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名字叫“难民”：中越战争之后的边境问题

他们的名字叫“难民”：中越战争之后的边境问题

2000年6月1日零时，香港最后一个越南难民营--望后石越南难民中心关闭，使困扰香港25年的越南难民问题划上了句号。居住在难民营的最后1400多名越南难民和船民，可以申请居港权，融入香港社会。香港特区政府希望就此彻底解决越南难民在港居留的问题，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亚太区总监、越南驻香港总领事也出席了难民营的关闭仪式。     而在中国与越南的所有边境上，如今还生活着至少数万名越南难民。他们都是1979年2月中国对越南发动“边界自卫还击战”以后，由于种种原因从越南来到中国的，他们已经在中国生活了20多年，已经生下了第四代孩子。随着越南难民在香港的消失，这些生活在中国边境的难民的情况又是怎么样呢？

 

    --每天，我们都要在电视里听到中国的《国歌》，但那却是与我们无关的一首歌。
    --我们的名字一直叫做“难民”。以前在越南的时候，越南人说我们是中国人；后来到了中国，中国人又说我们是越南人......我们至今不知道我们是什么人......无论如何，中国非常好，我们做梦都想成为中国人。
    --难民们从越南来到中国已经20多年了，他们中的许多老人已经死在了中国，我一直想知道他们会在死者的墓碑上刻着什么内容--中国？越南？中国字？越南字？但经过许多小心询问和亲眼目睹后我发现：山中只有一堆堆长满荒草的黄土，没有一个被埋葬的死者坟前有墓碑。
    一条红颜色的大河从中国南方边境城市--云南省河口县向更南方延伸，随后进入越南老街省老街市，最后注入北部湾，那就是贯穿中越两国著名的红河。
    在中国和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大力帮助下，越南在1975年终于实现了国家的统一。但越南统一全国后“野心”不断，它对外入侵高棉（柬埔寨），对内排斥华侨，又侵占南沙西沙诸岛，对中越边境也时有骚扰或侵占。加上与苏联关系友好，狐假虎威，又刚击败强敌美国，气势锐不可当，俨然中南半岛之新霸主。
    1979年2月17日，20多万中国军队为了惩罚“背信弃义”的越南，强行渡过了红河，在从云南省到广西自治区的所有边境上，越过中越边界开始了长达28天的“边界自卫反击战”。据战后统计，两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死伤人数在12万人以上--日平均死伤5000人。
    于是在红河的两岸，在中越两国的所有边境上，至今都可以看见双方的一座座“烈士陵园”，看见成千上万的“烈士”躺在那里。他们是双方各自的国家英雄，应该受到自己人民的尊重，也许无论过去，无论现在，无论将来。
    而在红河岸边，在中国的边境上，还可以看见一些特殊的人、特殊的村庄，当地中国人都习惯地称呼为“难民”、“难民村”。而目前在中国的所有公开文献资料上，似乎都没有关于这批多达数万人的记录。
    “他们不是中国人，和那些'烈士陵园'、'烈士'一样，他们同样是1979年中越战争的产物。”在中国的边境上，上了些年纪的中国人都会这样告诉每一位像我这样的好奇者。
    难民，似乎是国与国战争中的必然产物。按照中国《现代汉语词典》（1996年7月版本）的解释：难民是由于战火、自然灾害等原因而流离失所、生活困难的人。
    他们的名字叫“难民”
“以前在越南的时候，越南人说我们是中国人；后来到了中国，中国人又说我们是越南人......在中国住了20年了，我们不知道我们是什么人。”在桥头街的难民村里，43岁的村主任孙文亮一边抽着中国南方特有的水烟筒，一边用当地的中国话和我谈起他们的过去和现在，以及他们的忧虑和痛苦。“我们这个村目前有22户，140多人，有哈尼、普拉和汉族等好几种民族，以前都是越南老街省和莱州省人。
    现在，孙文亮一家人都住在中国云南省金平县勐桥乡，这里距金平县城差不多有100公里，在金平县里目前有3000多名来自越南的难民（包括20年来他们在中国出生的第三、第四代子女），除勐拉、十里村和马鞍底等少数乡有少数难民外，其他几乎都被中国政府安排住在了勐桥乡境内，共分为19个村，20个队。金平和河口隔红河相望，一样是与越南相连的边境县，在其烈士陵园里，也埋葬着700多名在1979年2月中越战争中阵亡的中国军人。
    “我们的家原来在越南莱州省封土县瑶山乡瑶山寨，我们寨子里住着好多种民族。”孙文亮说。“其实我们以前就是中国人，而且是汉族，由于越南人少田地多，我们的父母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从金平县的长安冲村搬到了越南，当时根本没有人管我们是什么人。我自己是在越南出生的，以前也领过越南政府发的《身份证》，应该算越南人了，但我们一直都在说中国话，用中国字。”
    1979年2月17日凌晨起，随着中国军队的猛烈进攻，越南军队节节败退，中国军队陆续攻克了包括封土县在内的越南的20多个城镇，也从孙文亮家的瑶山寨经过。当时，瑶山寨的人已经逃得寥寥无几，中国军队将其它民族的房屋几乎全部炸倒、烧毁，唯独完好地留下了汉族的房屋。中国军队这种有意或者无意的行为，在他们离开后却给所有汉族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当战争结束，我们回到寨子里时，我们完好的房屋令我们既奇怪又激动，但其它民族的人马上就来骂我们，说我们这些汉族就是中国人，所以房屋没有被破坏，他们恨中国人......”
