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思维

“党性”也是党国官员至高无上的政治觉悟。

我国“党性”的字面意义与内涵灵魂有着本质的区别。

政党是西方现代政治的产物。对国家社会有益的文明进步政党几乎都出现在民主法治国家。

民主法治国家的政党是代表不同政治主张的竞选阵营。“党性”主要体现的政治主张的不同，体现在如何更好地维护国家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是强调对本党的忠诚与服从；不是排他性的利益集团。

一个民主国家的政党人物，他的“党性”不是第一位的，永远也不可能置于是非善恶等人性道德之上，更不可能凌驾于国家人民的利益之上。党内人士如果为非作歹，政党根本不可能因为你是本党本派的原因袒服你为你开脱罪责。一个杰出正派的优秀公民，不但能赢得党内外人士的普遍尊重，甚至能赢得敌对政党的尊重。

一个民主国家的公民，只要你的政治见解有利于国家富强民族文明和社会进步，无论你出自何党何派，或是党外人士，都会赢得党内外公众的普遍认同。如果你企图借党营私伤害国家社会，哪怕你是为了维护本党本派的利益，不但党外人士唾弃你，党内人士一样会厌恶排斥内。任何人都不能把党派利益置于国家人民的利益之上。

这就是民主法治国家的进步“党性”！

民主国家的进步“党性”不仅体现在治国方针上，也一样体现在外交策略中。

成熟民主国家在国际交往上，不是把对方是否与自己保持高度一致放在第一位；而是把对方的是非善恶和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

在美国人的外交理念中，如果你是一个国际公认的流氓无赖国家，是一个与本国人民为敌的民贼独夫政权，就算你表现得绝对忠顺服从，在国际上与他们用同一个声音说话，他们也不可能成为你的盟友。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南非的种族隔离政权对美国政府恭顺有加，为了“平等自由”等理想主义理念制裁南非无疑会削弱处于“冷战”中美国的竞争优势。可美国还是毫不犹豫地担当制裁南非种族隔离主义的旗手，他们认为维护全人类的“平等自由”比“打败共产主义阵营”更重要！

2009年8月美国前总统克林顿访朝，金二世暗示北韩之所以退出六方会谈，旨在摆脱北京的羁绊而已，并非针对美国。他希望直接与美国会谈，双方建立对话关系；一旦美国改变对北韩政策，平壤将随时调整外交政策。如果美国对北韩施以援手，北韩将成为对抗中国的最坚强堡垒。北京同平壤的关系的严峻性还不止于此。北韩核武器的指向是最敏感的问题，外界揣测只会针对美国、日本或南韩？然而，在稍早同克林顿会谈中，金正日的副手故意说漏嘴地流露：北韩核导弹打不到美国，却可以往西边打，“我们在西边的国土也需要保护”……金家王朝把中国作为核讹诈的对象昭然若揭。

可美国并没有接过金二世递过来的橄榄枝，他们不愿和这个“与本国人民为敌”的无赖政权搅在一起来增加自己在东北亚的竞争优势。为了眼前的急功近利去伤害人类“平等自由”理念不符合美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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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党性”与民主法治国家有天壤之别。

我国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政治历史中，始终把“党性”放在第一位，置于是非善恶等人性道德之上，甚至置于国家人民的根本利益之上。

一旦你加入某党某派，你就得对本党绝对忠诚服从，把党派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置于国家民族的利益之上。为了党派集团的利益你得勇于牺牲个人、社会甚至国家民族的利益，就算因此干出伤天害理的恶行也在所不惜。

只要你属于本党本派，你就是“自己人”，党就有义务维护你获取“非正当权益”，犯了错甚至犯了罪也能赢得“党籍豁免”，一个能使普通公民身陷牢狱的罪行很可能被一纸党票抵销。如果你的所作所为是基于维护党派集团的急功近利，你就算屠杀无辜同胞甚至割地卖国也会被本党视为英雄功臣。

如果你不属本党本派，你就算才高八斗高风亮节一心为国鞠躬尽瘁也被视为不可信任更不可重用的“另类”。如果你属于敌对的党派，你的“优势“就会被视为我们的“危险”，你为国为民功勋出众就等于在削弱本党本派的威望，所以理所当然会被视为本党本派“最凶恶危险”的阶级敌人。

伟大、光荣、正确的毛领袖曾经教导我们：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

按照毛领袖的逻辑，如果中国发生大面积的饥荒，西方出于人道主义准则提供粮食援助拯救灾民，我们宁可饿死也要坚决反对？因为毛中国时期西方被视为我们的凶恶“敌人”。

三年大饥荒时期毛领袖还真的这么做了，在自已吃法国大餐的同时大义凛然的拒绝了美帝和苏修的粮食援助。不分是非盲目“反对敌人”的结果是我们制造了人类历史上亘古未有的大饥荒，活活饿死了几千万无辜平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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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灵魂内涵来说，我们的“党性”与“帮派思维”很相似。

中国冠以“党性”标识的“帮派思维”历史悠久。

中唐时期，唐王朝中央政府出现了著名“朋党之争”。以李德裕为首的代表门弟世家出身官员的“李党”和以牛僧儒为首的代表平民出身官员的“牛党”展开了不可调和的权力之争。两派互相攻讦，极尽倾扎陷害之能事，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为了党派内部的狭隘利益无视最基本的原则和是非标准。

