辑一 上海

自序：我的第一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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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上海男人！》结集成书了，才发现，这竟是第一本我为大陆读者所写的书，收入文章多数在《文汇报》发表过。在此之前，所有的书都是“转载”。这个不经意的发现使我怔了一下，想起前两天德国编辑问我的话：“在你的写作时间分配上，亚洲和欧洲所占比例如何？”还没人这样问过，沉吟了一会儿才能回答：“1995年以前，百分之二十给欧洲，八十给中国台湾；1995年以后，百分之二十给欧洲，百分之四十给中国台湾，四十给中国大陆。”面对三个读者群，每一个读者群的知识范围和关心的题目非常不同，可是，我之所以能够在三个文化圈之间“游艺”，表示这些读者群仍有一个共同的文学品位，因为一个我，即使用不同的语言，不可能有两个表现风格。1995年在我的写作历程中是一个关键，因为这一年，《文汇报·笔会》副刊开始有我的专栏，像一扇窗子突然敞开——正值古老中国的20世纪，生命躁动一如初始：我看见，我聆听，我印证脑海中原已熟悉的概念，我汲取崭新而陌生的印象；还没回过神来，一半的我，已是一个大陆作家。
这本书里有三场论战，分别发生在上海、新加坡、台北。《啊，上海男人！》刊出的当天，听说《文汇报》编辑们就代我受罪，接到不少愤怒的上海男人的电话；可惜这些愤怒的声音没有文字呈现，否则一定是最鲜活生动的上海话！这里所收的十来篇议论文章——来自大陆各省、台湾以及法国、加拿大、美国、日本，我相信肯定还有我没机会看到的——并不曾解决任何问题，严重的各说各话使得讨论失去焦点，等于没有讨论；但是各说各话在这里反而成了更出色的主角，它很具体地突现了在不同文化氛围里的人们对文化认知可以错离到什么程度。大陆人和台湾人也许使用一样的词汇：解放、女权、自主意识等等，但是每一个词所蕴含的意义却由于社会条件的不同而有着巨大的差异。这场关于上海男人的争论显得有点儿光怪陆离，我觉得，倒正是我们的时代特征。
《还好我不是新加坡人》在新加坡的《联合早报》发表之后，一位当地作家说，一夜之间“龙应台变成新加坡的人民公敌”。文字能使一个人成为“人民公敌”，还真是对文字的高度赞颂。新加坡人和中国大陆人、台湾人、香港人以及留美华人都加入了这场论战，每一个人都因为见证过不同的历史而对问题有截然不同的角度和信念。值得思索的是，如果处在相对闭锁的社会里，得不到充分的信息和知识，我们如何形成判断？一个人若对自己毫不怀疑；他又如何能倾听别人、与别人对话？
可是认知不同岂止限于文化与文化之间？画家何怀硕与我同属一个社会，而且是朋友，却也可以爆发一场小小的辩论。知识分子，在一个专制和一个民主体制里，占有非常不同的地位，发挥非常不同的作用。在前者，知识分子容易成为英雄；在后者，他觉得失落，使不上力。其间悖论在于，英雄时代的他本来就致力于社会由专制转向民主，转向成功之后，他却怅怅然找不到自己！我们之间的争执多多少少反映了我们所处的社会正在经验的价值变迁。
没有一场争论是我事先设计、有意掀起的，但是每一场争论对我个人都有一个震撼：如果没有理性和知识作为基础，任何讨论都只是口沫横飞的幼稚争吵而已。一个社会的成熟程度，可以由它所表现出来的理性和知识程度来衡量吧。有一个念头总使我战战兢兢，如履薄冰，那就是：我，有没有能力看见自己的盲目？
任何城市都是寂寞荒凉的，除非你在里头恰好碰上几个可爱的人。《文汇报》的《笔会》为我打开一片繁花似锦的世界——在一个写作者的眼里，丑陋也是美丽的——我为这样的机缘觉得谦卑而感谢。
1998年9月10日

第1节　初识——给上海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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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面对面见到我的大陆读者，是在一个北京派出所里头。湖南来的哥哥让人骗走了钱，我到派出所去为他说明，发现警察正看着《野火集》。一个面貌清秀的年轻警察问我：“自由太多了，社会不乱吗？”
第二次，是在从湘西驶往长沙的软卧车厢里。文质彬彬的年轻乘客告诉我他们当年在大学里传阅《野火集》的情形。
我真是好奇极了，对我的大陆读者。他们是谁？
台湾读者，我当然熟悉得很。一次新书发布会就可以告诉我：他们大约是十七岁到七十岁之间的人，高中大学程度以上，在学大学生居多数，但是社会中的老师、工程师、记者、法官，各行各业都有。女性多于男性，然而六十岁以上、白发苍苍的老先生不少，老太太却几乎没有。
我也可以大略解释这个读者群结构。读者教育水准偏高，是因为书的知识性格。女性稍微多于男性，尤其是二十五至三十五岁之间已经就业的女读者，稍超过相对的男读者，大约是因为，在台湾的社会形态中，男性一旦离开学校就进入所谓事业的战场，不再有看书的时间；女性的“战场”意识较淡，即使就业，却仍注重个人内在的发展。台湾的出版人也知道，买书的多是女性。
为什么老先生读者不少，老太太却不见呢？我只能猜；老先生读者常来信和我谈国家大事，老太太或许因为是上一代的女性，读书的习惯和兴趣与我所关心的题目没有交集。
但是我认识我的台湾读者。他们在中学里背诵过《青年守则》：助人为快乐之本，忠勇为爱国之本……。他们在大学里朗诵过《诗经》：“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载阳，有鸣仓庚……春日迟迟，采蘩祁祁……”他们早上在巷口买套烧饼油条当早点，晚上也许和朋友吃日本料理。他们对台北这个城市既厌恶又深爱不舍，他们对政治既乐观又批评不已。他们在知识和观念上走在世界的前端：女性主义、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解构和后解构主义；在生活的实践中，他们却清楚地看见自己的脚步印在传统的土壤上，一步一徘徊。
他们在茶馆里品茶；在酒吧里喝酒；在书店里浏览；在小心翼翼地过马路，牵着孩子的手；在计程车里听司机破口大骂政治人物；在机场，提着简便的行李……。是的，我认识他们，就像一起长大的街坊邻居一样。
但是我的大陆读者是谁呢？
上海文艺出版社给了我一个机会。5月1日的签名会上，我终于见到了我想见的人。
队伍太长，对每一个读者我只能深深地看他一眼，把面貌和感觉摄进印象里，然后问他的职业。读者显然也知道我们见面之不易，有人从南京、无锡乘火车赶来，有人带了礼物：一首诗、一副对联，邮票、卡片、装饰品……。一个年轻人说：“读了你的《我不站着等》——”
他停顿一下，继续说：“觉得很惭愧，但是想告诉你，大陆人不都这样的。”
我说：“我知道。”
他弯身去摸索一个塑胶袋子，取出一束鲜花，递给我：“早上挤公共汽车，就怕把花给挤坏了……”
我接过花，轻嗅花的香气。电视台的摄象记者正拍着别处，急急赶了过来，对年轻人说：“请你把花拿过来，再献一次好吗？”
年轻人断然拒绝：“这是我真的感情，不表演的，没有第二次。”
我仍旧捧着鲜花，看着他走开的背影。
两个半小时之后，我终于也认识了一个轮廓：我的大陆读者，是十七岁到七十岁之间的人，高中大学程度以上，大中学生居半数，但社会中的老师、工程师、干部、图书馆员，各行各业都有。白发苍苍的老先生不少，老太太却几乎不见。
和台湾不同的是，读者中有好些个所谓“蓝领阶级”：工厂工人、厨师、司机……。最奇特的是，男性多于女性。
为什么？我求教于上海朋友，为什么在这里男读者远超过女读者？上海朋友半诙谐半正经地说：“大概因为台湾还是一个文化比较传统的社会，男人是主导的、强悍的，而大陆的男人已经没有那种优势，比较柔弱。你的文字，对不起，是比较阳刚的，所以比较吸引男性读者吧？”
我很怀疑他的分析，但是，谁能给我更好的答案？
在华灯初上的外滩，我看见情侣在江岸上相依而坐，脸上有恬然遗世的神情。拥挤的公共汽车在南京路上停停走走，我看见被生活折旧了的脸孔贴在玻璃窗上，疲倦而木然。和平饭店前有西装革履的男人，福佑路市场里有捧着大碗吃饭的女人。城隍庙前有人依着画廊雕柱对镜头做出粲然笑脸。
我还是不认识我的读者。他们经过了什么又看见了什么？他们害怕着什么又追求着什么？他们有什么样的幻灭又有什么样的梦想？不曾和他们一起成长，我无从想象他们生活里的点点滴滴，可是在那长长的队伍前端，我们曾经深深地对望；回想那对望的一刻，或许我们竟是熟识的。写作者在孤独中写作，读书人在孤独中阅读，那孤独其实是种种情怀的交会。文字之所以有力量将不同世界的人牵引在一起，是因为不管他们经过了什么看见了什么，在心的最深处，他们有一样的害怕与追求、相似的幻灭与梦想，午夜低回时有一样的叹息。
我们毕竟在同一条历史的长廊里，或前或后；鲜花释出清香，像丝带潦绕。

（原载1996年6月19日《文汇报·笔会》）

读者来信（一）

龙应台女士：您好！
我是个五十七、将近六十岁的老太了。从前天的《文汇报》上看到您说您还没有发现老太喜欢看您的文章。今天我要给您一个惊喜：有，我就是一个，而且非常之喜欢看您的文章。
自从您在报上发表专栏以来，我几乎每期都看，我觉得您的文章很适合我的口味。尤其是知道您是湖南人后，我更加喜欢，因为我也是湖南人。我觉得我们湖南出了一位真正了不起的女作家了。我为之高兴和自豪。
对于您的文章内容我都记不太清楚了，可能是年龄及每天的家务太忙的关系，现在看什么都容易忘。只觉得您很有个性，很倔强。敢想敢说。看问题很敏锐。笔头锋芒四射。我就喜欢看这种文章。
至于我为什么没有去排队买您的书呢？
说实在话，我不怕您见怪，我从小就喜欢看书，却从来没有自己买过书看过。小时候家里很穷，想看书时只是去新华书店柜台边看，或去图书馆借来看。从没有想过自己去买书看。
以后有了工作结了婚，应该说条件有所改善，但我仍觉得买书不划算。一是要花去很多钱，二是要收检和有地方存放。我们房子这么小，连住人都住不下，哪有它放的位置！
我先生是个很喜欢买书的人，常去书店买书，但他是不大考虑钱和收检的问题，因此经常为这事吵吵闹闹。当然吵归吵，看我还是要看的。
现在虽然年纪大了，也退了休，但比上班时更忙，更累，因为有了第三代，要帮他们做，一天到晚做不完的家务。
因此像我们这种人，怎么可能去排队买书看呢？有时一年到头都不去一趟上海市里。尽管还有些这方面的灵感，也就只好免了。
今天和您写这封信，只是想让您知道，您的文章在大陆人们心中有何等的影响，更加增强您的自信，写出更多更好的文章。
在这里同时我还要告诉您，我的女儿也很喜欢您的文章。
祝您
永远前进
宝冶读者
1996.6.21草

读者来信（二）

应台先生：您好！
拜读19日刊于《文汇报》您的《给上海读者》，为您的一片至诚所感，冒昧奉函，谈一点感想。
本人是五十多岁的男性读者，一个以绘画为主业的文化工作者，“文革”前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绘画、读书、记日记于吾如吃饭、喝水一样重要。
读先生的文章也仅从今年《文汇报》改版后的《笔会》上《龙应台专栏》开始，很惊喜，看到就读。
您是我中国当代一位难得的睁眼看祖邦看世界的女作家；您写的东西让人觉得实在，文中有一股浩然之气，有一种中国古代大文人和外国大作家所共有的大气；特别可惊喜之处，这样的文笔又是出自我们民族近现代“又有害怕又有追求的长廊中”走出来的一位娉婷女才子之手。
大陆的男读者憋闷得慌。扫视大陆文坛，数十年来，少有能挺着脊梁、亮着喉咙、坦然说话的，总是不得已说些吞吞吐吐、转弯抹角的不知所云的话。我们很少读到直言、坦言、放言、真言的好文章，怎不闷得慌！除了数年前的戴厚英先生的文章，大陆女作家中大气的作品似也少见。一个女子走出学校，走出家庭，面向社会大声说话，慷慨陈词，怎么能过多推崇“小女人的文章”呢？