    认为汉族们“有问题”的当然不仅仅的寨子里的人，包括后来回来的越南公安部队和越南人民军，他们认为“中国的解放军在庇护着汉族们，原因当然因为汉族都是中国人”。在这样的逻辑下，所有的汉族就开始面临厄运了。
    “越南军队把我们所有的汉族集中在一起，包括一些会说汉族话的其它民族，然后像看管犯人一样对待我们，去哪里都有人跟着，于是我们每天都有人被骂、被打，有些人还被送去劳改，更有些人被杀死了。当然，越南人主要是针对成年的男人，对妇女和小孩要放松些。”
    于是，所有成年男人都害怕了。当时已经有了老婆和孩子的孙文亮不得已和其他几个人在一天夜里跑了，一口气跑到了中国金平县的十里村乡。刚到边境线上时，中国的边防军不让他们进入中国，可他们无论如何也不听阻拦。
    “实在不行你们就开枪打死我们吧，反正回去我们肯定会被越南军队打死的。”孙文亮回忆说。“后来他们还是同意我们进入中国了，先让我们找在中国的亲戚、熟人住了一两个月，最后就把我们安排住到了勐桥乡。”
    “你也许不知道当时我们有多么的痛苦，莫名其妙被越南人迫害，被迫丢下了不知道死活的老婆孩子，离开了土生土长的地方，而且永远不敢再回去了。”
    由于对和妻子儿女团圆渐渐不再抱希望，孙文亮后来在中国另外找了老婆，并且生了两个儿子，但老婆又不幸生病去世了。
    中国和越南的战争，断断续续打了10年。直到1989年才不再公开对抗，1991年才实现了关系正常化，两国的边境才发生了改变。到了1992年，孙文亮在越南的妻子才带着儿子来到勐桥，找到了他。相隔13年后，一家五口人艰难地开始了新的生活。
    在红河岸边云南省个旧市蛮耗镇的正对面，有几座我感觉高得不能再高，陡得不能陡的大山，从红河岸边顺着大山的人工小道往上走了不远，别说腿上肌肉会走痛，就连膝盖骨都疼得受不了。
    　大约走了40分钟，在山腰的一条大山沟两旁，稀稀落落地分布着一些土墙草房。一位为我带路的当地人告诉我：“这也是一个难民村。”
    　这个村子的名字叫做“芭蕉林”，居民全部是“蓝靛瑶（瑶族的一种）”。芭蕉林村目前有33户，93人。它也是1979年2月中越战争后才有的，以前这座大山里荒无人烟。40岁的村副主任韦少盐介绍说：他们是1979年3月全村一起搬来的，之前他们住在越南老街省坝洒县的绵竹根村，全村人同样都是蓝靛瑶。
“1979年2月，中国的解放军打到了我们村子，当时他们对我们非常好，不但没有打骂我们，还送了粮食、盐巴、香烟等等许多东西给我们，于是村里有些人去帮助解放军在森林中带路，继续往南方进攻；同时，中国当时也来了许多运送弹药和抬担架的支前民兵，他们很多人和我们一样是少数民族，说话、穿衣都和我们一样，于是许多来侦察的越南特工当时就认为我们不但接受了中国军队的生活帮助，还参加了中国军队来与越南打战；其实那场战为什么会打起来，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之前我们村里也没有人参加越南军队。”
    这样，当3月15日中国军队撤回国后，随后回来的越南公安部队马上对蓝靛瑶们进行惩罚，首先用通知开会的办法在路上杀死了村里的四个没有抵抗中国解放军的成年男人--他们曾经是越南国家没有配枪的民兵。而村里人闻讯后吓坏了，决定举家逃跑，越南是社会主义国家，显然跑到哪里都不行，最后大家决定跑到中国来。
    “过去，两边都有村子，谁家做米粑缺个石缶，就往对面村子去借，用不着打申请受审查等批准签什么'出境证'。当时，我们全村人什么都不敢要了，一口气跑到了金平县马鞍底乡的“大梁”边界上，向守在那里的中国解放军反映，后来我们就被同意进入中国，被安排到了这里来居住。”
    而在红河岸边另一个壮族的难民村也是从越南老街省坝洒县阿姆乡不勒寨搬来的。“1979年4月，我们300户一共600多人从金平县马鞍底乡的'龙脖河'进入中国，在逃跑的一路上，越南人民军还开枪追着我们打，不过走的路都是我们平时钻熟的森林了，他们根本没有我们走得快。”54岁的李少光告诉我：“1979年2月中国解放军打到我们那里时，我们村的民兵全部不抵抗主动交出了枪，所以村里没有死任何一个人，但后来越南人民军说我们不抵抗想当叛徒，不要我们做越南人了，并且当众杀死了村里的民兵排长。可当时我们怎么敢抵抗解放军呢？我们前面那个村子本来有个出名的'民兵射击队'，他们进行了抵抗，但一会儿就被解放军全部打死了，而且他们整个村子都被炮轰平了。”
