级秩序的日本人仍然没有放弃通过其它方式推销其社会等级观念的企图。一方面美国长达60年的军事占领使其不得不承认“美国主导世界秩序”的现实、并在其中努力扮演与“老大”关系密切的跟班兄弟的角色，另一方面逐渐强大的经济实力使其在内心深处积聚者对这种跟随者角色的反抗、并时时企图重建以其为主导的“另类”秩序——90年代喧嚣一时的“雁式阵形”理论就是这种心理的表露。
日本人是一个绝对臣服于实力的民族，对内他们臣服于来自于上级的一切命令，在外他们臣服于强大的民族或者各种团体。在他们的眼中只有实力才可以让他们臣服。他们是一个不可能也不懂得和他人平等交流的民族。
在日本这样一个崇尚“民族等级”制的国家里，即使拥有多党选举制也不可能成为真正意义的民主国家，因为这种“多党选举制”不过是不同利益集团合谋、妥协程序的外化。而缺少平等尊重所有个体价值观念的日本，并没有产生自由、平等、博爱的现实土壤。正是明晰了这一点，才能够洞见：日本之所以如此竭力将其打扮成为“民主”国家，其目的不过是企图掩盖“大日本中心主义”的实质；一旦外部势力对其钳制的力度减弱，传统狭隘等级观念的巨大力量就有可能将其重新牵引到军国主义的老路上。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国内外形势的急剧变化构成了“新国家主义”思潮形成的社会基础,小泉参拜靖国神社正是反映了日本国内“新国家主义”思潮的主张和要求,体现了新保守势力在日本社会逐渐占居主导地位这一事实的正式承认,并可能进一步加剧日本社会的右倾化。这一切不过是历史承继性的必然表现。
六:“目的高于道义”--日本人的实用主义价值观：
日本人是善于吸收外来文化的民族，历史上每一次大规模吸收外来文化的过程，都是形成本民族文化模式的过程:古代日本虔诚地吸收唐风文化，然后转化为本民族的和风文化；明治维新后励精图治，积极吸收欧洲文化，使本国成为惟一在东方发展了近代资本主义的国家；二次大战后，在吸收美国文化的基础上，形成了具有特色的日本现代文化。日本文化是通过吸收、选择外来文化，并融合本民族文化传统才得以形成的混合文化，吸收、选择、融合，三者缺一不可。在这个过程中，贯穿了日本人强烈的务实精神。
日本人的务实精神有其历史渊源。在传统社会里，日本人重家族而轻血缘的态度打破了家族血缘关系的封闭性，使人们可以依据品德和才能标准选择家业继承人。异姓的养子、婿养子在改变了姓氏之后，就可以进入家庭、继承家业，是否具有血缘关系并不重要。反之，如果没有继承和管理家业的能力和良好的资质，即使亲生儿子也可能被剥夺家业继承权。这种所谓“暖帘重于家业”的态度正是日本人实用主义价值观的具体体现。
然而，日本人的实用主义价值观也产生了极其明显的负面效应：日本的统治者始终未能学会运用普适的道德原理去培养有道德素质的人民，他们关心的始终是怎样驯服被统治者。即使是深刻影响日本社会各个方面的神道教，除了一些用于祭祀的东拼西凑的巫术之外，并无任何规范性的教义或道德信条。抱着实用主义态度看待世界的日本人，不承认在这个世界上除了身份等级、统治者的命令这类世俗价值之外还有一个独立存在的普遍真理或宗教信仰。
普遍性原理缺失的结果是：“使日本人养成了一种罕见的察言观色的能力。一旦情况有变，日本人马上会如变色龙般调整自己。无论处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日本人都能迅速察觉到力之所在，一旦判明力之所在之后，他们便付诸行动。无论情况如何，也无论目的如何，日本人都会唯力是从，对他们来讲，力即正义。”[沃尔夫廉（Karel Van Wolferen）《日本--权力构造之谜》]
要理解日本人的行为方式必须作如下想象，即行为的正确与否不取决于行为的本身、而取决于行为者是否顺从了周围人们对他的暗示性要求。顺从这种要求，决不是不幸的妥协，而是在日本社会生存下去的惟一选择。
这种实用主义的价值观可以逻辑地解释：为什么“为了现实的利益可以迅速放弃原有主张”，这种在其他民族看来是缺少诚信的行为，被日本人视为“务实”；为什么日本人在相互的交往中急于了解的不是对方所遵循的原则、而是对方的实力和利益底线；为什么日本人更多地依靠“表面的现象”，如对方毕业学校的档次、所属单位的性质、对方的国籍，来判断对方的价值和决定自己的态度；为什么“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类荒唐的观念被日本人普遍接受；为什么宣称“一亿玉碎”的日本人在听到天皇的投降诏书之后可以立刻顺从地对待占领者。因此，乔治-弗里德曼和格雷迪思-勒巴德在其所著的《下一次美日战争》一书中写道：“作为一个国家，它从来言行不一。”
七:结语：
如果需要用几句话概括日本的文化和社会心理，那么我们只能说：日本人从不承认这个世界上人人都享有同样的权利；日本的文化崇拜强者，对强者无条件地服从、极尽谄媚之能事；日本人屈服于强者的目的是为了成为强者；日本人相信力量，为求强权可以不惜一切代价、不择一切手段；日本人认为谋得尊者、贵族、上层的地位靠的是弱肉强食、物竞天择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规则，是你死我活的竞争；日本人从一种行为转向另一种行为，在精神上不会感到痛苦，因为日本人从来不把人生看成是善的力量和恶的力量相互斗争的舞台，相反他们把人生当成一出戏。
主要参考资料：
鲁思-本尼迪克（Ruth Benedict）《菊与刀》；
乔治•弗里德曼和格雷迪思-勒巴德《下一次美日战争》；
沃尔夫廉（Karel Van Wolferen）《日本--权力构造之谜》；
丸山真男《超国家主义的伦理与心理》；
三岛由纪夫《所有的日本人都是反常的》；
李卓《关于中日家族制度与国民性的思考》；
武心波、张丽娜《参拜靖国神社:一条通往“国家主义”的“精神隧道”---从小泉四次参拜靖国神社谈起》；
金嬴《脱离神道传统--靖国崇拜不是日本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