第2节　啊，上海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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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个台湾女人，在美国和欧洲生活了二十年。从俄罗斯到南非，从以色列到菲律宾，全走遍了；以为这世界上能让我真正惊讶的事情大概已经没有了，直到我认识了上海男人。
在十年前开始阅读大陆文学的时候，印象最深刻的不是民族苦难、十年浩劫什么的，而是：咦，怎么小说里下厨烧饭洗碗的以男人居多？瞄一眼我的书架，随便抽出一本翻翻：你看，夫妻俩要请客了，“13日一早，周敏起了床就在厨房忙活。”这周敏可是个男人。“因为临时居住，灶具不全，特意去近处旅馆租借了三个碗、十个盘子、五个小碟、一副蒸笼、一口砂锅。”周敏紧接着开始剖鱼，他的女人就试穿上一套又一套的漂亮衣服，化妆打扮。这样的情节在台湾的小说里可难找到，台湾作者要编都编不出来。
社会主义教出来的男人还真解放，我记得自己暗暗惊叹。
在海外见到的大陆女人，说得夸张些，个个抬头挺胸、骁勇善辩，没有人认为应该牺牲自己去成全丈夫的事业。资本主义社会里的谚语，“每个成功的男人背后有个温柔的女人”，不能用在大陆女人身上；她们昂首阔步地走在前头，不在男人的阴影中。相形之下，台湾女人处处流露出传统“美德”的痕迹：温良恭俭让，样样具备。仪态举止上仍讲究“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的羞怯。自己的事业一不小心太顺利时，还觉得对男人不起，太“僭越”了。
瑞士的女人不久前还没有投票权。德国的女人，婚前也许雄心勃勃，一旦有了孩子就发现幼儿园、小学、中学都只上半天课，下午她就得留守家中做保姆、清洁妇、厨师、司机兼园丁，而这些工作又全是无给职，她变成一个伸手向男人要生活费的配偶。德国女人是欧洲有名的贤妻良母，为丈夫子女牺牲自己的事业不仅不被当作美德，简直就是女人应尽的义务。走过德国的小村镇，你可以看见一户一户的女人在晒棉被，擦窗玻璃，擦呀擦呀擦得一尘不染，等着男人回家来夸奖。
所以我对大陆男女关系的平等是有心理准备的，只是没有想到上海男人在大陆男人中还自成一格，是一个世界稀有的品种。
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只要侧耳听听人们飞短流长地说些什么，大概就可以探知这个城市的文化特质。走进安徒生的家乡，你会听见人们窃窃私语小美人鱼如何受父权压抑，不让她追求爱情。走进格林兄弟的小镇，你会听见人们如何议论灰姑娘辛德瑞拉的后母。走进李昂的“杀夫”小村，你会听见人们耳语妇人林氏如何被丈夫毒打强暴。而不分古今或中外、童话或写实，流言中被虐的都是儿童和妇女；《二十四孝》是一部儿童被虐史，《列女传》是一部妇女自虐记。但是在20世纪末的中国上海，你说奇怪不奇怪，流言的主角竟是男人，被虐待的男人。
某人被妻子赶了出去，在黄浦江边踱了大半夜。房子是妻子的单位发的，所以女人指着门叫他走，他就得走。某人在外头有了情人，妻子便让他每天趴在地上拖地，来来回回地拖，直到他一只手脱了臼；没关系，装回去，再拖。某人有一天回家晚了，发现他的写字桌、书籍衣物被妻子扔在门外，像丢垃圾一样。某人想离婚，女人就把水果刀按着手腕威胁自杀，男人遂不敢再提离婚，但女人从此每晚强迫男人向她求爱……
“男人——”我小心翼翼、结结巴巴地问，“男人——也可以被被被强迫吗？”我并没有那么无知，可是我们是在谈上海男人，情况也许特殊些。
“怎么不可以？”亲戚轻蔑地白我一眼，继续说，“小张每天都像死人一样去上班，再也没力气要离婚。他老婆还揍他呢！”
哦！那么上海男人和瑞典男人差不多吧？在国外的报上曾经读到一份联合国发出的文件，说是瑞典男人被妻子殴打的情况普遍，呼吁瑞典人成立保护男人组织，拯救被虐男人。在欧洲，瑞典的男女平权被认为是最进步的，可是为什么当女权得到伸张的时候，男人就取代女人成为受虐者？难道两性之间无可避免地必须是一种权力的斗争？我来不及深究，因为眼前这个上海男人正兴高采烈地告诉我他怎么怕老婆。
我爱我老婆呀，她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他说起来眉开眼笑。旁人七嘴八舌地催他，讲讲讲，讲你怎么上厕所。他就说，老婆爱干净，不准他用身体去碰马桶，所以他总是双脚蹬到马桶边缘去办事的。有一次，一个打扫厕所的老太婆，从外头往下看，哎呀，他脚不见了，就一面叫骂，一面用拖把打门；他不为所动，老婆的命令，不下来就是不下来。
和一个文化界的朋友午餐。吃了一碗蚂蚁汤之后，他开始吐露一点婚姻上的苦恼。“你别看我在外面好像还是个挺重要的人，”他擦擦额头的汗，“在家里呀，我什么都不是。”第二天我们要一起参加一个会议。“我老婆叫我提早赶回家去买菜做饭，她有个亲戚要来看她。”
他摇摇头，愤愤地说：“我才不赶回去呢！是她的亲戚，你瞧瞧。”第二天，会还没完他人已不见。别人不知他到哪儿去了，哈，我知道。
接着是表姨要我到她家去吃午饭。我当然要她别麻烦，出去吃好了。不麻烦，不麻烦，她说。到她家时，饭菜已热腾腾摆上了桌，表姨和我坐下来吃，厨房却仍乒乓作响，是谁在做菜呢？
端着热汤走出来一个年轻男人，表姨介绍，是她将来可能的女婿，一个工程师，刚巧从外地来访，所以要他下厨。果真不麻烦。
吃过饭之后，是这个男人收拾碗筷，清理厨房。
清洗之后，他陪我们两个女人逛街看衣服店。逛街的时候，他跟在我们后头，手里的大包小包一包比一包重，走了一个下午。
“你说嘛，这种情况，”回到台北，我问一个在大学里教书的朋友，“在台湾可不可能？”
她并不回答，却若有所思地边想边说：“我想起来了。我在上海借住在一对不怎么熟的夫妻家里。有一天出门回去的时候，发现男主人把我换下来的内裤都给洗了，晾在阳台上。我大惊失色。”
“现在，我明白了，”她微笑起来，“上海男人嘛！”
我也明白了。上海男人竟然如此可爱：他可以买菜烧饭拖地而不觉得自己低下，他可以洗女人的衣服而不觉得自己卑贱，他可以轻声细语地和女人说话而不觉得自己少了男子气概，他可以让女人逞强而不觉得自己懦弱，他可以欣赏妻子成功而不觉得自己就是失败。上海的男人不需要像黑猩猩一样砰砰捶打自己的胸膛、展露自己的毛发来证明自己男性的价值。啊，这才是真正海阔天空的男人！我们20世纪追求解放的新女性所梦寐以求的，不就是这种从英雄的迷思中解放出来的、既温柔又坦荡的男人吗？原来他们在上海。
“我才不要上海男人呢！”二十五岁的上海读者翻起白眼，一脸不屑，“长得像个弯豆芽，下了班提一条带鱼回家煮饭，这就是上海男人。我要找北方人，有大男人气概。我就是愿意做个小女人嘛！”
我怜悯地看着她光滑美丽的脸庞，很想告诉她：年轻的女郎，为这大男人气概，你可得付出昂贵的代价，那就是你自己的生命发展。你不知道天下最宝贵的男人就在你的身边呢。
我没说，只是带着一大团困惑离开这迷人的城市。上海的男女真平等吗？不见得。只需看冰山一角：我接触的是上海的所谓文化菁英——碰来碰去都是男人，和在台北，在德国、美国，没有两样。也就是说，在公领域里，社会的资源和权力仍旧掌握在男人的手里。上海女人说起来如何厉害、如何能干，显然还局限在私领域中。两性权力分配的均匀只是浅浅的一层表面，举世皆然。
而那二十五岁的女郎对大男人的向往，并不是轻易可以嗤之以鼻的。美国诗人罗伯特·布莱所写的《铁约翰》成为畅销书，可能是因为他提出了一个令许多男人女人困扰的问题：
解放的男人、温柔的男人、不以帮女人洗内裤为耻的男人，当他们发现女人竟然开始嫌他们不够男子气的时候，何去何从？而女人，穿上男人的衣裤，跨着男人的大步，做男人的“同志”与他并肩开辟天下，当她们发现男人竟然开始嫌她们不够女人味的时候，又何去何从？
在上海，被男人养着玩儿的“金丝雀”和小女人又开始出现了，好像历史又往来时路倒着走。两性之间究竟是否脱离得了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模式？男女平等、互敬互爱的前景究竟是什么呢？
骑着单车、拎着带鱼回家的可爱的上海男人，是不是也正想着这个问题，心里有点儿忧郁？

（原载1997年1月7日《文汇报·笔会》）
后记：此文在上海《文汇报》刊出后，引起轩然大波。“上海男人”纷纷打电话到报社大骂作者“侮蔑”上海男人，上海男人其实仍是真正“大丈夫”云云。

也说“上海男人”——陆寿钧
龙应台的大作《啊，上海男人！》让我惊讶的是：作为一个很有学识的人，怎能以地域划分来笼统地评说人！
我向来不赞成以地域划分笼统地对人，对男人、女人去概括出个特征来进行褒贬评说。我们应该面对事实：每一个地域的人，每一个地域的男人与女人，在性格、处世特征上并非都是划一的，也不可能是划一的。上海男人与外地男人一样，有婆婆妈妈的，有窝窝囊囊的，也有豪爽大度的，事业性极强的，很难用一个划一的说法去概括他们的特征。我想，台湾人，台湾的男人和女人也是如此。龙应台说：“台湾女人处处流露出传统‘美德’的痕迹：温良恭俭让，样样具备。”对此，我只能报之以一笑。且不说台湾报刊上天天都有与此相反的报道，就拿一开头就声明“我是一个台湾女人”的龙应台来说，倘若果真“温良恭俭让，样样具备”的话，就不会到上海的报纸来“横扫”上海男人了！
龙应台以在上海的所见所闻，举了不少上海男人如何“怕老婆”，也就是本地人戏称的“气管炎”（妻管严）的毛病，我也只能报之一笑。诚然，这些事例虽不免在传说与行文时有所夸大，应该说还是在上海的一些男人中存在的，但绝不能就把它划一地看成是上海男人的“特产”了。就在这些事例中，龙应台也不免被一些表面现象所迷惑。上海不少把“怕老婆”挂在嘴上，或装作“怕老婆”的男子，实际上是并不怕老婆的，这只是他们在夫妻关系中的一种善意的“谋略”。上海男人中的一些人与其他地方男人中的一些人一样，有他们的复杂性。
龙应台“在美国和欧洲生活了二十年”，在世界上走遍了不少地方，当然是个非常解放的女人，所以，她在列举了上海男人做家务、不与老婆争高低等等“特色”后，仍然觉得“上海男人竟然如此可爱”。其实，在男女平等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熏陶下，上海的男人与女人早已不把这些当作一回事了，为什么家务事必须都是女人做呢？一个真正的男子汉为什么要落到去与自己的老婆争高低呢？上海舆论衡量一个男人有没有男子气，主要还是看他在社会生活中是否活得堂堂正正，并不在于在家中做不做家务和是不是与老婆逞强。看来，龙应台的“解放”与我们的解放还是有区别的，或者说，我们的解放已越过了她所理解的“解放”。当然，在上海的男人与女人的关系中，不免还存有某些阴暗之处，但绝对不是如龙应台看作的“好像历史又往来时路倒着走”。绝大多数的上海人，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对男女平等、互敬互爱的前景还是十分乐观的。
因此，我也不同意龙应台似乎是透过现象看本质的一段话：“上海的男女真平等吗？不见得，只需看冰山一角；我接触的是上海的所谓文化菁英——碰来碰去都是男人，和在台北，在德国、美国，没有两样。也就是说，在公领域里，社会的资源和权力仍旧掌握在男人的手里。上海女人说起来如何厉害、如何能干，显然还局限在私领域中。两性权力分配的均匀只是浅浅的一层表面，举世皆然。”我们暂且不去广泛地列举，也暂且不去理会“所谓”两字，就拿上海的文化界来说吧，用一句上海话来说：女作者、女记者、女导演、女学者何其多呵！上海肯定还存有男女不平等的事例，但并不能就此断定上海男女不平等。
我并不是个正宗的上海人，只是在上海生活了那么多年，才对上海人，上海的男人和女人，看出了一些道理来的。我想，龙应台如能多来几次上海，她的看法会真正深入下去的。
欢迎您，龙应台，多来几次上海吧！