    “连正规的（越南）人民军都抵挡不住（中国）解放军跑了，我们几个民兵能有什么用？怎么敢抵抗？”最后，李少光甚至生气了。
    住在“河口县岔河难民管理区”（河口当地人称'189难民村）的王德培现年已经50岁了，他是布依族。他说他们的父母以前就住在中国云南省马关县，1928年因为害怕当时国民党抓兵而跑到了越南老街省勐康县。1979年的中越战争刚结束，越南公安就强迫他们从勐康县搬到河内附近的“龙安州”，因为他们有中国血统，不能再住边境县。当时有不少人无可奈何搬去了，但龙安州的生活条件极其差，于是他们想回到勐康县，但越南公安不允许，这样矛盾就产生了。他们实在没有办法，决定丢下所有的财产，跑到了中国河口县桥头镇的边界。当时，越南公安还追着用高射机枪打他们，但后来被边境上埋伏的“难民游击队”打退了，所以他们得以安全进入中国。
    对于自己的身份，目前难民们在认识上也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在芭蕉林村，我问一些在中国出生的7、8岁的孩子。
    “我们当然是中国人！”孩子们肯定地告诉我。
    “我们也说不清楚应该是中国人，还是越南人。”目前30岁左右，出生在越南，很小就被父母带到中国的青年人这样回答。
    “我们是越南人。”40岁以上的人也十分肯定。
    但他们都是难民。目前，越南政府已经不承认他们，中国政府也没有宣布接纳他们，他们没有国籍，住在中国却没有中国人都有的《居民户口册》、《居民身份证》。
    难民们这样活着
    看见有“衣着华丽”的外地人走进村里，芭蕉林村的许多男孩子都好奇地围了过来，而女孩子们却十分害羞，千方百计躲开我的照相机镜头。如果仅从他们的外表上看，和中国的孩子们实在没有什么区别，在和我玩耍时，我甚至听到他们在唱许多中国的流行歌曲，其中还有一些香港的粤语歌曲和台湾歌曲。
    这里一直没有通电，原因是太远，架电线的成本太高，而难民们自己又拿不出钱来，所以在勐桥乡的19个难民村中目前仅有5个村通电。当然，目前中国没有通电的偏僻村庄也还有许许多多。
    半山腰上芭蕉林村低矮的草房和他们的破旧的衣着证明，这是一个异常贫困的村庄--和中国许多其它我见过的贫困村庄一样。我特意走进了许多人家里，发现低矮漆黑的里面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东西，那天吃晚饭前，我看见许多人家洗的只是山上刚采回来的野菜，这是芭蕉林难民村留给我的最深刻记忆。
  难民的孩子们都不会说越南话，因为他们的父母都已经不太会说了。他们平时说的都是自己的民族话，与外界交流时就说当地的汉族话，话语中带着一种明显的民族口音。以前，村里的许多青少年都没有读过书，原因除了穷，还有就是没有学校可读。现在山脚下的红河边由中国上海市资助建起了一所“上海长宁希望小学”，村里多数孩子都可以在里面顺利上完小学。     中国政府帮助难民们盖了房屋，从山中用水管引来了泉水。被安排居住下来后，芭蕉林的难民们就开始了新的生活，政府首先让他们通过民主选举的方式自己选出了村主任和村副主任（在1979年，中国农村还没有村民直接选举村主任这样民主权利，云南省是1999年才开始逐步实验进行），并且与中国的村主任同等对待，每年发给主任50元、副主任40元“操心费”。随后，中国政府分了一些山地给他们栽种，希望他们自食其力，并且在1983年以后规定“一对夫妇只准生两个孩子，多生要罚款”。
    “据我们自己了解，在管理我们难民村的办法上，政府对我们和其他中国村子是一样的。”43岁的村主任盘有福说。
    现年57岁的李自荣曾经的金平县勐桥乡难民助理员，现在他已经光荣退休在家休息。在1979年，乡里开始接受难民的时候他就开始了这项工作，所以情况十分熟悉。
    “从1979年3月起就不断有难民被安排到我们勐桥乡来，按照当时上级领导的指示，所有难民来了都要无条件接收，但曾经也有两个人被怀疑是越南特务，因为他们是越族（也称京族，是越南的主体民族），与中国没有任何关系，所以把他们强行送回了越南，他们也再没有来过。难民们刚到的时候几乎是一无所有了，所以他们住的房屋、吃的粮食、穿的衣服和用的工具等等都是政府无偿提供的。一直到了1982年，才渐渐没有新的难民到来。”
