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狄在前殷文化上之贡献

徐中舒先生是二十世纪史学名家，四十年代後期曾撰写了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但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没有能发表。1998年纪年徐先生诞辰100周年之际，海峡两岸的学术刊物同时刊发了这篇文章。
文中有些古文字，不能显示，甚歉。
徐中舒
（一）序言
殷虚以前地下文化，据今日所知，有龙山与仰韶两期。此皆同属新石器时代之后期遗物。无铜器之发现，亦无车马饰具之遗存。传世所称夏后之鼎、太皞之币，以今日古器物学之知识言之，皆属战国时代之物，或更在其后。中国青铜器之肇端，尚不能超越殷虚时代以前。
殷虚青铜器之精美，为治古物学者所公认，西周铜器较之且有逊色。如殷虚铜器由中国本土独立发明，其前应有一段极悠长之孕育时期。但此孕育期之遗物，在中国本土已无发现之可能。中国铜器出土见于记载者远在周、汉之世，即自北宋以来其形制铭文之可征者，已不下五六千器。较以今日殷虚发掘所得之物，或与殷虚遗物年代相当，或更在其后。
以兵器言之。李济之先生《殷虚铜器五种及其相关之问题》（见民国二十四年出版《蔡子民先生六十五岁纪念论文集》）就殷虚中矢镞、戈、矛、刀削、斧斤五种铜器之形制，以探求其演进之程序。其中仅戈为在中国本土发生成长之物，其胡与援之演进，皆衍殷虚之绪者（即更无较殷虚之戈为早者）。其他四种在欧洲皆有独立成长之历史，而在殷虚则为较成熟之形制，或与其晚期成品相当。如殷虚带刺有脊之矢镞，其脊、刺、茎三者，在欧洲则各有其独立演进之程序，而殷虚则为此三式之复合型。又如殷虚之矛有筩，筩旁有两环，与不列颠型式同，乃欧洲最普通之兵器，且为其最晚期之物。又殷虚之空头斤与不对称之刃，亦为欧洲青铜器晚期之型式。欧洲及小亚细亚之有青铜器约在西元前三千年以上，远较殷虚时代（西元前十二至十四世纪）为早。又西伯利亚出土之铜器，皆有与殷虚相似可相同之型式。惟西伯利亚铜器之年代不能确定，故此三方面铜器关系尚难断定。
以彝器言之。李济之先生《殷商陶器初论》（见《殷虚发掘报告》第一期）及《记小屯出土之青铜器》（见《中国考古学报》第三册）就殷虚出土之陶器及铜器之型式，详加比较，知殷虚铜器实仿自陶器，而殷虚陶器，又衍仰韶、龙山之坠绪也。殷虚铜器之型式，不能较殷虚陶器为早，此亦殷虚以前无铜器之明证。
最近李济之先生在本所讲演会上，谓殷虚铜器必非自中国本土孕育而成，其冶铜技术可能由外而来。李先生战前主持殷虚发掘及调查河南、山东及安徽寿县新石器时代遗址，不下十余处，几经审慎而后有此结论。
再以两轮大车言之。当殷周之际，已能征集民间所有之车辆用为主要攻战之具，黄河流域封建大帝国之形成，实有赖于此。夫两轮大车，极四马之力，致千里之远，其轮毂辔衔接续连缀之处，实赖铜为之固结，两轮大车之发生在铜器发生之前容或有之，但其普遍使用必在既有铜器之后矣。
中国古代，两轮大车其型式实与巴比伦遗物上之图绘无殊。而巴比伦之有两轮大车，则为西元前三千年之事，其时代较殷虚为早。
龙山、仰韶遗物中既无铜与车马饰具之发现，由龙山进于殷虚其间不过短短数百年。如青铜器与两轮大车，为东西两土各自独立之发明，在此短短数百年间实无可能。故冶铜与两轮大车之由西方输入，当已无可致疑。