理解上海男人——吴正
通常，我的创作习惯是只执著于自我感受而很少遭到外界什么因素干扰或者引诱的；然而，这次的例外是在我读了龙应台女士的那篇《啊，上海男人！》之后，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成了她绘声绘色之中的某一个，但有一点应无疑义，那便是：我就是个地道的上海人——上海男人。我笑眯眯地对自己说，也来一篇吧，作为对龙女士娇声一呼的某种回应，充当回音壁。当回音壁有时是很有乐趣的。
虽然，拎带鱼骑单车回家的形象并不适合于我，但毕竟，我们都是流动着相同性格血型的一群。近百年的传统加上三十来年的革命化，男女平等的教育会造成一种什么样的上海男人的心理顺从，我答不上；上海男人在世纪初率先接受文明、世纪中适应社会转型、世纪末重新投身开放热潮的种种不寻常经历终将把它铸造成了一个特殊的性别种族。经济地位、江南性格以及文明熏陶，这是构成上海男人的三道鲜明的性格光谱，所谓小男人只是一种肤浅不过的理解，上海男人的生命哲学是尽可能地礼让出生活上的种种细节来满足他们的所爱者，从而为自己换取更广大的事业的思考空间——而这，不就正是上海男人的高明之处？我们很可能缺乏伟岸的体魄、叠叠的肌块以及“黑猩猩捶打自己露出毛发的胸脯来证明其存在价值”时的那种声嘶力竭，但我们却有强大而安静的内心境界。上海从前是、今天又再次成为全国乃至世界的文、经重镇，与上海男人的这种性格内质不无关系。只有傻瓜才会将性别视作为什么可供自豪和自居不凡的东西——世界上不就是除了男便是女的两种性别？这便是我们所理解的大小男人主义之间的辩证关系。
然而，我相信龙女士也是理解这一切的。她是个干练和充满了男性化果断和机敏作风的女人。我与她有过若干次兴致高涨的交往，在文化界人士聚会的饭局上，她谈兴热烈真挚而开放，与她笔下的那位有着光滑美丽脸庞的、芳龄二十五的、说是希望将来能嫁个北方大男子汉的汪汪女子大相径庭。当然，向往外形上的阳刚与伟岸，这是每一个女性的心理密藏，只是如龙女士所言，为着这种单一的追求，日后的你会不会因而付出昂贵的人生代价？外国究竟如何咱不敢说，单在中国，男人盘腿炕头饮酒喝茶斗鸡玩蟋蟀闲扯瞎聊打老K，而让老婆下田喂猪抬水背石，完了要以最快的速率换好小孩的尿布再炒几碟小菜端上桌来侍候他们，一旦干不好，还可以揪着女人的头发来个兴师问罪的北荒南乡之地至今还有不少。这种令上海男人们瞠目之后外加摇头的原始以及不开化绝不是单以“民俗”两字的解释便可以一笔加以抹煞的，这正是该类区域在能见的将来还不能那么快地摘去贫困之帽的标帜之一。然而，上海不是这样，在这座文明与繁华的国际大都市中，男女性别都等值在同一水平线上，各尽其职。龙女士已细致观察到了所谓文化菁英仍以男性居多的事实。其实，“武化”还是“商化”的菁英又都以哪一种性别为主，这是在两性单独相处相悦相濡之时发挥出来各自的性别特长。在一个文明合理先进的社会中，凡强者，不论男女，都有竞争至社会最前列的权利，美国如此，香港如此，上海，也如此。上海，于是便在龙女士的笔下被唤作一个“迷人”的城市，难道在这“迷人”之中就不包括上海男人这一项精美而别致的人性软性？——我想，这是龙女士的一句并没有说出了口的肯定。
其实，最深刻了解上海男人的还是上海的女人。她们是她们男人们的一种背景、一擎支柱以及一湾避风港。她们在生活细碎上所表现出的“昂首阔步”只是她们间接顺从的一种变奏，她们才是上海男人最佳的精神与事业拍档。在上海，惧内不会被人真正地笑话（上海人的一句口头禅是：“怕老婆发财格呀！——”），而相反，欺妻与虐妻倒被公认为一种耻辱，一种外烫内寒的懦夫行为。上海夫妻的恩爱秘诀是心照不宣的感情互动以及精神体贴——诸如那段替老婆洗内裤的细节，不论龙女士添此一笔的色香味的内定搭配究竟意欲何在，倒恰好凸现了上海男人对于爱情以及两性相处艺术上的某个特殊视角与思维，因为爱，有时是需要带点儿“肉麻”的。
当然，我们是不能对龙女士提出如此高的理解要求的，因为正如她自己所说，她是个台湾女人，且还在美欧俄菲什么的生活了多年。待到她发现了这个形如“弯豆芽”的“可爱”的上海男人一族时，她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啦。于是，对于那个“弯”字之中所可能蕴藏着一股怎么样的韧性与张力，她便也永久失去了可以在共同生活之中加以全面观察深刻体会的机缘。那天，已经很晚了，我太太突然接到了一只她的一位旅港的福建女友打来的电话：“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妹妹她出嫁了！——”“恭喜！恭喜！……她嫁的也是你们那同一种人……”“什么？——同什么一种人？”“我说的是，她也嫁了个上海男人！”其口吻之兴奋犹若捡到了一件意外的宝藏一般。电话挂断之后，妻子如实地告诉了我她们通话的内容，她的神情平静且充满了理解。“我们送她一份厚礼吧。”我点点头，并不太有要将话头说出口的意图，因为此刻我正在心中嘀咕着：所以，不是我说，能嫁个如意的上海郎君，也是当今女人的一种福分呢，真的。

捧不起的“上海男人”——沈善增
有朋友来电，说龙旋风刮上门来，一篇《啊，上海男人！》把沪上的须眉一笔横扫。于是我去找那篇文章来看。原以为是篇火辣辣的檄文呢，不料却读到了一篇很缠绵徘侧的祭文。龙女士祭的是她心目中理想的男子形象，从那深自失落又强颜调侃的语调，我推测，这甚至可以说就是她的整个人生理想。因为从理论上说，“20世纪追求解放的新女性所梦寐以求的，不就是这种从英雄的迷思中解放出来的、既温柔又坦荡的男人吗？原来他们在上海。”然而在感情上，她又不能不觉得这样的男人“不够男子气”。鱼与熊掌不可得兼，于是她“只是带着一大团困惑离开这迷人的城市”。所以她其实无意开罪上海男人，她与之过不去的是那个长久盘踞在她心头理想男人的偶像。
文章的后面提出了一连串的困惑，很有点像祭文里此岸的人向彼岸的灵魂发出无望的呼唤。
譬如她有意无意地将男人下厨（大陆叫“围裙丈夫”）与惧内（她叫做“男子被虐”）混为一谈。
男子下厨，是中国大陆特有的经济生活条件（女子普遍就业，男女同工同酬）及生活习惯（以饮食为生活主要节目，以烹任为生活主要艺术）造成的有中国特色的家务分工形式，与女子是否占有家庭及至社会的话语权，或从男子方面说是否“惧内”是两回事。下厨的男人不一定惧内，惧内的男人不一定下厨。下厨是主动尽责，惧内是被动受压这一点，龙女士一上来是分得清楚的。她认定上海男人“是一个世界稀有的品种”，就因为她觉得上海男人不仅下厨而且惧内。但说着说着，她又把这两件事扯到一起了。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她太需要证明上海男人的甘心被虐了。
男人惧内，是个历史悠久的话题，比男人下厨不知要古老多少年，比20世纪的“女权主义”运动也不知要古老多少年。“河东狮吼”一语典出北宋，不说世界，至少中国士大夫惧内是有优秀传统的。如果说“20世纪追求解放的新女性”忙乎了半天，炮制的女性话语权等种种理论，不如干脆嫁到中国来，即使在中国女人缠小脚的时代，还不乏惧内的大老爷们。所以龙女士惊讶地发现梦寐以求的男人原来在上海，这实在是她的一厢情愿的错爱。难怪聪明的她后来又要追问：“上海的男女真平等吗？”真正惧内的男子，一般都未能修炼到超然物外、不以其为耻的水平；而在人前宣传夸耀自己惧内的，他的惧内就很可怀疑。有的是从反面来显示自己的绅士风度，因为他觉得追求解放的新女性欣赏惧内的男人，故而投其所好，表演一番，难说没有些“肉麻当有趣”的成分。有的则可能是在为另觅新欢制造舆论，甚至可能是有针对性地下诱饵。龙女士游历过世界，见多识广，按理不应该被这些从古到今男人惯用的小花招所迷惑，因此我要说她是情愿受骗。
总而言之，下厨的上海男人像中国大陆其他地方的男人一样较为普遍，惧内的上海男人也像中国乃至世界（如瑞典）其他地方的男人一样不是没有，但自成一格被尊为“世界稀有品种”的上海男人则是龙女士有意无意的虚构。虚构这样的“上海男人”，是为了向她自己证明些什么；但因为内心的矛盾，导致逻辑的混乱，结果非但证明不了什么，反倒多了一大团困惑。
真正的上海男人到底如何呢？我是生于斯，长于斯；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借龙女士的眼光旁观一下，我觉得上海男人在适时求变，不受传统的乃至陈腐的观念束缚方面，自有其优越之处。上海男人不会脱离现实环境，去追求几千年一贯制的“大丈夫”价值，死要面子活受罪，弄得自己很痛苦。上海男人也不会因为20世纪末的新新女性又转而欣赏“大男人气概”，立刻急吼吼地去向“黑猩猩一样砰砰捶打自己的胸膛，展露自己的毛发”的男人看齐。上海男人是比较务实的，不为传统观念而硬撑，不为讨好女人而强扭。认准黑格尔老头说的至理名言：“凡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现存的都是会改变的。”以一颗平常心处世居家过日子，所以多数上海男人活得心安理得，一点也没察觉到自己已变成世界稀有品种，奇货可居。龙女士在文章最后对上海男人殷切期望：“骑着单车、拎着带鱼回家的可爱的上海男人，是不是也正想着这个问题（男女平等、互敬互爱的前景——笔者注），心里有点儿忧郁？”一般来说，那期许是要落空的。在大多数上海男人看来，这个问题并不成其为问题，他们则实在太忙，没工夫去操这份闲心思。
啊，上海男人，你们真是捧不起的刘阿斗啊！

说“横扫”——关于“上海男人”的是非——冯世则
在《笔会》上先后拜读龙、沈两位关于“上海男人”的文章，放下手中活计来插上几句话。
恕我直白：两位的文章恐怕都犯了一个忌讳——以偏概全。沈先生笔下尤其多一点儿情绪。这恐怕是不必要的吧？
我猜想龙女士手中并无统计资料，那又何以认为上海男人——至少是近半数乃至过半数？——都下厨房呢？而且，人人吃饭，男人也吃。既要吃，为什么就不作兴下厨房或也下厨房呢？
沈先生解释男人下厨的原因，其一是女子普遍就业、男女同工同酬。我以为这“酬”字别有一点说道；所同者是低酬。一人的低酬不能养家活口，于是只得“同工”（妇女解放的大问题此处不论）；而这“工”也别有一点说道：我们几十年来的传统不是家务劳动社会化而是社会劳动家务化。近些年来虽很有改善，从而也给改革记分，做饭自然复杂而费时间，所以既需同工于社会，又需同工于厨下也。否则，一顿晚饭吃到什么时候去？
此为龙文之偏。
沈文也偏：“总而言之，下厨的上海男人像中国大陆其他地方的男人一样较为普遍。”近千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大半是乡村；那儿的男人下厨房的“普遍”程度能和上海或其他城市相比吗？我也是没有统计数字的，但猜想情况恰好相反：肯去厨下“同工”者恐非多数。又相反恐怕打老婆倒不罕见。
这里且岔出一笔，请求讨厌“老婆”一词的女士先生们理解：我无法说“打爱人”——既非“打情”，又不是出于“心疼”，“打”和“爱人”弄到一起，岂不荒诞？而且“爱人”一词无性别，竟不知谁打了谁也。
沈文以下继续“总而言之”说：“上海男人不会……。上海男人也不会……。上海男人是比较务实的……。”这一串“上海男人”之前既无确数又无约数加以限制，那就是指全体了？那可能吗？所以我以为沈先生有点动情绪了。
我以为说话作文，切忌“一笔横扫”，以免误导。去年某报刊文，说西部某市妇女特爱浓妆艳服而又不得其道，令人反感。结果倒是文章本身令人反感，连编辑先生似也陪着做解释。这可为一例。眼前的争论也可为一例吧？再一例：稚年读过一本书，叫《从一个人看一个新世界》。于今思之，不觉悯然：叫我怎么看呢？
沈文剪贴在手边，所引有据；龙文却没有。《笔会》办《龙应台专栏》，我以为是个好主意，不但读，而且剪，好端端的一张报纸多次剪得支离破碎，这个专栏是原因之一。这次却未剪贴，因为——读者真诚反馈，龙女士不以为忤吧？——该文虽也写得漂亮，却有些我不赞同的东西，但因此也就无法详引了，就此一并说明。

