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人都可能是“社会”

每一个人都可能是“社会”

在今年春深夏浅之际的弑童案发生之后，“报复社会”之声哗然。对此，舆论亦有热议，认为“报复社会”有偷换概念之嫌，不能成立，其云：“报复社会，意味着社会作为整体作恶，意味着社会与报复社会的那个人产生了利益冲突。报复社会，意味着将社会理解成一个外在于他的对象，但他无法真实地把握那个对象，他把仇恨最终落到某些特定个体身上。‘社会’无边无际，他把握不了，报复不了。所谓报复社会，其实永远只是伤害一些作为特定个体的人，报复指向被悄悄地偷换了。”[①]

据专家分析，弑童案凶手多为青壮年男性，均生活于社会底层，都是弱势群体。6人平均年龄为42岁，最小的31岁，最大的48岁，都属于低收入群体，对自身生活状况均不满意。6人中，有的是小学公办教师，有的曾是社区大夫，有的曾是保险公司职员，有的是农民，部分人曾有过不错的工作，但案发前都处于无业状态。这部分长期失业在家的城镇低收入群体的心理状态是最脆弱的，也最容易做出极端的行为。[②] 在此，他们所要报复的那个“社会”具有极大的模糊性不确定性。稍有正常思维的人都会问：“社会”是谁？谁是“社会”？他们要报复的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难道“社会”就是这些如花朵般的孩子们？难道“社会”就是那些无辜的死者、伤者？难道“社会”就是那些呼天抢地、痛不欲生的家长们？显然，作为一个个具体的个体，他们都不是“社会”，他们也承担不了造成各类凶犯现实“悲惨”命运和“不如意”现状的“社会”责任。恰如论者所言：“如果我们承认校园血案制造者是在报复社会，实际上是承认了其行为有一个明确动机，而鉴于社会的不完美性，也就等于承认，其杀人行为具有合理性。既然社会问题丛生，不满社会现实的人杀人就不是滥杀无辜，不是草菅人命，而是反抗不满美社会。被杀的学生，不再是无辜受害者，而是被杀人者选出来代表社会，承担社会的‘罪’，代表社会付出必要的代价。”[③]

但若从另一个角度看，受害者们又都是“社会”，尽管构成这种“社会”的路径比较地间接和曲折，其面目比较模糊。

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分析，一时频发的“弑童案”背后，是“相对剥夺”心理在起作用。所谓“相对剥夺感”指的是一种人们没有获得他们认为应得之物的情况。无论人们追求的是经济保障、政治权利、自我实现、还是社会归属感，社会总是教导人们：只要按照一定的方式去努力，就能达到这些目标，而当人们在实现这些目标的过程中并未取得预期的结果时，就产生了相对剥夺感受。它是在与其他地位较高、生活条件较好的群体相比较时，个人或群体所产生的一种需求得不到满足的心理状态。马克思对“相对剥夺感”曾有形象的描述：

     “一座小房子不管怎样小,在周围的房屋都是这样小的时候,它是能满足社会对住房的一切要求的。但是,一旦在这座小房子近旁耸立起一座宫殿,这座小房子就缩成可怜的茅舍模样了。这时,狭小的房子证明它的居住者毫不讲究或者要求很低;并且,不管小房子的规模怎样随着文明的进步而扩大起来,但是,只要近旁的宫殿以同样的或更大的程度扩大起来,那么较小房子的居住者就会在那四壁之内越发觉得不舒适,越发不满意,越发被人轻视。”[④]

以福建南平案主犯郑民生为例，经初审，犯罪嫌疑人作案原因是与原工作单位领导有矛盾，辞职后谋新职不成，并且恋爱多次失败，心态扭曲，故意杀人。“但事实是，从1990年建阳卫校医师班毕业进入南平化纤厂职工医院，工作20年，案发前郑民生曾长期跟三哥一家三口及82岁的老母亲挤在三官堂一套不足62平方米的两居室里。郑谈了很多次恋爱，最后都告吹，都是因为女方嫌弃他没钱买房子。苦闷的郑民生也会向周围人诉苦。‘现在的女人要求都很高。’也有邻居开玩笑：‘没房子结不了婚，干脆就不结婚一辈子单身喽。’郑民生立刻反驳：‘这怎么行，没有结婚生孩子，家庭不完整。’”又据报道，郑民生“…… 失去房租，同时没有房子、没有积蓄、没有结婚，他成了一步步被边缘的‘失败者’。2009年6月，失去诊所医生工作的郑民生更加穷困潦倒…… ”[⑤] 在终审判决时，郑民生再次强调自己是一个“受害者”，也就是被剥夺者。2009年4月8日上午，郑民生蓄意杀人致福建南平实验小学学生8死5伤特大凶杀案在南平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庭审过程中，被告人郑民生对所犯罪行没有表示悔意，一再强调自己原是本分的人，之所以会犯案是因为人情淡薄，社会冷漠，愿意承担一切法庭对他的判决。[⑥]

