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几时有 把酒问青天——文化名家20人畅谈梦想与现实

理想几时有 把酒问青天——文化名家20人畅谈梦想与现实 时间:2010-09-25 作者:周有光、吴思、贺卫方、杨天石 等
　　“理想国”，一个所有文化人都耳熟能详的词，一个似乎可以承载一代代文化梦想的概念，一场刚刚结束却又正在开始的文化盛宴。9月22日，中秋夜，以“理想国文化沙龙”为主题，几十位海内外文化名家相聚在北京，与热爱他们的读者见面交流，畅谈他们心中的理想，他们眼中的现实。在一个看上去有点功利的时代，谈理想似乎有点奢侈，在一个快速转型的时代，谈现实难免有点苦涩，不过一代人自有一代人的担当，我们邀请20位文化名人继续这一话题，不仅仅是为了清谈，更希望能由此展现一幅更美好的文化画卷。
　　【关于理想的寄语】
　　几天前的中秋假日，几十位来自海内外的文化人相聚在北京，他们面向公众，面向读者，做了十几场讲座和对谈：不为了宣传新书，也不为某个特定目的演讲，但这些更像是文化清谈的活动，却吸引了诸多的读者。因为让他们相聚在一起的名义，叫做“理想国”———这是个容易让读书人激动起来的词语，也正因为如此，原本由一家出版机构发起的沙龙，悄然演变成一场具有公共意义的文化聚会。说起来，除了学生时代的课题作文之外，“理想”二字已经很久没有人提起了，所以在两天的沙龙结束之后，人们更期望关于“理想”的话题能够延伸得更加久远。这，也成为我们再问理想的初衷。
　　读书人都知道，“理想国”的概念，起于柏拉图，周有光先生说，他心目中以为孔夫子提出的“大同”概念是先于“理想国”的“理想国”，这话当然也对，因为说到底，理想和理想主义，是每一个文化人心中挥之不去的梦想，哪怕对于“理想国”这一概念的批判早已汗牛充栋，哪怕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的呼声早已变成了知识界的共识，但说到底，真的郑重提到“理想国”三个字时，读书人还是容易产生莫名的热情。惟一的不同在于，当代人心中“理想国”的重心，早已从“国家”变成了“理想”本身，这在一个功利主义横行的时代，显得尤其卓尔不群。
　　清谈理想，当然不是要置现实于不顾，事实上，文化人谈理想，谈理想主义，更多的动力，正是基于现实，基于当下的中国，当下的世界。“理想国文化沙龙”的现场，学者们的清谈话题，从“你能独立吗”到“规则与潜规则”再到“好好过日子”，理想的激情之外，其实更细微处，正是对现实的体察与思考———这也是“理想国”三个字在当下还能保持勃发生命力的根源，因为知识分子的骨子里，保持对现实的反思能力是最根本的要务之一。而清谈理想本身，也正是为了给现实一个不同于平日的思考角度。
　　作为一场活动，今年的“理想国文化沙龙”已经成为过去式，但作为一个文化事件，它的影响或许还只是刚刚开始。且不说“理想国”这一文化品牌此后的发展，单就一场活动所引起的思想激荡，就已经值得我们给予足够的关注———虽然对现实的妥协似乎已经越来越成为常态，但这绝不代表一代人真正忘记了理想和理想主义。基于这样的认知，我们在文化沙龙的基础之上，继续邀请更多的文化名家参与讨论，请他们回忆自己的梦想，请他们观察今日的现实，请他们畅想来日的变化———一句话，我们要让更多的人拥抱理想，观照现实。于是，就有了从百岁老人周有光到文化新锐李海鹏等一众新老知识分子的参与，把所有这些人的梦想放在一起，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为我们重新体认现实提供了一个不同寻找的维度。
　　拥抱理想，观照现实。我们深深知道，只谈理想，不看现实可能会引发灾难性的后果，就像历史已经证明了的那样。但是同样，我们也深信，只生活在现实的层面上却漠视理想和理想主义，那最终将造就出迷惘的、失落的、崩溃的一代。所以，当知识界就理想发出声音的时候，当“理想国”的概念再次被提起的时候，我们应该庆幸，更应该珍惜，或许在其中，我们能找到一种不一样的力量。
　　关于理想的阅读推荐
　　周有光 推荐阅读《凤凰周刊》，因为这本杂志对现实的敏锐观察。
　　贺卫方 推荐阅读《九人：美国最高法院风云》，因为国外法律系统的参照意义。
　　谢 泳 推荐阅读《现代学林点将录》，因为作者独立的学术构想和实践。
　　吴 思 推荐阅读《新伦理学》，因为与作者的思想契合。
　　张大春 推荐阅读《古文字演变趣谈》，因为文字的演变本身就充满趣味。
　　李长声 推荐阅读《奢华之色》，因为文物描写热潮之中作者能坚持考证与治学。
　　骆以军 推荐阅读《学习年代》，因为在缺乏题材的时代，创作技巧值得尊敬。
　　杨继绳 推荐阅读《通向奴役之路》，因为需要倡导开放的情怀和社会态度。
　　杨天石 推荐阅读《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因为当下的治学所需。
　　茂吕美耶 推荐阅读《莫儿的门》，因为感动。
　　席慕容 推荐阅读《述说鄂温克》，因为这个民族的美丽历史。
　　迟子建 推荐阅读《活下去并且要记住》，因为磅礴的思考和坚持。
　　朱 正 推荐阅读《红轮》，因为难得的历史材料和历史记忆。
　　钟叔河 推荐阅读《洗澡》，因为对知识分子的倔强产生共鸣。
　　杨念群 推荐阅读《时空中的美术》，因为文字之后隐含的精神意蕴。
　　沈昌文 推荐阅读《历史的进退》，因为不谈现状只回忆历史。
　　小 宝 推荐阅读《低智商社会》，因为日本社会与当下中国现实的对比。
　　李海鹏 推荐阅读《长日留痕》，因为小说深入表达了人性的扭曲。
　　张铁志 推荐阅读《秩序缤纷的年代》，因为对我们正在经历的时代的反思。
　　彭浩翔 推荐阅读《告白》，因为日本推理的流行和推荐。
　　理想三问
　　“理想国”特刊邀请20位文化人物分别回答以下三个问题，以此呈现当代文化人心中的回忆、梦想与现实。
　　1.你和书的关系是怎样的，最早的阅读记忆是什么？
　　2.你心目中的文化梦想是怎样的，你怎么理解“理想国”？
　　3.你如何理解当下文化现状，今年你最喜欢的书是什么？
　　周有光 孔夫子的“理想国”
　　周有光 语言学家，1906年生，著有《现代文化的冲击波》等，104岁时推出新作《朝闻道集》。推荐阅读《凤凰周刊》。
　　1.眼界开阔的阅读
　　我小的时候，读书的环境应该算好的，家里书很多，我的亲戚朋友也有很多是文学家，比如沈从文是我的连襟。可是在中学时候，老师常常跟我们讲，说中国不缺少文学家，缺少的是科学家。老师说，中国为什么由一个文化大国，变成被人家欺负的弱国，就是因为缺少科学。所以老师鼓励我们尽量去读科学。我的同学里面很少搞文学的，都是受老师的影响，受时代的影响。大家知道，“五四”运动讲的是德先生、赛先生，这里面不谈文学，不是说文学没有用，可是文学不能建设新中国。最近不是有新版的电视剧《红楼梦》出来吗，有人会很喜欢《红楼梦》，可是假如中国人都学成贾宝玉、林黛玉那样，就糟糕了。
　　我家里在小的时候，学古文的条件很好，虽然我们那时候已经在提倡白话文了，可是学生写文章还是要古文，写白话文不算数的。后来到了外国，视野更广了。中国是一个大国，可是一向是讲“四海之内”，没有讲“四海之外”的。到美国，不一样了，美国人什么都讲“世界”，他们的确是眼界开阔，因为历史、文化都不一样。在中国我读了许多古书，又到外国去读外国书，我学了四种文字，中文、英文、日文、法文，看这些书都没有问题。
　　2.理想国就是大同
　　柏拉图写过《理想国》，我却是相信孔夫子的。“理想国”这个概念，我认为是孔夫子第一个提出来的。孔夫子讲过“大同”思想，这个是我认为最早的“理想国”。孔夫子的理想，比欧洲的许多思想家高了许多，我要跟孔夫子走，不跟柏拉图走。