八二九年，牛党在党争中获胜，李德裕被逐出长安，去兵连祸结的西川军区担任节度使。西川军区是防御吐蕃王国的前沿阵地，而吐蕃王国又是一个强大可怕的军事对手。这个在冰天雪地的高原上磨练出来的强悍民族，一直对唐王朝保持连续不断的进攻态势。在唐王朝强盛时期，唐政府的远征军在亚洲大陆上所向无敌，可对西南边境的这个小王国则占不到半点便宜，无奈之下只好采取传统的“和亲”战略，把美丽的皇家公主嫁给吐蕃国王以换取边界的短期宁静。安史之乱后，唐政府在军阀、宦官和朋党的折腾下国力大大衰弱，对吐蕃王国完全失去控制。吐蕃王国在西南边境发动一连串不停止的攻击，不断宰割唐王朝的肢体，掠夺土地人民，并在掠夺的土地上建立军事重镇，维州就是其中之一。唐政府不断丧师失地，西南边境全部残破。把李德裕调往前线和吐蕃对垒，等于是把他放在死亡线上，牛党的这步棋可谓煞费苦心。

李德裕担任西川节度使期间，命运对唐王朝格外眷顾，吐蕃王国维州主将举城归降。这个失陷已久，百战不克的军事重镇一旦物归原主，唐政府文臣武将无不弹冠相庆，认为这是唐王朝中兴象征。李德裕兴奋之余，立即拟具乘势收复失土的反攻计划。牛党领袖李宗闵、牛僧儒作为唐政府的官员，对维州的归降应该是高兴的；但他们担心这个对唐帝国有益的胜利对李德裕也一样有益，李党会因为这个胜利而增强实力。于是牛、李二人不顾国家兴亡，指责李德裕擅开边衅，说什么“中国跟吐蕃和解，唯‘信’与‘诚’而已，得到一个维州，算不了什么；而失去信和诚，就不能立国。”最后居然以中央政府的名义责令李德裕退出维州，交回降将。吐蕃王国就在边境上把降将和他们的家属以及随从千余人全部用酷刑处死，用以镇压内部的叛变，和嘲弄中国官员的不识大体。吐蕃王国的军民因此众志成城，不再做出投降唐政府的傻事。唐王朝的处境进一步被动。

身为牛党领袖的牛僧儒、李宗闵为了党派的短期利益，竟然用实际行动来援助祖国的敌人，砍伤祖国的肢体，目的仅仅是为了在党派斗争中占据上风，可以想见“帮派思维”在他们身上是何等根深蒂固！

宋王朝的公务官员喜欢拉帮结党已是不争的事实。举世闻名的王安石变法就是在新旧两党的斗争中演进的。以王安石为首的支持变法的官员称为“新党”；以司马光为首的反对变法的官员称为“旧党”。旧党官员站在“帮派立场”上，不仅反对变法，而且对新党的所有动议（包括与旧党思想体系合拍的动议）都疯狂反对。

宋帝国有一个不成文法，皇家教师给皇帝上课时，一向是皇帝坐着听，而教师站着讲的。王安石建议：儒家学派一直提倡尊师重道，应该让教师坐着讲解才是。旧党一向标榜为儒家思想的卫道士，这个建议应该很合他们的胃口，但因为是新党领袖王安石提出来的，他们就不分青红皂白予以反击驳斥。旧党骨干吕诲在弹劾的奏章上说：“王安石竟然妄想坐着讲书，牺牲皇帝的尊严，以显示教师的尊严，既不知道上下之礼，也不知道君臣之分……”

唐宋帝国的“党争”本质上就是“帮派之争”。

帮派之争的特点是：一切以是否属于本帮本派为唯一尺度，属于本帮本派的纵坏也好，不属于本帮本派的纵好也坏；帮派内部的人犯了再大的错误也好商量，帮派外部的人就是再小的失误也要上纲上线。至于善恶、是非、好坏、正邪、美丑等价值尺度都要从属于帮派这个尺度，不能独立作为评判某事某人的标准。

皇权专制覆亡后的百年中国，“党性”标识的“帮派思维”并没有象皇权一样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相反经过改头换面的包装后愈演愈烈。

为了在“帮派斗争”中获胜，不惜砍伤祖国肢体损害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悲剧一而再再而三在中华大地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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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中国的“帮派思维”也体现在外交策略上。我们不惜与国际公认的流氓无赖国北朝鲜、缅甸、古巴、红色高棉柬埔寨结为“同一条战壕的阶级兄弟”就是“帮派思维”在国际关系上的悲剧体现。

外交上的“帮派思维”使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地吃大亏上大当。今天越南与美国结盟？柬埔寨人民对我国当年不惜血本支持红色高棉的旧事满腔仇恨？如果我们不能当机立断结束外交上的“帮派思维”，若干年后北朝鲜人民也许一样会仇视我们？

“政党”与“帮派”的主要区别：

一、 是否把国家人民的利益置于党派利益之上？政党是；帮派否。

二、 “党性”是否屈从于是非善恶等人性道德？政党是；帮派否。

三、 是否袒服内部伤害国家人民的恶棍败类？政党否；帮派是。　

四、 是否有排他性，是否与竞争党派势不两立？政党否；帮派是。

五、 是否听得进批评意见？政党是；帮派否。

六、 是否有自我纠错能力？政党有；帮派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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