洒血吁人权----杨杏佛被杀之谜

杨杏佛是近代中国科学与民主精神的极力追求和力行实践者，曾任孙中山秘书，备受孙及国民党左派所赏识。欲行独裁的蒋介石视其为眼中钉，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作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总干事，杨杏佛为人权和民主奋力奔走呼吁，终令蒋杀机顿起，决定用暗箭铲除异己。关于他的死因，长期以来似已成为定论：“杀杨儆宋”，即杀杨杏佛是为了警告宋庆龄。真是如此么？
杨杏佛（1893-1933年），名铨，江西清江人。早年就读上海中国公学，1911年加入同盟会，1912年任南京临时总统府秘书，同年春参加南社。南北议和后，因不愿在袁世凯政府任职，11月赴美留学，入康奈尔大学机械工程专业。毕业后，又入哈佛大学攻读工商管理、经济学和统计学，1918年毕业回国，获商学博士学位。1920年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东南大学工科主任。1922年与赵元任等创立中国科学社。1924年赴广州任孙中山秘书，深得信任与赏识。1925年3月任孙中山治丧筹备处总干事。1928年4月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1932年12月，任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筹备委员会总干事兼执委。就在他在自由与民主道路上纵马驰骋、大展身手之时，1933年夏日的一个清晨，几声枪响，结束了这位民权斗士的可贵生命。
对于杨杏佛的死因，一直沿袭一种观点----“杀杨儆宋”说。杨杏佛的朋友鲁迅先生认为“打死杨杏佛，原是对孙夫人和蔡先生的警告”；沈醉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要以此威吓宋庆龄先生”；美国学者魏斐德在其新著《间谍王----戴笠与中国特工》中认为谋杀杨杏佛事件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成立密切相关，也与国民党左翼领袖邓演达的死有关。
廖大伟教授在《“杀杨儆宋”：杨杏佛被刺问题中的一个误解》一文中提出了不同的观点，认为“杀杨是必然的，此举并非冲着警告宋庆龄、蔡元培而来，长期流行的‘杀杨儆宋’说不符合历史事实”。蒋介石杀杨杏佛的主要目的是扼杀民权保障同盟，一举扫除专制道路上的障碍。蒋介石杀杨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并非一时心血来潮。将枪口对准杨杏佛，既有杨个人的因素，也有对民权保障同盟的整体考虑。在民权保障同盟成立前，他就已“离经叛道”，不顾禁令如实报道苏区，令蒋恼羞成怒；民权保障同盟成立后，杨任总干事，更是不遗余力，到处营救政治犯，做了许多共产党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是一大祸害。若除掉杨，民权保障同盟便陷于瘫痪，不能发挥作用了。
杨杏佛生性耿直、刚正不阿，从两件事即可看出其鲜明的性格特点。1912年南北议和后，如果他见风使舵，完全可以在袁世凯政府中谋求较好的职位，但他却远赴美利坚留学，可谓有骨气。1925年孙中山先生逝世，国民党斥资白银80余万两兴建中山陵，杨杏佛被推为治丧筹备处总干事，掌握极大的决定权。当工程招标时，许多建筑公司纷纷送礼贿赂，杨杏佛照单全收，却将礼品存放在陈列室中，供人参观。