    从1983年起，中国政府根据自己的国情，决定让难民们开展生产自救，搞好计划生育，与众不同的是不要难民们交中国农民都要交的公粮，就等于分给他们一些田地，让他们劳动养活自己，这样他们每户人家每年都有不少的收益，有时候甚至超过当地的中国农民。于是，当时也有不少难民为了感谢中国政府的帮助和关怀，硬要主动上交一些粮食、肥猪给“国家”。
    但这样的好景没有维持多久，20世纪80年代，中国全国轰轰烈烈开始了土地承包制度--也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中国当地农民开始争土地，于是与难民们发生了一些土地纠纷，他们的土地便大量减少，使只能靠种地吃饭的难民生活年年走下坡路。
    在比较贫困的芭蕉林村，村主任盘有福无奈地告诉我：“现在辛苦一年下来，粮食最多够吃半年，从1979年到1981年，政府每月给每家人15公斤大米，但现在没有了，只有自己去向政府要，有时能要到，有时也要不到；不是我们不努力劳动，一来是田地被中国人占去而越来越少了，同时我们的人口也越来越多，二来是田地全部被污染了，都不结果或者少结果了。”
    在与个旧市蛮耗镇相对的红河岸边，金平县于1998年在那里建设了一个大型矿物冶炼厂，每天都有大量难闻的有毒气体从它高大的烟囱中排出，不但给当地老百姓带来生活上的不便，更重要是许多植物不再开花结果，甚至死去，使以前郁郁葱葱的山上变得光秃秃的。当地老百姓去冲击过工厂许多次，但政府都没有什么动作，而受害最严重的难民村没有一个人去“闹一闹”，原因可能是村主任说的：“我们连中国人都不是，哪里敢说什么？”
    田地里的庄稼少了收获，当然也就没有了经济来源。于是身体强壮点的难民们就学着别人，走到红河边的公路上去帮别人打工挣点血汗钱。但他们很难离开金平县，因为他们没有《身份证》。
    在有难民居住的每一个地方，当地派出所都有两种户口登记册，一种是中国人的，另一种自然是难民的。曾经有一些难民认为，既然派出所随时要登记他们的人数，并且造成册，他们应该可以像中国人一样办一个《居民身份证》，而后自由到所有地方去。但派出所回答：“不行，必须要中国公民才能办理。”
    在中国，进出每一个边境城镇都要被公安严格检查，有些内地人要到边境城镇，还要办一种国内用的《边境通行证》。如果难民想渡过红河，到中国内地一些地方去，目前只有让村的上级管理机构，一种叫做“办事处”的机构出份书面证明，每一次都要出一份。
    不过，在河口县岔河难民区居住的难民青年也有走出去，到了昆明、广州、深圳等地方打工。23岁的王增庆说：“到了那边，我们要么出钱买个假《身份证》，要么用其他人的《身份证》办理《暂住证》，应付公安的检查，好象也没有出过什么事。不过，不是中国人，没有《身份证》，成天提心吊胆的还是不方便。”
在隔红河与越南老街市相望的河口县城，由于中国政府对经济的改革开放，自1992年起就建设起了许多用于经商的楼房，统称为“中越边贸街”。于是许许多多的越南人来到了这里，租了房屋做生意，甚至经营一些色情服务。无论如何，看起来他们都生活得很好，还可以自由地接收老街市的发射信号来观看越南的电视节目，一部分赚了钱的越南人甚至可以聘请中国人为他们工作。     同样来自越南，由于时代不同，由于原因不同，难民和这些越南人的命运却是天壤之别。
    艰难的读书
    1996年6月，22岁的刘令即将从金平县第一中学高中部毕业，他是金平县第一个难民高中生。
    在此之前，刘令的初中是在金平勐桥中学上的。据1994年12月出版的《金平县志》《民政篇》（P548-549）介绍：从1967年至1977年间，越南在10年间大肆“排华”，仅金平县就接收了389户2387人。后来（应在1979年以后）联合国难民署先后援助资金74万美元，帮助建设了一些设施，包括小学7所，中学1所......但《金平县志》却丝毫没有提到1979年中越战争后来到中国的越南难民。
    有知情人士介绍说：“在1979年以前被越南悲惨驱赶回来的人并不是难民，而是华侨--即是有中国国籍的人；而1979年以后来的才是真正的难民--他们是越南人，没有中国国籍；而联合国难民署的钱显然是资助后者的。”
    这样很明显就可以看出一个问题：承认有这么些难民中学、小学，却不承认有这么一些难民存在。刘令初中毕业的“金平勐桥中学”即为联合国资助17万美元（中国政府配置了20万元人民币）于1988年建设完成的中学，它的原名叫做“金平难民中学”，是1993年被改了名字。
