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二三事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3/29 01:41:14

□ 金 雁

  十月革命过去了90年,现在俄罗斯最常讲的一句话就是:“我们(用)100年画了一个圆,从圆点出发又走向了圆点。”现在苏联大量的档案公布,使我们看到了更加复杂的俄国历史。人们常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但现在看,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之间有太大的差别,而这个差别和十月革命有很大关系。

  仅在1957年到1958年,苏联为纪念十月革命40周年,就出版了7000部左右的著述,但连苏联研究十月革命的大专家明茨院士都说,这么多部著作中,很多都是重复的套话,到现在还没有一部像样的总结性的著作。

 

关于十月革命的发生

 

  为什么会发生十月革命?大家耳熟能详的解释,就是俄国是那个时代资本主义链条的最薄弱环节,这场革命是打倒腐朽的垄断资本主义必然要发生的革命。其实俄国当时是欧洲最落后的国家,刚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与其说俄国是受资本主义之苦,不如说是受资本主义不发达之苦。

  马克思认为,革命的前提是整个生产关系无法容纳生产力的时候,就要被新的社会形态取代。列宁把这个前提颠倒过来,说马克思说的是世界发展的一般规律,我们先用革命手段取得政权,然后再发展经­济。他是逆向操作。

  当时俄国的整个工业状况与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有很大差别,后来列宁也承认这一点。十月革命结束后,他说“我们当时没有走向社会主义的入口”——没有走向社会主义的入口,为什么又要走向社会主义呢?列宁常引用拿破仑的一句话作为解释,“先投入战斗,然后再看分晓”。

  实际上,十月革命中最积极的是厌战的士兵,而不是工人。正因为俄国没有“工人革命”的基础,才寄望于世界革命,认为只要俄国这块多米诺骨牌先倒,整个世界革命的方阵就会跟上,欧洲就会起来。“世界革命”是当时响彻俄罗斯的口号。布哈林当时提出了“红色干涉”口号;除了干涉欧洲,托洛茨基甚至曾设想过出兵印度的方案(这些档案材料保存了下来),以至1919年成立共产国际时,有这样的宣言:“如果我们没有建立全世界的苏维埃联邦,我们无产阶级就不会刀枪入鞘。”以后经­过“修正主义”及根据现实的调整,逐渐取消了这些口号。

 

俄国历史上的沙皇是专制暴君吗

 

  回到俄国。既然它当时不具备“走向社会主义”的条件,怎么可能发生1917的事情呢?其实,一个重要原因是俄国的改革。

  俄国的历史就像改革与革命的连环套。1917年的革命是1907年斯托雷平的改革带来的,而斯托雷平改革又是1905年革命的结果(1905年爆发的“流血星期日”,成为革命导火索)。1905年革命的最大影响,就是沙皇的形象坍塌了——我们一直认为沙皇是专制的暴君,其实沙皇一直以来扮演的是慈父角色。俄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从来没有反沙皇的,总是叫“沙皇父亲”。1905年,这个“父亲”的形象被打破了。一直到现在,俄罗斯对“沙皇”这个词都充满了褒义,甚至普京的父亲都说,“我的儿子就是沙皇再世”。这与中国的文化传统有很大差异。

  1905年革命促使沙皇变革。俄历10月17日,沙皇颁布《十月宣言》,同意建立国家杜马,同意立法,同意多党存在,允诺给予言论、出版和集会的自由。宣言之后,100多个政党出现在俄国政坛上,这意味着俄国已从原来的沙皇专制向君主立宪过渡。此后直到1917年,一共存在四届国家杜马,杜马中各个党派议员是竞选产生的(只是那时的选举并不公平)。

  1906年杜马的产生是历史上的大事。沙皇也像慈禧搞新政一样,镇压了戊戌变法,但做了戊戌变法要做的事——这样的做法打开了沙皇专制的一个缺口。如果没有1906年国家杜马的出现,就不会有1917年的革命。杜马给反对派提供了一个演练场,提供了体制内和国家进行博弈的空间。如托克维尔所说,其实革命不是在最糟糕的时候发生的,而往往是在一个制度开始自我修正时——就是铁幕打开时——这往往是最脆弱的时候。

