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如何避免“大国空巢”？ - FT中文网

随着中国“两会”的召开，围绕着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争论再次浮上水面。

“两会”召开前不久，当时的中国国家计生委副主任赵白鸽接受外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国政府正在考虑逐步放宽独生子女政策。但“两会”期间，她的上司否定了她的说法：当时的国家计生委主任张维庆明确表示，中国现行计划生育政策不能调整。中国计生委高层领导彼此矛盾的表态引发了中国网民的大讨论。

讨论的焦点，似乎仍然集中在中国是否应该允许所有中国夫妇生育两胎这个问题上。

但一位旅美华裔学者走得更远：他认为，仅仅允许每对中国夫妇生育两胎远远不够，他主张中国彻底放开生育控制，用他的说法，叫“无条件恢复人口生育常态”。

此人长期住在美国，算是一个“局外人”，但他常去局内“管闲事”：他虽然在美国专业从事妇产科研究，工作非常繁忙，但他几乎把自己的所有业余时间，都用到网上论战上了，而且他上的不是英文专业网，而是中国大陆的各类中文网上论坛，他以“中山水寒”、“水寒”等网名，不断发起和回应涉及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论战；最近，他还把多年来参与网战的中文网文系统化、条理化，结集成书，在香港大风出版社出版，取名《大国空巢》，并请到著名中国经济学家茅于轼、仲大军为之作序。

今年中国“两会”期间，中国总理温家宝在人民网的强国论坛征求网民建议，这位“局外人”也没有放过这个难得的机会：据他说，尽管由于人民网的官方性质，留言很难成功，但他还是成功地给中国总理留了言，呼吁中国立即调整人口政策。

此人便是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妇产科的华裔科学家易富贤。

中国“百度百科”专门有一个“易富贤”的词条，词条如此介绍他：“湖南洪江市人。1988-1999年在中国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学习，获临床医学学士、药理学硕士、药理学博士学位。1999-2002年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威斯康星医学院做博士后。2002年起为威斯康星大学妇产科Scientist。育有一女两儿。美华学社创社会员。旅美科协会员。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中国改革论坛网络专家。中国生产力学会特约研究员。通过大量数据分析，根本否定中国的计划生育，提出‘不停止计划生育更待何时？'，率先在海内外中文网络媒体掀起了一股反思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思潮。拥有数千万人次网络读者，是民间计划生育政策讨论中影响最大者。”

妇产科专家研究人口问题，看起来似乎是“专业对口”，但易富贤自己承认，这其实属于“不务正业”，他曾经在网上诉苦说：这几年业余研究中国人口问题“严重影响了我个人和家庭利益。我将所有业余时间都花在人口方面，周末通宵达旦地查资料、写文章、回帖，那些专业的人口学家不可能有我这么投入。我太太承担了所有的家务。要是我没有花费这么多时间和精力在人口方面，我很可能已经拿到了NIH的RO1科研课题，我家房子的地下室和阳台也已经装修好了。我只希望引起中国国家领导人注意，停止计划生育。”

两年多后的今天，在有关中国计划生育的新一波争议声中，我采访了他。他的观点没有变化，他也把他的上述说法写进了他的新书《大国空巢》之中。

坦率地说，我并不完全赞成易富贤的许多观点。但中国有句古语：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在当代中国，支持现行人口政策的见解仍属官方观点、主流观点，充斥于官方文件和主流媒体中，而易富贤的见解则属于非官方观点、非主流观点，用他自己的话说，最初他只能在网络论坛上“摆地摊”，而且常常受到网络“工商”和“城管”的封杀和删帖，遭到众多网络暴民的围剿和辱骂，如今，虽然易富贤已有许多网络粉丝，但他的文章和新书在中国大陆仍然“不登大雅之堂”。正因为如此，在人口政策这种“关系子孙后代”的重大问题上，我们更有必要听一听像易富贤这样的非主流学者的意见。

以下便是我最近采访易富贤的笔录──

答：纵观人类数千年文明史，鼓励生育是主流，只有在最近两三百年时间里，控制人口的呼声才占主流。

我在《大国空巢》一书中提出，大自然对于人类的繁衍，有着“两手”控制机制：在古代，大自然通过“左手”调控人口：方法包括瘟疫、战争、饥荒、自然灾害、猛兽、疾病等激烈手段。在古代那种生存条件下，如果不鼓励生育，一个民族很容易萎缩、甚至灭绝，而历史上的确有很多曾经辉煌的民族都已灭绝。