    对于为何要改学校名字，37岁的校长闵老健说：“那是上面领导的决定。不过，有时候对外面宣传我们还是称'难民中学'，目的是希望能够争取到一些教育经费。要知道，1995年以后我们学校就没有得到过联合国的任何援助了，也不清楚是什么原因。”
    从1988年起至今，勐桥中学共收过500多名难民学生，平均每年约30多人，他们当中有94.5%能够读完初中，虽然也有20%的人能够考上高中、中专，但几乎没有人去读--原因是太穷了。目前，为了谋生，许多难民在1997年前后就开始租中国农民的田地来种，丰收时双方按约定比例分成；或者直接付钱，水田每亩每年200元左右，干地每亩每年80元左右。在这样的生活条件下，难民的孩子读书的可能性越来越小，而且难民的孩子基本不在中国解救失学儿童的“希望工程”照顾范围。
    所以1993年毕业的刘令是金平县第一名、也是唯一的难民高中生不足为奇。直到2000年9月，才又有一名叫做“李小定”的壮族难民孩子考上了“昆明市农业学校”，勉强去上学了。也就为了他能够去昆明上学，现在他家里已经欠了所有亲戚朋友的债。
    据闵校长介绍：“难民的子女与中国人的子女在学习、生活上都没有什么区别，但学校对他们在学费上也没有什么特别优惠，和中国的学生完全一样。在教育上，学校和老师都没有把他们区分开来，而且在中国长大、出生的难民孩子在外貌、思想上与中国孩子已经没有了明显的区别。”
    “金平县的难民孩子没有人能够参加国家正规的工作，他们没有人考上过大学，也只有一个人勉强参加了中国的高考......目前，即使他们读完了大学政府也不会给他们正规的工作机会，因为他们不是中国人。他们太需要有个归属了。”闵校长不无关切。
    唯一参加过高考的学生就是刘令。不久前我在红河岸边见到他时，他正在河口县的新街镇上买12元一块石棉瓦，见到我千里迢迢特意去看他，他显得激动极了，一定要请我吃一碗5元钱的狗肉米线。
    “刚刚初中毕业的时候，本来老师们也担心像我们难民子女能不能考高中，但我还是报了金平县一中，于是成为了第一个难民高中生，当时校长和老师们对我都很好；等到高中快毕业时，麻烦就来了，学校说不知道难民能不能参加高考，我当时急得不得了，课也没有心思上，每天到处去问。”这样回忆时后，他一时不语，仿佛心中有一种苦涩的温情和眷恋悄然滑过。
    “家里、村里、办事处、乡里和县里......我也记不清楚跑了多少地方，跑了多少次，开了多少《证明书》，当时我心只想一定要能够参加考试，至于是否能够考上，在那时侯似乎都不重要了。当然，我没有考上。不是我要为自己找借口，如果我没有那么多的心理压力，我应该可以考上的。”
   当时刘令的父母不支持他再读书--家里太穷了，想支持也力不从心，支持他读完三年初中和三年高中已经苦不堪言了；同时老人们也问过乡政府的干部，现在中国人大学毕业都难找到工作，连国籍都没有的难民更别指望了，根本就没有参加工作的可能。     高考失败后，金平一中的老师们希望刘令补习一年再考，但他谢绝了老师们的好意离开了。
    “离开金平县城回家那天，车到半路我就哭了。我是一个人流着泪回到家的，我原来的理想是学外语。我想学英语，还想学越语......其实，有几个人愿意像你这样来了解我们难民孩子的痛苦呢？而且，难民身份的情况也不是我们自己造成的呀。”
    刘令告诉我他已经不再有学生时代的任何理想，因为那样只会使自己更加痛苦，所以他很快要结婚了，“老老实实过日子”。我见到他的那一天，他买了60片盖新房用的石棉瓦，约了村里几个朴实的小伙子来搬。他们的村子在新街镇对面，没有公路通往，只能用独木舟在红河上来回摆渡，每人每次一元钱，如果要去勐桥乡政府要走四个小时的山路。当然，我坐独木舟的时候，行舟的难民说什么也不要我的钱：“你这样大老远来看我们，我们还不知道怎么感谢你呢？”
    刘令还告诉我他未来的老婆的同村的，也是难民。于是我问他：“你为什么不找一个中国姑娘呢，那样你的孩子也许可以成为中国人。”
    他想了想：“也许事情没有那么简单，何况我真心喜欢她，不是有首诗说'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吗？如果结婚还要考虑那么多，也许生活的意义就不大了。”
