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梁子民/毕文昌：纪念西南联大七十周年(中国青年报 2007-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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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城记
纪念西南联大七十周年
2007-10-31
梁子民 毕文昌
梁：今年是西南联大建校七十周年，校庆日是11月1日。中国知识界对这个抗战中的大学发生兴趣，不仅因为这个大学为战时和以后的中国培养了大批人才，更在于这个大学为中国知识分子养了“士”气。正如一西南联大学生所言，西南联大具备了双重意义，“一个是表面的意义，那当然就如其名称所揭，是一个‘学校’，是一座研究学问、传授知识的最高学府；但在另外却还有一重不为人们所见的隐潜意义，那就是一个酝酿舆论、领导思想的政治中心。这一面虽然潜隐不露，非能一望而知，但却是西南联大一个非常重要的‘存在意义’。若弃此不顾，只谈上课讲学，那实在不能算是了解西南联大。”
毕：作为实体的西南联大早已逝去，但作为学术研究对象，西南联大总会吸引一代又一代的学者来研究；作为精神象征，西南联大很可能会被与她有过直接间接联系的人们时常怀念；作为美丽的神话，随着时代流逝，人们可能会在她身上寄托越来越多在现实中难以实现的理想。特别是中国知识分子，还期待那样的时光重回当下，那样的风采再现眼前……
梁：西南联大的建立，来源于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国家的情感和对教育理想的追求。西南联大建立的动议，来自胡适、王世杰和傅斯年。这几位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在国家危难中帮助政府作出的历史选择，时代证明是富于远见和具有世界眼光的。
毕：西南联大的设立，是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理想的实现。在抗战初起的民族危难中，能把眼光放远，能把文化和教育放在为国家保存学风和“士”气的角度来考虑，不是一件容易的事。1937年夏天，胡适参加庐山谈话会，在教育组曾讲了四点：
1．国防教育不是非常时期的教育，是常态的教育。
2．如果真需要一个中心思想，那么“国家高于一切”可以作共同行动的目标。
3．主张恢复“有同等学力者”一条招考办法（以救济天才，以阻止作伪犯罪）。
4．教育应该独立，其涵义有三：①现任官吏不得做公私立大学校长、董事长，更不得滥用政治势力以国家公款津贴所长的学校；②政治势力（党的势力）不得侵入教育，中小学校长的选择与中小学教员的任聘，皆不得受党的势力的影响；③中央应禁止无知疆吏用他的偏见干涉教育，如提倡小学读经之类。
梁：庐山谈话会，是中华民族在最危机的时候，召开的一次决定国家未来命运的真正政治协商会议。国民政府当时还请了郭沫若，但他没有去。何廉在他的回忆录中曾专门提到过当时蒋介石看到郭沫若名字时的态度。
毕：按照一般人的理解，战争爆发以后，教育也应该根据战争需要，做出相应的调整。有人主张成立短训班，让大学生可以参加战时工作，有人甚至提出要停办高等教育。幸亏胡适和一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意见占了上风，不然战后中国文化教育面临的将是另外一种局面。胡适所以坚持战时教育就是常态教育的观点，一是出于对教育的深刻理解，二是接受了其他国家的教训。1941年，竺可桢在《大学生与抗战建国》一文中也认为：“大学培养的是领袖型人才，要使大学生能担当得起日后建国的重任，单教他们具有专门技术是不够的。一个国家，外患不足畏，内忧不足惧，惟有一般领袖缺乏清新的头脑、远大的眼光、坚强的意志最可怕。因此，绝不能单从国防的需要着想，把大批大学生送往前线。另外，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英美各国都把大量的大学生送上前线，这是一个失策，许多国家到了战后才认识到这个问题。”他说，“幸而我们的中央政府从头即决定了维持高等教育”，并坚持了战时教育即平时教育的理论，否则就会重蹈英美等国的覆辙。钱穆当时也有类似的看法。
梁：中国现代历史的一个基本事实是：政府凡接受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理想时，多数决策符合文明主流。吴宓在日记中，记录了他对当时还在清华读书的何炳棣讲过的一番话：中国近世历史，1．每期，每事，右（改革，或维新Reformation）派败而左（革命Revolution）派胜，然右派之学识较深宏而主张较正确。2．日本之一贯政策，为破坏中国之统一政府与中央集权，中国人则为虎作伥，自坏其纲纪规律与忠诚之信念。昧于以上所言二事，而号呼救国，殊类南辕北辙。
毕：中国现代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多数在国家前途的考虑上富有远见，比如胡适、陈寅恪等人。西南联大，就是在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思考国家前途背景下设立的。