　　我认为“大同世界”不是空话，我写过一篇文章讲，中国要现代化，有三个重要的人物需要重视：第一个康有为，他搞维新，走民主道路，这是第一步，他写了一本《大同书》，这是孔夫子的思想。第二个大人物孙中山，他提倡三民主义，到处都写“天下为公”，这句话也是孔夫子讲的。第三个邓小平，邓小平改革开放，要建设“小康”，“小康”两个字也是孔夫子讲出来的。所以我说，中国三个重要的人物，都受孔夫子的影响。要搞社会主义，就逃不过孔夫子。
　　3.要读外国的书
　　我现在主要看外国的书。我说不出哪一本书最好，不过我有一个总体印象：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光看中文的书不行，必须要看英文。英文书是世界性的，发展是惊人的。报纸上说，在欧洲许多小国家，他们搞扫盲运动，扫的什么盲？扫的是英文的盲，不是本国文字的盲。英文的重要性大家早都知道了，芬兰这个国家是扫英文的盲最好的。因为过去每个人是一个国家的公民，现在全球化时代，每个人是世界公民，这个情况不一样了，所以要读外国的书。
　　平时我看一些杂志，比如《凤凰周刊》，上面有全世界的事情，还有很真实的思想。我还开了微博，因为我觉得要重视新科技，科学技术能够加速信息的流通。比方说在伊朗，他们搞选举，其实政府是要控制信息流通的。结果伊朗那边的人都拿个手机发微博，就把消息发出去了。我还看到国外有篇文章，说现在全球化时代，国家越来越透明了，技术不断更新，控制网络变得很困难。事实上这是好事情，能够加速民主的发展，整个人类的生活就会更幸福。民主也不是哪个国家的专利，这是几千年来一直在发展的思想嘛。我是个乐观主义者，人家问我，中国有希望吗？我说中国当然有希望啦，我们改革开放，就是在接近世界，只是我们还在走，还在接近世界。
　　我现在105岁了，不能出门，但是有很多朋友告诉我很多奇怪的事情。上海有朋友告诉我，说上海人讲，大学里面有两种“假教授”，第一种是“真的假教授”，比如我捐一笔钱给你们学校，你给我一个聘书，聘我当客座教授，这是空的啊，大家都知道这是假教授。还有第二种是“假的真教授”，就是好比哪一个官员，到大学里当院长，按照他的级别规定应该是教授，但是他没有学问，不会教书。
　　最近有很多学术造假、学历造假的新闻，我觉得你错了就承认错误嘛，为什么要造假呢？我在很多大学教过书，从来没有哪一个大学问我的学历，我的文凭好像没有用处。现在人们为什么要造假，因为你的学问没有用了，人家看的是文凭，这是一个根本的错误。从前跟现在不一样，我的各种证件都没有用处。
　　还有那个打假的方舟子，我觉得了不起，方舟子自己讲，他为什么要揭发人家的错误，是美国的影响。在美国你批评我、我批评你，都是可以的，到中国来就不行了，所以有人打他，所以说我们的学术界基本没有思想自由。我认为今天的自由已经比昨天多得多了，明天我们还会有更多的自由。假如真正有了学术自由，问题就简单多了。
　　吴思 阅读是我生活的主要内容
　　吴思 作家、历史学者，著有《陈永贵：毛泽东的农民》、《潜规则》、《血酬定律》等。
　　推荐图书：《新伦理学》
　　1.读书与世界观
　　1965年，我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读完了第一本长篇小说《欧阳海之歌》，晚上，我娘批改作业，我就在旁边。看完了之后我很得意，因为我看完了第一本长篇小说。书中的很多场景，比如欧阳海把两只脚泡在水里读书，想一些人生的事儿，还有，他坐在篮球场边读书，以培养自己的定力……这些我到现在还有印象。那时我还爱想一个问题，如果是我，我会把受惊的马扛出铁道，然后舍身去救火车吗？这是一个让我觉得有些害怕的问题，因为我觉得自己可能不敢，但是不敢又不对。
　　我上三年级的时候，就看完了整套的《星火燎燃》，这套书告诉你，你的生活怎么来的，书中已经描绘了一个完整的世界观。“文革”开始后，背《毛主席语录》，“老三篇”，这些都是塑造世界观的过程。但是，我感受不到多大的冲击。因为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我当时的世界观在潜移默化的过程中开始形成。
　　2.读《明史》寻得世界观
　　我现在的世界观和原来已经不一样了。我“十有五而有志于学”的时候，自觉地树立一套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以前潜移默化的影响开始自觉和理性化了，一系列的书都对我有影响。其中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牛虻》、《斯巴达克思》等。
　　我现在世界观的形成是在现实中碰壁的结果。上大学之后，我试图寻找一种新的世界观，读儒家的东西，读马克思的东西，但是没有成功。1995年到1996年，我开始读《明史》时，开始形成了我现在这套世界观，而且非常有个人特色。读《明史》使我有了一次机会，借助事实整理自己的思想，也并非是说一本书形成了现在的世界观，而是十多年来一砖一瓦地盖起来的。
　　我小时候的第一个理想是当司机，可以走遍全国各地。到初中的时候理想是当海员，走遍世界各地。读了苏联小说的时候，我想当作家。我现在主编的杂志也算是实现或部分实现文化理想的事业之一，我为之投入了最多的精力。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份儿”（空间），在你的“份儿”内，你可以为所欲为，只要你不出这个圈。这个圈的边际是不伤人，不影响别人自由，不侵犯别人的“份儿”。现在的问题是，人类总体在这个世界上占的“份儿”太大了。所以我觉得，需要调整的不是社会的理想或个人的理想，而是人这个物种在地球上的活动边界和范围。
　　3.与王海明棋逢对手
　　我觉得比较好的是王海明的《新伦理学》。这本书对一些最抽象的问题，如什么叫正义，什么叫善，作者的解释非常深入，和我以前看到的一些西方大哲学家谈到的都不一样。我是带着挑剔的眼光来看书的，因为我想挨个驳倒每一个作者，然后确立我的观念不会被驳倒。但是我看《新伦理学》，发现他和我比较契合，我们在不同的角度谈一件事。我不能把他驳倒，他也不能把我驳倒，我觉得遇到了一个势均力敌的好棋手。
　　贺卫方 重塑温良谦和社会
　　贺卫方 1960年7月生，山东省牟平县人，著名法学家，著有《外国法制史》（与由嵘、张学仁、高鸿钧等合著）等。推荐图书：《九人》
　　1.读书寻求答案
　　最初的阅读习惯来自孩提时代父母的培养。家里订了两份报纸，自己总是好奇：那纸上说的什么事情，让大人看得那样认真？六岁那年上小学，学校说年龄太小，欲拒之门外。送我上学的奶奶跟老师说：这孩子能读报纸。当即找来《人民日报》，我把一篇文章磕磕碰碰地读了下来。老师们围观且讶异，遂允我上学。
　　我们这一代的真正阅读———我指的是那种伴随着思考和批评的读书状态———是在文革后进入大学才开始的。随着社会“解冻”，真相渐露，困惑纷至沓来。寻求答案的过程就把注意力集中到书上了。西南政法大学的图书馆鼓励学生借书、读书，本科生也可以借出外文原版书。法学之外，西方哲学尤其是启蒙时代的哲学著作成为自己偏爱的书籍。由于“汉译名著”和其他翻译作品，商务印书馆在我的心中就是一湾神圣的知识之泉。
　　2.期望温润文化环境
　　我所期望的，是一种温润的思想和文化环境。报章、电视和网络上洋溢着一种探索和理性的气息。阅读成为越来越多的国民的生活方式。每一个大一点的社区都有一座藏书丰富、服务友善的图书馆。思想家在大学，在江湖，在山野，不在庙堂。出版社“大狗叫，小狗也叫”，不过层次分明；人们可以只是依据是哪家出版社的出版物去判断一本书的品质。“商务”不可能因为追逐商务利益而出版不上档次的作品。由于阅读带来的潜移默化，人人追求尊严，社会温良谦和。
　　3.《九人》，了解美国司法