    其实我能够理解刘令的意思。因为早在1993年，一名中国男青年在金平县金水河口岸曾经喜欢上了一位越籍华人姑娘，应该说双方情投意合，但后来那位名叫“阿温”的越南姑娘还是走了，留给男青年一封用越文写的信。信被翻译出来后，他大醉了一场。
    “我明天要回家了，此次与你相识，我多么想与你谈心，讲讲自己的一切，但我们双方语言不太通。我整日想见到你却又不敢见，真是又想又怕，也许因为我是一个女孩。不过我想对你说：'请你不要把我想得太坏。'
    我才24岁，从小长这么大，自己的前途、理想总是不能实现，想工作也总是不可能，只因为我是一名华人，华人在越南是很难被信任的。由于种种无情的挫折，我多次想自杀，可想到自己还有年迈的父母，只好强迫自己活下去。现在我想要找一个中国男孩交朋友，但想到最终却是不可能实现的......为什么想爱而不能达到呢？我到过莱州、西贡、老街等很多地方，但从未找到一条属于自己的路，现在我只能在家里照顾父母，以此来安慰自己。
    这次认识了你，我十分高兴，我觉得自己好喜欢你，但幻想要变成现实是不可能的，谁说爱情没有边（国）界，有边界，我和你之间的边界就很深。什么时候你了解我把我当作一个知心朋友来关心，我可以等你三年，甚至一辈子......
    我的经历和故事是一个错误,是前辈人的遗憾。若现在这个地方有庙宇，我就去当尼姑，这样我孤独痛苦的心才能平静，以图来世甜美地与你再相逢。
    今天我在这里写下，让你知道我的故事。我的理想是有个好工作，为国家、为人民多做贡献，同时不要亏待了自己的父母兄弟......
    我遗憾我作为中国人却未能出生在中国，我努力读书，但想做教师、做医生的梦想都破灭了。我如今找不到一份工作，才使我找不到一个好丈夫。
    最后我想问你：若你处在我的位置会怎么想，怎么做呢？ 1993年4月”
    1996年，曾经有一名来自中国经济发达省份广东省珠海市的年轻生意人，在河口坝洒农场难民村喜欢上了一名难民姑娘，而且把姑娘带回了珠海市准备成亲。但是当地政府告诉他“这是一件很麻烦的事”，原因当然是姑娘的身份问题。有人让生意人出5万元，想办法给姑娘弄个农村户口，开始生意人不愿意，觉得太贵，后来生意人想通了，姑娘又不愿意了，自己回到了河口县。
    难民游击队
    在1998年，中国政府曾经作过一次调查，希望能够将所有的难民遣返--即让他们重新回到越南去，如果可能，将与越南政府商量具体事宜。
    但几乎没有难民愿意回去。他们都表示：他们是因为1979年战争以后，越南政府的种种迫害和为难，才抛弃财产逃到中国来，双方矛盾很深，现在当然不敢再回去了；同时他们在中国已经住了20年，第四代人都出生了，无论从哪方面说，他们都已经变成没有中国国籍的中国人了，越南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而且他们觉得中国政府非常好，生活比在越南好。
  1991年中越关系复苏后，一些越南的亲戚、朋友可以随便来到中国，找到难民们家里来玩。于是一些难民也试图回越南去看看，但越南边防军和公安不允许他们随便进入，要求他们在中国开“证明”、办“出国手续”才能进入越南国内一些边境地带。难民们去到越南国内后，当地公安对他们的管理与对外国人完全一样。由此可以说明，尽管已经不再公开仇视他们，但越南政府已经把他们看成是中国人了。     “无论任何，中国非常好，比越南好，我们做梦都想成为中国人！”
    　在这样的情况，中国政府也只好把这件事搁了下来。当然，难民中有许多人却是不敢回越南，原因是他们与越南军队打过战，双方有“血海深仇”。
    这些人就是以前在中越边境非常有名，让越南军队头疼不已，而现在已经鲜为人知的“难民游击队”。
    43岁的李小猪现在住在勐桥乡桥头街难民村，他曾经是难民中“有名”的人，因为他“当过兵、扛过枪、打过战”。
    李小猪是彝族，以前的家和孙文亮一样住在越南封土县的瑶山寨，也许因为与汉族住在一起的原因，他从小就不会说彝族话，而平日里都说汉族话。这样就使越南人都认为他是中国人，至少想做中国人。于是在1979年战争结束后，他家和寨子里的所有汉族一样被集中、被迫害，最后他也忍无可忍地跑到了中国。
    1979年3月中国从越南撤军以后，由于双方仍然互相敌视，战斗仍然在所有边界上继续。尤其在云南省麻栗坡县与越南河江省之间著名的“老山”、“者阴山”等地打得不可开交。当时曾经有一首唱遍中国大江南北，唱到了太平洋彼岸，甚至唱到了越军士兵中间的歌--歌曲作者真切写出了中国战士的情怀和挚爱：