  

两位大改革家

 

  1905年革命在政治上带来的是许多政党,而经济上带来的是又一场改革。当20世纪初走到历史的十字路口时,俄国出现了两位首相(或者说是总理大臣),也就是现在俄罗斯人谈论最多的两位大改革家——维特与斯托雷平。斯托雷平力主走市场经济道路,俄国有人称他为“沙俄的邓小平”。维特主张先搞政治体制改革,他是一个有荷兰血统的人,比较开明。他提的一套主张,沙皇贵族阶层不接受,他们认为维特过于自由化、过于西化,加上日俄战争俄国战败后,维特忙于日俄朴茨茅斯条约谈判,所以没能控制住局势。

  强硬人物斯托雷平很快取代了维特。斯托雷平认为走市场经济道路是早晚的事,俄国已经­落后了,现在要走向市场经­济,必须打破村社。

  斯托雷平改革给俄国带来的结果,是政治上的专制与经­济上自由主义的进步奇异地结合在一起——所以有了俄国经­济史上的黄金时代,这时俄国的粮食产量达到了高峰。此后一直到斯大林、赫鲁晓夫时期,这个粮食产量都没有被突破。列宁说斯托雷平很坚决地瓦解了中世纪,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但是因为改革的极端不公正,注入了浓厚的警察色彩,一部分人承担改革的代价,另一部分人享受改革的成果,这样的结果招致了农民“向后看”的心理——农民感觉以前的村社好……

  当时维特曾说,如果这样的“警察式改革”再进行下去,就可能引发革命——维特是1915年去世的,仅仅两年后,他的预言就成了现实。

 

布尔什维克看准了反沙皇的最好时机

 

  斯托雷平改革使社会的紧张关系大大加剧——经­济繁荣了,但社会不公平感日益突出。整个农村兴起了一场向后看的反斯托雷平的革命——二月革命废除的第一个法令就是斯托雷平土地法。政治上的反专制革命引起了经济上宗法的复归,各个政治派别面临尴尬状况,怎么办?曾经­有人说:农民的行为是正确的,但是他们要求的发展方向是错误的,在这种尴尬面前我们怎么办?不去反对它就是了。列宁说,不,我们要跳出这一点,我们不要站在后面,我们要站在潮头,控制这场革命,否定之否定,可以负负得正。我们不管农民是要回到以前还是怎样……先拿到了政权再说,拿到了政权,以整个欧洲作为后盾,将来在一张白纸上可以画最好的图画­。所以在这场革命中,原­来和工人有很大差距的农民很快和工人站在了一起,反对当局。

  大家都说十月革命的口号是要土地、要和平,布尔什维克赢得支持是因为分得了土地,其实不是这样——土地是农民自己分的。一战末期,斯托雷平最终被社会革命党人刺杀后,农民村社已开始自行重新分配土地(开斯托雷平改革的倒车)。十月革命之前,可以说接近90%的土地已被分配完毕。布尔什维克能够成功,直接的原­因是当时俄国卷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在一战中的部队有1100万,青壮劳动力都在前线,但是村社分土地是以在村人口分地,人不在,土地是分不到的。当时布尔什维克提出了一个口号,“我们不要君士坦丁堡,我们要土地”,这是瓦解军民最主要的口号。后方在分地,前方的人怎么有心打仗?布尔什维克拿到政权之后,对这次分地没有表示异议。那时的俄国,“反改革”(反斯托雷平的改革)成了共识。