　　这一年出版的书，我最喜欢的是《九人：美国最高法院风云》（图宾著，何帆译，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4月版）。这本书揭示了这个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最高法院过去近二十年的内幕，九个大法官的个性、价值偏好、司法哲学以及决策手腕都有着栩栩如生的描绘。由于自己曾经在那里旁听案件审理，又与几位大法官有过些许交往，因此读来格外亲切，更深化了自己对美国司法制度和政治制度的理解。
　　谢泳 繁荣中国学术之梦
　　谢泳 1961年生。著有《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等，现在厦门大学中文系任教。推荐图书：《现代学林点将录》
 
        1.喜欢蒋路译笔
　　我是60年代初出生的人，整个中学生活是在“文革”中度过的。而“文革”中是没有书可读的，就是有书可读，那些书多数也没什么用。一个人应该在他该念书时就念书，而且要念一点正经书，不能白念，现在想起来，我最能念书的时候念的那些书，后来多数对我没有什么用，或者说，还有副作用。
　　我少年失怙，母亲虽然没有多少文化，但她是一个知道文化是好东西的人，小的时候，她让我背得最多的是《毛主席诗词》，我在上小学以前，已经背会了当时能找到的所有毛主席诗词。我后来对文学有一点兴趣，这可能是最初的萌芽。
　　我上小学的时候是70年代初，有一次从学校废弃的图书馆里找到一本《屠格涅夫回忆录》，薄薄一册，是蒋路先生翻译的。这本书主要写屠格涅夫自己的文学活动，我就是从那本书里知道了许多19世纪的俄国作家。那时喜欢读这本书，主要还是喜欢蒋路先生的文字。
　　2.做切近理想的事
　　在中国做事，一般来说我们不能有太不切近中国现实的理想，但这不等于在目前条件下不能做事。各有各的理想，各有各的做法。贝贝特公司有自己的文化理想，那就是繁荣中国的人文学术，普及先进的文明知识，推进中国社会的民主化进程。他们的追求，其实也就是中国学者的努力的方向，也就是我们共同的梦想。
　　3.胡文辉让我感动
　　我今年读到了胡文辉的新书《现代学林点将录》。这本书可以看作是一部中国现代人文学术史，但更是一本体现了作者学术眼光和真知灼见的学术著作。
　　作者是一个中山大学肄业的学生，近二十年来，他没有去弄所谓的文凭，没有去戴博士的帽子，但他却以《陈寅恪诗笺释》和这本《现代学林点将录》，证明了自己对中国现代学术的热情和深入研究。中国这些年来各种各样的社科项目很多，但没有出现这样的个人学术著作。这是今年学术界让我比较感动的一件事。
　　李长声 读书就会有梦
　　李长声 一九四九年生于长春。一九八八年自费东渡，专攻日本出版文化史，著有《日知漫录》等。推荐图书：《奢华之色》
　　1.读书是消不了闲的
　　我爱书，也爱读书。爱书，买到手里未必读；爱读书，不买书也想方设法读。就我来说，主要是爱读书，从图书馆借书，日本图书馆很便利。我国似乎应该像到海外建孔子学院那样积极在国内建图书馆。也喜欢逛书店，在里面翻阅。在日本侨居二十多年，觉得那个国家最好的就是走到哪里都会有书店，卖新书的，卖旧书的，进去逛逛，是走路的小憩，也会有发现什么书的惊喜。人们常说读书消闲，其实，读书是消不了闲的，因为要动脑，大脑闲不下来，闲的是四肢。读书就会有梦，因为思考了，脑子一灵动，就产生种种想法，必然带有梦。家父生前是建筑工程师，家里的书都是建筑方面的，唯有一套文学书，《远离莫斯科的地方》，大概是中苏友好的遗物，这是我第一次读长篇小说，如今什么都不记得了，只记得读过。我喜爱中国古典文学，那是有意识阅读，是一种学习。当年很热情地下乡，同学们从学校图书馆偷了好多书带到广阔的天地里，读得有点感动的是《红与黑》，生出对理想及实现理想的感叹。
　　2.理想的文化首先是自由
　　今年是日本国民读书年。日本把人们不读书的现象叫作脱离活字，为什么不叫脱离读书呢？脱离活字有两层意思，一是不读书，老少只看漫画，二是不读纸书本，读手机等。其实这完全是出版业为自身而忧。前一层意思是出版业自食其果，因为漫画本来就是他们自己做大做强的，而后一层意思则是阅读多样化，也大有取代纸媒体之势，时代使然。我国当下的文化生态是百花齐放，杂草丛生。只要不砍伐，哪怕不浇水，大树的种子也总会长成大树的。
　　理想这个词好像还没太被污染，只是被很多人抛弃了，或者改变了理想的内涵，譬如变成了以发财为理想。所以拿出理想这个词，重温理想，很有点激动人心。有过理想，还可以继续理想。理想的文化首先是自由。
　　理想国文化活动有两大主题：“想象下一个十年”和“华文共同体”。说到文化共同体，有英语共同体，更常说的是英语世界，出版人对这一点体会更深刻。出英语可以卖遍半个地球，而日语书走不出国门，所以日本以前没有走向世界的想法，反而为自己的独一无二而沾沾自喜。后来发现漫画几乎不使用文字，早已不胫而走，走遍世界，就一哄而起，往上贴日本文化的标签。我们说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恐怕用的是英语吧。
　　3.《奢华之色》很下工夫
　　今年我读了觉得有趣的书，其一是扬之水的《奢华之色》。读这本书读的是文物考证，也是读美文。此书给人的感觉是坐得住板凳，出于独自研究。日本以前有青木正儿做中国古代文物考，但基本是书本的，而《奢华之色》既有书本的，也有实物的，两相结合。如今很流行各种文物的书，但一看就是一大抄，工夫下在编，而不是下在写。
　　张大春 我的期许：至人无梦
　　张大春 作家，1957年生，山东济南人。好故事、会说书、擅书法、爱赋诗。曾任教于辅仁大学、文化大学。著有《认得几个字》等。推荐图书：《玄隐庐诗》
　　1.读书无目的
　　我和书的关系是很随便的。从高中毕业之后算起，三十五年以来，除了吃喝拉撒睡，生活中充斥着的大概都是形形色色的书。也由于读书没有目的，没有章法，没有系统，大部分的书之于我，就是没能成就婚事的恋爱，露水姻缘而已，不好拿出来吹嘘。
　　2.至人无梦
　　日常的梦想大多数发生得不自主，夜半来、天明去，思之未必可遇；避之却常不及。文化理想恐怕也是这样。一旦言及理想二字，则个人的趣味与时代的风尚，就容易见出“时差”，每见人寤寐思服，只落得辗转反侧。写作的人在这一题上发酵，便极易生酸气。我自己的期许是：至人无梦。
　　3.《经济史的趣味》打动我
　　可以分两岸来说，台湾今年出版的新书里最打动我的是允晨出版的《经济史的趣味》，作者是赖建诚。大陆近年出版的新书里最打动我的有两本，分别是2009年2月文物出版社出版的《古文字演变趣谈》，作者是夏渌；编者是刘欣耕、陈行健。2009年11月黄山书社出版的《玄隐庐诗》，作者是潘伯鹰；点校是刘梦芙。
　　骆以军 创作是对生命的迎击
　　骆以军 作家，1967年生，台湾“国立”艺术学院戏剧研究所硕士。著有《西夏旅馆》等。
　　推荐图书：《蛙》
　　1.抄着抄着，书就读进去了
　　我父亲是教中文的，家里小时候书特别多。过年还帮他晒书，发霉的书帮他处理。小学四年级左右，糊里糊涂开始看书，这些书很厚，很便宜，只有几毛钱，像《西游记》、《东周列国记》、《征东征西扫北》。那个时候抱着看那一系列的话本小说，我父亲特别开心，刚开始有点表演给他看的，后来就看进去了。我跟台湾同时代小孩不一样，到六年级，父亲书柜里一堆《绿野仙踪》、《红楼梦》、《三国演义》，有的看不懂，但还是一直看。
　　我青少年时期没有怎么阅读，有点像姜文《阳光灿烂的日子》那样，跟哥们一起去撞球间。大学以后，念文化大学，在山上，这个大学在台湾学术排名很烂，但是学校的高度很高，冬天特别冷，我就蛮用功的，看了不少书。我看一些翻译的外国小说，看卡夫卡、陀思妥耶夫斯基，就用抄的。后来几乎到30岁，十几年时间，我的阅读是用抄的。我有阅读障碍，没办法专注，我就用抄读，抄的时候觉得速度变慢，内容就读进去了。《百年孤独》就抄了很多遍了。