本文则继此就古文字及边裔史料，以探求其输入之部族，与其所经由之路途。夫中国文字之创造容在既有铜器与两轮大车之后，但其命名之故，在文字构成其形、音、义时，不啻即已为之说明其原起矣。而边裔民族之生活习惯，往往经过数千年之后，仍能保存其原始状态而不变。孔子曰“礼失求之于野”，即此意也。本文所论虽不足遽为定论，但当古代史料与遗物缺乏之今日，舍此则几无所措手。近代古生物学家、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往往利用残缺不全之资料，或由一骨一齿一破片而恢复其全貌者，往往而有。凡兹所论其所得据依者，尚远为过之。而西伯利亚之铜器，至今尚不能断定其年代者，得此或亦不无裨助也。
作者： 超越中原   2006-11-13 13:40 　 回复此发言
--------------------------------------------------------------------------------
2 北狄在前殷文化上之贡献
至于铜器与两轮大车非我国所固有，在笃爱我国文化之人士言之，宁非憾事。但吾人尚论古史，当以史实为依归。吾人由此知中国文化在远古并非孤立，此亦非无益之事。吾人观殷虚文物之盛，即在能撷取他人之长而迅即融会为己有，且发扬而光大之。吾人今日之耻辱，不在仿效他人，而在他人发明与日具增，而我即追摹仿效，犹不能仿佛其什一也。
（二）古代北狄及其生活习惯
秦汉以来，中国称四方之外族，东方曰夷、西方曰戎、南方曰蛮、北方曰狄。此种整齐划一之名称，最初见于《礼记?王制》及《明堂位》，其后东汉经师所著书如《白虎通德论》、《说文》、郑玄、何休等经注，均沿用不改。在先秦著述中，本无此类严格之分别。如《周礼?职方氏》以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并称，而不别其属于何方。《诗?大雅?韩奕》称王锡韩侯以北国之追貊，而总之曰“因时（是）百蛮”，《虢季子白盘》记伐玁狁之功，而称“用政蛮方”。《梁伯戈》称鬼方曰“鬼方蛮”，是蛮并指北族而言。春秋之山戎、北戎、无终戎乃在齐鲁之北境。《尚书》有徐戎，铜器有南淮夷、南夷。《史记》、《汉书》有《西南夷传》。则先秦之称蛮、夷、戎，实为外族之通称。独狄为专名，从不以称东、西、南三方之外族。铜器《曾伯簠》“克狄淮夷”，《鲁颂?泮水》“狄彼东南”，则假狄为远，实为由狄引伸之意，而非称东南之淮夷为狄。盖狄居中国北方，种繁族钜，自来即不与他族混，故其名独著。狄之见于记载始于《春秋》鲁庄公三十二年（公元前６６２）“狄伐邢”、闵公二年（公元前６６０）“狄入卫”。其时适当齐桓霸业初盛之时，故其史迹较为彰著。《左传》闵公元年载其事云：“狄人伐邢，管敬仲言于齐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请救邢以从简书。”管仲谓戎狄为豺狼，谓诸夏为亲昵；戎狄异类，诸夏同族。异类而谓之豺狼者，北族多自谓其祖为狼。如《北史?高车传》（《魏书?高车传》目注“阙”今殿本及百纳本乃录自《北史》者）、《唐书?突厥传》及《元秘史》所载皆是。故《说文》于狄下云：“狄赤狄也，本犬种，狄之为言淫辟也，从犬，亦省声。”狄为犬种，即本其自称之词而名之。犬与狼同类，故狼字亦从犬。狄从亦省声者，古狄属支部，亦属鱼部，支鱼类远，故段云“非其韵”，但狄、亦并为入声字，同收Ｋ音，仅发音吐气不吐气为异。《论语?述而》“假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郑注云“《鲁论》读易为亦”，此即鱼支通用之证。狄之见于记载虽始于公元前６６０年顷，但狄之活动于中国北境，实远在此期以前。《周易》卦爻辞及西周以前所流传之故事中，实称此族为易。