    “也许我的眼睛不再睁开，你是否理解我沉默的情怀？也许我长眠不再醒来，你是否相信我化作了山脉？如果是这样，你不要悲哀，共和国的土壤里有我们付出的爱。”
    在当时，由于中国军队有地形不熟悉、语言不通等很多问题，在各种各样的战斗中经常造成一些不必要的伤亡，于是有人想到从难民中挑选出青壮年组成战斗武装。
    从1980年起，李小猪和许多难民青壮年“光荣”地被挑选出来，成为了许多支“难民游击队”中的一员。除了身体强壮外，他们还有的共同特点是：对中国有着无限的感激，对越南有着无比的怨恨。
    他回忆说：“难民游击队有许多支，但具体有多少支、多少人，我们都不知道，因为那属于军事秘密。当时我们村有13人参加了游击队，每人都配了一支冲锋枪，我们的任务主要就是配合解放军的侦察兵工作，特别是穿着民族服装到越南边境去了解情况，而越南军队当然不知道我们是老百姓还是游击队。有时我们还在解放军的率领下在边境上搞埋伏、打些小战，这样也经常打死一些越南兵，其中来中国搞情报的越南特工要多些。”     
    难民游击队当时都和中国的解放军住在一起，他们都有为数不等的解放军领导着，解放军不时还对他们进行各种正规军事训练。游击队员们和解放军战士一样每月都有几元钱的津贴，吃、穿全由军队负责，但没有告诉过他们中国政府今后会对他们有什么经济、生活保障，包括负伤、死亡国家怎么负责。在战斗中，也经常有游击队员负伤，全部由解放军部队医院治疗。
    “到了大约1985年，难民游击队被解散了。当时对我们的解释是说云南省军区领导认为'组织越南人打越南人的办法不好对外界交代'，所以我们全部都被动员回家，全部当农民了。”李小猪说到这时候，我看见一种明显失望的态度从他眼里闪过，并且留下一片灰蒙蒙的昏暗，使人觉得他心里有一种凄惶和窒闷。 “1998年中国政府还想动员我们回越南去，你说我们还敢回去吗？我们在中国的所有亲戚朋友还敢回去吗？更何况越南政府肯定不会要我们这些人了。”
    有一个问题我一直不好开口。难民们从越南来到中国已经20多年了，其中他们中的许多老人已经死在了中国，我一直想知道他们会在死者的墓碑上刻着什么内容--中国？越南？中国字？越南字？但经过许多小心询问和亲眼目睹后我发现：山中只有一堆堆长满荒草的黄土，没有一个被埋葬的死者有墓碑。
    成为中国人是他们的梦想
    从河口县城出发，乘车沿红河的一条支流南溪河走了40公路左右，在与马关县的交界处，有一个著名的“河口县岔河难民管理区”，当地人都称这里为“189”。同时，这里也是联合国难民署官员经常来视察的地方，所以中国的难民官员也经常来。也许有这样的原因，这里难民们的房屋、生活等等都要好一些。
“189”有一所著名的“189小学”，成立于中越战争后不久的1982年。我观察后发现他与其它的中国小学似乎没有什么不同，如果有不同，则是它没有所有中国小学都会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中国的国旗。而在越南，每一所小学里也高高地飘扬着五角黄星红旗--越南的国旗。     红领巾是社会主义国家少年儿童的一个显著特征，我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越南的小学校里，总是看见所有天真、烂漫的孩子的脖子都系着它。在“189小学”里，我问两个难民女孩：“你们为什么不带红领巾呢？”
    “老师没有让我们带呀？”她们的表情很奇怪，可能是觉得我问得很奇怪。
    “你们学校每年什么时候搞庆祝活动呢？”
    “只有六一国际儿童节的时候。”
    “189小学”50岁的李金陆老师说：“按照上级规定，难民的所有学校都不能挂中国国旗，原因当然是因为他们不是中国人；以此类推，学校里也就没有'少先队'、'共青团'等等组织，也不庆祝中国的'国庆节'，并且不要求学生们唱中国国歌，但也教学生们唱，主要是一种常识教育。”
    目前，“189小学”有183名学生，其中有50名本地中国人的学生。因为学校的特殊情况，所以这些中国学生也没有任何'队'、'团'组织，也不公开唱国歌。一位老师说：“我们不能让难民们认为我们老师有什么故意让他们难堪的行为。”
