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博士质量折射培养制度矛盾 博士是学术草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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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09月25日 07:23:59  来源: 中国新闻周刊 【字号大小】【留言】【打印】【关闭】



中国新闻周刊第36期封面:博士工
博士工
中国已成“博士生产大国”,最牛导师曾同时带47名博士??华中科技大学教授周光礼的新书——《中国博士质量调查》中的一系列数据犹如顽石入水,激起千层浪。
大学扩招不断推进,博士生数量也跟着上升,传统的导师制向老板制转型,却又一时间显得不伦不类,怪相丛生。
博士生与博导构成的这个江湖,犹如一面镜子,折射出当下学术和科研的诸多病态,令人深思。
尴尬的博士
有别于欧洲的“师徒制”,同时又与美国的“老板制”有差距,中国的博士生培养制度在现实拷问之下问题重重
周光礼撰写的《中国博士质量调查》,自8月24日这天面世后,即引发各界争论。
在这个被为“国内第一份有关中国博士培养质量的调查报告”中,展现了一个错综复杂并且触目惊心的现实,当中案例包括:1名博士生导师同时带47名博士生,导师摇身变为“老板”,博士生沦为“廉价劳动力”等等。
周光礼分析,在这个问题的背后,是一个“不伦不类”的博士生培养模式——当前,中国的“博导制”既不同于欧洲的“导师制”,也不同于北美的“老板制”。而在此模式主导之下,很多问题就出现了。
不过,接到《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邀访的电话,任教于华中科技大学的周光礼现在不再侃侃而谈,而是迅速挂掉。
规则反复
事实上,中国的博士生问题已经日渐引起严重关注。北京大学教育学院主任陈洪捷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从三年前开始,国务院学术委员会就着手进行全国博士生的调查,调查结果将集结成书,于今年9月底出版。周光礼的调查选样千人,集中于两所学校。而陈洪捷领衔的调查,则是一个全样本的调查,“所有培养博士的单位全都包括进去了,问卷发了3万多份。”
据陈洪捷介绍,在国外,有教授头衔的就可以担任博士生导师,而中国并非如此。中国的博导需要从教授中遴选出来,遴选责任部门包括教育部的学位办公室、各地的学位委员会,以及高校里专门的学术委员会。
而在博士生那里,博导则成了“老板”。
周光礼的调查报告称,有的导师把博士生当做廉价的高级劳动力。60%的学生认为,他们承担了导师课题一半以上的任务。有些导师100%的横向课题由学生完成。
坊间有一种流传很广的说法:“‘老板’带的学生越多,收益就越高,导师与研究生之间变成雇佣关系、劳资关系,这早已是公开的秘密。只不过,‘劳资’双方没有签订劳动契约,‘劳’方只有劳动的义务,却没有索要报酬的权利。”
而事实上,中国的博导制度又不是纯粹意义的上“老板制”。
周光礼的报告指出,中国博士培养制度的矛盾,其实正是“导师制”与“老板制”的冲突。
所谓的导师制(或称师徒制)源于欧洲,以科研和撰写论文为主要任务,实行导师个人负责制;而老板制源于美国,强调课程学习、实行严格的资格考试,实行导师小组负责制。
“从国际上对博士培养制度的总体研究来看,主流看法认为欧洲的导师制需要改革。师徒制最大的问题是,一个老师就算再有能耐,但个人的知识和视野毕竟有限。而美国倡导的老板制,是一种导师集体负责制,可以兼收各家长处,创新、机会、潜力会大得多,因此美国的模式普遍被看好。”陈洪捷说。
老板制能够利用市场有效配置大学科研资源。周光礼认为,老板制的形成有两个基本前提:一是研究经费以竞争的方式发放,并在研究经费中把用于研究生培养的费用计算在内,在科研中实现“教育功能”;二是研究生和博士后的招收主要由导师掌握的研究经费决定,教师掌握的研究经费越多,招收的研究生和博士后也越多。正是通过这样的市场机制,老板制有利于实现大学人力资源和科研经费的优化配置。
当今,世界上大多数的顶级大学是在美国,即可以证明美国博导制度的优越性。
在中国,博士生培养制度曾经经历多次的反复——先是模仿日本模式,随后学习德国模式。20世纪30年代,中国建立了美式博士培养制度。到了20世纪50年代,又开始全面学苏联,建立起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高度集权的高等教育体制,实际上又回到了欧洲的导师制。而到了文革期间,这种制度很快又烟消云散了。