“相对剥夺感”会使当事人产生强烈的的自卑感，自卑感是个体在其生活过程中与外界进行比较而产生的、通过个体的行为方式表现出来的、具有弥漫性的一种负面情绪状态。这种状态给人以紧张、焦虑即给人以折磨或痛苦，由于个体不能长期忍受这种自卑感的折磨，他必然地会寻求一种补偿。补偿分两种：积极补偿和消极补偿。

积极补偿如英国生理、心理学家谢灵顿，他曾是个不求上进之人。一次，他向一个纺织女工求婚，女工对他说，我宁愿跳进泰晤士河自杀，也不嫁给你。但谢灵顿没有沉沦，也没有报复，而是发愤图强，成为一名大名鼎鼎的科学家，获1932年诺贝尔生理学奖。还有一个化学家，本是纨绔子弟，经常出入于舞场。他追求一个年轻貌美的舞女，遭拒，对方轻蔑地说“我再也不想见到你。”若干年后，报纸上登载了他获诺贝尔奖的消息，不多日他收到一封信，信件没有署名，里面只有一句话：我永远尊敬你。谁写的，很清楚。

很不幸，郑民生采取的是后者 —— 消极补偿。

应该看到，中国正处于历史的转型期，此期即是黄金发展期，也是矛盾凸显期，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结果就是社会中一个个弱势群体的出现，这些弱势群体是“踢猫效应”的强大后备军，贫富差距加大，社会矛盾加剧，社会不公的扩大，使得这一群体极易产生“绝对剥夺感”或“相对剥夺感”，当他们难以向比他们强大的“社会”挑战和“问责”时，就很容易触发倚强凌弱、逐步向下传导的“踢猫效应”。

在此，郑民生们的所谓“报复社会”具有一种双重模糊结构：首先是造成凶犯“不公”处境的原因的“模糊”，其次才是其要报复对象的“模糊”，二者恰恰具有一种微妙的因果联系：正是由于形成凶犯“不公”处境之原因的模糊，所以才有报复对象的模糊和不确定。前者是本质，后者是表象。尽管在这里二者的联系也十分模糊，但我们还是能够看出一些端倪来 —— “‘报复社会’，暗示社会是一个被追究的对象，也暗示了社会作为主体的责任，而政府的角色和责任反而被遮蔽了。但相对于社会，政府既可以成为反思对象，也可以是一个反思主体，而且是一个适当的行动主体。当社会被报复的时候，政府应当明白，政府能够通过善治改变社会，改造社会，在更高程度上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⑦] 也就是说，当我们把“社会”定义为“权力”和“正义、公正”之时，这个“社会”的图像就逐步清晰起来。

很清楚，郑民生面对的是“看得见的命运”，而却难以找到造成其命运的“看不见的‘社会’”，因为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在中国，土地财政、官商勾结的房地产业内有多少黑幕，房价吞噬了多少民间财富，换言之，郑民生作为弱势群体，他找不到一个具体为他低工资而“无房”负责的责任人，因为这是一个权钱交易的巨大而复杂的社会网络。恰如学者所分析的：“我们暂且不论郑民生有无精神病。仔细分析他这个人，首先可以看到，他有一种对自己前途的不确定感，而这种对未来的迷茫，则是因为我们社会规则的不确定。在不规则的权力面前，所有人都是弱者。郑民生觉得别人看不起他，他要开诊所也开不成，等等，于是他认为，有人在故意卡他，而他又将这所有不顺利，统统归结为规则对他的不公平。最终，他为反抗这种规则做出了这样一件泯灭人性的事情。规则的不确定往往给人们造成某种恐惧心理，对未来的恐惧，在某些人那里可能表现为懦弱和平庸，而在另外一些人那里，可能演变成仇恨，而由恐惧而产生的仇恨则是散发性的。”[⑧]

