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庆杰：不平等的再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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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等的童年

郑庆杰

杂谈

    几十年前，印度电影《流浪者》中的主人公拉兹给一代中国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曲折的命运也引发了人们的深入思考。今天，当围绕“富二代”“穷二代”的讨论日渐激烈、“蚁族”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时，我们是否依然需要追问：每一代人的命运可以通过奋斗得到提升和改变吗？如果不能改变，那是什么原因支配着人们难以挣脱？安妮特·拉鲁通过《不平等的童年》，以自然主义的深度访谈方法，向我们展示了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不平等是怎样“再生产”的。

    当马克思揭示了“资本”自我增值的秘密之后，“再生产”的概念就在思想领域滋生蔓延。再生产必定是一个往复循环的过程，否则再生产就会丧失生命力。安妮特的核心问题在于：孩子们的童年所处环境的差异，如何再生产了他们的未来。围绕着差异，作者有两个对手：第一个对手是面对环境的差异，人们完全可以通过奋斗取得成功；第二个对手是虽然存在差异，但是这些差异相互交叉，无法明确地说人们之间的差别是阶级的分化，而且，相互之间的差异是渐进递变的，不存在质的区别。为了反驳这两个论断，安妮特经历了艰苦的案例选择、观察式深度访谈和比较分析。她将研究对象分为三个层级：中产阶级家庭、工人阶级家庭、贫困家庭。而划分的依据，则是通过收入、居住空间、父母的职业声望和受教育程度。

    米尔斯说，生活中的每个个体都会有自己的行动选择，但是更值得关注的是他们所嵌入其中的社会结构的力量，在这二者的互动关系中，生发的是社会学的想象力。安妮特这项研究的基本思路和研究基调可谓是对此想象力的一种再阐释。父母的所处的社会阶层机构和社会地位，决定了人们手中的资源、人际互动的关系，这些都成为他们的孩子们的文化资本，进而在家庭空间中了决定了对孩子们的教育安排，无论是在日常生活的组织、语言的训练与运用方面，还是家庭与教育机构的互动方面，都存在极其明显的差距，这些差距又以同样的结构化的方式，建构成孩子们在童年时对于生活、教育、人生体验的意义，进而构成了他们的认知和价值体认，并通过日常的点滴认同和内化，积淀成每个人的自我个体化的身心性情倾向，并且在日常交往互动、语言表达、行动判断等方面，养成一种布尔迪厄意义上的“惯习”，进而对未来形成了不同的发展轨迹。至此，我们会看到，从外在的社会结构所决定的父母的社会地位，到父母依据资源环境所做出的对孩子教育的行动选择，并建构起家庭内外的教育环境，进一步塑造孩子，前后形成了一个不平等的再生产的循环过程。

    布尔迪厄在其理论体系中，通过场域、社会资本、心性倾向和惯习等概念，建构了一个再生产的理论框架。而其中给人们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就是不同阶级、不同等级、不同社会地位的家庭的孩子们，在饮食、衣着、音乐爱好等生活世界的细微之处，所构成的差异，这些差异统合成不同数量和质量的文化资本，开辟了未来的生活的多元进路，虽然共享同一时空，但是却分布在社会空间的不同等级维度上。安妮特建基于布尔迪厄的理论基础上，对于在家庭内外的教育问题上，孩子们是如何被不同的文化资本所塑造，又是如何激活这些资本来争取自己的未来过程，作了详细的田野考察。