　　2.创作者的焦虑
　　创作者会焦虑、寂寞，买书的人少了，可能没有上一辈的人因为创作这件事得到更好的物质条件。但是这个是所谓的现象，我不那么负面。每一个时代的创造者，都是在混乱的世界，像卡尔维诺，《给下一轮太平盛世的备忘录》中有个章节叫《繁》，讨论了这些问题。他举例说像博尔赫斯的小说，变成一个无限繁殖的网络，无比巨大的百科全书。我觉得像他自己写的《命运交织的城堡》。
　　现在一个20岁小孩的经验，可能是100年前80岁老人的经验，是这个老人家一辈子经验的一万倍、十万倍、或者一百万倍。这么小的小孩，光看好莱坞的电影、上网看全球的新闻，他根本没有经历过战争、海啸、世界末日。像变形金刚。但是这个经验已经爆炸了。我们常常觉得小孩无用、软弱，其实是他们脑袋里塞满了答案，只是答案就像中了病毒一样。这些经验很多是伪造的经验。这是现阶段的小孩，如果他们对创作这件事情有意志力的话，或者说有向往的话，这是他们在创作中要处理的课题。
　　他们处理的问题肯定就不是“文革”里的问题，他们处理的问题可能就更抽象了。要对抗的敌人就更复杂了、更难言喻了。西方很多小说，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时候就是处理这些。是20或30来岁的华文创作者要面对的问题。如果你是堂吉诃德，你要打的那个风车其实已经是非常复杂的、渗透在四处的、破碎感官和伪经验。
　　创作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正面的迎击。生命本身是，像村上春树《世界末日与冷酷仙境》的主角，眼球被剃刀割了一条缝。有一群兽，吃人类集体所有人的梦，最后这些兽死去了。他的工作就是到图书馆的地下室，把这些兽的骨骸找出来解读。我觉得很像电脑和网络。把这些无意义的、像每天发生的新闻、杀人的案件、矿场的灾难、人伦的惨剧、战争、瘟疫、战争、恶梦等等被吞噬到好像看不见的吃梦的兽。他讲的主角就是小说家的工作，把这些无名的、巨大的、人类集体的噩梦或是美梦也好，他去把它释放出来。村上春树小说里讲到的那种释放是虚无和冷酷的，可是我觉得在写小说这件事情上不是虚无的。是肉身的事件本身，在书写的过程中感受到一种流动、运动吧。
　　3.《蛙》有点萨义德晚期风格
　　莫言的《蛙》，有点像萨义德的晚期风格，我觉得他进入到一个很封闭的、超现实的世界，莫言个人的世界，这个世界本来《檀香刑》就玩足了，他到了《蛙》的时候很像布莱希特的作品《勇气母亲》。如果是莫言的读者，就去享受吧。之前他炫耀技术已经差不多了。这次觉得特别怪，取用了小孩的世界，呈现出一大堆奇观。这种叙事手法，在阅读上是很爽的，有创造力，有想象力。
　　董启章《学习年代》，意义比较深。全球化时代的作家，碰到的困境就是经验贫乏。不太有机会遇到像阿城、王安忆、贾平凹这样的经验，可是如何去凭空创造，类似像机器人，像电影AI人工智慧，一个机器人男孩怎样变成一个真正的人类男孩。这是我最近思考的课题。
　　我自己也有在创作上，想要跟教养、品德的自我回馈。不可能像莫言他们的青少年时期这样。去下放、去分辨五谷、骡马，去理解老一辈人情世故。你在城市化空间里，如何不要只是去处理断裂的感官、荒芜的人际网络。
　　这本书很像招灵会，召唤灵魂。谈歌德的书、大江健三郎的书、谈《物种缘起》。好像上一辈认定。没有可能，没有小说的可能。可是我觉得董启章可以召唤这么一个复杂的巨大的巨兽。是华文阅读者，对西方小说的召唤。形成一个读书会。像火隐忍者对查克拉的召唤，凭空的、没有故事的人，要创造一个海市蜃楼。但它并不是虚无的，我们这个时代是没故事、没教养的。怎么样才能从西方的大的经典中创造。
　　杨天石 理想是“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
　　杨天石 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长期研究中国近代史和中国文化史。著有《找寻真实的蒋介石》、《杨天石近代史文存》等。推荐图书：《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
　　1.学术兴趣不断转移
　　我现在一天的大部分时间都在阅读。因为我做历史研究，就是不断的阅读，不断的写作。
　　我年轻时候的理想是当作家或诗人。我六七岁时看了第一本小说《说岳全传》。然后看《水浒传》《聊斋志异》《三国演义》等中国古典文学。这种阅读，培养了我对中国文学的兴趣。上世纪50年代，看俄罗斯文学比较多，戈宝权翻译的《普希金文集》，对我影响比较大。后来我又看了西蒙诺夫、法捷耶夫等人的小说，才最后决定学文学。
　　我大学学的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学专业，选择这个专业是想通过当记者走上当作家的路程。我进北大第一件事情，就是想参加北大全校性的学生社团诗社。诗社当时在征集会员，我就送了两首诗过去。诗社的领导人专门找我谈了一次，说我的诗写得很好，要在《北大诗刊》上发表。第二，决定吸收我当诗社的社员。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北大诗刊》出版了，我的诗却并没有发表。因为团委会审查，认为我的诗感情不健康，这是最初的一个打击。
　　后来我就不写诗了，我的兴趣转移到研究美学和文艺理论。这门学问当时比较热，有几大家：朱光潜一家，蔡仪一家，还有初出茅庐的李泽厚。
　　那段时间，我读了相当多的法国文学和俄罗斯文学，比如法国的巴尔扎克，俄罗斯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的作品。因为那时候有种说法，世界观落后的、甚至反动的作家，作品倒可能很伟大。我就想研究这个现象，我给自己定了一个题目，“作家世界观和创作方法的关系”。在研究过程中，我发现自己对中文文学史的了解太少，研究文艺理论和美学对我来说不太适合。我的兴趣又转移到唐代诗歌，转而关注为什么唐代会出现诗歌高峰。
　　我在北大相当用功，成绩也相当突出。但是在上世纪50年代，这个叫白专道路。加上我对大跃进、反右都有看法，于是成了年级被批判的典型，因此，我的第一分配很糟糕，我被分到了一个培养拖拉机手的学校。1962年1月，我调入北师大附中，我当时写了文学方面的书。后来我感觉，要研究文学，不懂得哲学，不懂得社会思潮，也不可能有很大的发展。后来，我的兴趣又转移到中国哲学史，又写了几本中国哲学史方面的书。
　　我在北师大附中工作了18年，其间很多研究机构调我，但没有成功。1974年左右，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鉴于我以前研究过南社，于是邀请我业余参加近代史所的工作。一直到1977年，近代史所邀请我参加《中华民国史》的研究工作，决定调我。就这样我进了近代史所，一走进近代史的专业研究就发现这是一条不归路，而且有很多事做不完，于是一直做到了现在。
　　2.学术环境有进步
　　我觉得，我们的学术环境比以前宽松多了，有了很大进步。但是，离理想的学术生态还有一段距离。我觉得，理想的学术生态，从宏观的方面来说，就应该是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能够自由发表自己的学术观点。从具体的来说，国内档案的开放程度，与国外还有很大差距，特别是现代史档案，很多都不开放。
　　3.读书从研究出发
　　我读书完全是从研究需要出发，社会的公众读物我读得很少。我最近看的觉得对我来说有用的书是《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