改革开放后,中国恢复了导师制。但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这种体制越来越不适应中国的实际情况,于是,改革的目标又转向北美的老板制。当下中国的博导制度,正是处在第二个循环当中。
但是,在朝着“老板制”转向的过程中,中国的博导制又带有明显的“师徒制”色彩。“虽然一个博士生上面除了设有导师以外,还有很多由一两个博导组成的指导小组,但所谓的指导小组只是名义上的,真正操作起来往往还是以一个导师为主。” 陈洪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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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博士生质量问题是体制环境下“慢性病”
博导如是说
当大家都来说博士江湖如何风起云涌时,身在其中的博导的话,或许能给人不同的视角
1964年6月出生的张涛,早在2003年7月便受聘为北航材料学院材料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在他漫长的求学之路后,这样的位置让很多人羡慕。
一些好朋友会来打趣,恭喜你,成为老板了。
老板,这个商业词汇在博导圈子里,则早已有了不一样的蕴含。
初次被人喊做老板,他感到不太习惯,有类似的感觉的,还有郭世佑,这个典型学者型中年男人,曾任浙江大学中国近代历史与当代发展研究所教兼所长,浙江省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委员历史学科专家组召集人之一,现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法律史专业博士生导师。
博导关系学
中国新闻周刊:《中国博士质量调查》一书列举了中国博士培养过程中一系列问题,例如博士生成为博导的廉价劳动力,把博导当老板。你当博士和博导,有类似经历吗?
张涛:我是1988年公派留学,在日本东北大学金属材料研究所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1993年获得工学博士学位后,在这家研究所担任助手。日本是部门制,由部门培养博士生。部门组成一般是一个教授,下面有副教授,有几名助手,这样一个单元。带我的博导非常敬业,每天早7点就来研究所,晚10点才下班。博导常跟我说要我不要拘泥于自己所学的知识,还要多涉足其他领域的知识,这样创新能力才能得到加强。日本的博导一般都是身教重于言教,靠自身的行为为博士生做榜样。我也是受到这种影响。2003年我回国后担任博导。
郭世佑:我可能和一般博导不同,我是读的在职博士,拿到博士学位,后来成为博导。
中国新闻周刊:现在博导与博士生的关系如何?与你当博士那会儿相比呢?
张涛:现在博士生和博导的关系可能不如我们那会儿密切,我带博士生时,有时首先给他们上情感课,教他们什么是爱,什么是沟通。因为我觉得情感对人影响很大,情商影响不亚于智商,这是一个博士最基本素质的准备。现在学生情感经常出现问题,毕竟在社会转型期,成年人心理有很多需要解决的问题。
我带的博士生不多,目前是8个,刚入学我对每个人都公平对待,就是奔着学者的目标去培养,但是过一段你就能看出,有的人是想将来做学问的,有的就是来混文凭的,所以我就采用不同的方法,每个学生要求不一样,学生里有占20%要做学问就不错了,对做学问的学生我是按照真正博士生的要求去培养。对于想仅仅想拿个文凭的,我就尽量帮助他毕业。
郭世佑:我读博时主要靠自学,博导对我辅导的不多,但是我受著名史家林增平教授影响很大,我本科是在湖南师范大学,身为副校长的林增平教授特别关心学生,那时电话很少,打电话很困难,林教授家里有电话,有时我们学生打电话,敲门就进去,林教授从来不阻拦。学生去林教授家,他总是耐心地答疑解惑,我那时的论文他都帮我认真修改。博导与学生关系现在不如以前,现在有的学生用你的时候找你,不用你的时候,有时博导生病了他连句问候都没有。有一次,我有个学生写论文需要用到日本的资料,我要找日本的一位著名历史教授去申请,但是这位博士生平时连封信都写不好,而日本这位老教授的汉文基础非常好。所以为了避免闹出不必要的麻烦,我得亲自帮学生写申请信。最后我还被其他学生埋怨,觉得我不该管闲事。我感觉现在一些学生情商在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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