纪念西南联大七十周年
2007-10-31
梁子民 毕文昌
梁：今年是西南联大建校七十周年，校庆日是11月1日。中国知识界对这个抗战中的大学发生兴趣，不仅因为这个大学为战时和以后的中国培养了大批人才，更在于这个大学为中国知识分子养了“士”气。正如一西南联大学生所言，西南联大具备了双重意义，“一个是表面的意义，那当然就如其名称所揭，是一个‘学校’，是一座研究学问、传授知识的最高学府；但在另外却还有一重不为人们所见的隐潜意义，那就是一个酝酿舆论、领导思想的政治中心。这一面虽然潜隐不露，非能一望而知，但却是西南联大一个非常重要的‘存在意义’。若弃此不顾，只谈上课讲学，那实在不能算是了解西南联大。”
毕：作为实体的西南联大早已逝去，但作为学术研究对象，西南联大总会吸引一代又一代的学者来研究；作为精神象征，西南联大很可能会被与她有过直接间接联系的人们时常怀念；作为美丽的神话，随着时代流逝，人们可能会在她身上寄托越来越多在现实中难以实现的理想。特别是中国知识分子，还期待那样的时光重回当下，那样的风采再现眼前……
梁：西南联大的建立，来源于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国家的情感和对教育理想的追求。西南联大建立的动议，来自胡适、王世杰和傅斯年。这几位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在国家危难中帮助政府作出的历史选择，时代证明是富于远见和具有世界眼光的。
毕：西南联大的设立，是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理想的实现。在抗战初起的民族危难中，能把眼光放远，能把文化和教育放在为国家保存学风和“士”气的角度来考虑，不是一件容易的事。1937年夏天，胡适参加庐山谈话会，在教育组曾讲了四点：
1．国防教育不是非常时期的教育，是常态的教育。
2．如果真需要一个中心思想，那么“国家高于一切”可以作共同行动的目标。
3．主张恢复“有同等学力者”一条招考办法（以救济天才，以阻止作伪犯罪）。
4．教育应该独立，其涵义有三：①现任官吏不得做公私立大学校长、董事长，更不得滥用政治势力以国家公款津贴所长的学校；②政治势力（党的势力）不得侵入教育，中小学校长的选择与中小学教员的任聘，皆不得受党的势力的影响；③中央应禁止无知疆吏用他的偏见干涉教育，如提倡小学读经之类。
梁：庐山谈话会，是中华民族在最危机的时候，召开的一次决定国家未来命运的真正政治协商会议。国民政府当时还请了郭沫若，但他没有去。何廉在他的回忆录中曾专门提到过当时蒋介石看到郭沫若名字时的态度。
毕：按照一般人的理解，战争爆发以后，教育也应该根据战争需要，做出相应的调整。有人主张成立短训班，让大学生可以参加战时工作，有人甚至提出要停办高等教育。幸亏胡适和一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意见占了上风，不然战后中国文化教育面临的将是另外一种局面。胡适所以坚持战时教育就是常态教育的观点，一是出于对教育的深刻理解，二是接受了其他国家的教训。1941年，竺可桢在《大学生与抗战建国》一文中也认为：“大学培养的是领袖型人才，要使大学生能担当得起日后建国的重任，单教他们具有专门技术是不够的。一个国家，外患不足畏，内忧不足惧，惟有一般领袖缺乏清新的头脑、远大的眼光、坚强的意志最可怕。因此，绝不能单从国防的需要着想，把大批大学生送往前线。另外，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英美各国都把大量的大学生送上前线，这是一个失策，许多国家到了战后才认识到这个问题。”他说，“幸而我们的中央政府从头即决定了维持高等教育”，并坚持了战时教育即平时教育的理论，否则就会重蹈英美等国的覆辙。钱穆当时也有类似的看法。
梁：中国现代历史的一个基本事实是：政府凡接受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理想时，多数决策符合文明主流。吴宓在日记中，记录了他对当时还在清华读书的何炳棣讲过的一番话：中国近世历史，1．每期，每事，右（改革，或维新Reformation）派败而左（革命Revolution）派胜，然右派之学识较深宏而主张较正确。2．日本之一贯政策，为破坏中国之统一政府与中央集权，中国人则为虎作伥，自坏其纲纪规律与忠诚之信念。昧于以上所言二事，而号呼救国，殊类南辕北辙。
毕：中国现代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多数在国家前途的考虑上富有远见，比如胡适、陈寅恪等人。西南联大，就是在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思考国家前途背景下设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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