在现代世界，大自然又通过“右手”来调控人口：

1、不将人口再生产当生产，“造物”有报酬，“造人”无补贴。

2、养老逐步社会化，不是多子多福，而是多子少福。

3、养孩子成本增高，教育周期延长是其中一个原因。

4、避孕率增加，结婚率降低，离婚率升高 ，单身、丁克、同性恋比例提升。

5、生活压力大 ，节奏快，“就业替代”频繁。

6、婚龄、育龄延迟。

7、生育能力（中国近20多年不孕不育率增加10倍，1/8夫妇不育）。

8、“有效”（生孩子）性生活减少，“无效”（婚外）性生活却泛滥。

在现在这个“右手”时代，如果不能采取有效的鼓励生育的措施，人口也很容易萎缩。俄罗斯人口从1992年开始减少，预计到2050年俄国人口将从1992年的1.48亿降低到0.8-1亿。据联合国预测，到2100年，日本和欧洲的人口将减少一半。

我觉得我的观点不是过激，而是有些保守。我只是提出无条件恢复常态：归还物质再生产所占用的人口再生产的时间和精力，解放生产力对人口的压迫，为人口再生产争取到应得的报酬。

问：即使你的观点有道理，但这么激进的转变能够为中国决策层所接受吗？

答：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就是人口上的泰坦尼克号。前面的冰山已经清晰可见，但现在暴露的问题还只是冰山一角：目前60岁以上老年人有1.43亿，其中只有城市的4000多万老人享受社会养老保障，即便如此，养老金缺口已相当于中国一年的国民经济总收入；目前进入婚龄的人口还是1980年代初出生的，当时性别比还只有108左右。2030年后，60岁以上老人达到4亿，劳动人口又大为减少；1996年到2005年出生的性别比高达127，今后四千万光棍将被判“无妻徒刑”；1980年代独生子女一代的父母即将进入老年。

由于利益集团的阻拦，中国人口政策其实早已错过了最佳调整时机，残酷的现实已把人口政策改革逼到了最后读秒阶段，再犹豫几年将把中华民族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

学者不是决策层，学者的责任是告知真相。中国的学者养成了爬蚤心态，总是“中和”观点，以让决策者感到舒服，经过层层“中和”，到决策层面前的时候，原始的观点已经稀释得差不多了，决策层根本感受不到调整政策的必要了。而利益集团却掌握影响决策的途径，他们夸张的观点（比如1980年夸张说中国人口会达到40亿，现在夸张说稳定现行政策中国人口也会达到15亿），很容易被决策层接纳。中国人口问题进入如此危险的处境，学者也是有责任的，是学者惯坏了决策层。

我认为，中国决策者应该千方百计听取学者的前瞻性观点。忠言逆耳利于行，决策层应该察纳雅言，而不是捡好听的。

答：中国国家计生委一再强调中国不是一胎化，但是不是一胎化，计生委自己的数据最能说明问题。中国国家计生委发言人、法规司长于学军曾经提供过这样的详细数据：实行一孩的人口大概占35.9%，实行一孩半政策的占52.9%，11%以上的人口可以生2个或以上（9.7%可生2个，1.3%可生3个）。

这意味着，在1000个妇女中，有359个只允许生一孩；529个妇女生一孩半，以正常性别比105计算，第一胎生271个男孩和258个女孩，生女孩的258个妇女每人可以再生一个；97个妇女生二孩，共194个孩子；13个妇女生三孩，共39个孩子。1000个生育妇女（其中630个妇女只允许生育1孩子）合计可以生1379个孩子，平均每个妇女可生育1.379个孩子（政策生育率）。现在中国至少有15%的不生育，那么实际上每1000个妇女只能生育1172个，如果响应政策的话，中国平均每个妇女只生1.17个孩子，这不是一胎化又是什么？

中国国家计生委宣传说：自实行计划生育以来中国已累计有近1亿独生子女，进入21世纪，这部分人陆续进入生育年龄，双独可以生二胎，将使生育水平有所提高。

问：那么，如果中国允许所有夫妇生育两胎，是否就能避免你所说的“空巢危机”呢？如果不能，那你认为应该生几胎呢？

答：社会越发达，养育成本越高，人们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能力也就越低，婚龄、育龄也就越晚，生育率也因此越低。

我们可以看到：随着人类发展指数（HDI，联合国用来反映社会发展水平的综合指标）的提高，人类的生育率也直线下降；在同等HDI的国家中，中华文化圈地区的生育率比其他地区低；曾经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生育率比其他国家低；后行国家达到相同的HDI时，生育率要比先行国家当年低。2003年世界上所有中收入国家平均HDI为0.774，平均生育率为2.1；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平均HDI为0.769，平均生育率为1.9。中国的HDI，2000年为0.730，2003年为0.755，2004年为0.768，2007年为0.8左右，相当于新加坡1987年、韩国1988年的水平，而当时新加坡和韩国生育率分别只有1.62、1.56。

1985年，山西翼城县开始试点梁中堂先生的二孩方案（注：现在梁中堂认为应该彻底停止计划生育），但是2000年普查显示，该县生育率只有1.51。新疆建设兵团汉族允许生二胎，少数民族允许生二胎以上，但是“十五”时期，生育率稳定在1.0左右。