　　杨继绳 说真话，做真人
　　杨继绳 湖北浠水人，曾任新华社高级记者等职，近期出版《三十年河东：权力市场经济的困境》。推荐图书：《通往奴役之路》
　　1.调查、读书、思考
　　阅读是我生活中的重要部分。我没有别的爱好，除了吃饭、睡觉，工作，就是阅读。我当记者的工作方式是一个三角形：调查，读书，思考。研究一个社会问题，先要阅读相关内容的书，然后开始调查，调查一段时间再针对现实问题阅读，获得新的启迪，如此多次反复，思考贯穿始终。如果工作成果是三角形的面积，那么，调查、读书、思考就是这个三角形的三个边，三个边越长，面积就越大，缺少任何一个边，面积就等于零。
　　2.文化理想已被淹没
　　什么是文化理想呢？用一句老话来说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齐家，需要提高自身文化素质；治国、平天下，需要文化创建一个理想的制度和国际环境。
　　具体说来，每个人都生活在一种文化环境之中，文化工作者就是要营造这样一种环境：真善美的，阳光灿烂的，美好愉悦的，这样的环境才能春风化雨，惠泽万民。好的文化是阳光，是雨露，是春风，是智慧，是人们须庾不可少的。
　　可惜的是，当今文化理想，已经被利益淹没了。学者、作家者为稻粮谋，为名利谋。在这种情况下，从事文化工作的人，要坚持说真话，求真理，做真人，就得更有担当。
　　3.好书常岁末出版
　　今年有什么书我还难说，现在不到年底，好书常常是岁末出版的，愿与诸君拭目以待。最近几年好书多了，有历史的，经济的，文化的。前几年打动我的书有很多，如《通往奴役之路》、《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等等。
　　茂吕美耶 埋头做事即可
　　茂吕美耶 日籍作家。著有《物语日本》、《字解日本》等，译有梦枕貘的《阴阳师》等。推荐图书：《莫儿的门》
      1.边育儿，边读书
　　我妈妈是台湾人，她从来不看书，从未买过书籍或图画书给孩子。我爸爸是日本人，他是跑船的，终年都在海上生活。我爸爸在家时不爱说话，但非常爱看书。他每次回来都带很多书籍和杂志，大部分是日本的文学杂志，也有中文的。我爸爸虽然不会说汉语，不过听、写汉语的能力不错，他看的中文杂志都是文学类的。
　　我想，我是受到我爸爸的影响，从小就接触两种不同语言的书籍，所以非常喜爱阅读，而且读的书很杂，几乎什么书籍都看。我在育儿时期，每星期都推着娃娃车到图书馆借书，大约持续了四五年，图书馆的人都认识我，还曾开玩笑问我：“这个图书馆的藏书够不够你看啊？”现在则是自己买书，书籍多得家里不够放，只能放到院子角落的另一个房间。唯一遗憾的是，我长年住在日本，比较难买到中文书。
　　2.不敢说有文化梦想
　　我不是知识分子，不敢说对文化有什么梦想，也没资格批评或期许当下的文化生态。我觉得，这些事应该让后代人来决定，当代的所谓文人只要埋头做好自己的事便行了。诗人专心写诗，小说家专心写小说，散文家专心写散文或杂文，什么都写的人就什么都写，反正都是靠文字为生的人，这只是众多职业中的一种，而我们凑巧选择了这个职业而已。写文章的人不能认为自己比别人崇高或有能力做出什么文化事业。至少我认为我自己没这种能力。
　　3.向狗学习“忠诚”
　　我推荐《莫儿的门》这本书。我养过并亲自训练过狗狗，虽然它已经过世了，但它让我打心底理解何谓真正的“忠诚”与“无私的爱”。
　　席慕蓉 理想是用笔描绘蒙古高原
　　席慕容 1943年出生，台湾著名诗人，散文家，画家。出版的诗集有《七里香》、《无怨的青春》、《时光九篇》等，曾风靡一时。推荐图书：《述说鄂温克》
　　1.最初的阅读，让我走出寂寞
　　我读书是因为寂寞。少年时代因为战乱的关系，我总在迁徙，于是总成为学校里的插班生。往往来到一个集体里，得到一两个朋友，不久又要换一所学校，我又成为站在门口的陌生同学。最恐怖的时候，我从香港到台湾，考进一个非常好的女校读初二，在香港没有学代数，结果到台湾大家都学过，我在数学课上都是考零分。
　　在这样的环境里，我不但寂寞，而且惶恐，是什么东西救了我呢？就是国文课。国文老师拿我写的作文到别的班去展览，老师还教我《古诗十九首》，让我从此爱上了诗词。我年纪很小的时候就会背《长恨歌》、《琵琶行》，而且是用广东话背。
　　你可以说我小小年纪怎么能够了解诗歌里的离散、漂泊，但我确实是在颠沛流离中生活，是最初的阅读，让我走出寂寞。
　　2.用诗歌、用记忆，把当下留住
　　我以前做事没有计划，现在发现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必须要有计划了。
　　作家出版社刚刚出版我的一套六本诗集，其中三本是没有在大陆出过的。还有第七本《以诗之名》已经在写，明年会出版。第八本我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写出来了，我要专心去画画，去高原走一走。
　　其实人生没有当下，所有的当下都马上成为过去，我只有用诗歌、用记忆，把当下留住，这是艺术的功效。
　　我的理想就是用笔描绘蒙古高原的风貌，我是受美诱惑的人，心中充满对古老世界的乡愁。
　　在几十年前的诗集《七里香》里，有一首诗写于1959年，那时候我才高三，写我穿过松林，有月光，有鹿的影子。结果到了2003年，我真的看到了我诗里所写的意象，那是在我母亲的家乡，也是一个中秋节的晚上，我穿过山上的松林，看到有长着美丽犄角的鹿，坐在路边看着我。
　　我才知道，所谓“原乡”，其实一直存在于我的记忆中。
　　3.真相后面还有真相
　　我在拜读乌热尔图先生的《述说鄂温克》，乌热尔图先生是鄂温克族非常优秀的文学家和学者，他把鄂温克的历史写成了像辞典一样的书，比如一个个部族的名字都列成条目，简直精彩得不得了。
　　我原来以为，我所了解的鄂温克已经是历史的真相，读了乌热尔图先生的书才知道，真相后面还有真相，族群的文化竟丰富至此。
　　原来在蒙古秘史里，把年轻的铁木真从灾难中救出来的，就是一位鄂温克人。还有当年鄂温克人的分散，从西伯利亚那边，一直走到阿拉斯加。鄂温克的神话传说中，是萨满带着他们走过去，“阿拉斯加”在鄂温克的语言里是“等候你”的意思，在白令海峡的对岸“等候你”。这些传说无比美丽，令我迷恋。
　　所以如果让我推荐今年读到的最好的书，我想说，乌热尔图先生的书都很好，我手边有他的四本书，正在慢慢读呢。
　　迟子建 不亵渎文学，已很足够
　　迟子建 作家，1964年生，著有《树下》、《伪满洲国》等，《额尔古纳河右岸》获得茅盾文学奖，近期推出新著《白雪乌鸦》。
　　推荐图书：《活下去，并且要记住》
　　1.生命是有限的，阅读是无限的
　　我第一次接触书是70年代初的时候，有一些书还没解禁，我爸爸是个爱好文学的小学校长，家里还剩一些没有烧掉的书，我看他在读《红楼梦》。他看了以后经常给我妈妈和我们家邻居讲《红楼梦》的片段，我就凑过去听。
　　生命是有限的，即便长寿也就百岁，即使活到那个年龄也糊涂了。很难有像海明威这样经历丰富的作家（参加过两次世界大战，也出了很多好作品）。对于大多数作家而言，我们的生活不可能穷尽世上所有，读书能加大你对世界和历史的看法。
　　经过读书，了解整个的生活和历史，很像一头牛吃了很多草，自己把它反刍。读书对我特别特别重要。如果不是那么累，我每天都会读书，哪怕是写长篇的时候，临睡前养成习惯了，一定要看书。
　　2.关注时代变化，保持朴素的心
　　我不能左右时代，我也没有看到整个群体的力量能抗拒这个东西。我只能作为一个文学爱好者、一个写作者，忠实于自己的内心，忠实于写作、写我自己最想写的。这个对我已经足够了，不管外界世道怎么变换。
　　我不是说对时代风云变化不去关注，恰恰我觉得一个作家更应该关注这个时代的变化。但是我对文学的期望，会埋藏在我的内心，慢慢地去实践它，一直到老。慢慢去写，慢慢去实践，至于是怎样我也不知道。
