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30年改革激荡

http://view.QQ.com　 2007年10月29日15:13 　 《小康》　 张维迎评论12条

张维迎
——解读“后三届”系列
记者 陶卫华
1978年，他从穷困的农村，走进了大学的殿堂。在他坚定的市场信仰背后，有着中国漫长极左年代下的特殊记忆和拨乱反正后的深层理性反思。而今日反对他理论的人，大多未经历过那样的背景。
市场化改革30年，从未像现在这般争论频出。
张维迎是其中最令人注目的人物之一。
市场化改革走到今日，贫富差距扩大、腐败、社会不公等越来越多的问题暴露出来，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矛盾日益凸显。在此关键阶段，张维迎觉得他应该说点什么，于是他写了《理性思考中国改革》。他坚持他认为是对的东西，尽管不一定带来掌声或赢得喝彩。
他有农民子弟的那种天然的倔强，在倔强的品格下，他一旦认定真理在握，就决不妥协。
坐在记者面前的张维迎，语调温和，循循善诱；和你争论时表现出极大的耐心和风度。多年来，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他似乎已经练就了金刚不坏之身。
怎样理解张维迎？
从“为钱正名”到“价格双轨制”，再到“北大改革”、“郎顾之争”，被称为“主流经济学家”代表的张维迎伴随中国30年变革一路走来，漫长经济学生涯中虽然伴随着鲜花和掌声，但也有非议和骂名。
“我自认是经济学者里自我保护能力最差的，经常把自己当作一个靶子，好多事我是不太想保护自己。” 张维迎曾说。
他的很多观点被断章取义，甚至被断句取义。譬如他说过一句：“中国目前为什么穷人上不起大学？是因为收费太低。”该句被挂在主流经济学家语录显著位置，但很多人没有机会看到后半句：一个真正好的体制，可以收费高，但花80%在奖学金上，穷人就上得起大学了。为什么不让富人多出些钱呢？贫困家庭的孩子就给他全额奖学金，这就是富人补贴穷人了。现在不让富人交钱，当然穷人就上不起学了。
他说他出现在公众视野至今所有的主张都具有相当的连续性。可以理解为，对市场化理念的一种坚定而深入的坚持。
然而，改革之路不无曲折。总有那么一个阶段，那么一些人因看不到改革预期的结果而失望，并因此产生情绪和怨恨。
张维迎深有感触，“对于一个真正的学者来说，很难做到的不是你骂政府、骂企业家，而是你敢不敢站在大众舆论的对立面，坚持自己的观点。”在这样的背景下，他一以贯之的市场体制信念显得有些悲壮。
然而，在情绪的背后，没有人能够否定过去三十年改革的成绩。而批评他们的人，除了指责市场不公，却并不能拿出更好的解决方案。正如张维迎深刻的反驳：“世界上没有更多的好办法。任何一种产品，如果你不想按照市场分配，那就一定按照权力分配。”
农村时代的历史记忆
考入大学前的农村生活对张维迎一生影响至深。
“十一二岁就下地干活，十三四岁去外地打工。”他幽默地说：“你也可以说那时候我们是童工。”
1959年张维迎出生在陕西省榆林地区最穷困的吴堡县，彼时的生活窘况令其记忆深刻：逢灾年一个月村里每人只有13斤湿玉米供应，晒干了也就10斤左右，这就是一个人一个月的口粮；春天耕地饭送到地头吃，不小心打破罐子饭就流走了，因为稀得像水一样。
饿肚子的年代有很多尴尬。比如那时村里发动大家忆苦思甜，说旧社会有多糟糕。可真正在地头里聊天，农民们却都怀念旧社会。“我们村的农民好多回忆起来，原来的日子都不比现在差，但是你让大家忆苦思甜。”
为什么农民起早贪黑那么辛苦还吃不饱饭？为什么到了秋收的时候政府却不让收粮要搞农田基建，要把粮食浪费了？对知识和真理有着天生悟性的张维迎为这一系列问题而困惑。
等他高中毕业当农民的时候，又发现一些有趣的变化：小时候地里干活总是越年轻的农民越偷懒，老农民多数比较老实勤快。可是后来老农民也开始耍奸狡猾不干活。再过几年后，当他在大学里读了经济学，才慢慢明白这是一个激励机制的问题。
贫寒的家境锻炼了张维迎吃苦耐劳的禀性，而优异的学习成绩激发了他日后对知识不懈的探求。张维迎的回家作业从来是在课间十分钟完成的，每每考试他常常是物质精神双丰收，以第一名的成绩把其他学生远远拉在后头。
不少同学为了考试过关经常以实物作为课前辅导的“赌赂”。在那样贫寒的年代，一个玉米饼子的效用也是可想而知的。12岁的时候，他就为了生计利用暑假到60华里外的地方打工。
高中毕业时，张维迎的学习名声远近皆知，年青气盛的他回到乡村当上了团支部书记并兼任生产队的会计，有志于在广阔天地里锻炼一番。两年后的一个早晨，当他正要出门上山秋收时，无意中听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传来的一个重要消息：在全国范围内恢复高考制度，任何人都有权力参加高考。
其后不久，张维迎被省里最好的综合大学西北大学的政治经济系录取，那一年是1978年。从此，他的人生踏入另一片天地。
而此前的农村岁月，为张维迎日后理解经济问题、理解人的行为提供了最直观的背景。
从“批判市场”到价格改革
时光穿越三十年，今天经济学的热门词汇“市场”、“国际贸易”、“开放”等等，放在1978年的计划时代看来简直是天方夜谭。