若沿循这种思路看，实际上，在此“报复社会”是一个悖论，即凶犯既“报复不了社会”，又能够“报复了社会”。对此，具有一锤定音意义的是温总理最近的讲话。据悉，近日温家宝接受凤凰卫视记者采访，针对近日发生的多起针对儿童的袭击事件，温总理指出，我们不但要加强治安措施，还要解决造成问题的深层次的原因。温家宝表示，政府对这些案件高度重视，对凶杀案造成的儿童伤亡，心里感到非常难过，对于他们家庭出现的这种不幸，心里也感到非常的难过。温家宝说，除了采取强有力的治安措施之外，我们还要注意解决造成这些问题的一些深层次的原因，包括处理一些社会矛盾，化解纠纷，加强基层的调解作用，这些工作我们都在努力去做。[⑨]5月14日，公安部新闻发言人武和平也坦承，犯罪是社会综合因素的一种反映，因此作为治安问题，不能单纯从办案角度去解决。一是要通过排查化解在基层出现的矛盾，给弱势群体以关心、关怀，及时解决他们的困难；他坦承现在的状态“往往是一些矛盾没有及时化解，导致矛盾激化，由民事纠纷转到刑事案件，由一般的刑事案件又转到恶性案件，用暴力极端手段来报复社会。”[⑩] 所谓“深层次原因”，所谓“社会综合因素”，不就是“社会原因”吗？这说明总理所代表的政府已经承认了“社会”对此所应担当的责任，所以才要标本兼治，双管齐下，尽管对于6起“弑童案”而言，这种责任十分地间接和曲折。

据《经济参考报》发表新华社调研小分队的文章《我国分配差距穷降富升逼近红线》披露，目前中国的基尼系数是世界银行测算的0.47。城乡居民收入比达到3.3倍（国际上最高在2倍左右）；行业之间职工工资差距最高的与最低的相差15倍左右；市国企高管与一线职工的收入差距在18倍左右，国有企业高管与社会平均工资相差128倍。收入最高10%人群和收入最低10%人群的收入差距，已从1988年的7.3倍上升到2007年的23倍。[11] 如此严峻的“社会”生态，如此大的贫富差距 ……

简言之，如果从直接报复对象来看，凶犯们并没有报复到“社会”，因为孩子确实不是

“社会”，不是造成他们今日“不公”命运的原因，二者并无因果联系；但从完整的社会情绪和心理的传导链条来看，从社会舆论的影响来看，他们又确实报复了“社会”，尽管这个“社会”和他们所要报复的直接目标人群来看，还比较曲折，比较模糊。

清晰的血案，模糊的“社会”。

在总理说出了“要注意深层原因”之后，这个“社会”又逐步清晰起来。社会是谁？谁又是社会？每一个人都可能会亲社会，“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是潜在的反社会行为者，每一个人更有可能成为反社会行为的受害者。从这个意义上说，善待身边每一个人，给予所有社会成员稳定的预期，关乎你我切身利益。”[12] 因为，每一个人都可能是社会。

[①] 杨于泽：《没有报复社会 只有滥杀无辜》，《中国青年报》，2010年5月6日。

[②]  胡星斗、郭于华、笑蜀：《解读温总理对袭童案谈话》，凤凰博客，ttp://blog.ifeng.com/article/5398728.html，2010-05-14。

[③] 杨于泽：《没有报复社会 只有滥杀无辜》，《中国青年报》，2010年5月6日。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367页。

[⑤]  廖雯颖：《郑民生：从医生到凶手》，《齐鲁晚报》，2010年3月28日。

[⑥] 《南平凶案被告人对起诉书提出异议当庭表示将上诉》，中国新闻网，2010年4月8日。

[⑦] 杨于泽：《有人"报复社会",就是社会之罪？》，《中国青年报》，2009年6月30日。

[⑧] 《解剖反社会：为何受害的总是无辜者？》，南方新闻网，2010年4月15日。

[⑨] 凤凰卫视：《温家宝：袭击儿童案应先解决深层原因》，2010年5月13日。

[⑩] 李静睿：《公安部：及时解决弱势群体困难 防止校园血案》，《新京报》，2010年5月15日

[11] 新华社调研小组：《贫富差距逼近社会容忍红线》，《经济参考报》，2010年5月10日。

[12] 《解剖反社会：为何受害的总是无辜者？》，南方新闻网，2010年4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