    李老师还说：“以前学校每年都可以得到联合国的援助经费，但1990年以后就越来越少，最后没有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1991年，金平县勐桥乡的10余名难民在乡政府开了一份特殊的“证明”，然后他们千里迢迢去到了云南省昆明市的五华山--云南省政府所在地，向省政府提出了一个要求：他们要做中国人。
    其实早在1989年，中国与越南的战争全面结束以前，许多难民就不断向乡里、县里和（红河）州里反映同样的要求和问题，因为他们发现：他们已经不可能、也不愿意再回越南了；而作为要永远生活在中国的他们，没有中国人的身份使他们痛感生活的压抑和种种不便。
    似乎可以这样说，“难民”是一顶可以把他们压垮的最为沉重的帽子。在许多当地中国人看来，似乎这顶帽子是耻辱的记号，穷人的象征。谁要是不幸出生于这样的家庭，或者与这样的家庭有了一些关系--嫁给他们的儿子或者娶了他们的女儿，那将证明他是一个“特殊的人”，被排除在中国人正常的生活之外。而最为可怕的事情是这顶帽子还必须“遗传”，难民的孩子还是难民--他们同样不能成为中国人。由此孩子们也就丧失了富裕、教育等等中国孩子生来俱有的机会，而成为没有任何出路的人，因为中国（也许包括世界上所有的国家）社会在教育、国防和科技等等方面，不可能把机会放心地交给一个不是“自己人”的人。
    而难民们每一次充满希望的要求都只能得到一句话：“我们没有权力答复，要等上级通知。”似乎每一级政府都还有上级，那么，最后的上级到底在哪里呢？
    金平勐桥乡政府的难民工作人员李自荣说：“难民们不断到乡里反映他们的国籍问题，我们也多次向上级汇报了，但上级的回答都是不行。”
    在乡政府的官员看来，难民的数量越少，他们的工作负担和难度会越小，所以他们私下是支持难民们加入中国国籍的，但这样级别官员的支持在中国毫无用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的有关规定，很多难民实际上已经有了加入中国国籍的资格和条件，但中国政府却没有主动办理这件事，当然有人认为中国政府是担心以后被越南政府提出抗议。
    据勐桥乡的政府干部介绍，目前难民们能够变成中国人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与中国人结婚，这样他们的孩子就能够成为中国人--但这个办法只能顾及到下一代人，而这代人仍然解决不了。同时，关于难民子女的国籍归属问题，又规定国籍只能跟男方。意思就是：难民姑娘如果嫁给了中国男子，他们的子女就是中国人；如果中国姑娘嫁给了难民男子，他们的子女仍然是难民。
    在实际情况中，很少有中国人的女儿愿意嫁给难民。我曾经见过几个，了解到她们的家都在更遥远、更偏僻的地方，生活水平比难民们还要差。一名说不清楚自己名字的女子告诉我说：她们从来没有读过书，对于什么国籍、身份等等她们自己也不清楚，只要生活好一些，嫁给谁她们是不在乎的，目前她们怀抱里的子女会成为难民还是中国人她们不清楚，也觉得无所谓。而一些对外界接触多的难民女孩，很希望能够嫁给中国人解决自己的痛苦，这样的愿望在当地却不容易实现，所以她们经常半推半就地成为一些人贩子的“猎物”，被远远拐卖到了山东、河南和福建等省份去。他们的家人却几乎不去公安部门报告，河口县一位女儿被拐卖掉的难民母亲告诉我：“女儿被带去山东省'嫁'人我是知道的，但我宁愿她找个中国男人离开难民村，因为这样她可能会生活得更好，听说山东省买个中国农村户口很容易。”

    1991年难民们去到云南省政府，得到的答复仍然是要“等上级决定”。再上级就是北京了，对于难民们来说，那是一个远得无法到达的地方。后来，云南省政府的工作人员给了他们200元的路费，让他们先回家等消息。
    等了快10年了，一直没有任何好消息传来。一位住在河口县70多岁的老人对我说：“每天，我们都要在电视里听到中国的《国歌》，但那却是与我们无关的一首歌。我都快死了，到了阎王爷那里，可能我还是一个没有祖国的难民，就不知道下辈子能不能不做这样的人。” 
    离开中越边境中国境内的难民村，我感觉离开了一个个无所不在的贫穷景象，离开了一个个充满希望，却没有未来的世界。除非中国政府正式考虑对于他们的处理--或者接纳、或者遣返，否则这些没有祖国的村庄还将长期保留在红河岸边，保留在中越边境，保留在所有好奇者的眼睛里而不会成为历史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