乱谈“上海男人”——张亚哲
上海男人的浅笑的确是尴尬，上海男人的愤怒如陆寿钧对龙应台也始终挽不回如三丝春卷皮似的颜面，即将欲说还休的矜持堕落为怒发冲冠的孟浪，再犀利的文字也回天无力。怪只怪“上海男人”这有些惊天地泣鬼神的牌坊。
坊间话语如陆寿钧的绅士措辞，清淡得无法察觉微澜死水。龙应台女士能惠顾上海男人这温柔雅趣确能证明男人之于上海，上海之于男人，总有那么些汗渍于奶渍，奶渍于血渍，是不可脱离了干系而春梦了无痕的。
想起这个阴盛阳衰得很有些无所谓的城市，想起张爱玲笔下的佟振保，王安忆笔下的陈先，毛毛娘舅各色人等，是有些苍凉人世的泪可垂，情妇无恨的气可叹。倒突然觉悟涌动在上海蝼蚁般巢穴的清洁脸面，发油可鉴的男人，步态斯文的男人，深沉儒雅的男人，如程乃珊早期向往的带力士香皂味道的男人，无可选择地追寻着执著的仕女的淑女的上海，在交际花盛开之际无声无息地萎顿，这令人可怜的娇滴滴精致的男人是将被水性的上海蚀了腰骨望穿了秋水，在上海人异口同声（连龙应台女士也听到了）的气管炎的咳嗽声中强做欢颜。
文人的上海男人粗俗市井的上海男人吸入城市废气喝入城市废水最多的上海男人痛苦并快乐着。无言，无声，无笑。不论佳丽坐拥一夜开五十瓶XO的江北上海男人或每天瑟缩于风中、流汗于阳光中，穿越过城市拥挤道路的男人，都在每天积攒自尊，每时消弭孤独每刻想逃避责任。城市目击的文章写得太滥了，花团锦簇的上海女人们冷眼望江淮，这《后庭花》的歌糜废得令人垂泪。灯红酒绿中上海男人被世俗成为霓虹灯下的哨兵，为世界上唯一一块毋需女权主义刺耳噪聒的净土默默耕耘。
听广阔中国大地许多女人谈论上海男人艳羡是明摆着的，这或许也是某种龙头作用。这座20世纪中国最大的都市每一天都在重温曾经脂粉猩红的浪漫岁月，不但创造着对三姨太四姨太下跪，为五姨太六姨太剪脚趾甲的商界巨贾，还有那些做“阿诈里”做长工做瘪三只为博红颜一笑的男人。上海这个城市的积尘太厚了。每一种埋没都沉默得可怕。男人如若在冷酷世界失却了铁血原则就无尊严可言。迷雾穿透的上海无疑是等待着某种复兴的。
龙应台女士对于上海男人的赞许是相比较其耳闻目睹的贤妻良母的其余世界。不是每个上海男人都有跪搓板的经历，深夜被赶出家门的男人或许正无忧无虑地走向情人的单身公寓，而家里河东狮吼的女人正百感交集自叹命苦或其他却死惦着灰溜溜走出家门的男人。诸如后悔衣服穿得是不是少，或会不会去找别的女人。整个世界为这一场景会感动得哑口无言，然而生活的代价却昭然若揭。
上海女人的嘴是刻毒了些，或许因为那嘴中同时流蜜才制止了反抗的革命。我只谈论的上海男人，看着骂遍千山万水的龙女士的话，在每一个被赋予面子的快乐瞬间尽情生活，不然，上海的男人就只有灰飞烟灭了。那是谁也不能想象的事。

龙应台与周国平——李泓冰
龙应台在上海的报纸上对上海男人评头品足了一番，让上海的男人女人都不舒服，像在众目睽睽下，无端地成了一盘烤得透红的龙虾。各地副刊编辑们则兴奋于找到了热点，将龙应台端出的这盘龙虾敲骨吸髓、煎炒烹炸地吃了又吃。被形容为“龙旋风”的龙应台呢，早已坐在瑞士美丽的家中，欣赏并记录着她的儿子安安的如珠妙语，我们这里关于上海男人的喋喋不休，浑不关那个家中的痛痒。
我读着龙应台的自选集《女人与小人》（上海文艺出版社），这是用女权主义的肝胆、怜爱与自得交织的慈母心肠熬成的一锅滚汤。嫁了德国丈夫的龙应台，时时有意无意地褒扬西方男性而对东方的伟丈夫心存不敬。
我一直对住在大洋彼岸享受着西方、又对东方恨铁不成钢的同胞存着几分腹诽。真有责任感，何不回国尽忠尽孝？隔着天窗，说着亮话，总让吃不到葡萄的我酸得难以下咽。
龙应台这颗遥远的酸葡萄，嚼在我嘴里原是过瘾得很的。那会儿和同学们都是壮怀激烈、以天下为己任的年纪，初入社会，事事都有逆鳞之痛，凡重击中国人积弊的文字，如龙应台的《中国人，你为何不生气？》之类，均觉如饮狂泉。重读龙应台，对那种俯拾即是的偏激、张狂、武断、自以为是，却觉得触目得很，感慨地想：年轻时真是幼稚，竟看不出来！
扔下龙应台，拾起周国平，也是散文集，《守望的距离》（东方出版社）。如果说龙应台是“旋风”的话，周国平是润物无声的“细雨”，或者说像二三老友端坐于书斋，把着淡酒浮出的细语。平和、宽容、有味，不疾不徐，从容古今，从容情感，间或也有些浅浅的忧郁。读了不会让你有激赏的冲动，只是些微的叹服。周国平生于上海、学于上海，在广西度过十年的深山岁月，由考研而定居北京。只有生长于斯的学者，才能得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的真传，个中感受真是我们这些一同走过时代风雨的人才冷暖自知。从容与宽厚掩住的痛苦，不足为外人道，对自己人则不必说，全能心领神会；所以周国平索性这样标题：《为自己写，给朋友读》、《生命本来没有名字》……
读周国平，像读中国古代哲人的书一样，让人沉静，让人出世。读龙应台，让人入世，让人痛楚、激动，想和人争吵。
本来书架上这两位的书早就搁在一起，也不曾起过冲突，有过比较。最近恰巧前后脚地闲读龙、周，就对自己起了疑惑：何以对龙前恭后倨，而对周却网开一面？我警觉到，真是上了年纪了，开始将击剑长啸、白眼看人视为肤浅了。
惊后反省，得了一个结论：今天的东方，其实更需要的是龙应台，而不是周国平。对自己的毛病，有痛楚才会下决心去根治，我们还没有到享受从容的时刻。周围平的境界，怕倒是能解了西方人的愁结；可是，东方独多周国平，龙应台却远嫁西方，所谓“橘逾淮为枳”。
虽然仍是私心不以龙应台为然，还是决定，从此多读些“旋风”文字，少读些周国平。梁启超早就呼唤“少年中国”，几代人又过去了，总得更多一些中国人有少年激情才成呵！

啊，上海男人！——王战华——1——
上海有一份大报在去年曾发表了一位颇有些名气的“台湾女人”龙应台的文章《啊，上海男人！》。
龙作家这篇行文在上海男人当中炸开了，有实力的“大手笔”便接踵而至地发表高见。
我先后读过《捧不起的“上海男人”》、《也说“上海男人”》和《理解上海男人》。
这些文章自然不乏高手之作，说是龙旋风一篇《啊，上海男人！》把沪上的须眉一笔横扫。却原来“龙女士祭的是她心目中理想的男子形象，从那深自失落又强颜调侃的语调，我推测，这甚至可以说就是她的整个人生理想”。
虚构“世界稀有品种”的“上海男人”虽有意无意，但却“因为内心的矛盾，导致逻辑的混乱，结果非但证明不了什么，反倒多了一大团困惑”。
一个并非是正宗上海人、但却在上海生活了多年的作者认为，自己向来不赞成以地域划分笼统地对人，对男人、女人去概括出某个特征来进行褒贬评说。他正因为在上海生活了多年，才对上海男人和女人看出了一些道理来的。因此，虽然龙作家去了那么多地方，属“非常解放的女人”，却看不出上海男人不少把“怕老婆”挂在嘴上或装着“怕老婆”，实际是夫妻关系的一种善意“谋略”。一个真正的男子汉为何非要去与自己老婆争高低呢？上海衡量男子气的主要依据并非在于做不做家务和是不是与老婆逞强。为此，他设想，龙作家倘能多来几次上海，她的看法就不至于偏颇。
一位与龙作家有过“若干次兴致高涨的交往”的文化人士则阐明，上海从前是、今天又再次成为全国乃至世界的文、经重镇，与上海男人的这种性格内质不无关系。该文直截了当地指出，上海在龙女士的笔下被唤作一个“迷人”的城市，难道这“迷人”之中就不包括上海男人这一项精美而别致的人性软性？他想，能嫁个如意的上海郎君，当是当今女人的一种福分呢！

——2——
老实说，对见多识广的龙作家的这番文字，我并没有产生“惊讶”，抑或她大作中确有“虚构”的成分，但我想，可能其在著文时更集中、更典型了吧！因此，对此，本不值得“大惊小怪”。
倒是“谋略”之说更为精彩些。不与老婆“争高低”的男子汉，难道不更具有大丈夫气概吗？也许确切地说，在上海这“迷人”的都市中还应包括上海男人这一项精美而别致的“人性软性”之说，更能包涵出一种具有文化韵味的特色。
然而，我们似乎觉得如上这些文字，确实是将上海男人集焦在了人们的视角点上，由于受视角所限，而没有在与上海男人同构成一幅风景的女人方面进行挖掘。不错，龙作家的一段文字相当精彩：“在公领域里，社会的资源和权力仍旧掌握在男人的手里。上海女人说起来如何厉害、如何能干，显然还局限在私领域中。”
在为这段文字喝彩的同时，我认为龙作家似乎还未能深入一下来了解上海女人。其实，上海男人的这种“谋略”倒确是让女人给熏陶出来的。
记得有统计说，上海的男性在全球范围来说，是最辛苦的。他们要在家庭中充当一个很不容易的角色，这使得这些男子在夹缝中练就了一种生存、斡旋的本领。
前不久，上海曾有统计说上海妇女有60％占据家中的主导地位，上海女性的平均工资在全国仅低于广东肇庆。在被调查的妇女中有66.6％的人认为“男女平等”，19.4％的人则认为“女性更优越”。这种比例比全国平均数分别高出7.6与2.14个百分点。上海妇女对自己的家庭地位高度满意，其满意的程度从国际上比较也仅次于瑞典，高于法、英、美等国。同期的一则调查表明：上海女子对男子的心理需求处在两难境地之中，“既能主内，又能主外，事业家庭两不误”。这种近于挑剔的衡量标准，反映在当今男子在事业中的成就不及在家庭中所占的地位时，上海女子便说男子缺乏阳刚之气了。这不是反映出上海女子的矛盾心态和上海男子的不易吗？
有什么样的女子，便会有什么样的男人，这是个至理名言。时在40年代，谢冰莹就在文章中写道：“有人说上海像洋场少妇，杭州是大家闺秀，苏州是小家碧玉，重庆是半老徐娘。”事实上，上海女子的一个重要特色，不同于广东的“靓”，也有别于老北京话中的“俊”、“俏”，这就是“嗲”。一个“嗲”字，风情万种，能将上海女子本质中的柔软一面尽数展现。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与风情万种“嗲”字相配的另一面是一个“作”字。许多异地人都不知“作”字何解释，但上海本地人、尤其是上海男人则是肯定能领教的。（大约“作”字可解释为“胡搅蛮缠”吧？）随着妇女地位的提高，“嗲”字逐渐被“作”字所替代，“嗲”的风情只怕是今日回忆，或只能在天真烂漫的小女孩那儿还留有痕迹吧？
可能正因为龙作家对这些深层的风俗意义上的问题认识不透，故而只能作些浮光掠影的表象图解。这本也怨不得人家，毕竟来说，“台湾女人”不同于“大陆女人”，更不同于“上海女人”。不过，其文还是透露出上海女人厉害的一面。对此曾作过研究的一位先生说，上海男子在文明的进步中，更多地吸取了一些知识的养料，学会了忍耐和顾全大局；而女子则停留在原地。作为生于斯、长于斯的本人则认为，龙作家的“为什么当女权得到伸张的时候，男人就取代女人成为受虐者？”提示，虽以瑞典呼吁成立保护男人组织为例，倒确应引起上海女人思索。
有“谋略”的上海男人，毕竟是有风度的！

为上海男人说句话——杨长荣
报章杂志及天南地北的杂谈闲聊，时有对上海人、特别是对上海男人的评论，往往带贬意的居多；但好像上海人一般不太把这当回事，很少有人起而辩解、驳斥。一部电视剧，被认为是写了一群敢做不敢当、亲生孩子都不敢认的上海男人，引来一片非议谴责声，也不见有什么上海人跳将出来理论一番。这回龙应台对上海男人雾里看花地评了几句，却是引起了一点反响，甚至有一两位著名的作家也忍不住撰文反击了。或许因为龙应台来自台湾？或许因为她是女性？对异性的评价看得更重一些，也是有的。
我也是个女性，道道地地的北方女人。原籍山东，在内蒙古、北京转战多年，近几年才拿着浙江的俸禄来上海工作。据我的观察，倘若一定要以地域为背景来评判，比较优秀的男人，还是要算上海男人。
因我是女人，常常免不了透过女人看男人。说上海男人优秀，首先就是因为上海女人是中国女人风景画中的一抹亮色。一次在北京，一群人认真地坐了半天，给各地女人打分。有说大连、青岛女人漂亮的，有说新疆、云南少数民族女人别有风情的，我则说，看看三四十、五六十岁的女人仍有女人本色的，也只有上海了。大家细细摆比一番，给了上海女人最高分。中国有中国的国情，女人是“半边天”，摩拳擦掌、拳打脚踢在社会的大舞台上，社会角色不断强化，性别意识不断弱化，细细体味，有多少女人已经少有女人味了？上海女人也一样撑起了“半边天”，但仍保留着不少的娇、妖媚和嗲样，瞧着还像女人样，这实在是上海男人的功劳！
对上海男人的贬，往往集中在“惧内”呀、做家务呀，等等，以证明其全无男子气。照我看，男人跟女人相依相存，那些女人变得不像女人的地方，男人中也一定少有真正意义上的男子汉。上海男人几十年来里里外外极细心又极耐心地呵护关爱自己的女人，也包括替她们、帮她们拎菜篮、提扫把、下厨房，才使同样在社会战场上摸爬滚打的老婆还像个女人样，这才是有底气、有力度的男子汉的表现。相反，袖手看着自己在外谋一份生计的女人蓬头垢面回家后，接着再做一份老妈子活的男人，肯定不是真正的男子汉！不会怜香惜玉，还算什么男人！
所以我说上海的男人们，你们实在不必听到一个叫龙应台的台湾女人说了几句不中听的话就沉不住气了，还是一如你们既往的态度：一笑了之或一哼了之，然后，继续当你们的男子汉。
对了，我家有女快长成，我还真希望她能带个上海女婿回家呢。

