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从“政绩”的点和面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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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绩”的点和面谈起
南方周末    2002-08-22 09:58:52
■纵深点评
□秦晖
王怀忠的案例发人深省。他与南方周末去年披露的“利辛现象”同出自一个地区,行为方式也带有某些共性。不过,对于其他地方的读者而言,有许多东西也是可以引以为鉴的。
王怀忠与利辛的那些官员名义上都是靠“政绩”升官的。什么是政绩呢?大致有“点”与“面”两方面。“面”上的政绩不能靠举例,要有宏观数字作依据,于是就有了“官出数字,数字出官”。王怀忠在这方面可谓轻车熟路,乡企产值“一年翻番”就是一例。“点”上的政绩则靠某些“先进典型”,而这些样板作为政治资本必须“产权明晰”:它们是“某某首长抓的点”。于是就有了“官造典型,典型出经验,经验出官”。
一般地讲,“面”上数字造假,国家与老百姓都是吃亏的,“点”上造假的情况则有差异:从材料上看,王怀忠树的那些“典型”,如那个“牛状元”,除了充作首长的政治资本外自己并未得到什么好处,实际上这些“典型”本身也被坑了。
中国传统时代的官场讲究政务官回避制,官员不能在家乡获提升,而必须异地、通常是在外省当官,以防他成为地头蛇即所谓“豪强”。这些“豪强”依托乡土人事关系形成盘根错节的势力,往往为小圈子利益而损害大局,为乡土利益而损害国家利益。于是,以没有乡土根基、频繁调动的“流官”来抑制“豪强”,便成为中国传统的一种“政治智慧”。
历史上一些思想者颇有主张改“流官”制为“乡举里选,就地择贤”、依靠地方精英进行治理的。不过,这样虽可能有“兔子不食窝边草”、乃至“兔子栽培窝边草”的好处,但也容易尾大不掉,形成“豪强”之弊。
然而今天的情况却有不同,王怀忠与利辛的那些官员都是久任桑梓、就地升迁的,但他们却“兔子专吃窝边草”,兼有流官土官之弊而无两者之利,这又是为什么?
清末以来,我国以在籍士子为代表的地方精英与以回避制为特色的传统官僚体制都趋于瓦解,在长期战争环境中出现了一种既非乡举里选又非科举回避、同时更与现代政治文化差异巨大的任官机制。战争中对“新区”的治理往往这样建立:大军每到一地,同一部队中的军官便成批就地转任地方官。这样对于地方而言就出现了不自觉的“另类回避制”:官员基本上来自远方外地,较难产生乡土认同。然而与传统回避制截然不同的是:这些官员本身却又多来自同一军队建制(而当时同建制军人原籍也往往相近),彼此间有密切的人事渊源,这样就形成了既无“土官”的乡土利益取向、又无“流官”的人事关系简约,既易产生“豪强”的盘根错节之患、又易导致“酷吏”的苛待乡里之弊———报道中所谓的“不在乎底下人说什么,只在乎上面的脸色”。当革命时期的理想主义道德自律逐渐淡化后,这种体制的缺陷便会显露出来。
随着时间的推移,那种由于外地籍军官转业而形成的“另类回避”现象逐渐减退,“文革”中大量老干部被打倒加速了这一过程,到20世纪70年代,地方官就地升迁已成主流。像王怀忠这样从乡村基层而亳县而阜阳而安徽一路就地提升的现象就是这样多起来的。但这种升迁机制既非传统的乡举里选又非现代民主制度,其基本规则仍与过去相同。因此官员构成的乡土化并没有改变上述那种非“土”非“流”、亦“土”亦“流”的体制缺陷。像王怀忠那样“兔子专吃窝边草”的现象,像利辛事件那样既盘根错节又苛待乡里、兼有“豪强”与“酷吏”之弊的案例,就是这样孳生的。
近年来,在改革潮流中转变政府职能、改革政府体制的呼声渐高,出现了许多有意义的尝试,如公务员考试制、任前公示制、离任审计制乃至基层民主选举制等。乡镇乃至县一级干部任用趋向回避原则,就地升迁减少异地调迁渐多,也是这一潮流中的现象之一。不过,回避原则的运用是否得当固然是一个问题,把历史上主要用于县及县以上官员的回避制大量用于“乡官”,出现乡官回避与频繁调任、以致产生相当大比例的“乡官城居”现象,加剧了短期行为,增加了行政成本,这样做是否可取值得研究。但从根本上讲,即使我们“原汁原味”地汲取历史上“行之有效”的那种回避制又能怎样呢?如上所述,历史上的那种“流官制”本来也是积弊甚多,以致使人怀念“就地择贤”,陷于长期无解的两难困境。在21世纪的今天,借鉴传统或有可取,回归传统则既不可取也无可能。
王怀忠们是靠虚假“政绩”升官的。而不管是面上的假数字和点上的假样板,都只能欺上而无法瞒下。为官当然不能没有政绩,如果一个体制使他能够“在乎百姓的脸色”,我们才能看到真实的政绩。只有这样,传统官制中的回避与否之两难困境与“土官”的豪强化、“流官”的酷吏化之弊才能消除。
(作者为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