狄与易古同为支部入声开口字，故殷周之世称狄或作易。《史记?殷本纪》称契之母曰简狄，索隐引旧本作易，又作逷，《汉书?古今人表》作逷。《山海经?大荒东经》载王亥与有易之故事云：“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杀王亥，取仆牛。”郭璞注引《竹书纪年》曰：“殷王子亥宾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緜臣杀而放之，是故殷主（当作上）甲微假师于河伯以伐有易，克之，遂杀其君緜臣也。”此《山海经》及《竹书》之有易，在《楚词?天问》中则作有狄：“该（即王亥）秉季德……恒秉季德，焉得夫朴牛？何往营班禄不但还来？昏微遵迹，有狄不宁。”此古称狄为易之证，据此《易?旅》“丧牛于易”，《大壮》“丧羊于易”之两易字，亦当指狄言。又燕之易水，齐田单所伐之狄，或即狄踪迹所及之地。而齐桓时之易牙，《大戴记?保傅篇》及《论衡?谴告篇》并作狄牙，或即狄族之同化于中国者。
春秋之世，中国与狄交接频繁，故其族类见于《左传》者亦较多。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四裔表序》云：“狄之别有三：曰赤狄、曰白狄、曰长狄。长狄兄弟三人，无种类。而赤狄之种有六：曰东山皋落氏、曰廧咎如、曰潞氏、曰甲氏、曰留吁、曰铎辰。潞为上党之潞县，处晋腹心。宣十五年晋灭赤狄潞氏，明年并灭甲氏、留吁、铎辰。留吁、甲氏俱在今之广平，铎辰在潞安境。白狄之种之有三，其先与秦同州，在陕之延安，所谓西河之地。其别种在今之真定、槀城、晋州者，曰鲜虞、曰肥、曰鼓。鲜虞最强，与晋数斗争，而肥、鼓俱为晋所灭。狄之强莫炽于闵、僖之世，残灭邢、卫，侵犯齐、鲁，其时止称狄，未冠以赤、白之号。其后乃稍稍见于经传。”盖狄之种落不一，亦不相统属，而赤狄尤杂，故《左传》每称之曰群狄，曰众狄。长狄似以长大著称，《谷梁传》文十一年称其兄弟三人佚宕中国，及死，身横九亩，断其首而载之，眉见于轼。（《鲁语》称长狄骨节专车，意谓骨节可专载一车。）左氏亦载其兄弟三人及其祖缘斯而不及其部属，故顾云“无种类”。至狄在赤白之分者，仅唐孔颖达《春秋正义》于宣公十五年下释之云：“谓之赤白，其义未闻，盖其俗尚赤衣白衣也。”孔氏去古已远，不敢自信，虽谓俗尚赤、白衣，仍著疑辞。考京相璠《春秋土地名》于赤狄下云“今曰赤涉胡”，于白狄下云“故西河郡有白部胡”。京氏西晋人，于此赤、白二字均不释其义，当是其所见赤涉胡、白部胡，即尚赤、白衣仍与古之赤白狄无异。《三国志?魏志?夫余传》称夫余在国衣尚白，晋人称鲜卑为白虏，今朝鲜衣仍尚白。
作者： 超越中原   2006-11-13 13:40 　 回复此发言
--------------------------------------------------------------------------------
3 北狄在前殷文化上之贡献
《新唐书》称黠戛斯之君阿热氏建一纛，下皆尚赤。而西藏喇嘛今尚以红教著称，此中国边裔部族尚白尚赤沿袭迄今犹未改者。据此知孔氏俗尚赤白衣， 实为赤白狄之正解。
《左传》、《国语》、《世本》称狄为隗姓。隗金文作鬼，古姓氏字皆从女旁，字以作鬼者为是。古以国为姓，鬼当是鬼方氏之后（鬼方亦称鬼国，古方国并称意同）。《易》称“高宗伐鬼方”及《小盂鼎》所载之鬼方，并即此族。此族在周代屡与中国相为婚姻：《左传》《国语》载襄王有狄后隗氏，晋文公纳狄女季隗，赵衰母曰叔隗；东西周铜器著录鬼姓之器不下十余，皆其证。以此例之，《史记?殷本纪》称契母曰简狄，为有娀氏女，有娀氏又见于《商颂?长发》及《吕氏春秋?音初篇》。娀从女与姓氏字偏旁从女同，其本字当即戎。曰戎曰狄，明殷商之母系，实出北狄。是中国与狄相为婚姻，更远在殷商之世矣。