　　我觉得对文学抱有一种朴素的心，就是不亵渎它已经很足够了。
　　3.重读文学经典，看到不屈的精神
　　我最近又重读了一些比较经典的书，例如拉斯普京的《活下去，并且要记住》。在这个时代看，读这样的作品会比较吃力了，我觉得它提供的营养还是无尽的。我还是特别喜欢，因为很多年前读过，拉斯普京本人，我也见过，我很尊敬他，他被称为俄罗斯的良心。
　　那时俄罗斯也是经济不景气，各方面很动荡的年代，作家还能保有这种精神。他是一个好作家，所有的气息都在里面，悲天悯人的情怀，写一个逃兵逃避战争的故事。
　　我们现在畅销书太多了，你拿起来翻两三页，那种语言都不是很喜欢，无论是气质还是其他的。
　　我觉得在俄罗斯作家身上那种悲天悯人的精神气质能震撼你。当时读的时候，也觉得特别好，但那时候的文学环境，包括文化出版等环境，没有被商品时代所左右，可能当时没有特别的震撼，因为在一个营养比较均衡的文学环境当中。
　　但是，经历了十几年，再读他的书，我是特别有感触的。它的文学性和纯粹性，让我看到一个作家不屈的精神世界。
　　一个作家想做到不屈，太难太难了，而且这样的人已经微乎其微，越来越少了，我总是能看到作家在做种种的妥协、方方面面的妥协。
　　阅读拉斯普京的《活下去，并且要记住》，我从这个作品中看到了他们拥抱文学的热情，不会对超出文学之外的任何事物做出任何妥协，这种高贵是这个时代的作家应该吸取的营养。
　　钟叔河 搞出版应该有理想
　　钟叔河 学者，出版家。编辑作品有《走向世界丛书》、《知堂书话》、《儿童杂事诗图笺释》等；著有《走向世界———近代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念楼集》、《念楼学短》等。推荐图书：《洗澡》
　　1.只有读书，才能“掩卷”
　　我是1931年出生在长沙的，除了抗战八年，坐牢9年外，其余时间都在长沙。抗战期间，我在平江。那时候的新书很难到平江去，我就只能看家里的古书。古书没有很多适合儿童看的，于是不懂的书也拿来看，《史记》、《左传》都很难懂，最后找到一本《阅微草堂笔记》。开头看不太懂，很多字不认识，看多了，就慢慢认识了。我现在还经常读字读错音，就因为当时我是自己去看这些书，不认识的字，有的看懂了，就自己给它一个音，读错的音就是这样来的。比如，我看《阅微草堂笔记》，里面有“承尘”两个字，这个“承尘”是什么意思呢？原来它就是天花板，而平江在抗战时，没有一间房子有天花板，抬头看到的就是瓦。
　　我也看过一些哥哥姐姐带回去的新书，像张爱玲的《天才梦》，还有一本《创痕》。等到抗战胜利，我就回到长沙读高中。这时如饥似渴的读了大量西方的文学作品。应该说，在解放以前翻译出版的文学名著，我在抗战胜利到解放这几年基本上都看过了，解放以后就不需要再看了。这里面包括陀思妥耶夫斯基、巴尔扎克、狄更斯等人的作品。
　　后来，我的兴趣慢慢也就转向到了一些社科书，比如巴金翻译的克鲁泡特金的《我的自传》，还有另外一个人翻译的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都让我印象很深。这主要是因为作者的观念，生存竞争当然是生物进化的动力，但作者认为，生物在竞争的同时也在互助，从低等生物到高等生物都有一种本能的互助，如果不互助，不依靠群体力量，个体便无法维持。他讲蚂蚁的互助，蜜蜂的互助，原始人的互助，类人猿的互助，我看得很有兴趣。
　　阅读对我的写作和出版生涯有直接的影响。当时没有更多的信息传播渠道，阅读是通向外部世界的唯一窗口。当时，除了学校的作文以外，我也有意识的开始个人的写作。最早是十三四岁时用文言文写的一部笔记，叫《蛛窗述闻》。文字倒还是通顺的，现在看也不需要怎么改。我在1946年发表的第一首诗，名字叫做《窗》。
　　阅读在我的生活中占有很重的分量。尽管现在信息渠道多，电脑也可以阅读。但是，读书还是不可替代的，我们将掩卷深思，只有读书，才能“掩卷”。
　　2.现在的文化工作者自律过头了
　　我的理想，简单说，就是在一个自由的环境里读书和写作。没有自由就没有文化。我想指出一点，我们办报刊，搞出版的人，能够把“规定动作”做充分了，这样也会更好一些。我现在最伤脑筋的是，政府部门还没有那么严格，下面办事的那些人总是想死命管得更多。比如，有些内容政府是允许出版的，但是编辑自己把它删掉，就是为了保住芝麻绿豆大的官，甚至宁愿不出版，不愿意承担任何风险。这样无疑等于是作茧自缚。这些人先去体会领导意图，把自律的工作做得太过头了，原因就是因为自私和苟且。这些出版人没有任何理想主义，没有任何文化的追求，更不用讲什么文化的自觉。这让我觉得很悲哀。所以，我现在连文章也不想写了。
　　3.在《洗澡》中看知识分子改造
　　杨绛的《洗澡》，写知识分子改造，挺有意思。这本书写的是解放后知识分子第一次经受的思想改造运动———当时泛称“三反”，又称“脱裤子，割尾巴”，知识分子听不惯这种说法，因此改称“洗澡”。
　　朱正 理想就是正常状态 　　朱正 鲁迅研究专家。1931年生于湖南长沙。先后在报纸、广播电台做编辑、记者。代表作有《鲁迅传》、《1957年的夏天：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反右派斗争始末》等。推荐图书：《红轮》
　　1.除了吃饭，就是读书
　　我在上小学的时候就开始有意识的阅读课外书籍，差不多看完了剑侠小说的全集，什么《江湖奇侠传》、《七侠五义》之类的，外国的有《人猿泰山》，后来又看《三国演义》、《水浒传》之类的书，《红楼梦》、《儒林外史》之类的小说是上中学以后才看的。小时候没那么多钱买书，所以借到什么书就读什么书，很乱很杂，没有什么目的，也没有什么范围。当然，看不懂的书就不借了。
　　我小时候想当作家，到老也没有写过文学作品。原因之一是我后来的兴趣出现了转移。我上初中的时候，国文老师很喜欢鲁迅，经常在课堂上讲鲁迅，这引起了我的兴趣。他很乐意把鲁迅的书籍借给我们看。我从读鲁迅的书，到读别人写鲁迅的书，看多了，就看出有好有坏。鲁迅的传记，我看的第一本是日本的小田也夫的，大约不到10万字，我看完了就觉得不好，怎么我知道很多鲁迅的事都没有写进去？虽然只是一个中学生，但我那时就想，如果我要写一本鲁迅的传记，大概要比他写得好。然后，我还真开始写了。后来，兴趣从文学转移到鲁学，然后又对史学有兴趣。但是，没有特别明确的理想。而是有了比较明确的是非观念，有的我以为是，有的我以为非。我以为是的就表示赞成，以为非的就表示不满。
　　书读多了以后，我开始产生写作的愿望，又成为了一个作者。做了作者之后，我还是一个读者。对我来说，除了吃饭，然后就是读书。
　　2.希望文化生态好起来
　　我觉得，真理就是常识，理想就是正常状态。我认为，改革开放就是让人能够正常生活。就这一点，已经是了不起的好处。很多人都读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我觉得，理想的文化生态，只要按照宪法做就好了，我不需要更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能够真正落到实处，我就非常满足了。一些年纪大的人有一个缺点，他们觉得自己来日无多，很难做出什么努力，促进文化生态的改善，这是年老人的悲哀。但是，他希望文化生态好起来，这一点和年轻人的愿望是一样的。
　　3.《红轮》写出俄国几十年的社会政治生活
　　我最近读了索尔仁尼琴的《红轮》（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第一卷，觉得这个书还不错。《红轮》是索尔仁尼琴流亡国外期间所写，长达20卷的超长篇历史小说。第一卷共三本，写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俄军和德军的东普鲁士战役，涉及俄国几十年的社会政治活动，内容十分丰富，可以谈论的题目也不少。