那时，在耻于谈钱的整体社会思潮下，经济系多被视为“中文、哲学上不了才考”的冷门专业；而经济学学子们学得最多的也是批判市场经济的经济学，市场二字是绝对的忌讳，谁要敢公开提市场经济，那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
进大学后的张维迎，属于循规蹈矩的“好学生”，各科成绩在全班都数一数二，甚至曾经对书本上宣扬的“公有制=社会化大生产=高效率”的逻辑深信不疑。到了大学二、三年级，他开始有机会阅读西方的经济学理论，一时视野大开，很多问题豁然开朗。
“这时候你认识到价格原来要调节社会的资源，它要传递信号，它给人以激励。你才明白为什么中国东西这么短缺。价格一扭曲就短缺、没有激励就短缺。”
价格理论为张维迎思考一系列经济规律提供了一把钥匙。他理解到，价格本身是在分配财富，如果政府限制，对其进行人为地压低，只能导致资源的低效浪费，也当然违背公平。而从价格出发，如何认识市场，以及对计划经济的矛盾疑问，在他心中久久盘桓。
1982年张维迎考取了西北大学何炼成教授的研究生。何炼成领导下的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日后被称为“青年经济学家的摇篮”，为中国经济学贡献了数位重量级人物，包括张曙光、邹东涛、魏杰等人。
严肃尽职的何炼成教授对张维迎的评价是刻苦、有悟性、勤于思考。这一勤于思考的能力贯穿了他以后的整个学术生涯，并给很多人留下深刻印象。
1984年4月，张维迎写成硕士论文《以价格改革为中心带动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首次公开提出市场化改革的现实政策探索。文中提出：价格不合理的根源是价格形成体制不合理；价格不合理又会引起社会经济的全面扭曲；因此经济改革的关键是转变不合理的价格形成机制。
转变的办法是实行双轨价格，即保持原有的产品计划和价格不动，在国家计划之外实行自由交易，通过扩大市场交易范围，逐步放开计划产品价格来建立完整的市场价格体系——这就是所谓的价格“双轨制”。
30年改革纷争
在当时市场经济仍被视为资本主义的社会背景下，张维迎以价格着眼的“双轨制改革”应该说为从计划到市场的转轨提供了一种温和可行的选择，也因此受到经济学界的广泛关注，奠定了他经济学声誉的基础碑石。
此后二十多年，一场悄然的变革改变了所有中国人的生活。曾经铁板一块的计划模式渐渐引入市场，民营私有经济不断壮大，直至形成今日市场主导的改革格局。
“双轨制”提出以后， 1984年12月，张维迎研究生毕业，进入国家体改委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工作。在体改委的6年工作经历，让他更深体会到政策的变革首先必须考虑到其可行性。
比如最简单的计划价格体制改革，虽然政府对其弊病早有共识，但用什么办法改革是关键所在。他提出的价格双轨制之所以能被采纳，在于其既保证了原来的既得利益者，又能在增量上引入效率。然而，也因为改革中的计划、市场不能截然分开，具体操作中必然导致腐败等新的问题。
“一个政策的好坏不是看出发点而是看他的结果”，从“价格双轨制”到“次优选择”，张维迎一直在寻找着某种改革理想与现实契合的路径。所以，他“尊重既得利益”，尊重并不意味着既得利益合理，但在改革利弊衡量和现实可能的考虑下，他选择了理性的让步。
这一理性一以贯之地体现在他对国企改革、权力寻租、腐败等问题的看法中。1997年，政府提出要用三年时间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时，他坚定地主张民营化；因为政治体制的滞后，中国企业家的崛起或多或少存在“原罪”问题，他奉劝我们本着“向前看”的精神，把蛋糕做大，实现多赢，而不是向后看，纠缠于历史旧账。他因此被误解为“屁股决定脑袋”的富人代言人。
他说他不代表任何人，因为没有哪个人能够代表别人。
有人说张维迎背叛了自己的出身，可他还常回农村调查，他的老师茅于轼注册一个扶贫基金会，张维迎慷慨出资二十万元，还帮助其募款了一百万。
不可否认，30年市场化改革所取得的进步和积累的问题几乎一样多。尤其是近15年来，中国借助铁腕体制降低“制度变迁的交易成本”，实现了空前快速的原始积累，却也导致社会公正问题越来越突出，其中垄断和特权造成的贫富差距问题受到最多人的指责。也因此，众多在改革中不断付出却分享不到结果的普通群众，就会产生对改革的怀疑。
这显然不是张维迎所愿意看到的。“政策是政治过程的产物，而不是科学研究。” 这是一个博弈过程，也是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
在此过程中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市场化的方向。即便有着类似“改革开放三十年，一朝回到解放前”的过激说法，但跨越30年客观来看，没有一个人、一个阶层能够否认，他从改革中得益。而解决目前所有问题的唯一途径是：深化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