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突破囚徒困境？

        1950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数学家阿尔伯特•塔克（Albert tucker）编了一个故事向斯坦福大学的一群心理学家们解释什么是博弈论，这个故事后来成为博弈论中最著名的案例。故事内容是：两个嫌疑犯(A和B)作案后被警察抓住，隔离审讯；警方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如果两人都坦白则各判8 年；如果一人坦白另一人不坦白，坦白的放出去，不坦白的判10年；如果都不坦白则因证据不足各判1年。

　　那么，囚徒到底应该选择哪一项策略，才能将自己个人的刑期缩至最短？两名囚徒由于被分开监禁，并不知道对方的选择；而且即使他们能订立攻守同盟，也未必能尽信对方不会反咬。在现实中，这样的例子很多，两个人作案前发誓相约一旦被抓，要守口如瓶，不出卖对方，但在警方三审两审之后，就都扛不住招供了。因为就个人的理性选择而言，出卖背叛对方所得刑期，总比沉默要来得低。试设想困境中两名理性囚徒会如何作出选择：
　　• 若对方沉默、我选择背叛会让我获释，所以我该选择背叛。 
　　• 若对方背叛指控我，我也要指控对方才能得到较低的刑期——八年，所以也应选择背叛。 
　　• 所以无论对方是沉默还是背叛，至少我能得到次好的结果——被判八年，但如果我沉默而对方选择坦白，则我将面临最坏的结果被判十年。

　　二人面对的情况一样，所以二人的理性思考都会得出相同的结论——选择背叛。背叛是两种策略之中的支配性策略，不依赖于对方的合作，不依赖于对方的守约行为。因此，这场博弈中唯一可能达到的均衡，就是双方参与者都背叛对方，结果二人同样服刑8年。

　　在囚徒困境中，如果两个囚徒都拒绝坦白，则二人都能获得最少刑期一年，所以都不坦白，是能让两个囚徒获得共赢结果的唯一方案，也说明个人最佳选择并非团体最佳选择。但如何才能得到最优的共赢结果呢？黑手党的招数曾非常有效地破解了警方设置的囚徒困境，首先，黑手党组织将忠实视为成员必须具备的最重要的品质，组织内的提升必会考虑其对组织的忠诚度，同时，一旦有组织成员出卖自己人，黑手党组织将不惜代价，天涯海角地追杀背叛者。慑于组织对背叛者的惩罚手段，被捕的黑手党成员通常会坚决拒绝出卖同伙、拒绝与警方合作。所以美国警方经常虽逮捕了黑手党老大，却由于证人（出卖老大者）被杀，而被迫释放他。追杀叛徒是很多黑社会电影都会有的情节。事实上我们熟知的某组织的手段与黑手党的款式如出一辙。

　　在现实的博弈中，有很多这样的囚徒困境，比如罢工，如果大家都罢工，则企业主势必让步，如果有的工人罢工，有的工人不罢工，还有的不仅不罢工，还向企业主告密，则罢工者将受到开除的惩罚，而告密者将获得重用或赏金。就如同我们的社会中，有的反抗暴政，有的顺服暴政，有的不仅顺服还充当积极合作者、充当御用吹鼓手和支招者、充当五毛、钩子，那么最终唯一能够得到的平衡，就是大家都成了趋炎附势者。