　　沈昌文 我的阅读实用为主
　　沈昌文　出版家，三联书店前总经理，《读书》杂志前主编。1931年生于上海。著有《阁楼人语》、《知道》、《书商的旧梦》、《最后的晚餐》等。
　　推荐图书：《教授当年》等
　　1.读书为了和知识分子交往
　　我原来给别人当小伙计的时候就喜欢读书。我在上海的书摊上买的第一本书不太正经，后来有人指点，我才走上正道。我看了骆宾基写的《萧红传》，这是一个老前辈借给我看的。
　　做编辑工作以后，因为职业的需要，我读书比较多。比如说，我翻译图书时，用的笔名叫“魏城”，那是因为那时嗜读《围城》，读了之后十分喜欢，另有一层意思，就是说自己还没有成功———“未成”。同时借以说明自己搞翻译具有“围城”心态———没译的时候一心想译书，一开译，老担心因此挨批，又急于赶紧脱手。
　　读书在我生活中的分量当然很重。说出来大家可能会笑话，做出版以后，读书成了我实用的一个工具。我必须通过读书来和知识分子交往。比如，我在访问金克木教授以前，我先看了文学史，了解了魏晋南北朝是怎么一回事，然后才能跟他有进一步的交谈。对我来说，很多年以来，读书是为了实用的需要。这是很低级的了，大家可以批评。
　　2.我的理想就是让读者读到好书
　　我的文化理想就是，让读者想读到的书，想了解的问题，我出版的书正好能够给他们提供这方面的内容，这是我最欣慰的事。看起来很难实现，其实后来都能实现。因为书稿的面是非常宽的，只要你打开思路去看，你会发现有很多的书是值得出版、印刷的。
　　改革开放以后的文化生态和文化环境已经相当不错了。当然，我们希望更没有限度。可是我想，如果真的全面放开以后，也会出现新的混乱的情况。具体情况难以想象，但是我们的工作不会非常好做。所以，我对改革开放以后，我所经历的那些情况，还是可以接受的。
　　3.现在主要看回忆类书
　　很多，我一时想不起来。不过我现在一不看翻译的书，二不看讲现状的书，我主要看的都是回忆过去的书。比如谢泳的《教授当年》、《厦门集》、《钱钟书和他的时代》；雷颐的《历史:何以至此·从小事件看清末以来的大变局》、《历史的进退:晚近旧事与集体记忆》等书我都看了。最近我刚看了一本台北的先生写上海娱乐文化的书，我觉得很好。
        杨念群 选择传统的阅读方式
　　杨念群 学者，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所长，教授。1964年1月生于北京。著有《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再造“病人”》、《何处是“江南”？》等。推荐图书：《时空中的美术》
　　1.读书可能是我的天性
　　我小时候读书比较少，那个年代读书的环境不好，包括书的获取途径都比较少。但是我住在中关村一带，那附近有很多著名学者，我们家后面的邻居就是一位非常有名的史家任华，他当年号称是“哈佛三杰”，是中国留美学生中的佼佼者。他们家有很多书，我会进他的书房去看，因为任华老先生生病，他不怎么出门，一直在家，我们两家算是世交，关系非常好，我就经常去他家看书。
　　任华先生家的书房比较大，各种各样的书都很多，关于哲学和哲学史的书也很丰富，我完全凭着好奇在阅读。在那个时代，就是喜欢翻书。
　　现在电脑发达，书籍都平面化了，我却是最不习惯在电脑上读书的，觉得没有空间感。我仍然看重“翻书”这种方式，在一个空间里面去翻阅那些书发黄的纸页，这种味道对我还是非常有吸引力的。这点来说，我还算比较守旧吧。
　　读书在我生活中的分量，似乎怎么强调都不为过，我的生活主要内容就是读书，而且读书可能是我的天性吧。我其实也读新书，主要为了解一些当代的信息，关于知识传播的信息，我主要读这些东西。当然专业的阅读会另外有自己的一个严密的计划。
　　2.我的理想是回到读书的原始状态
　　我很希望大家在面对文化选择的时候，还是尽量选择一些比较传统和古老的方式，尤其是在知识的传承方面。我指的传统方式比方说，尽量是在一个有阅读感觉的空间里从事读书这样的活动，比如在图书馆里，或者在一个书房里———就像我小时候在任华的书房里，那就是一个环境，在阅读环境中受到熏陶。
　　相反，尽量不要在一个由网络和电脑构成的平面化状态里吸收知识。其实看绘画也是这样，很多美术作品现在都做成印刷品或者电脑光盘，真正你要看艺术，一定要回到艺术本身，要看原作，那就是带有空间感受的，比如在一个博物馆里。这种空间感受，是培养自己文化修养的重要方式，读书亦然，要回到读书的原始状态里才好。
　　3.巫鸿分析了艺术创作的隐含意蕴
　　我现在读的书都比较旧，不一定赶时髦读新书。我觉得巫鸿的艺术史写得很好，他的《时空中的美术》还有《巫鸿中国美术史文集》，我都很喜欢。主要是最近我也在考虑艺术中的隐喻问题，以及艺术与书写的关系。巫鸿在书里分析了一些艺术创作里边隐含的意蕴，我在做历史研究的时候也会涉及到这类问题，我也有些相关的想法，所以对他的研究比较关注。
　　小宝 思想不是观念而是能力
　　小宝 本名何平，上海季风书园创办人之一，总经理。作品有《爱国者游戏》、《别拿畜生不当人》等。推荐图书：《低智商社会》
　　1.信息饥渴症时的阅读
　　大概在文革后期，从前在内部发行的书（就是给各级领导干部看的书），通过各种渠道流传到社会上来。看了很多这样的书，例如德热拉斯的（或译作吉拉斯）《新阶级》。看到这本书觉得大开眼界，思想和见识马上就涨了一步。我喜欢看杂书，有点信息饥渴症，喜欢看介绍自己不知道的知识的书。经典的书有几百本、上千本。很多书随便看看。有些书可以认真地读，每年认真读的书有十来本。例如李渔的作品，比较有名的《肉蒲团》、《闲情偶寄》。比较喜欢劳伦斯·布洛克的作品。
　　2.我的理想是心平气和的讨论
　　在我看来，思想不是一堆观念，而是一种能力。不是说孔子说过什么话，你记住就是思想。媒体的责任之一是提高整个民族的思考能力。例如易中天讲三国。他应该告诉观众，他讲的这些东西材料是什么、根据是什么？他是看了哪几本书来讲的？要按照启发别人思路的方法，而不能按照中、小学老师教课的方式，把自己想象中的东西当做绝对真理向下灌输。
　　现在整个社会的娱乐环境也导致了（思考能力的下降），哪怕这些好像是传授知识的节目，这对整个社会的思考能力也是一种伤害。鼓励一些理性的东西。不能陷在大众的游戏行为里，不做任何反思。盲目地追随各种各样的潮流，这样整个社会的智力水平会越来越低。
　　我理想中的社会文化，应该是社会里能充满了大量心平气和的讨论。罗素讲过一句特别好的话，争论只能交换愚蠢，讨论才能交换智慧。例如前段时间争论电视剧版的《红楼梦》，有各种意见的对立，恨不得把对方掐死。就这样一本书、一部电视剧而已，人们的火气之大，你看到会觉得非常可怕，不是一个理性社会的标志，是非理性社会非常病态的标志。
　　3.推荐有建设性的书
　　我今年推荐大前研一的《低智商社会》，他觉得日本目前是一个低智商的社会。你拿这里面讲的例子结合中国的情况，会发现中国也有这方面的倾向。整个社会的集体智商在往下走，我自己喜欢各种各样好玩的、古怪的书，但是我也非常支持出一些非常理性的书，提高整个社会智力水平的这些书。
　　他讲日本的电视节目、电脑游戏、内容非常简单的畅销书。这三个是造成日本低智商社会的原因之一。我觉得在中国也是非常普遍的。这对一个人的思维能力是没有好处的。他也提到，在这样的社会里，很多人不思考，但是有很多意见、见解。这是最可怕的，而且他是以信仰的方式来坚持自己的见解，不利于社会的健康理性。
　　彭浩翔 读书是充电也是放松
　　彭浩翔 香港导演。出生于香港。电影代表作有《买凶拍人》、《伊莎贝拉》、《破事儿》、《志明与春娇》等。
　　推荐图书：《告白》
　　1.写书比拍电影角度更大