龙应台和“捧不起的上海男人”——胡妍
热衷社会文化批评并对妇运抱同样热忱的龙应台女士，不久前在上海引起了一番不大不小的轰动。龙女士以台湾女人的身分和在欧美生活了二十年的阅历，在一篇题为《啊，上海男人！》的锦绣文章里，不无惊喜地发现：上海男人在大陆男人中自成一格，“是一个世界的稀有品种”。龙女士盛赞“上海男人竟然如此可爱：他可以买菜烧饭拖地而不觉得自己低下，他可以洗女人的衣服而不觉得自己卑贱……”，“这才是真正海阔天空的男人！我们20世纪追求解放的新女性所梦寐以求的，不就是这种从英雄的迷思中解放出来的、既温柔又坦荡的男人吗？”
龙女士之作如是观，是由于长年来，她观察着台湾和西方世界妇女的生活，看到她们每一步的迈出都连带了痛苦的挣扎。她以为，在这个当口，“上海的男女关系为我开拓了新的视野”。想不到的是，上海男人此番却并不那么“海阔天空”、“温柔坦荡”，面对龙女士的赞誉，上海男人的一个直接的反应是：龙卷风刮上门来了！
上海男人并不“受宠若惊”，也不“知遇图报”，反倒有些“恩将仇报”的意思。他们宁愿做“捧不起的上海男人”。他们说：下厨的上海男人像中国大陆其他地方的男人一样普遍，而中国特色的家务分工如男人下厨，“与女子是否占有家庭乃至社会的话语权”，“是两回事”。他们很不屑“稀有品种”——哪怕是“世界级”的——或“男女平权先锋”等等的桂冠和赞誉。本来，龙女士在感叹上海男人的“温柔坦荡”和“稀有”的同时，对上海男人的“遭遇”是怀了由衷的关怀顾惜的，或者按龙女士更明确深刻的表达，她感到疑惑的是：为什么当女权得到伸张的时候，男人就取代女人成为受虐者？龙女士之如是想，是因为她在上海，由男人的操持家务，“温柔、坦荡”进而看到了男人的“受虐”，用上海话来说就是严重的“妻管严”。龙女士的本意是要说：“妻管严”虽无关主义或原则，但如果作为男女平权的一种证明，恐怕是曲解了妇女解放。龙女士怕的是上海女人的解放过了头！
龙女士的想法当然不无正确处，但她的担忧却几乎是多余的。关于“妻管严”，最有发言权的应当还是上海男人，不如来听听他们的说法：“在人前宣传夸耀自己惧内的，他的惧内就很可怀疑。有的是从反面来显示自己的绅士风度，有的则可能是在为另觅新欢制造舆论，甚至可能是有针对性地下诱饵。”（以上及以下有关的引用均引自上海男人的新作《捧不起的“上海男人”》。）龙女士当然是看到上海的男女关系其实尚不是真正平等的（如在所谓的菁英圈里，碰来碰去都是男人，社会资源和权力仍然掌握在男人手里，凡此等等）；但她从上海男子的“温柔坦荡”和大陆、上海女人的“抬头挺胸”中看到了希望、看到了变化，甚至看出了“矫枉过正“‘物极必反”的隐患——想不到这次却看走了眼，上海男人自述“惧内”是花招，是技巧，是风度。又如龙女士说：“这有关柴米油盐酱醋茶的一回事却是我眼中轰轰烈烈的大成就”的男子操持家务，根本上也不是因了上海男人天生“温柔坦荡”的缘故，或上海的风俗就是比别处平等、开放而使然。当然，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原因也是存在的，那便是上海这地方讲现实，上海的男人也比较识时务，但识的并不是“男女当平等”的妇运道理。虽然他们个个说男女平等是应当的，在上海已根本不是什么问题，而是“经济是基础”的道理。一如他们“务实”地心知肚明的，这“是中国大陆特有的经济生活条件造成”的：既然老婆也就业挣钱的，而且是“同工同酬”，一定要老婆烧饭这句话就不太好说了！
龙女士曾说，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只要侧耳听听人们飞短流长地说些什么，大概就可以探知这个城市的文化特质。现在，龙女士知道上海这个城市的特质了吗？或者说更知道上海的男人了吗？“他可以轻声细语地和女人说话而不觉得自己少了男子气概，他可以让女人逞强而不觉得自己懦弱，他可以欣赏妻子成功而不觉得自己失败。”他可以洗衣服，可以做家务，可以比别地的男子“温柔坦荡”……，然而，他不可以被你这样说——换句话说，这一切，你不可以这样直截了当地说出来，尤其是说他“受虐”，还是被女子——别的“虐”犹可受，女子的“虐”则万万不能受！因他终究是男人，是中国的男人。尽管是不可多得的“稀有”，或“温柔坦荡”到“像个弯豆芽”。在这一种“男人的气概”上，上海的男人从来是一点不比别地的男人差的。
这里，龙女士的另一个解说或许也是应当记取的：说上海的男人女人如何如何，就好像是在说中国人勤奋，意大利人热情，德国人缺乏幽默感一样，难免不是一种以偏概全。龙女士曾十分地奇怪，在上海这座城市里，“流言的主角竟是男人，被虐待的是男人”——而如果我们，或龙女士稍稍地移动一下“以偏概全”的角度，听到的或许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关于“男性雄风”的“流言”呢！

我抗议编辑先生：
这是一封海外读者的抗议信。
从最近一期1997年5月16日全球中文电脑期刊《华夏文摘》上读到你报发表的台湾龙应台《啊，上海男人！》一文，有种被人侮辱的感觉。
《文汇报》作为有上海特色的且在中国有一定影响的报纸，竟公然在本乡本土上登载这篇侮辱调侃上海男人、有明显好恶倾向的文章，不仅有失公正，而且严重损害了家乡父老尤其是上海男人的感情！同时也深深地伤害了许许多多在海外的上海男人的心！本人作为上海男人，在此向你报深表失望！并拟在海外全球中文网络上组织一次由海外上海男人参加的申讨对《文汇报》登载《啊，上海男人！》的活动，以示抗议。
新闻和写作一样具有高度自由性，但报社办报也是一种商业行为。你报不顾读者感情，发表这种不友好的有辱沪上男子形象的文章，只会遭到更多读者的不满和唾弃！有鉴于此，本人及周围许多上海籍男士已通知其在沪家属停止订阅下一季（年）度的《文汇报》，也许对你们官办的已拥有千万订户的报纸是微不足道的，但我们则以这种方式来表达对你报最大不满！并且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本人不会再看《文汇报》，同时相信许多读者会跟我一样如此做，因为任何读者不会去买去看一份曾经伤害过他们感情的报纸……
顺便告知，在海外的上海男人同在国内的绝大多数上海男人一样，很努力也很优秀。他们非常关注、热爱家乡上海。为什么你报不多报道这些素材呢？
最后建议你报向读者作一次公开的道歉，为了你们的严重过失。
在海外的上海男人　康议
（寄自加拿大蒙特利尔市）

上海男人，累啊！——唐英
我在法国看到龙应台女士的那篇《啊，上海男人！》时，已是1997年的5月。据说此文曾引起轩然大波，必定是有过一番热闹的争论吧？结果如何我不知道，但作为一个地道的大陆女人，并且有过国外生活经历的我，对于龙女士对上海男人和上海女人的尖刻判评，我不敢苟同。
作为“一个台湾女人，在美国和欧洲生活了二十年”，龙女士真的是“旁观者清”啊！她不知道台湾女人可以“就是愿意做个小女人嘛！”，德国女人可以舒舒服服地做“贤妻良母”，可是大陆的女人做不起。大陆女人的事业牺牲得起，那份工作和工资却是牺牲不起的。对于千百万普通的大陆家庭而言，光靠男人的收入是难以支撑得起一个家庭的，女人想不工作都不行。何况没有工作的女人，没有劳保，没有医疗，没有组织可以依靠，你那个男人，靠得住吗？
龙女士从来没住过一家三口挤在一间十二平方米的房子吧？没有厨房，没有厕所，没有浴室。所谓的家，就是那唯一一间阴暗潮湿的小屋。就这间集体宿舍还是女人厚了脸皮赖来的。没有洗衣机，根本就不可能装得下。电压不够也接不上水管。女人每天为孩子洗尿布，洗干净的尿布夏天挂在房间里往下滴水，地板上铺着一块块干毛巾，天花板上，因为不断上升的水气而长了斑斑点点的绿霉。
女人每天去买菜，在菜市场和人讨价还价，她不精明点就会吃亏上当。她面容疲累，一副凶巴巴的黄脸婆模样，怎么看也不温柔。早晚上下班的时候就更不能温柔了，否则甭想挤得上高峰时的公共汽车。
龙女士夸赞德国女人的温柔，为了丈夫的事业可以抛弃工作，留守家中，甘做主妇。现在德国失业严重，最先丢工作的总是女人。好在丢掉工作并不等于丢掉饭碗，男人的那一份工作已足以让一家人过上舒适的日子了；而这没有工作的女人因为发达的社会福利和保险制度，无论出现什么情况，生病得癌症也好，由于种种原因没了男人也好，她总是有依有靠，不会不踏实。何况，这主妇也做得体面。
早上开车送走儿子和丈夫，一个去上学，一个去上班。主妇接着去俱乐部做有氧运动，然后穿着高跟鞋，光鲜亮丽地开着汽车去超级市场买东西。她推了一辆购物小车进去，新鲜的水果蔬菜鸡鸭鱼肉都明码标价，价格适中。她很快采购齐备，碰见女人聊了会儿天，又去喝杯咖啡，再开车回家。回到家就可以“擦窗玻璃，擦呀擦呀擦得一尘不染，等着男人回来夸奖”。
她没有听说过尿布，家里总是洗衣机和洗碗机，她手上抹着漂亮的指甲油，没有汽车不会走路。她从不会和人争吵，不会风风火火地奔跑。她温柔而贤惠。
可大陆女人不行。在摇晃拥挤的公共汽车上她得抱得动孩子；在丈夫不在的时候，她得扛得动煤气罐。她温柔不得，粗糙一点才做得了大陆女人。
逢着女人靠男人讨饭，男人自然也神气起来，何况他有工作有房子有汽车，而没有分房子凭职称等错综复杂的头疼事让女人有机可乘地指责他，他又如何男人得起来？女人不工作在家里把家务做得一清二爽，所以德国的男人们也决不会像龙女士笔下的上海男人一样“低下”地买菜烧饭拖地，“卑贱”地洗女人的衣服。
上海男人无可选择。女人工作家庭两头跑，和他一样，所以他无论如何也不能袖手旁观，菜要买，地要拖，他无法不分担，即使这女人不温柔。女人顶着一头灰脸在哭骂：工作十五年了还没分到房子，这狗窝还是我搞来的！旧房子要拆迁了，借房住的人一律滚蛋。我们往哪里去？是男子汉，要老婆孩子，就该有地方养老婆孩子！窝囊废！
本来分房子该排到他了，可又不知给谁的后门挤了下去。他也有气啊！女人可以因此而骂他是窝囊废，他却不可以去骂单位领导是混蛋东西王八蛋。
他又如何男子汉得起来！守大门的老头同志，公共汽车上的售票员小姐，托儿所的小阿姨们，楼上楼下左邻右舍，上级下级同事领导，他都小心翼翼得罪不起；群众关系，邻里关系，上下级关系，同事关系，搅得他难以招架，啊！一个关系处理不好他都会倒楣。夫妻关系上他不以退为进，再跟自家人过不去还有什么意思？你让他鼓着胸肌揍女人出气以显示男子气概吗？
事实上每日骑着单车、拎着带鱼回家的上海男人们也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去锤炼胸大肌，无法像衣食不愁的西方男人一样拼命运动卖弄肌肉以显示雄性魅力。上海男人们知道压在他们身上以及他们妻子身上的生活担子有多重。他们和千千万万个大陆男人一样整日为生活奔波忙碌。他们忍耐坚强，包容体贴，懂得分担。上海的女人们，你可懂得珍惜？