事实上，我们还就是处于这样一个囚徒困境中，我们面对的就是一个黑社会组织，政府威逼利诱、软硬兼施，不卖身投靠的那是傻子，这就是为什么以一个少数强权者能够裹挟和胁迫绝大多数人的原因。靠拢组织，你能获得更多的利益，你不靠拢组织，你就会被边缘化，凭你有多大的本事都会被出局，对抗组织，更是会被严惩。除此之外还有强制洗脑、以升学、提干等利益相要挟，这些手段无不准确命中了人性的弱点，那就是人的自利意识，就是人都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的倾向。在这样的奖惩机制的刺激下，大多数人都选择了与政府合作，成为一个积极服从、攀附组织的顺民，为了让自己显得更顺从，不惜行贿送礼、出卖良心、朋友乃至家人。反右和文革中的诸多事例就是明证，终于，顺民成了绝大多数，政府也就控制了所有人，这就是我们处于目前这种无奈且有无助的局面的原因。而人们还都觉得自己有理由行贿、有理由送礼、有理由攀附强权，不这样就没法活。
　　
　　诸如此类的困境还有很多，比如无数人造假，致使不造假的人无法生存；无数人行贿，造成大家只好行贿，于是大家一起受害。一个班级的学生家长大多数都给老师送礼，你不送，你的孩子就会吃亏倒霉。就是因为有第一个送礼的人获利之后，很多人就会效仿，于是大势所趋，最终导致所有人都需要送礼，等到所有人都送礼了，此局面达到了一个新的平衡，然后又开始有人去送更加贵重的礼物，于是人人争先、唯恐落后，大家争相效仿，直到再次达到新的平衡，接着还会另有人再次突破原有的送礼水平，让行贿水平继续升格，直到贫困者再也送不起了，只好看着自己的孩子处于劣势中。这就是与现有的抢劫体制最顺服的合作方式，这就叫顺民。在这个过程中，这个制度固然是始作俑者，但若是没有我们自己一步一步积极配合，是无法把自己送进地狱的。
　　
　　在竞争中，总是会有人由于自身能力有限，却又想要获得更多凭能力得不到的东西，于是他们就强化自己另一种能力，努力建立有利于自己的潜规则，让自己能够在潜规则中处于更有利位置上，这就是原本公平的竞争为何能够被破坏而建立起不公平的秩序的原因。就好比一场赛跑，原本大家凭借的是自身的实力、智力和努力，但有些运动员会服用兴奋剂来作弊，也有的运动员靠给别人使绊，还有的运动员会用武力来让自己的起跑线往前移动，这样的赛跑就不叫赛跑，而叫做比武了。赛跑原本是为了提高人们的身体素质，却变成了一场互相伤害的比武。
　　
　　有人用武力强行往前挪动起跑线原本是一种伤害所有人的行为，但如果有人为他往前强行移动起跑线给出理由和借口，还有人愿意承认他的霸道行为是正当合理的，更有人还说往前移动的不够多，还应该更往前移动一些，如果一个赛场里大多数人都成为这个靠暴力强行作弊的人的支持者与合作者，假装没看见这些人的作弊行为，还自愿继续与之合作继续这场虚假的比赛，则这场比武性赛跑则会继续下去。我们目前就是这样，大家心里都跟明镜似的，基本上都知道在中国社会上演的是一场抢劫，但就是有很多人还在歌功颂德，就是有很多五毛效力于这个抢劫组织，为什么呢？就是为了顺从这个强大的暴力组织，让自己能获得更多一点的利益。很多人的理由，就跟一个在上海钓鱼执法事件中充当钩子的人的心理一样的：”我不做，也会有别人去做。”，于是，大家争先恐后地去配合抢劫自己的人，以期能分到一点残羹冷炙，结果是所有人都陷进去了，都成了受害者。
　　
　　所以在一个囚徒困境中，个人的最佳选择导致的后果却不是整体的最佳结果。事实上，如果大家都不与暴政合作，就如同一个血汗工厂的工人全都罢了工，大家相约一起与企业主抗衡，并互相坚守誓约，就能获得企业主让步提高所有工人的工资和待遇。从长远和整体利益来看，没有什么比大家都拒绝与不公正的暴力秩序合作更能让所有人获利的了。即便是在中国现有秩序下获得既得利益的人们，也总是举家迁往美国加拿大等法治国家，就是个明证。如果全世界都抹掉国境线，我不知道中国还能剩下多少人。当年那两个出尽风头的爱国大学生，不仅都去了美国，还嫁了美国人，当人们用脚投票的时候，才是最真实的时候。但也恰恰是这样的现实利益权衡，更真实地显示出建立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才是所有人真正的利益所在，才能真正反映出人们内心中对好坏的真是判断。
　　
　　那么如何才能突破这个困境，只有一个办法，大家达成共识联手合作，我们不跟他玩了，你作弊我就罢赛，你奴役我，我就罢工。像某先生说的那样：这就需要有人像傻逼一样站出来。林昭、遇罗克的行为在某些人看来就是标准的傻逼行径，但恰恰是因为人类社会始终有这样一些勇于站出来的“傻逼”们，这个世界才能没有远离公平正义的轨道，这就叫非暴力不合作。
　　
　　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大多数的我们能怎么办？我们能不能至少在那些像傻逼一样站出来的人们的身后跟随他们，使民间社会形成一种合力来抗衡那个最大的暴力组织？我们能不能在每一个人被侵犯了权利的时候，站出来顶贴、发声？我们能不能拒绝与那个掠夺和侵犯我们的现秩序合作，至少消极怠工，我们能不能拒绝送礼、拒绝行贿、拒绝在自己的论文上写上领导的名字？我们能不能不去为一点蝇头小利去充当五毛和钩子？这个就叫做非暴力不合作。　如果我们一点点小亏都不肯吃，一点点小力也不肯出，甚至一点点占小便宜的冲动都不能克制，一点点小风险都不肯承担，那我们就只好一起被困住吃大亏了。这不需要你流血、牺牲、也不需要你坐牢，我们很需要问问自己：就这点事，我们能做到吗？如果我们能一直看着林昭、遇罗克们去赴死，一直看着那些像傻逼一样站出来的人们去坐牢，不仅如此，还有很多人飞跑着去蘸人血馒头，那我们就别抱怨了，因为我们遭受这一切纯属自找、活该。
　　
　　曾经有人跟我讲过这样一件事，一个来自西方某国的外教编写了一本书，中国的某出版社决定为他出版，但其所在的中国学校的领导与这个外教商量：“能不能在你的书上署上我的名字？”。结果领导被拒绝了，那个外教也不出版这本书了，这个也叫做非暴力不合作，在所有国内企业都默认某组织剥夺我们的言论自由和知情权的时候，有一个叫做谷歌的公司却不在容忍而出走了，尽管很多中国人特自以为聪明地认为那是经济利益使然，但实际上，这个也叫做非暴力不合作，在美国新闻界就是会有很多傻逼们情愿坐牢也不出卖自己的消息来源，这就是民主法治社会的公民应有的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