泰国和巴西的社会发展水平与中国非常接近，没有实行计划生育，但是现在两国生育率分别只有1.64、1.88。越南允许生育两个孩子，2007年的HDI相当于中国1999年水平，但是现在生育率只有1.89。可见二胎方案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即便停止计划生育，中国的生育率也不可能达到1.8，更不会达到世代更替水平。

允许生二胎并不表示都会生二胎。生育高峰取决于生育意愿。由于有不孕不育、单身等人群的存在以及养育能力的限制，生育率会远远低于生育意愿。比如日本生育意愿一直高于2个孩子，并且在鼓励生育，但是实际生育率却只有1.25左右。台湾省2006年育龄妇女理想子女数为2.29人，已婚妇女的理想数较高，为2.53人，只比20年前少0.5人，但是实际生育率却大幅滑落，从1986年的1.68人，降到现在的1.1人。

中国《2006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现在中国全国生育意愿低下，平均只有1.73，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妇女的平均理想子女数分别只为1.78个和1.60个，未婚育龄妇女的平均理想子女数只为1.46个。在如此低的生育意愿下，仅仅放开二胎，是难以有效改善人口结构、难以有效缓解今后老年化压力的。

所以，我认为，中国不仅应该停止计划生育，而且需要通过改善民生、提高分配率的方法，来提升人们的生育意愿和养育能力。

答：有人担心放松计划生育之后会引起“补偿性生育高峰”，我的观点是：

其次，即便停止计划生育也不会有大的生育高峰。在中国，从1950年代直到1991年，除了大跃进几年以外，每年出生人口都在2000万左右或者以上，他们到老年之后，中国每年死亡人口将长期保持在2000万以上。因此像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需要每年出生2000万以上才能有效改善人口结构和缓解老年化问题，才能防止人口锐减，但是2005年中国对1%人口的抽样调查显示，中国近来每年只出生1300万左右。

有人担心停止计划生育会出现大的出生堆积高峰。其实1960年代出生的妇女基本上已没有生育意愿或能力，补偿性生育得指望1970年代出生的妇女。中国国家计生委的数据显示，中国育龄妇女中有36%左右接受了输卵管结扎手术，永久绝育（毕竟输卵管复通手术愿意做的人很少，即使做了成功率也不高。已经生育二胎或二胎以上，本来就不大可能准备再生育）。1970-1979年这10年共出生11059万女孩，以每年死亡0.22%计算，到2008年的时候还剩下10235万。先扣除这36％的妇女，剩余64％中又有30%不孕（女性从27岁开始生殖力就明显下降，1970年代出生的女孩都已经算是高龄育龄妇女了），算下来，1970－1979年出生的女孩只有45％（4600万）尚有生育能力。而目前生育意愿只有1.73，她们中的大多数已经生育了一个孩子，这4600万妇女还有再生3360万孩子的意愿。

现在年轻一代普遍晚育。2008－2012年以1970－1974年出生的妇女为抢生主力，2013－2017年以1975－1979年出生的妇女为抢生主力，平均每年抢生336万人，这已经是较高的估计了。十年之中，可能前几年偏多一点，达到五百万左右，后几年偏少一点，可能只有一、二百万。

目前平均初育年龄为25岁，1980年代出生的一代还只是生育第一个孩子，1980年代平均每年出生女孩1009万左右，生育之前死亡大约55万，再扣去15%左右单身、不孕等人口之后，估计生育妇女在810万左右，1980年代初出生的有少数才开始生二胎，每年总出生孩子最多不过1200万左右。那么即便在“补偿性生育高峰”期间，每年最多只出生1700万左右孩子。

可见这三千多万抢生儿童，是中国缓解老龄化危机的唯一希望。这宝贵的三千多万抢生儿童，不但可以缓解现在幼儿园、中小学教师的失业压力，而且有利于缓解即将于2020－2030年期间爆发的养老危机，保持中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中国其实应该赶抢“补偿性生育高峰”。

韩国的教训特别值得中国借鉴。韩国在1960年代开始提倡控制人口（不像中国是强制一胎化），生育率在1980年代中期低于世代更替水平，韩国政府于1996年取消控制人口出生政策，随后出台鼓励生育的政策，以防止生育水平进一步下降，照理说，韩国应该会出现出生高峰，但是该国生育率却不升反降，生育率从1995年的1.65降低到1996年的1.58、1997年的1.54，2005年又降低到1.08的极度危险水平。

韩国学者称：与过去的人口控制政策相关的文化仍然在深层次起作用，计划生育基础太牢，拉不回来了。韩国生育率之所以不升反降，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口政策调整太静悄悄了，不能借人口政策调整有效地逆转生育文化。

中国强制性实施计划生育已经30多年了，其对生育文化的负面影响可想而知，今后鼓励生育的任务非常艰巨。所以，我认为，中国应该高调调整人口政策，轰轰烈烈，给大众一击惊醒，以逆转生育文化。

《远观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