举办男孩节，培养男子汉——陈建军
1997年年初，龙应台在《文汇报》刊出《啊，上海男人！》，冠予上海男人男女平权先锋的荣誉。文章中，龙应台盛赞上海男人可以买菜烧饭拖地而不觉得自己低下，可以洗女人的内裤而不觉得自己卑贱，上海男人是世界的稀有品种，是20世纪追求解放的新女性所梦寐以求的。龙应台没有想到，素以温柔与惧内闻名于世的上海男人们立即群起斥之，辩论的结果以龙应台败北而收场。1997年8月14日，委屈的龙应台又写了一篇《“我也是上海男人”》（收入本书时改名《上海男人：英国式》——编者注），希冀告诉人们最解放的男人就是最温柔的男人。
1998年5月10日，由上海市少工委主办的上海市首届男孩节拉开了帷幕。举办男孩节，旨在彻底改变上海男孩中较为普遍的软弱、胆怯、豪气不足的弱点，塑造男子汉应有的阳刚美和社会责任感。
领着儿子来参加活动的于先生心情矛盾，担心儿子成不了男子汉已不是一天两天了，同时，对于男孩节能够把儿子培养成男子汉心中无底。于先生自己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由于父母都要上班，他每天清晨早早起来淘好米，放在小饭盒中，给自己和上幼儿园的弟弟带去蒸饭，然后，肩上背着两只小书包，一手拎着饭盒，一手牵着弟弟，先送弟弟到幼儿园，自己再去上学。放学后，领了弟弟回家，在煤球炉上烧饭，随后一边做功课，一边和弟弟玩。有时父母上夜班，就独自领着弟弟睡。于先生想不通的是，儿子读小学五年级了，每晚都要等他睡着了，大人才能离开他的房间，不然就哭着喊怕；打雷的晚上，不挤在父母中间就根本不敢睡。儿子常被表妹刮鼻子羞，表妹小他两岁，处处却表现得小大人似的。于先生让儿子自己来参加男孩节活动，好话说了几箩也无济于事，直到儿子眼泪滚到腮边了，在妻子的嘟囔下，于先生不得不放下手头正忙着的事。
上海市少工委的人士说，孩子们举办的活动，超过一半的主持人是女孩子。记者看到，主持男孩节的是两个男孩子，照理是千里挑一选出来的主持人，年龄小也应该有一点游刃的功底，但他俩不时会紧张得说漏了嘴，而上台祝贺男孩节开幕的四个女孩子，面对着频频爆出的闪光灯，没有一点过敏的症状，手势和动作优雅娴熟。
男孩不只在表达能力上逊色于女孩子，组织能力上同样如此。据不完全统计，上海市少先队小队干部中，80％以上是女孩子。举办全市性的男孩节，早已形成了需要。较长一段时间以来，上海一些中小学红红火火开展的“寻找男子汉工程”活动，目的就是要解决男孩子们普遍缺乏阳刚之气的问题，在男孩子中倡导男子汉精神。
体育运动是男子汉倍出的最佳场合，社会学家们说，落一叶而知天下秋，体育竞技上的阴盛阳衰表明并非只是上海的男孩子们缺少阳刚之气。
给男孩子们设立“男孩节”，上海市此举在全国尚属首创，社会学家邓伟志教授说，男孩子阳刚之气的缺乏，同他们的精神导师关系密切，上海的母亲们存有重男轻女的观念，男孩子们绝大多数是由母亲带大的；在教养过程中又不可避免地表现出对男孩子的溺爱，而男孩子成长过程中需要的“营养”是摔打等挫折，此外，男女教师比例严重失衡，一些坚守岗位而没有流失的男教师，终日被女同事包围着，逐渐表现出被同化的症状，弄得男孩子们娘娘腔十足。

瑞典来信
应台兄：
刚读大作《啊，上海男人！》，忍俊不禁！听罗多弼说，你推荐我读此文，因我也是从上海来的，大概属“上海男人”一类。不过，我读后并未像你说的那类“上海男人”暴跳如雷，倒觉得你写的是实情，其实，现在很多“中国大陆男人”都是如此，因此有中国文化需要“壮阳”一说，王朔等作家成立的公司叫“海马公司”，因为“海马”是一味壮阳之中药也。我看你是有些少见多怪，或是多见别种男人，故此奇怪世上竟有此类异种。
真正有意思的其实是“上海女人”或“中国女人”，即你文中写的那种出了国“目中无男人”的现代女性。如不是讨她们喜欢，“上海男人”何至于此？古云“女为悦己者容”，如今却是“男为悦己者下厨房”。从这一点来说，妇女之地位确实不一般了。中国女人从来不讲公共的权力。皇帝让男人做，最多“垂帘听政”，其实．听不听政也无所谓，这才叫“实际的解放”。有些西方男人或是北欧男人吧，以为到东方可以娶回侍候自己的女人，因为他们也真不堪本地女人的“虐待”（你文中语），结果却没想到要回一个“上海女人”，是个雌老虎。不久前我在朋友家吃饭，桌上就有这么一对夫妇，瑞典男人向我诉苦，说他自从娶来一位“上海太太”，从此家里只能吃中餐，要吃三明治也只能上街自理了。“上海女人”好不威风！
罗多弼看你写到瑞典男人受虐待，颇不以为然，认为无中生有。看来“瑞典男人”看了你的文章也会不高兴。你说的联合国报告我不知道。不过，瑞典的平等部长确实发表过文章，说瑞典男人堪称世界典范。1995年北京开联合国妇女大会，瑞典拿到了“平等奖”，这位男平等部长（现已下台）也去了，提出了开“世界男人大会”的动议。“瑞典男人”也真是可爱的。
我既沾“上海男人”的边，又是“瑞典男人”，真是三生有幸！
M．P．于瑞典
1998年3月4日

第3节　我的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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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上海男人！》被简单地解读为“横扫”上海须眉的文章，倒是令我讶异。
有些是不需要辩解的。说上海男人女人如何如何当然是一种夸张的以偏概全，就好像人们说中国人勤奋、意大利人热情、德国人缺乏幽默感一样。以偏概全有如卡通人物造型，加粗赫鲁晓夫的眉毛，突出爱因斯坦的鼻子，求的不是科学的吻合而是艺术的神似。
有些是字义的误会。在上海接触“所谓”文化菁英，加上了“所谓”两宇，有人解释为：我显然不把我在上海认识的教授作家学者们当作文化菁英，何其不敬。
这个理解错了。“所谓”两宇是为“菁英”而加的。在社会价值越来越多元化的今日，我对“菁英”这样的字眼不敢轻易使用，因为它可能膨胀了知识阶层在一个社会里真正的作用。我自己也是“所谓”文化菁英、“所谓”高级知识分子、“所谓”名作家。在职业一栏，从来不填“作家”，因为那“一家之言”的“家”字也令我不安。我是个“作者”，那就没有“所谓”了。
至于说，必得长期地生活在上海才能对上海人有所理解，我倒觉得未必。我不可能写出《啊，台北男人！》的文章，正因为我是台北人的一分子，长期的熟悉使人对身边的环境见怪不怪，失去敏锐的触觉。身在其中的观察，也因为缺少必要的距离，往往见树不见林，看不见全貌。对一个群体或城市的理解，那初识的惊讶来自最新鲜的眼光、最直接的碰撞，所得到的透视往往不是浸淫其中能够取代的。多去几次上海，我将渐渐失去这最原始新鲜的眼光。
《啊，上海男人！》表面上是篇谈上海男人特质的游戏文章，但是所谓男人的特质当然得由他对女人的态度来界定。文章里实际的核心其实是两个严肃的问题：上海的男女真平等吗？从社会主义的模式出发，男女平等、互敬互爱的前景又是什么？
我自己没有答案，自私地想听听上海人的看法。陆、沈、吴三位先生对上海男人的特质多所着墨，吴正的解析尤其精辟有趣。他们对上海男人看法彼此不尽同意，但是对男女平等的问题倒有一点儿一致性：吴正觉得上海和美国、香港一样，男女竞争机会均等。陆寿钧认为“绝大多数的上海人，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对男女平等、互敬互爱的前景还是十分乐观的”。沈善增则断言男女平等在上海根本不是问题，只有“吃饱了饭没事干”的男人女人才会制造出这样的问题来消遣时间。
是这样吗？我们可以看看另一个中国社会。台湾也是一个，用陆寿钧的上海话来说，“女作者、女记者、女导演、女学者不要太多喔”的地方。掌管文化的最高主管也是一位女性。但是这些表面现象不应该使我们忘了审视那眼睛看不见的地方。台湾也有各式各样的法律保护两性的平权，实际情况与法律条文之间却有极大的距离：
——虽然有同工同酬的规定，女性平均工资只有男性的68％。
——虽然宪法写着“国民受教育机会一律平等”，男性完成小学教育的比例是女性的8.6倍，完成初中的几率高3.6倍，而受高中以上程度的几率则高出4倍。
——虽然遗产法规定子与女权益相等，但是80％的家庭只分遗产给儿子；在剩余的20％中，8％的家庭给予儿子较多的遗产。
——虽然有“职业妇女福利”的政策拟定，台湾女性劳动参与率只有44.89％（美国56％，日本51％，瑞典80％），比男性低了30％。
——虽然有“落实托育服务增进妇幼福利”的专案，台湾六岁以下的幼儿能够进入幼儿园的只有总数的四分之一。也就是说，70％以上的儿童留在家中由母亲全天照顾。91.7％的残障者和85％的老人也由家庭照料，而照顾者呢，80％是女性。
——虽然有“两性就业平等法”的讨论，在台湾十五岁到六十四岁有能力劳动而留在家中照料孩子、老人和残障亲人的女性有两百六十一万，是全部非劳动女性的73.2％。
——民法虽然写明“夫妻互负同居之义务”，但是台湾的职业妇女每周工作六十五小时，男性工作五十小时。其中妇女在烧饭作菜家务事上每周花二十一小时，比男性多十九小时。亦即台湾职业妇女每年要比男性多做一个月加两天半的工。（台湾妇女处境白皮书：1995）
这些冷冰冰的数字为我们构出什么样的图画？那些与男人平起平坐、意气风发的“女作者、女记者、女导演、女学者”在整体的妇女群中只是少数。那沉默的大多数，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却只有她属于女人的命运：如果只有一个孩子能上大学，那个机会多半给予她的兄弟。做女儿时，她帮助母亲操劳家务；结婚之后她要照料夫家父母；生产之后她得养儿育女；儿女成长之后她也许得看护生病的丈夫同时当孙辈的老保姆。台湾男人的寿命比女人短六年，而平均结婚年龄男人又长女人三岁。也就是说，女人做了一辈子的保姆、母亲、媳妇、看护之后，她要守九年的寡，疲惫而孤独地走向自己的死亡。冷冰冰的数字背面啊，我听见暗夜的叹息。
不要以为台湾的情况是特殊的，台湾妇女与欧美多数国家的妇女只有程度的不同，而没有实质形态的差别。
妇女运动这几年来在台湾前所未有地蓬勃发展，而且从大都市逐渐深入草根阶层，有它的历史成因。每一项权利都是妇女在有了自觉之后组织力量争取而得到的。这种发展形态和欧美国家的妇女相近：她们要争取的是走出家庭、走向社会的自由和权利。
在这个关口，大陆的妇运工作者和台湾或西方的同道相遇，却出现了一个“鸡同鸭讲”的有趣局面。同样在谈解放和女权，可是字面下的真实意义却正好相反。大陆人觉得西方妇女“落后”，因为后者所要的工作权是他们早就有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一开始就让女人穿上男人的衣服、扛起男人的负重、培养男儿的志气。多少四十岁这一代大陆女性是在“假小子”的风气中启蒙成长的。大陆的妇女先进现在要争取的，反而是重新成为女人的自由与权利。她们想从男性化了的、中性化了的价值观束缚中冲出来，重新体认女人的气质，肯定女性本身的尊严。
台湾和西方妇女却也觉得大陆的妇运“落后”；“女人”的角色是他们早就看破了而试图摆脱的，正是所谓女人的气质、女人的尊严、女人的特质，使女人长期处于“第二性”的劣势。妇运怎么能往回走？
过度简化地来表达，就是说，台湾和西方妇女想从家庭走进社会，而大陆的妇女想从社会走回家庭。前者试图从女性的窠臼走向泯灭性别差异的中性，后者试图从中性的窠臼走向性别差异分明的女性。因为出发的位置就不一样，方向也截然不同。“鸡同鸭讲”，一团混乱。
在这种交织错杂的背景中，我认识了上海的男性。看见他们心甘情愿地、熟稔地操持家务，我第一次具体地理解了中国的妇女解放是如何直接地受惠于马克思主义。台湾妇女、西方妇女痛苦挣扎了一百年而仍旧无法获得的权利，在社会主义中国却是最基本的实践。陆寿钧说：“上海的男人和女人早巳不把它当一回事了”；这有关柴米油盐酱醋茶的一回事却是我眼中轰轰烈烈的大成就。
然后呢？男人煮饭拖地之后，从此就和女人过着幸福快乐的人生？男女平等的乌托邦已经缔造，如沈善增所说，“吃饱饭没事干”的人才去追问？对不起，我很怀疑。说这种话的人是否读过任何一本关于妇女处境的书？河南大学李小江写过：
“中国妇女是两面性的。正面是一个独立的人，权利平等，经济自立，是新中国的主人；背后却扛着一个沉重的家，依然是传统的，是家庭的主人抑或是奴隶？女人把正面展示给社会，社会因此显得更加文明进步；她把背面留给自己，累在身上，苦在心里。两面夹攻下，有新生的，有传统的，唯独仍然看不见女人自己——女性主体意识淹没在社会和家庭双重角色中。”（《走向女人》，1995年）
显然社会主义制度中的姊妹们和我们资本主义结构中的妇女一样有双重负荷的问题；负荷的包装和名目也许有异，重量，却没什么不同。不堪负荷的职业妇女利用上班时间赶做自己的家务，并不令人意外。（据卢汉龙：《来自各体的报告——上海市民生活质量分析》，《社会学研究》，1990年第一期）
甚至于许多人认为理所当然的工作权和教育权，法律与实际之间是不是没有距离？在南通市，一些企业所解雇的女工占所有被解雇员工的70％，为什么？1988年，中国学龄儿童未入学的有83％是女孩子；三百万中途缀学的孩子有70％是女生，又是为什么？全国平均每6个成年人中就有一个是文盲，而妇女却平均每4.5人中就有一个文盲。（据《性别与中国》，北京三联书店，1994年）
这又代表了什么？
曾经是“假小子”老三届的李小江回顾她成长的过程，满腹辛酸：
“我们这一代女性，曾经经历过无美也不能放纵爱情的青春。我们曾经在寻求解放的道路上丢失了性别，最终丢失了自己。因此，我们有权利：以残破的青春的名义，以失落的女人的名义，向历史、向文明、向生活、甚至向我们自己发难。”
我在上海街头也看见老三届女性隐约的身影：那开计程车来养小孩的司机，那兜售灵骨塔脾位的推销员，那刚刚离了婚想嫁个外国人带孩子远走高飞的饭店会计。每个人都抱着一个残破的青春、沉重的负担，努力地往前迈进。有谁又真正想理解她们“丢失了性别，丢失了自己”的伤痛究竟是种什么样的伤痛？
我也收到过七十岁的老妇人寄自上海的来信，解释为什么在我的签名会上可以见到老先生却绝见不到年纪大的女读者：“……我们这一代人，辛辛苦苦工作一辈子，做完工作回家还有小孩和家务。现在好不容易退休了，可又得带孙子。像我们这样的人，出门一趟是件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我已经很久没出去了……”
长年来。我观察着台湾和西方世界妇女的一小步一小步的努力挣扎，每一步的迈出都伴着犹豫和痛苦。上海的男女关系为我开拓了新的视野；当我在谈女人处境的时候，我其实同时在谈男人的处境，因为，如果女人觉得她被双重负担压得透不过气，如果她觉得丢失了性别和自我造成了心灵和情感的残障，如果她的女人角色使她疲惫不堪、力不从心，那么与她共处的男人，下厨也罢，不下厨也罢，怎么可能生活在幸福快乐中呢？
上海男人的下厨与“惧内”（对不起，不是我说的），可能解决了一种问题但同时开启了另一种问题。当人人看见女人的“权力”高涨时，就忽略了“权力”不等同“权利”。真正的男女平等基于相对互惠的“权利”而不是任何一方膨胀的“权力”。“妻管严”是个人冷暖自知的事，无关主义或原则；作为男女平权的一种证明，恐怕反而证明了不平等、不公平、扭曲变形了的妇女解放。我的不安，在此。