狄在殷周之世虽屡与中国相为婚姻，但其风俗习尚，在经传中极少记载。即偶有记载，其词又甚简略。必须取后来史家记述边裔之土俗相与对照，庶得窥其全貌。如《礼记?王制》云：“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此言其穴居。《左传》襄公四年载魏绛和戎之言曰：“戎狄荐居，贵货易土，土可贾焉。”此又言其荐居。服虔释荐为草，言狄人逐水草而居，徙无常处。此两书所言北狄之俗虽若相反，而实互文见义。盖穴居为冬日之事，而逐水草居徙无常处，则夏日之俗也。《旧唐书?北狄靺鞨传》云：“俗……无屋宇，并依山水掘地为穴，架木于上，以土覆之，状如中国之冢墓。相聚而居，夏则出随水草，冬则入处穴中。”又《金史?世纪一》云：“黑水旧俗，无室庐，负山水坎地，梁木其上，覆之以土。夏则出随水草，冬则入处穴中，迁徙不常。献祖乃徙居海古水，耕垦树艺，始筑室，有栋宇之制，人呼其地为纳葛里，纳葛里汉言居室也。自此遂定居于安出虎水之侧矣。”盖此俗当唐、宋之时尚存于黑水（即今黑龙江）之间。
其较早之记载，如《后汉书?挹娄传》称其土气极寒，常为穴居。同书《杜笃传》注“同穴挹娄之属也”，挹娄即《魏书》之勿吉，《唐书》之黑水靺鞨，即东胡之女真部族，金之先世也。盖冬日穴居，即适应北土苦寒之气候。此俗与匈奴之毡幕穹庐随畜迁移者，实异其趣。盖穴居掘地架木，其事非旦夕即可完成。《后汉书?挹娄传》称其穴以深为贵，大家至接九梯，在古代之简陋生事中，其缔构之艰难，当不在近代建筑之下。其必长养子孙，屡世居之。虽夏逐水草迁移无常，但一至冬日，则仍当入此室处。因此穴居之民，为居地所限，必不能随畜迁移，远至数日之程以外。因而亦不能保有大群牛羊。
《魏书》卷一百，有勿吉、失韦、豆莫娄、地豆干、库莫奚、契丹、乌洛侯诸传，如就地理分划言之，如地豆干、库莫奚、契丹皆在大漠之边缘，近于匈奴地带，则皆沾染匈奴之风，而有牛羊群。但其北诸地，如勿吉、失韦、豆莫娄、乌洛侯，则皆冬日穴居，夏逐水草，多畜猪而无羊少马，有粟、麦、穄、麻等，其生活所资实为一种田畜射猎之混合经济，《三国志?魏志?鲜卑传》裴注云：“鲜卑众日多，田畜射猎不足给食。后檀石槐乃案行乌侯秦水，广袤数百里，停不流，中有鱼而不能得。闻汗人善捕鱼，于是檀石槐东击汗国，得千余家，徙置乌侯秦水上，使捕鱼以助粮。至今乌侯秦水上有汗人数百户。”汉魏时代鲜卑原居地在贝加尔湖附近。《魏书?乌洛侯传》云：“又西北二十日行有于已尼大水，所谓北海也。太武真君四年来朝，称其国西北有魏先帝旧墟石室：南北九十步，东西四十步，高七十尺，有神灵，人多祈请。太武遣中书侍郎李敞告祭焉，刊祝文于石室之壁而还。”乌洛侯入贡事又见《魏书?世祖帝纪》。所谓北海之于已尼大水，即贝加尔湖，亦乌侯秦之异译。乌侯喻匣母、于影母，并属喉音。已尼为秦之合音。乌洛侯即当由乌侯秦大水之乌侯得名。此为元魏先代所居，其人即以田畜射猎为生。
作者： 超越中原   2006-11-13 13:40 　 回复此发言
--------------------------------------------------------------------------------
4 北狄在前殷文化上之贡献