    当一个“不平等”的循环完成之后，我们基本可以把握那些支配着我们的外在的结构性力量是什么，以什么样的方式再生产我们的未来，一如我们身边的“穷二代”的形成，亦可追溯到城乡隔离、户籍差异、身份歧视、公民权利的缺失、弱势群体的社会地位、收入分配的失衡等一系列结构性因素，由并不遥远的历史而来，建构了第一代农民工的身份和生存境遇，又以“不平等”的再生产机制，从童年开始，建构新的“穷二代”，依然是穷，只不过已经二代。而一个社会是否在公平和正义中取得进步的标志之一，就恰恰体现在如何使其公民的权利得到保障和发展，使社会沿着公平的路经发展，而非不断地、无穷尽的、一代代的再生产“不平等”，直至社会的失衡和断裂。而这个问题的背后，就不仅仅是再生产的问题，而是怎样的社会流动机制，才能实现从父辈向子辈的代际流动，不仅仅在职业上，而且在收入、受教育程度、社会地位等各方面；不是一如既往的水平流动，不是愈演愈烈的贫富分化、向下流动，而是公平渐进的向上流动。要实现这种可能，需要考察的是如何打破“不平等的再生产”的循环机制，而阻碍社会流动的，恰恰是那些通过文凭、通过收入、通过民族、性别、地域、户籍、种族、健康证明等条件所实施的社会排斥政策。

    对于安妮特的研究，以上的学理求索稍微越界。但是，其研究中那些目前位居优势社会地位的父母，他们童年的生活环境是社会的底层，那么他们如何超越其社会地位的结构性支配，最终实现了向上流动，这恰恰是需要追问的。而如果不能解决这个问题，那么作者所探究的“不平等的再生产”就会失去有力的支持。要回答这个问题，安妮特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就需要改变。在《不平等的童年》这本书中，她采用的是深度访谈的方法，无论其多么得谨慎抽样，无论其怎样得深度挖掘，其研究所采用的质性研究思路，能更有效的解释研究对象本身所能揭示的“不平等的童年”再生产的机制和过程，及其蕴含的丰富的理论内涵和考察这个问题所应采用的多元的分析视角，但是它们不能解释社会结构的再生产是否在我们现代社会依然保持其原有的不公平程度？这个程度可测量的范围幅度有多大？社会再生产和社会排斥如何联手实现了“社会结构”的再生产？这是质性研究的弱项。在我们当前的社会中，关于社会阶层分化也存在“断裂论”“中产阶级化”“阶层与结构再生产”“碎片化”四种相互争论的观点，每个观点都有自己的逻辑自洽和经验依据，至今理论界依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是，从安妮特的研究中可以发现，哪怕其所采用的样本家庭扩充到一百个，人们还是难以信服其结论，因为关于底层小人物通过努力奋斗成功的英雄传闻、楷模故事，无论在中国还是在美国，我们都能举出无数例子，因此，以案例研究的方式无法解决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社会，究竟是“不平等的再生产”，还是人们可以通过个体的努力奋斗获得成功。这里的矛盾在于研究方法制约了研究结论的有效性。而通过定量的实证分析，通过严格的概率抽样和统计分析，抽离了诸多控制变量之后，或许能够揭示，社会结构是否在在历史变迁中实现了“不平等”的再生产，还是向公平正义的方向迈进。尽管对实证的骂名已经很是响亮，但是我们得诚实的对待不同方法的应用空间。

    安妮特的研究对作为其研究对象的那帮孩子们的未来，投注了追踪研究的设想。如果她能够实现那些孩子成年之后的追踪调查，那么她就有可能建构一个完整的“再生产不平等”的循环过程，但是如果那些孩子的未来没有被其现在的“再生产不平等”所言中，那么就是那些孩子的胜利。作为行动者，他们挣脱了既往的父母社会地位和不平等的社会结构对他们命运的支配和摆布，通过行动实现了社会地位的向上流动。而这，毕竟是他们个人的成功，但其背后能否折射出社会结构在社会流动机制上更加公正合理了呢？这仍然无法通过这些孩子的命运转折的得到答案。

    面对个体的奋斗，我们都会激励和鼓舞他们，但是在感情的意义丰沛之余，我们要追问的是，我们的社会结构是否提供了对所有人而言的公正的社会流动机制，我们不仅仅满足于哪一个“穷二代”经过艰苦的拼搏获得成功，我们向往的是曾经属于社会底层的那一代人的孩子们是否实现了社会地位的向上流动？如果没有，如何实现？在这些问题上，大洋彼岸的美国和当下的中国一样，难解，而又亟需解决。

[美]安妮特·拉鲁 著：《不平等的童年》，张旭 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1月，3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