（原载1997年3月3日《文汇报·笔会》）

第4节　上海男人，英国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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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上海男人！》刊出半年多了，仍在发酵。我的文章引起辩论是常事，引起完全离谱的误解倒是第一次，而这误解本身蕴藏着多重的文化意义，令人玩味。
《啊，上海男人！》在台湾刊出，头一通电话来自写诗的女友，大声抗议：“我们家这个东北男人就是你描绘的上海男人。‘上海男人’太好了，你怎么能嘲讽他们？”
嘲讽？我怎么会嘲讽他们？我是在赞美上海男人。
“是嘲讽，不是赞美。”女友坚持着。
一个台北的“上海男人”说：“有一天搭计程车，司机一听我是上海人，就说，上海男人都怕老婆，煮饭拖地洗厨房，什么都做。我吓一跳，怎么台湾开车的都对上海男人有这个理解？你的文章加深了这个刻板印象。”
我答应好朋友们回去再看一遍文章，自我检讨一下，但心里觉得有点儿委屈：奇怪，我明明想说的是，最解放的男性就是最温柔的男性，譬如上海男人。为什么意思被读倒了？问题出在哪儿？”
上海读者的反应就更直接了。远在加拿大的上海男人来信：“（《文汇报》）作为有上海特色的且在中国有一定影响的报纸，竟公然在本乡本土上登载这篇侮辱调侃上海男人、有明显好恶倾向的文章，不仅有失公正，而且严重损害了家乡父老尤其是上海男人的感情！同时也深深伤害了许许多多在海外的上海男人的心！本人作为上海男人……拟在海外全球中文网络上组织一次由海外上海男人参加的申讨对《文汇报》登载《啊，上海男人！》的活动，以示抗议。”
不觉得受到“侮辱”的上海男人当然也有。德国的大陆学人组织邀我演讲，谈的题目无关上海男人，但在发问时，《啊，上海男人！》又成为一个话题。在场有许多上海男人，纷纷发言。态度温文尔雅，言语平和有礼。几乎每一个上海男人都同意，“是的，上海男人是这样的”，然后试图解释这个现象的种种社会成因。在和谐的谈话进行中，有另一个声音突起，标准的北京腔：
“咱们北京男人可不这样！”
声音清朗而傲慢。
同时，《啊，上海男人！》的英文版发表了。英国广播公司BBC邀我上电台朗读《啊阿，上海男人！》，一次对英国国内听众，一次对国际。不同的电台主持人，都是英国女性，在读到《啊，上海男人！》文章时的第一个反应是：“嗄，上海男人那么好，那么先进啊？”
我楞了一下。这正是我曾经预期的反应，也是我写《啊，上海男人！》的本意；终于有人“读对”了这篇文章！但是，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为什么中文读者的反应完全相反？这与预设立场有关吗？
英国人发现《啊，上海男人！》如此有趣，文章所提出的问题如此复杂而重要，朗读不够，还要在朗读后进行讨论。讨论的主题就是文章的主题：当男性真的解放成温柔的好男人时，女性是否反而认为他们失去魅力？这种矛盾怎么面对？
除了我之外，BBC还请到一位专门研究阿拉伯社会的女学者，从回教社会的角度看问题。为了平衡，还想找一男性参与讨论，而这位男性最好持与我相反的论点，也就是说，他认为男人必须是孔武有力、强悍阳刚的，否则女人心底会瞧不起他。“你认识什么这样的男人吗？”制作人在电话中问我。
“哦，”我回答，“这样的男人台北很多，北京也显然不少，德国更是满街走；但是为了录音方便，你还是找个伦敦男人吧！”
距离约好的录音时间只有一天了，制作人从伦敦来电话，有点儿气急败坏：“应台，糟了，政治正确在伦敦太厉害了，我找不到一个英国男人愿意代表那个大男人立场的！”
有这种事？我握着电话惊异不已，这世界真的变了。伦敦可是另一个上海？
录音时间到了。我坐在法兰克福的BBC录音室，其他的人坐在伦敦BBC的总部。最终也没找到一个“大男人”。出席的男性，杰夫，是伦敦《男性健康》杂志的总编辑，英国人。制作人先放我朗读《啊，上海男人！》的录音让他们听，再请与会者对文章发表感想。我听见叫杰夫的男人用标准的伦敦腔英语说：
“我太吃惊了。到今天我才知道，原来我是‘上海男人’！龙应台描写的根本就是我嘛。我和女朋友同居好多年了，她是个记者，比我还忙。我什么都做：买菜、烧饭、洗衣服——也洗她的衣服，当然洗她的内裤。我从来就没觉得这是女人的事，她也认为天经地义，并不因此认为我是什么特别的好男人。”
“做‘上海男人’我觉得很舒服，怎么说呢？因为我没有非做大男人不可的那种压力，所以轻松多了。我事业可以失败，我可以懒惰，可以不拼着命上进，可以不竞争，可以哭，可以软弱，可以我行我素、自然潇洒。做大男人，多累啊！”
“看看周围的朋友嘛，也都和我一样什么家事都做。我简直不能想象那只是女人的事。做‘上海男人’，挺好的，我喜欢。”
节目终了，制作人让我们听一段录音——她终于找到了一个非洲男人，用口音很重的英语说：
“我不可能去煮饭拖地，那是女人的事。我要是去做那些事，会被其他的男人笑死，所有的女人也要瞧不起我，使我抬不起头来。不不不，那我们可不是‘上海男人’！”
《啊，上海男人！》在BBC国际电台上连续播了三次。
我没想到，《啊，上海男人！》会变成一篇“后设小说”，文章正文所描绘的现象是一个故事；不同文化、不同处境里的读者对文章的悬殊反应是另一个故事。究竟是我写倒了，还是读者读倒了？为什么读者之间差异如此之大？《啊，上海男人！》是侮辱或是赞美，最根本的大概还在于我们心中原已深植的价值观吧。
不过，以后上海滩上若是多了英国女人，我倒不惊讶。

（原载1997年8月14日《文汇报·笔会》，当时标题为《“我也是上海男人”》）

日本来信
龙应台女士，您好！
我是个住在日本的英文翻译。
看完《我的不安》这本书之后，忍不住提笔写信给您。我的中文还写得不大好，请原谅看不清楚的地方。我只想用中文告诉您我的看法。
第一次看见您的名字就是在《亚洲周刊》的新闻，内容关于新加坡，很有意思。从那时候起，我一直想看您的作品，去年总算有机会买到了。对日本女人来说，《啊，上海男人！》也有趣。跟那位英国女性一样，我真是觉得“上海男人那么先进”。住在到处都有“所谓”大男人的日本，我敢加上“令日本女人很羡慕”的一句。看您的文章，我想起来了一件事。从前跟上海来的男人一起吃饭，他把菜分盛到我们女人的小碟子里。您大概觉得这是应该做的，其实，北京人、南京人、其他人……连台湾人都一样，但是日本男人绝对觉得这事是女人应该做的，所以，我们日本女人都大吃一惊，也有非常感动的：“中国男人多么勤快啊！！”
可惜，您的上海读者的反应跟我不一样，和“面子”有关系吗？他们的文章透露出优越感和自卑感。
我也想感谢您写了《反省之可疑》。看完之后，我的心情好多了，至少一位亚洲人认识“日本人这个亚细亚的孤儿有很多种”。Yes，哪国人有很多种，国家和个人不可混为一谈。我们都应该回避Stereotype的魔鬼。“××人就是这样……××人还是那样”，这样的说法太无聊。
不用说，承认历史，反省坏的事，不可缺少。
认识您的作品，我非常快乐。
太感谢您了！
三千惠
1998年1月18日