《魏书》称乌洛侯冬则穿地为室，夏则随原阜畜牧，多豕，有谷麦。乌洛侯有谷麦者，裴注：田猎之田或即指农田而言。或其谷麦即自檀石槐所掳汗人传入。《后汉书?东夷传》称韩有三种，皆有农业。汗人即三韩之人。据此言之，北狄之原始生活，必为穴居而田畜射猎之民族。其初或无农业，故《王制》称其有不粒食者矣。有之云者，谓其中有一部或若干部，非谓所有北狄皆如此也。
以裴注鲜卑田畜射猎不足给食之事例之，知凡营原始穴居生活者，其生计之艰窘盖可想见。此种部族自不得不以寇抄为生。至其生计较优裕而安定者则又必严为偷盗之禁。如《后汉书?东夷传》所载，夫余盗一责十二，濊有相侵犯者辄相罚责生口牛马，名之为责祸。《汉书?地理志》称东夷“无门户之闭”，《魏书?乌洛侯传》称其人尚勇，不为奸窃，故慢藏野积而无寇盗。其所以致此者必以禁令过严之故。其为防止邻族之侵盗者，则因穴居不便迁移，又必有城郭垣墉之防，如夫余以员栅为城，而《左传》载白狄之肥、鼓亦有城。凡此皆北狄之俗所宜有，而不必拘拘于《王制》所言之数事。且此诸俗皆与中国为近，而与匈奴之游牧文化相距较远也。
（三）游牧民族及其与北狄之关系
《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始皇统一六国之后，秦廷因议帝号而称颂始皇功德云：“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秦并六国，废封建为郡县，树立此后中央集权帝国之鸿规。此秦廷之颂辞，以今日衡之，实不为过。同时而稍后之匈奴冒顿单于统一漠北，亦为东方史上空前之伟业。此两大统一帝国，在东方史上几于同时出现，此其故何在？
考秦以农战兼并六国，盖中国高度精耕农业，如牛耕、粪田、灌溉等技术，直至战国之初期始普遍利用。因此战国时代之列国，始能利用较少之人力，耕种较多之土地，因而得聚集大量壮丁及屯贮巨额食粮，以从事于长期与大规模之战争。而秦孝公用商鞅开辕田，没收贵族之田宅，奖励三晋之移民，尤能发挥农战之功效。其后韩之水工郑国为秦凿渠，使关中益为富厚。故秦汉之世“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史记?货殖传》语），使秦无此种凭借，则王翦安能趋六十万众，悬军数千里外，以与楚争战于郢都之下？《战国策?赵策》称秦以牛田、水通粮（即后世漕运），为不可敌，《吕氏春秋?贵当篇》云“霸王有不先耕而成霸王者古今无有。”此真一语破的之言。秦之所以能完成统一大业者，此实其最简单之说明也。
至匈奴之统一，则由变采捕农牧之混合经济而为单纯之游牧。往时社会学家每以渔猎游牧农耕，为人类社会演进所必由之三阶段。不知农业有精粗不同，低级之粗耕农业，实与采捕畜牧等业并营。观《汉书?匈奴传》、《三国志?乌丸鲜卑传》注及《北史》高丽诸传所载匈奴、乌丸、勿吉等族，于游牧之外，仍有麦穄之获。如今之青海、西康游牧之外复种青稞，原非单纯之游牧社会。今日蒙古、新疆及中亚吉尔吉思草原一带单纯游牧经济，乃由人类骑上马背以后之特殊环境孕育而成，原非人类社会普遍现象。夫游牧经济以牛、羊、马为主要畜产。中国史籍上记东亚滨海之岛屿，如日本、台湾、海南岛多无牛、羊、马。如《后汉书?东夷传》称倭无牛、马、虎、豹、羊、鹊，《隋书?流求传》称其多猪、鸡，无牛、羊、驴、马，《汉书?地理志》称珠崖、儋耳郡（即今海南岛）无虎与马。夫日本、台湾、海南岛，皆近亚洲大陆之海岛，有史以前实与大陆相连。当其未与大陆断绝以前，大陆之牛、羊、马，如已为家畜则此诸岛上不应皆无。今此诸岛之无牛、羊、马，即为此诸岛离开大陆前，大陆尚未驯畜牛、羊、马之明证。据地质学及古生物学家之研究，日本在上新统末期尚与大陆相连，其时已有牛、羊、马，故日本有马化石等，惟与今日之种或稍不同（见德日进Easily Man in China P17）。