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调控政策应保持连贯性与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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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调控政策应保持连贯性与稳定性


日期:2010-09-22 作者:孙立行 来源:文汇报                      
    ■孙立行
    
    应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经济环境,宏观调控需要“相机抉择”,增强政策的针对性与灵活性,但切莫“忽冷忽热”,造成政策的“有效性冲突”,这不仅削弱了调控的效果,增加了调控的成本,并有可能加剧市场的波动。只有在保持调控政策的连贯性与稳定性的基础上,适时适度地进行必要的微调,实现政策调整的“软着陆”,才能真正确保经济的平稳增长。
    
理性看待经济增长的“量”与“质”
    
    从国家统计局、中国人民银行及海关总署近期公布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出,下半年我国经济增速放缓已成定局。首先,被看作是反映经济未来走势的先行指标——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7月份为51.2,虽然仍高于50这一经济扩张和萎缩的分水岭,但已连续三个月出现下滑,且较4月份最高值55.7%下滑了4.5个百分点,表明制造业经济总体仍处于增长区间,但增速已明显回落。不过,8月份的数据出现回升,为51.7,略微高于预期,显示经济下滑的态势有所收敛。
    
    其次,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央企利润及各主要行业的产销量,自今年4月以来增速也都出现了明显下降。其中,一季度的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为19.6%,而二季度的增长却回落至15.9%。从8月份的13.9%这一数据来看,也反映出国民经济从过去较快增长向平稳增长的态势已十分明显。而且,被认为最能真实反映经济状态的发电量,同比数据也连续三个月出现回落,从5月份的20.80%下降至7月份的11.50%。
    
    再则,从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来看,国内城镇固定资产投资1-8月份累计为140988亿元,同比增长24.8%,比1-7月份又回落了0.1个百分点,但回落幅度有所减少;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8月份为12570亿元,同比增长18.4%,比7月份加快了0.5个百分点。不过,去年拉动经济增长的两大引擎房地产消费和汽车消费都已出现不同程度回调。今年以来,“三驾马车”的减速导致第二季度GDP增速已从第一季度11.9%放缓至10.3%。
    
    经济增速的下滑往往被认为是一种“倒退”,很难令人容忍。这是因为长期以来,GDP的高速增长,似乎已经“理所当然”地成为我们的一种习惯。但是,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强求过去两位数的经济增长,与我们所追求的和谐平衡的经济增长模式格格不入,违背了科学发展观。目前,依靠粗放型投资与加工贸易为主导的出口来带动经济的高速增长,已暴露出由经济过热引发的诸如通胀压力、产能过剩等问题。这种经济增长方式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很弱,在外部环境发生变化时,国内经济就可能会产生较大波动。
    
    倘若追溯本轮经济增速下滑的源头,不难发现,金融危机并不是导致经济减速的主因,而是长期以来存在的深层次的发展方式结构性矛盾。因为早从2007年初开始,由于人民币不断升值、原材料和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原因,东部地区加工产业长期赖以生存的低成本优势已经遭受巨大冲击,加工企业狭小的利润空间不断受到挤压,企业经营困难,破产倒闭现象开始出现,加工产业对成本高度敏感的内在缺陷已初露端倪。可见,我国出口加工型的经济发展方式具有先天性的不足,只是在世界经济的繁荣时期,这种内在缺陷没有被完全暴露。金融危机则放大了这一缺陷的负面效应,提升了加速产业结构调整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紧迫性。
    
    然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是要付出代价的。因此,必须正确处理好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应充分认识到经济发展方式的结构性矛盾不解决,经济增速迟早还会下行,这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从这种意义上讲,经济增速放缓并不是一件坏事,关键是能否避免宏观经济的“硬着陆”。这就需要我们把握在可承受的最低经济增速下,主动调整经济结构,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保增长”与“控通胀”孰轻孰重
    
    “保增长”与“控通胀”,是一对矛盾的政策目标,这是因为两者所采取的政策手段是截然不同的。因而要同时实现这两个目标,具有相当的难度。这就需要我们处理好两者目标之间的关系,找到宏观调控政策的最佳平衡点;或者说对问题的孰轻孰重以及发展趋势要有一个正确的判断,然后在此基础上,找到有针对性的、有效的宏观调控手段。
    
    从通胀的成因上讲,可以分为三类:一是海外成本输入型通胀,主要取决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走势。世界经济增长的预期会影响对大宗商品的需求,而且美元的走势也会左右国际资本流向,形成对大宗商品的投机需求。二是国内成本推动型通胀,原材料、土地与劳动力成本、农业生产资料以及PPI等诸多因素都会影响未来CPI的走势。三是需求拉动型通胀,主要看货币流动性是否存在过剩现象。
    
    从海外成本输入型通胀看,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导致国际市场动荡,大宗商品价格回落,其中,国际油价曾一度跌破每桶70美元,创2009年7月以来的最低。尽管从长期来看,大宗商品价格必将上扬,但是只要全球经济基本面无法确定强势复苏,大宗商品价格将始终处于波动状态,下半年大幅上涨的可能性很小,而且,欧元走势疲软导致美元年内的相对强势格局不会发生根本改变。此外,人民币升值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成本输入型的通胀。
    
    从国内成本推动型通胀看,由于我国目前正处在生产快速增长的时期,特别是工业部门、贸易部门、制造业部门的生产力提高比农业部门相对较快,因而,目前CPI上涨主要源于农产品价格上涨。前一阶段大蒜、绿豆等农产品的投机一度引发了物价水平的快速上涨。从今年的粮食产量来看,虽然受气候异常的影响,农村地区出现了低温、干旱及洪涝灾情,粮食将有所减产,但整体上看,除大豆外的主要粮食品种均能够自给自足,再加上最低收购价、直接补贴、进出口调节等政策的实施,相信能够保持农产品价格的基本稳定。此外,8月份PPI同比上涨4.3%,涨幅比7月份回落了0.5个百分点,PPI的冲顶回落,也将最终传导至CPI。
    