龙应台的“不安”和她的“上海男人”——孙康宜
自从去年龙应台的《啊，上海男人！》一文刊出后，整个上海像“龙旋风”横扫过一样受了震撼。各种不同的“上海男人”（包括旅居海外的成员）纷纷向发表该篇文章的《文汇报》提出抗议，抱怨此文作者“侮蔑”上海男人、忽略上海男人乃为真正“大丈夫”云云。有趣的是，这阵龙旋风终于吹向国际的领域，《啊，上海男人！》的英文版在BBC国际电台上连续播了三次，并引起与中文读者完全不同的反应。西方听众的大致反应是：“上海男人真好，真先进。”
是怎么样的文章会引起如此矛盾而众说纷纭的反应？就如一位读者所说，“读龙应台，让人入世，让人痛楚、激动，想和人争吵”（李泓冰：（龙应台与周国平》）。在她最近的散文集《我的不安》（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7）中，我倒得到了一个结论，那就是：龙应台是个充满了“不安”的文化批评者，因此她也会带给读者各种各样的“不安”。
就是这种字里行间的“不安”带给《啊，上海男人！》一文的挑战性与复杂性。实际上该文是称赞上海男人体贴太太，而且从买菜、烧饭、洗碗到洗衣，什么都做：
“上海男人竟然如此可爱：他可以买菜烧饭拖地而不觉得自己低下，他可以洗女人的衣服而不觉得自己卑贱，他可以轻声细语地和女人说话而不觉得自己少了男子气概，他可以让女人逞强而不觉得自己懦弱”
然而，另一方面，读者却从上下文中隐隐约约地看到了“大男人主义”的影子：作者再三强调，这样百依百顺的“上海男人”常是被女人“虐待”的男人，是被控制的小男人。文中引用了一位二十五岁的上海小姐的话：“长得像个弯豆芽，下了班提一条带鱼回家煮饭，这就是上海男人。我要找北方人，有大男人气概。我就是愿意做个小女人嘛！”
尽管龙应台本人不一定赞同这位“小女人”的观点，但她那倾向于不做主观判断的笔法使得上海读者将作者和文中的女性角色混为一谈了。许多上海男人觉得受了侮辱。但更有意思的是，一些喜欢从事心理“研究”的读者就利用这个机会开始分析起龙应台的心理状况了。我认为，在许多读者反应的文章中，尤以这种心理分析最引人注目。例如，在《捧不起的“上海男人”》一文中，沈善增把龙文说成是一篇“缠绵悱侧的祭文”，祭的是作者心目中理想的男子形象。他以为，在理论上龙应台从上海男人的身上找到了梦寐以求的理想男性，但在感情上她又嫌这样的男人不够“男子气”；所以，龙应台其实“无意开罪上海男人，她与之过不去的是那个长久盘踞在她心头理想男人的偶像”。换言之，沈君以为龙应台的内心充满了一种矛盾的失落感。另一方面，吴正在他的《理解上海男人》一文中，分析龙应台之所以“误解”上海男人的原因：
“当然，我们是不能对龙女士提出如此高的理解要求的，因为正如她自己所说，她是个台湾女人，且还在美欧俄菲什么的生活了多年。待到她发现了这个形如‘弯豆芽’的‘可爱’的上海男人一族时，她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啦。于是，对那个‘弯’字之中所可能蕴藏着一股怎么样的韧性与张力。她便也永久失去了可以在共同生活之中加以全面观察深刻体会的机缘。”
有趣的是，诸如此类的评论都把龙应台的“旋风”文字看成是对上海男人基本品质的嘲讽。至于龙应台本人，她则对这样的反应感到惊讶。她说：“我的文章引起辩论是常事，引起完全离谱的误解倒是第一次，而这误解本身蕴藏着多重的文化意义，令人玩味。”
作为一个生活在美国三十年的华裔读者，我特别对这种“误解”的文化意义感到兴趣。我认为“阅读”是极其个人化的经验，它的涵义常随个人的文化背景及价值观而定。比如说，我曾把龙文仔细看过，但我的读后感与上海读者的反应完全不同。我自始至终以为龙应台感到“不安”的对象不是“上海男人”，而是上海女人。她担心上海女人在追求解放的过程中，把“权力”（power）等同于“权利”（right）。在“妻管严”的环境中，有许多上海女人或许一味得意于自己的“权力”高涨，因而虐待自己那温柔体贴的丈夫。她们不但不感激男人的帮助，反而嫌他们不够男子气。结果是，上海男人虽然解放了，上海女人仍未得到真正的解放。实际上，真正的解放必须建立在“权利”的分享，而非在控制对方的“权力”上。所以，龙应台问道：“为什么当女权得到伸张的时候，男人就取代女人成为受虐者？难道两性之间无可避免地必须是一种权力的斗争？”总之，龙应台最关切的还是男女之间真平等的问题。
然而，与龙应台不同，上海人似乎并不关切两性平等的问题。对他们来说，实际生活的需要比理论上的考虑来得重要。就如一位女性读者所说，“上海的男人也比较识时务，但识的并不是‘男女当平等’的妇运道理。虽然他们个个说男女平等是应当的，在上海根本不是什么问题，而是‘经济是基础’的道理……既然老婆也就业挣钱的，而且是‘同工同酬’！一定要老婆烧饭这句话就不太好说了。”（胡妍）
另外有些读者则把上海男子的务实视为求生存的一种谋略：
“上海不少把‘怕老婆’挂在嘴上，或装作‘怕老婆’的男子，实际上是并不怕老婆的，这只是他们在夫妻关系中的一种善意的‘谋略’……”（陆寿钧）
“上海男人的这种‘谋略’倒确是让女人给熏陶出来的……上海的男性在全球范围来说，是最辛苦的。他们要在家庭中充当一个很不容易的角色，这使得这些男子在夹缝中练就了一种生存、斡旋的本领……有‘谋略’的上海男人，毕竟是有风度的。”（王战华）
“上海男人的生命哲学是尽可能地礼让出生活上的种种细节来满足他们的所爱者，从而为自己换取更广大的事业的思考空间——而这，不就正是上海男人的高明之处？”（吴正）
最令我感到惊奇的是，这些有关“上海男人”的言论好像是在描写与我结婚三十年了的丈夫。现在我才知道，原来我嫁了个“上海男人”。对我来说，“上海男人”，已成为一种普遍的“好男人”类型，它不再受限于上海或任何一个地区。据我个人的观察，这样的男人确是最务实的人；他看见他的女人比自己还忙，就心甘情愿地帮忙家事，因为他知道这是建立和睦家庭的最佳秘方。这样的男人有时或许会显得太认真或顽固地追求完美，但绝不是“小男人”。他们下厨，有时是为了造就女人，有时是为了个人的兴趣，但无论如何，做家事绝对不会抹煞了他们的大丈夫气概。
这样的“上海男人”基本上是采取了老子的“柔弱胜刚强”的哲学。与一般所谓的“大男人”不同，他们拥有极高的生活智慧，也深切了解“知其雄，守其雌”的深刻道理。他们知道，婚姻生活比纯粹的爱情要复杂得多；成功的婚姻在于日常生活中两性之间的合作与妥协，它需要无比的耐力与胸怀。虽说他们无意在家庭中取得“权力”，但由于他们凡事照顾对方的“权利”、凡事以温柔忍耐的态度照顾对方，结果反而取得了左右整个家庭的主权。老子所谓“将欲夺之，必固与之”，乃是这个道理。我始终认为，“权力”是极其微妙的——愈是以强硬的手段急欲取得它，愈是得不到。反之，若以虚心和“为天下谿”的精神来对付一切，则权力自然会到手。
“上海男人”的复杂性乃在于他具有“以柔胜刚”而获取权力的本领。若把这样的男人看成“小男人”，则是一种严重的文化误解。我想这也是令龙应台极其不安的地方。尤其在性别关系上，中国的新女性往往有意无意地扭曲了“两性平等”的意义；她们常常以咄咄逼人的方式，企图取得控制对方的“权力”。结果是，她们不但没有得到真正的平等，反而在争取女权的层次上，一直站在原地上，甚至退了步。这或许是由于多年来阶级斗争所造成的影响，也可能是对现代西方的权利概念的误解。
龙应台的“不安”促使了我对中国女权运动的重新关注，而她所提出的“文化误解观”更触发了我对文化问题的反思。其实“误解”有时比轻易的“了解”还要来得深刻，因为“误解”常常显示出个别文化的不同价值观。如何从误解进到了解，如何促使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这也正是我多年来研究深思的重点。
很巧，不久前龙应台在北大演讲“文化的误解”这一主题时，我正在北京。当天晚间我与朋友提早一小时抵达北大，因恐临时找不到座位。谁知会场早已挤满了人，连会场的入口都走不进去。最后幸而有人领我们爬到“外国来宾席”上，才勉强能坐下来。
我知道，“龙旋风”又吹到了北京，不知这次演讲又会激起怎样火辣辣的文化对话呢？
1998年5月30日
写于耶鲁大学

第5节　上海的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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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为我与上海相识是近两年的事；在此之前，我与这个城市没有任何关联。
直到我去龙华看古寺，在一个秋天的午后。古寺旁据说是烈士公墓，我从偏门进去。庭园空荡寂静，新植的小树在风里簌簌作响。淡淡的晚午阳光射在石壁上，使石壁上的刻字泛着一层红晕。
蓦然看见柔石和胡也频几个人的名字，我怔怔然停下脚步。龙华？我难道没听过“龙华”的名字吗？
1975年我留学美国。在图书馆里偶然读到一本美国学者关于龙华事件的著作；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到不受国民党控制的文字，但是也只需要那么一次，国民党在我身上所灌输的整套政治神话系统全部崩溃。二十三岁的我，在台湾严格的思想管制中长大，对左翼文学和历史还没有任何理解，但是龙华事件对我所揭露的，一方面是国民党对异议文人迫害之残酷，一方面是国民党对我这知识青年的有计划的欺骗——我在台湾可不曾读过这段血淋淋的历史。那也是一个秋天的午后，我合起书本望向窗外，窗外白杨树的叶子在风中千千万片翻动，片片金黄耀眼，映着北美蓝得深邃的天空。我，再也不相信。
十年后，我回台湾写《野火集》。人们问我的政治“觉醒”始于何时何地，我想想，说，“在美国，1975。”但我真正想说的是，“在龙华，1931。”
可是龙华在我脑中一直是一个历史事件的名字，从来不曾想过那是一个具体的地方，在中国地图上有一个角落。直到1997年的秋天，午后阳光暂时停格在一方冷然无声的石壁上，漫步来看龙华古寺的我仿佛大梦初醒：啊，这个龙华，就是那个龙华。
原来我的政治启蒙，始自上海。
那个安静得只有风声的墓园，那片夕阳斜照的石壁，其实一直在那儿，等着我逐渐走近，最后发现于一刹那。生命里隐藏着脉络，脉络浮现了，你才知道，许多以为是偶然的东西，背后竟深埋着千丝万缕的因缘。
我不断撞见那深埋的因缘脉络，譬如认识了音乐学院的陈钢。傍着一架钢琴，我问他是否知道30年代一首老歌叫《永远的微笑》：
“我不能够给谁夺走仅有的春光／我不能够让谁吹熄心中的太阳／心上的人儿／你不要悲伤／愿你的微笑／永远那样”
那是我母亲爱唱的歌。当我只有两个酱油瓶那么高，拉着她裙角跟她上菜场时，她唱这支歌；到现在她白发苍苍我得牵着她的手带她过马路了，她仍旧唱这支歌，唱的时候眼睛闪着我所熟悉的年轻的光芒。这样的一支歌，随时随地可以勾出我的眼泪来，它使我想起母亲的垂垂老矣，更想起那留不住的栀子花香少年时。
陈钢两手搭上琴键，音乐像雨点打进池塘一样淌开。他说：“当然知道，这是当年我父亲写给我母亲的曲子。”
他低着头弹琴。我难以知道他心情的流动，但是钢琴声使我晕眩，如立深渊边缘：一支歌，像一条河，也有它的流域。乘着歌声的翅膀，飞越海峡，穿过半个世纪的冉冉光阴、穿过深不可测的历史漩涡，我竟然来到这支歌涌动的源头，在上海一架钢琴边。
于是我知道，我会认识上海而走近上海大概不是一件偶然的事，就好像我走向龙华的脚步，廿年前就已开始。每个城市有它的履历。这个城市，处在古老的泥土上却面对着大江大海，永远有豁出去的气魄；这个城市，挟着西洋的骨架却又紧紧系着中国的胸怀；这个城市，时时赶着现代的步伐但怎么迈出也总带着传统的负重。我爱上这个城市，难道不是因为我们的履历如此相像？
而上海会接纳我这域外游子，又何尝只是偶然？在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中，这个城市一直是个百川不拒的浩浩大海，吸引了无数出类拔萃的文人墨客也包容了无数消沉潦倒的革命志士。哪一天我在西区哪个里弄里租下一个“亭子间”开始过起日子来，也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上海的美好，就在它气度的开阔，开阔中蕴藏着无限的可能、疯狂的梦想的可能。
所以我对上海有着憧憬。30年代末，在《上海的一日》大征文中，文化人曾经有过种种梦想，我憧憬中“上海的一日”大概是这个样子：
就说是某一年的2月26日吧！这一天的上海晴间多云但无雨。梧桐已纷纷抽出新叶，空气里有春天的气息。人行道上卖花摊子不少，摊子边有卖乐的艺人，也许拉着二胡，也许是小提琴。行人走过，听一阵，丢下几块钱。
这一天，有上千个外国学者在大学里讲课，有更多的外国研究生在这里求学。外国作家在和上海作家交谈，外国画家在画廊里看画，外国音乐家在演奏厅里表演，也有外国人在这里开各种各样的餐馆小吃。街上走着各色人种，黑人白人印第安人，而他们也自觉是这个城市的一分子。
这一天，有好几场新书发布会，来自各地的作家与读者见面。这一天，上海有两百场演讲在进行，从绣花到烹饪，从庄子的和谐观到韦伯的基督教伦理，从同性恋文学到死亡学的探讨，不同的题目吸引不同的观众。同时，几十家剧场在演戏：地方戏曲、现代话剧、实验新剧、日本能剧、希腊悲剧……
这一天，大大小小的沙龙里挤满了人；文艺青年在朗诵他半生不熟但绝对前卫的诗，半裸的观念艺术家在宣传他警世骇俗的构想，即将成名的哲学家在高谈阔论尼采“一切价值的重估”。这一天，好几个创新的杂志正在排版，两个对抗的先锋艺术宣言正要落稿，一本即将震惊文坛的诗集正在签约，一篇科学论文马上要改变世界。
这一天，一场公开举行的政治辩论使教育会堂附近的交通完全堵塞。这一天，某个报纸的社论抨击时事尖锐凶猛，编辑室电话响到半夜。
这一天，有几个作家得了奖，他们的《得奖感言》刊在报纸上。他们很高兴，虽然知道那页报纸马上会被拿去包油条或鞋子。
这一天，我从里弄出来，在巷口“永和豆浆”买了个粢饭团——包了肉松榨菜的，边走边吃。晃到福州路，走进一家七层楼的书店，那书店门楣上有个木牌，上面刻着漂亮的草书：“我思，故我在。”我嘛，就在那牌子下等着。

（原载1998年2月26日《文汇报·笔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