且中国史籍所载不仅中国滨海之大岛无牛、羊、马，即东北海滨黑龙江流域，如《晋书?肃慎传》、《魏书?失韦传》等亦无牛羊，或无羊少马。此即东亚大陆，尤其东部亚洲古代不畜牛、羊、马之证。由此言之，游牧社会原非亚洲东部所有，亦已明矣。至于东亚大陆骑马之历史，据今所知，或即由西元前六、七世纪自黑海滨斯克泰民族输入。洪钧《元史译文证补》卷二十七上《西域古地考?康居奄蔡条》下云：“希腊、罗马古史，谓里海以西黑海以北，先有辛卑尔居之（原注距今二千六百余年，案即西元前六、七世纪顷），盖东方种类，城郭而兼游牧者。（案城郭游牧实营采捕农牧之混合经济，非单纯游牧，中国史上所称东北部族皆如此。原注‘黑海北境有辛卑尔古城，黑海峡口初名辛卑尔峡，今俄人名乌拉岭一带曰西悉毕尔，殆由于此，中国汉后鲜卑部名，尚系后见。’案西悉毕尔，今译作西伯利亚。）厥后有西米特（案原文作Scychia，或译塞，今或译为斯克泰。）族越里海北滨，自东而西，夺辛卑尔地。辛卑尔人四散，大半窜于今之德、法、丹、日等地，有众入罗马，为罗马击杀无遗。东汉时有郭特（案原文作Goths,或译作峨特。）族人，亦自东来，其王曰亥耳曼。粟特族人，败溃不复振。”此斯克泰族据黑海之北约自西元前六、七世纪顷至西元一世纪顷。
作者： 超越中原   2006-11-13 13:40 　 回复此发言
--------------------------------------------------------------------------------
5 北狄在前殷文化上之贡献
希腊史家希罗多德（Herodotus）记此族生活习惯栩栩若绘。其所记与中国史中之匈奴、罗马史中之匈人丝毫无殊。十九世纪初俄人复于其地发掘其大酋之冢墓，得玺印、银币及鞍辔饰具等物，其雕镌之饰往往作胡服骑马之状。骑马之记载，西元前十四世纪巴比伦即已有之。西元前六世纪亚述军队中且有骑兵（Lowie Cinltmal Authiupo Liyy P47）。但东方史上记胡服骑射之事，则始于西元前三世纪初，当由巴比伦经黑海滨越阿尔泰山循阴山山脉缓缓输入。其时距冒顿单于兴起，不及百年。盖自骑马技术输入东方之后，昔之营采捕农牧之混合经济者，今则因奔驰较速之故，仅射猎与游牧，已足资给而有余，遂不屑再为采耕等烦缛之劳作矣。夫游牧民族骑上马背驱牧其牛羊群以从事于长期与大规模之战争，较之高度精耕农业社会，尤富于机动性。故冒顿单于继秦皇之后，不转瞬间遂完成其空前之漠北帝国。其后继匈奴而起之柔然、突厥、蒙古，无不以游牧为其凭借之资。其高车、回纥不能采取完全游牧经济者，即不能完成统一之帝国。据此而论，游牧经济实为构成北方军事帝国之要素也。
当游牧社会在中国北境出现之后，即匈奴帝国完成以前，中国北境乃感受绝大威胁。此时燕、赵、秦之北垂，凡与此部族相接触者，皆各筑长城以为守御。《史记?匈奴传》综论此时之形势云：“于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而赵武灵王亦变俗胡服骑射，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其后燕有贤将秦开为质于胡，胡甚信之，归而袭破走东胡，东胡却千余里。……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当是之时，冠带战国七，而三国边于匈奴。”中国史上有名之秦长城，即肇端于此。