　　对我来说，在拍电影之前，一开始是写东西的兴趣产生更早。我小时候特别喜欢看柏杨的书，受他的影响开始喜欢看书，也喜欢写点东西，所以在我后来的电影里也会有点批判性的东西在，只是我觉得批判性的东西不表示一定要很严肃。我是比较愿意提出问题，而不太愿意给读者和观众一个答案，我希望大家去找答案，我只是提问题而已。虽然喜欢读柏杨，但是生活中我不是喜欢跟人吵架的人，我其实很闷，读书是充电，也是偷偷放松的方式。
　　做电影和写书相比较，还是写书的角度比较大一点。电影在写完剧本以后，经常有各种原因让你不能拍出来，比如投资之类的问题。但是写书就没有这个考虑，随便怎么写都行，我觉得这样比较开心。我的内心深处是很喜欢骂人的，所以写《爱的地下教育》这个专栏，我自己很爽。香港和内地的年轻人关心的问题其实差不太多，我会碰到许多奇奇怪怪的问题，通常会PASS掉，挑出来回答的尽量是普通点的问题。因为奇怪的问题很容易回答，只要给他个奇怪的答案就好了，但是普通的问题才是最多人生活中会遇到的。比如我发现很多年轻人好像很在意“处女”问题，我想这大概和这代人多数是独生子女有关———你从小就被爸爸妈妈宠着，什么东西都要独占，长大了谈恋爱才发现，原来是有人跟你抢的啊。
　　2.我的理想是多点时间看书
　　我的书过去在内地只出版过《破事儿》，现在好不容易又有了《志明与春娇》和《爱的地下教育》。对我来说，理想就是不要工作太多，我想花多点时间慢慢去看书、看电影。可是好像跑到北京来以后就没办法坐下来看书，比我在香港的时候还忙，每天不知道忙什么，都在堵车了。
　　3.我喜欢的书要从生活中找灵感
　　今年我比较喜欢一本日本的推理小说叫《告白》，这本小说也拍成了电影。我平时看书倒不是偏爱推理，因为推理小说太多了，不知道看哪一本好，是有好几个朋友推荐才去看的。我喜欢的书和电影一样，都是从平时的生活里面找灵感。别人看起来可能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我会把它拿出来再研究，变成另外一种样子。比如最近正在监制《指甲钳人魔》，是以前我在《破事儿》那本小说集里面写的一个小故事。最近我搬到北京来，开始慢慢开发新的计划，把这些故事变成短片。
　　李海鹏 读书不是高级时髦
　　李海鹏 作家。1972年生，毕业于辽宁大学中文系。曾为《南方周末》高级记者、《GQ》专题总监。著有《佛祖在一号线》等。 推荐图书：《长日留痕》
　　1.书是给自己充电的方式
　　最近一年来我的读书状况比较差，因为在忙着写作，写一本30万字的小说。往前面说，我们的知识营养都是来自书本，书是我给自己充电的方式。读书的好处我想大家都有体会，读书“有用”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方面在于，读书能给予我们更好的生活。
　　2.我的理想是希望写得更好
　　说到“理想”，我的理想就是希望自己写得更好吧。对于现在的知识分子，我的总体感觉是大家都在赶时髦，什么问题都是泛泛而论，有些浮躁。要知道赶时髦这种事也有层次之分，比如某本书很畅销，大家都去买，算是一种赶时髦。可是我所见更多的是高级的赶时髦，像昆德拉讲过的“媚俗”，其实是“媚雅”，这可能是非常中国式的理解。在知识阶层包括媒体圈里，很多人在某个阶段会这样“媚”一下。
　　说实话这些书，20年前我也看过，但是始终不明白，觉得很难看下去，概括起来就是两个字：没用。每当我读完一本貌似高深的书，总有一种感觉：这些想法原本就在我脑子里，只是换了个人，用另一种思维工具给我重新解释了一遍，事实上没有新的启发。而我们读这些书的过程，也更多带有一种塑造自我形象的目的。读书变成了不甘人后，变成了炫耀的方式，这就是中国人爱凑热闹的缘故吧。
　　如果要探究“常识”的来源，我想还是从书里获得的。历史中蕴藏着最多的常识，一些事件发生过，现在仍在发生，那么经过简单的逻辑推断，得出其中共同的规律，这就是常识。话说回来，就像我最近还在看契诃夫的小说选，那些一百多年前写成的文字，看起来好像还在说今天的事情。历史总是惊人相似，所以不妨读点旧书。
　　3.小说文笔是第一位
　　我推荐一本最近在看的书《长日留痕》，作者叫石黑一雄，是个日裔英籍作家。这本长篇小说讲的是英国管家的故事，核心关键词是“荣誉”。管家忠心耿耿，非常敬业，尽职尽责，他用自己的工作赢得尊严。管家的主人也是传统的英国绅士，在一战结束之后，这位绅士认为凡尔赛条约对德国太残酷了，他和德国人的关系比较好，不料正是这样的想法铸成大错。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正是这样的怀柔政策，导致了后来纳粹的兴起和二战的爆发。
　　这本小说应该更适合西方读者，而我从中读到的，是强调个人文化的环境，所导致的人性扭曲。当然，我们当下的现实，也许是另一种扭曲。对于一本小说的阅读，看到某种意义并不重要，我想关键还是文笔要好，这本书叙事的线索和动机都很清晰，写得很好，曾经获得过1989年的布克奖。
　　张铁志 期待两岸文化互动
　　张铁志 台湾作家，写作方向包括政治与文化评论、音乐论述与散文等，代表作有《声音与愤怒》、《反叛的凝视》等，即将出版新作《时代的噪音》。 推荐图书：《秩序缤纷的年代》
　　1.我的阅读兼顾深刻与广博
　　书与音乐几乎是我生活的全部，而且倍感幸运的是，一个从小的兴趣，现在成为我的工作。我是从小就很爱阅读，小学、初中时看所谓的伟人传记或者西方文学的儿童版，高中开始接触比较严肃的文学，如鲁迅的作品。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上课看阿城的《棋王、树王、孩子王》，被老师当场没收。大学时，是真正进入知识启蒙的时期，受到各种新思潮的冲击，我也开始拼命吞食各种知识、思想，尤其是大师们，从马克思到福柯，都是我们这些知识青年必须抱在手上的书。当然那时我们的理解很有限，但却开始了我走进知识的大门，决定以一个知识工作者作为志业，只是那时候以为是学术，并没有想到是写作之路。后来出国念博士，是为了求取更深刻的知识，但我却逐渐认识到在学术领域要求的是专业，会使得对知识的品味越来越窄，且几乎没时间涉猎其他领域。我自己的兴趣又非常广，从摇滚乐、文化研究到政治经济学。另一方面，目前生活中许多阅读是为了专栏或是邀稿的写作，所以有可能无法对某些议题进行深刻挖掘。所以，如何能兼顾阅读与研究的深刻与广博，是我不断面临的挑战。
　　2.两岸缺乏文化生态的相互了解
　　我对台湾的文化生态写过不少文章严厉批评。例如，台湾现在的媒体都是轻薄短小，主流媒体少有深刻、深度的文章，而专门探讨思想与评论性的刊物几乎没有，不论是政治评论还是文化评论。所以整个社会的思想状态十分贫乏。尤其以阅读来讲，现在只有一个报纸有一周一次的阅读版，也没有其他专门关于阅读的刊物，但是台湾的文化创作者还是非常有活力。所以是媒体的短见与悲哀。
　　此外，我觉得两岸文化交流仍然只是一个开始，双方对彼此文化的认识主要停留在某些领域中最出名的人，对整体生态的了解还很有限。我去年在《中国时报》新创办的《旺报》担任文化副刊主任，就以台湾媒体前所未有的篇幅对许多文化议题、人物、现象做深度报道与评论，人物如贾樟柯、艾未未、海子，议题如摇滚、纪录片、80后文学等等。反过来，我也希望在大陆推动对台湾部分文化领域，尤其是新一代的创作者有更多认识。
　　3.反思历史非常必要
　　今年我比较喜欢台湾出版的《秩序缤纷的年代》。这是二十个人就台湾过去二十年、二十个社会领域，所写的反思与分析。台湾是一个缺乏对历史反思的地方，这本书是对我们所处的当下历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论述与介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