    从需求拉动型通胀看,前期紧缩性的数量型货币政策已开始见效,流动性过剩已出现转向,M1与M2增速都在下降。央行公布的最新数据报告显示,8月末,M1余额为24.43万亿元,同比增长21.9%,增幅比上月和去年同期分别低1.0和5.8个百分点;M2余额为68.75万亿元,同比增长19.2%,虽然增幅比上月高1.6个百分点,但仍比去年同期低9.3个百分点。M1增速的下降说明企业的经营活动仍处在收缩过程,而M2反弹的主要原因是受到人民币升值预期增强的影响,导致外汇占款增加较多。另外,截至8月末,银行的新增贷款累计已达5.71万亿元,占到全年目标7.5万亿元的76%,因而年内信贷运行将会保持稳中趋紧的态势。
    
    由此可见,虽然8月份3.5%的CPI涨幅创今年以来的新高,但我们不应过分夸大通胀压力。事实上,近期CPI同比持续上涨主要是基于“翘尾因素”,即去年同期CPI处于相对低点,对今年产生一定的滞后影响,同比基数的变化会使得该因素对未来物价的影响将逐渐回落。而且,从目前的货币流动性趋于紧缩、产能过剩较为严重以及粮食产量能够保持基本稳定等抑制通胀的因素看,激发通胀的力量有所削弱。当然,企业工资的快速上涨可能会对物价产生影响,从而推高通胀。但是,应该看到,过剩产能的存在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企业的成本转嫁能力。因此,即便9月份的CPI还将维持高位,甚至再创新高,但第四季度CPI逐渐回落的大趋势不会改变。
    
    与通胀相比,经济增长直接关系社会就业问题。经济增长快速下滑会使得一部分劳动密集型以出口低附加值产品为主的中小企业破产。虽然说企业的优胜劣汰,有助于产业结构优化,但是如何妥善处理好因中小企业破产引发的失业问题却是关乎民生的大事。为此,如何把握好合适的经济增长速度,是对政府驾驭宏观经济的智慧和艺术的考验。鉴于经济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深化所带来的价格上涨具有合理性和必然性,从长远来看,适度调高通胀的目标值,将有助于推进各种税制改革,理顺长期被扭曲的价格体系,发挥其资源配置的市场功能,从而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最终实现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可持续经济增长。
    
宏观调控应保持政策的连贯性与稳定性
    
    目前,宏观调控面临诸多“两难”的抉择。首先,如何正确处理好宏观调控政策的“相机抉择”与“有效性冲突”之间的矛盾。一方面要审时度势,增强政策的预见性、针对性和灵活性;另一方面又要保持政策的连贯性与稳定性,提高政策的有效性。所谓政策的“有效性冲突”是指政府不得不放弃原来制定的政策目标,采取反向操作。这不仅严重浪费了前期所投入的宏观调控成本,大大降低了公众对政府的信赖程度,而且对今后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也会带来莫大的挑战。为此,我们必须对政策的“有效性冲突”问题有足够的重视,出台调控政策时应当充分考虑内生与外在、宏观和微观、现在与未来、国内与国际的诸方面因素,形成相对有效、步骤有序的宏观调控体系。
    
    其次,如何平衡好宏观调控的短期目标与经济发展的长期战略之间的矛盾。从短期来讲,宏观调控的目的是“保增长”与“控通胀”,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一项长期的、由政府主导的系统性工程,这就必然会导致一些短期的宏观经济政策与长期的战略规划之间发生冲突。目前,我国的经济结构和经济效率虽然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但生产要素诸如资本要素、劳动要素、资源要素在很大程度上还受到约束和管制,只有解除这些约束和管制,劳动生产率才会得到充分释放,我国经济才有可能进入内生性的可持续增长。宏观调控应从经济发展的全局出发,做到统筹兼顾,绝不能为了眼前利益而牺牲长远利益。
    
    纵观欧美经济走势,财政赤字与债务危机、高失业率以及通胀风险都不同程度地影响着各国经济复苏的步伐。最近公布的美国经济数据显示,美国房地产市场萎靡不振,失业率数据创出新高,致使美国经济复苏陷入止步状态。为此,美国政府又在启动新一轮的经济刺激政策;欧洲经济在大规模削减财政支出的背景下,能否复苏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众所周知,欧洲经济的发展模式与美国有所不同,欧盟金融业在经济体系中的地位更为重要,且以银行为主导,属于“高福利、大银行”的发展模式。由于缺乏实体经济发展支撑,仅凭金融业的发展,不但容易受到外部冲击,从而引发危机,而且经济复苏也缺乏内在动力。
    
    总之,世界经济受美国经济走势疲软及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影响,“二次探底”的可能性并不能完全排除,中国经济增长势头同样也面临诸多“变数”,在如此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经济环境背景下,如何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和管理通胀预期的关系是政府最感棘手的问题。鉴于国内货币紧缩、房地产调控与世界经济影响很有可能形成合力,故宏观调控政策应以稳定为主,切实把握好调控的时机、节奏、力度和重点,避免国内政策性因素与世界经济波动因素的叠加效应对中国经济产生巨大的冲击。目前,虽然经济刺激政策的退出还为时过早,但也不能因为担心经济增速的下滑,改变宏观调控政策的主基调,而是应该有针对性地对已执行的调控政策作出必要的微调,平稳实现经济刺激政策调整的“软着陆”。
    
    (作者为上海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国际金融货币研究中心副主任、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