自长城兴建之后，中国与北族间，遂有截然之鸿沟。此新来之游牧部族，自中国观之，实为一种极陌生之人物，故司马迁作《史记?匈奴传》乃详载其俗云：“匈奴……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其畜之所多，则马牛羊，其奇畜则橐驼、驴、骡、駃騠、騊駼、驔騱。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然亦各有分地。毋文书，以言语为约束。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鋋。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礼义。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壮者食肥美，老者食其余。贵壮健，贱老弱。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其俗有名不讳，而无姓字。”先秦典籍所载殊方异俗亦多矣，然不闻有此。
此必非前此与中国杂居通婚之群狄所宜有。秦汉之世，中国骤覩此类陌生之殊俗，故史公因得而详记之。
往日学者每以秦汉时之匈奴，即为出自前此之北狄，如高诱《吕氏春秋?审为篇》注：“狄人猃狁，今之匈奴。”又《晋书?匈奴传》云：“匈奴之类，总谓之北狄。……夏曰薰鬻，殷曰鬼方，周曰猃狁，汉曰匈奴。”此仅就其先后所在之地相同而言，实为一种错觉。就匈奴之习俗言，如其谓之为狄，不如称之为羌，尚为有据。《史记?匈奴传》称匈奴为夏后氏之苗裔，夏后实出于羌。如西汉人多谓禹出西羌，此非数言可尽，姑从略。
至猃狁之族亦当为羌。《左传》称姜戎氏为允姓之奸，又谓其出于瓜州。姜戎即羌，瓜州即羌之所在。羌为西戎牧羊人（《史记?索隐》引《说文》如此），而华化之姜姓民族，乃以农业著称，如《世本》称神农为姜姓，周后稷之母为姜嫄。盖此族羌或姜，其初必农牧兼营。其居近西北草原之羌，以善于牧羊之故，则转而营单纯之游牧；其居渭水、汉水流域之姜，则进而为单纯之精耕。同原而异趋并为可能之事。至匈奴父死妻后母，兄死妻嫂之收继婚，则尤与两汉时西羌之俗同（此俗在隋唐时之厌哒及今日之西藏，皆兄弟共妻，尚有其近似之婚俗。厌哒与西藏皆羌之后裔也）。游牧部族在中国北境出现以后，中国即称之为胡。史称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称其服为胡服。《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燕人庐生奏录图书曰：“亡秦必胡也”，于是始皇乃使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击胡而筑长城。《考工记》言“胡无弓车”，郑司农言“胡为匈奴”。《史记?匈奴传》屡称匈奴为胡。据此而言，胡实为西元前三世纪时此族之特称，所以别于前此之北狄也。
作者： 超越中原   2006-11-13 13:40 　 回复此发言
--------------------------------------------------------------------------------
6 北狄在前殷文化上之贡献
胡既为游牧部族之特称，西汉之世又适为此族统一漠北极盛之时，于是胡遂为中国其北境一切之外族之通称。其在东北之乌丸、鲜卑等，则称之曰东胡。其在西域如龟兹、乌孙、康居等，则称之曰西胡。此犹如唐时吐蕃兴盛以后，名一切外族为蕃，今日西洋名国兴盛以后，名一切外族为洋，其例正同。