1932年底，蔡元培和宋庆龄有感于外籍人士牛兰夫妇绝食抗议、陈独秀被捕等一系列政治事件，成立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专门营救被政治迫害的文化名流，争取言论、出版、集会等自由。同盟办公地设在上海法租界亚尔培路331号中央研究院国际出版物交换处（今陕西南路235号），杨杏佛任同盟的总干事，成为自由与人权的坚决维护和实践者。傅国涌先生曾言：“如果说宋庆龄、蔡元培是民权保障同盟的精神领袖或者说灵魂人物，那么杨杏佛就是同盟的实干领袖，是实干家。”如果缺了杨杏佛这样执著精干的人物，民权保障同盟就不会有如此大的作为。
1933年初，在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之后的动荡中，杨杏佛曾赴华北呼吁全国统一抗日，蒋介石对此非常气恼。杨杏佛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筹备工作之日起，就一再遭到国民党当局的威胁恐吓。1933年5月间，特务又给杨杏佛寄去一封装有子弹的恐吓信，要他立即退出同盟，否则将采取强硬手段。杨杏佛早已将生命置之度外，对此不予理睬，蒋介石决意除掉杨杏佛。
戴笠奉命杀杨是在1933年四五月间，当时杨从北平回上海不久，戴立即开始布置。特务们先侦察了杨的每日行踪，了解到杨本人住在中央研究院楼上，爱好骑马，在大西路养了两匹骏马，早上有空便去大西路、中山路一带骑马驰骋一两小时。特务们认为在这个时候这个地段对杨进行狙击机会最多也最有把握。特务们正进行狙击杨的准备时，蒋介石表示坚持一定要在法租界宋的寓所附近执行。戴笠只好改变计划，在中央研究院附近进行布置，准备趁杨外出散步或去宋寓所途中执行。
戴笠于6月初亲往上海指挥布置，他的寓所就在法租界枫林桥附近。负责执行暗杀的是华东区行动组组长赵理君。参加这次行动的凶手六人，事前宣誓，要做到“不成功即成仁’，如不幸被捕，应即自杀，否则将遭到严厉惩罚。
特务们原打算在17日早晨行动，当他们到达中研院附近即遇上法巡捕房的巡逻警车，又有一队巡捕经过，所以没敢动手。18日早上6点多，赵理君亲自带着李阿大、过得诚、施芸之等前往，汽车停在亚尔培路、马斯南路转角处。赵自己坐在汽车上，李阿大、过得诚等四人分散等候在中研院附近。约8时左右，当杨杏佛带着长子杨小佛走到院中准备登车时，特务们便走近门前准备动手。但杨上车后又走了下来，特务们以为杨已发觉，正想冲入时，杨领着儿子上了另一辆汽车。当汽车驶出大门时，四支手枪同时朝着车内射击。
杨杏佛听到枪声，便知是冲他而来。生死关头，他立即用身体保护儿子。特务们连开十几枪只将杨和司机打死，小佛仅腿部中了一弹而幸免于难。
亲睹了父亲遇难的杨小佛先生当时只有15岁，多年以后，那悲惨的一幕仍历历在目：“那是个星期天，父亲和往常一样，带着我乘坐纳喜牌篷车外出。刚驶出中央研究院大门，拟向北转入亚尔培路时，只见路边冲出4个持枪大汉，立在汽车四角射击。司机胸部连中两弹，打开车门夺路逃命。父亲听到枪声，立即伏在我的身上……终于，父亲倒在了血泊之中，气绝身亡，而我仅右腿部受了点轻伤。”
凶犯们见已成功，便奔向停在附近已发动的汽车。过得诚慌乱中跑错了方向，等折回来再追时，车已离得很远。赵一看他还差好几丈，而这时法租界警笛狂鸣，便顾不得再停车等候，又怕他被捕后泄漏机密，立刻向他开了一枪，便开车逃遁。
凶手过得诚受伤后自知难逃，便举枪自杀，子弹从胸侧穿过，但没死，被闻声追来的巡捕抓获。巡捕立刻将其与杨氏父子一同送往广慈医院抢救，杨杏佛不久便因无法救治而逝世。
杨杏佛被杀后，宋庆龄发表了激动人心的讲话：
这些人和他们雇来的打手们以为靠武力、绑架、施刑和谋杀，他们可以粉碎争取自由的斗争……但是，斗争不仅远远没有被粉碎，而且我们应当更坚定地斗争，因为杨铨为了自由而失去了他的生命。我们必须加倍努力直至实现我们的目标。
鲁迅极度悲伤，写下了传诵一时的悼诗：
悼杨铨
岂有豪情似旧时，
花开花落两由之。
何期泪洒江南雨，
又为斯民哭健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