  现在有俄罗斯学者说,如果一战俄国能撑到1918年打赢,绝对不会有十月革命。此话也有一定道理,但历史没有“如果”。俄国的这一场战争可以说是一场自杀,因为它和革命联系了起来。布尔什维克看准了这是反对沙皇当局的最好时机,“谁­控制了士兵,谁就卡住了沙皇的咽喉”。当时列宁对一战提出的口号,已经­不是一般的反战、要求和平、中立地谴责参战各方,而是“变外战为内战”、“使本国战败”。这在二月革命前影响还不大,二月革命后民主了,允许布尔什维克在军中放手宣传。那时士兵都想赶紧回家参与分土地,布尔什维克如此反战,所以在士兵中迅速走红,人气急升。他们在前线组织与“敌人”联欢,鼓励开小差,鼓励士兵“民主”枪毙军官。很多士兵并没有参加布尔什维克,但是都自称布尔什维克。这种情况下,部队丢弃前线,大量士兵跑回国内,结果法不责众。

 

谁­用大量钱、物支持革命

 

  俄国革命为什么能够爆发?宗教反对派的存在是重要原因。但现在谈论俄国革命的文章,完全把宗教反对派抹去了,其实这一教派是存在很久的(17世纪就已经存在了)。沙皇当时要进行宗教改革,以使教会官方化、教权服从皇权,民间不少传统宗教力量不同意——这些人就开始跟沙皇决裂了,人数占到多少呢?10%;而且这些人后来都从事工商业(65%的工商业者都是这些所谓“分裂教派”)。他们跟社会主义没有关系,可是他们把大量的钱和物拿来支持反沙皇的政治派别。职业革命家何以为生?革命的资金从哪儿来?很少有人提这样的问题——其实这是搞革命最关键的条件,没有钱怎么搞革命呢,钱就是来自这些分裂教派。布尔什维克影响最集中的几个大工厂,普梯洛夫厂、索尔莫沃厂等,厂主都是分裂教派,他们允许组织工人赤卫队,所以才能将力量慢慢扩大。

  这些人中最著名的叫莫罗佐夫,是普梯洛夫的厂主。1907年他既痛恨沙皇专制,又感到革命可能会以暴易暴,陷入焦虑不能自拔,竟然自杀了。遗嘱中他把所有的家产捐给反对派,而遗嘱的执行人是高尔基的夫人。于是各个反对派争相笼络高尔基。列宁更是极力和高尔基搞好关系,高尔基成了布尔什维克的“金主”。所以,后来高尔基对十月革命抨击得那么严厉,说了那么多激烈的“不合时宜的话”,但列宁始终给他“留面子”。

  另外还有知识分子的作用。俄国的知识分子从一产生就是思想反对派,他们和沙皇一直有隔膜。他们说:“我们存在的价值,就在于反对这个体制”。他们人数不多,但影响很大,可以说是天然的公共知识分子。俄国知识分子的普罗大众性、坚定性与中国士大夫有很大的不同。

 

孟什维克与布尔什维克的本义

 

  现在,我们对于“孟什维克”的理解多是“机会主义者、小资产阶级政党”,其实不是这样的。孟什维克在俄语中就是少数派的意思。民主集中制来自民粹派,这一套建党模式那时就有了。当时马尔托夫主张按照第二国际的建党原则,列宁主张以民意党的原则为建党原则(列宁的哥哥是民意党的,因刺杀沙皇而被杀害)。发生争论后,一次会议上因为参加社会民主党的犹太工人组织退出,列宁这一派获得了24:20的优势,自此就自称布尔什维克(多数派)。其实在其他场合,列宁一派经常是党内的少数。

  当时卢森堡、托洛茨基都曾跟列宁发生争执,说党员成了齿轮、螺丝钉,按照领袖的意志来运作,这种“手工业方式”导致的最后状况就是个性的丧失。任何事情都是少数服从多数、多数服从中央、中央服从领导人,这样的状况,跟马克思提出的现代政党原则有很大的区别。

  这场党内斗争后来不了了之,因为当时双方没有其他的政治歧见——而且,在党员人数很少的情况下,这种争论几乎是一个“学术问题”。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俄罗斯、东欧问题研究专家)

 

原载于《同舟共进》2008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