匈奴称胡，其意义如何？《说文》：“胡，牛顄垂也。”《汉书?郊祀志》：“有龙垂胡髯下迎黄帝。”注云：“胡，颈下垂肉也。”《诗?豳风?狼跋》以胡与尾对言，尾为尻下垂，则胡即颈或顄下垂也。《考工记》称戈戟有胡，即以戈首援之下垂为胡。意者此族颈或顄下垂肉，如今蒙古人种，其顄多阔大下垂，倘即其征欤？至以高鼻深目而多须者为胡，则又突厥兴起以后，以西胡之貌为胡之代表风范也。今俄人称西伯利亚迤东之亚洲民族为通古斯（Tungus或Tunguz），则实为东胡之音译，盖又出突厥兴起以后对高鼻深目多须者而言矣。
胡既由颈或顄下垂肉得名，则此本应为中国固有之称，而非由音译。盖其初本以称居邻中国北方，而与中国文化风习相异之林胡。及匈奴兴起之后，因其居地同，遂转移以为匈奴之称。
林胡在春秋时代或作令狐，《左传》秦、晋有令狐之役（见文公七年及八年），又有令狐之会（见成十四年）。其地在今山西猗氏县，其初当为林胡曾经居处之地，因而即以名其地。令与林同为狄之次一辅音来母之音译。如《左传》襄公十八年季武子作林钟之林，在西周铜器中则作 或 ，并从 音。林、 古同属侵部来母，故此得并从其音。但此在东周铜器中则作铃钟（见《楚王领钟》），此为林、令同译狄音之证。又狐与胡古同属鱼部，故得相通。晋文公母大戎子狐姬（见《左传》庄二十八年）《晋语》称“狐氏出自唐叔，狐姬伯行之子”，韦注“狐氏重耳外家，与晋俱唐叔之后，别在犬戎者。”
姬姓支属有在白狄者，如鲜虞、如骊戎皆例之。姬从 ，《说文》“ ，顄也，象形”；此 即颐之本字。《汉书?东方朔传》注“颐，颔下也。”《易?颐》郑注“颐者口车辅之名也”，金文姬之偏旁 作 ，如横视之，正象颔下，或口车辅之形。 象颔下，实与胡为颈或顄下垂肉之意相应。又案狐之本义，与狄从犬同，本会中国视北族为犬种之意，中国或迳称之为犬戎。韦昭以为狐氏为姬姓别在犬戎者（犬戎亦为中国之称，非译其音）即谓此也。又应劭《风俗通》云：“胡者，山戎之别种”、“胡者互也，言其被发左衽，言语贽币，事殊互也。”（见《御览》七九九卷引，今本已佚。）此又以胡为山戎者，盖林胡居林中，自必依据山谷也。狐本为北族之称，自《诗》、《易》以狐为狐狸之名，于是西元前三世纪后遂别以胡为北族之称矣。
作者： 超越中原   2006-11-13 13:40 　 回复此发言
--------------------------------------------------------------------------------
7 北狄在前殷文化上之贡献
（四）狄之分布地域及其命名之本义
自匈奴帝国崛起以后，前此居其地而与中国杂居通婚之群狄，如非同化而服属于匈奴，则必奔迸窜伏于大漠之东北西三方，而效顺称藩。此其事与汉族南下以后，原住江淮迤南及西南之蛮族，如今日之苗、徭、僮、傣、摩些，猡猡之属，或同化或迁徙之景情，正复相似。盖当匈奴鼎盛之时，史称其控弦之士三十万众，此中杂有狄之成分，当为不争之事实。因此辈每经一次战争之后，其败亡者，则妇女夷为妻孥，少壮更为武士，虽仍统以本族，实已臣伏于胜者。如京相璠所称赤涉胡，即古之赤狄，《晋书?匈奴传》称匈奴居中国者十九种，而赤涉为其一，即其明征也。至秦汉以来窜伏匈奴境外之群狄，其见于记载者，如《三国志?魏志》注所引《魏书》云：“乌丸者东胡也，汉初匈奴冒顿灭其国，余类保乌丸山，因以为号焉。”“鲜卑亦东胡之余也，别保鲜卑山，……鲜卑自为冒顿单于所破，远窜辽东塞外，不与余国争衡，未有名通于汉，而犹自与乌丸相接。”案乌丸、鲜卑族类相近，史并称之为东胡，盖即前此之群狄，以别于匈奴，故称东胡。元魏为鲜卑族，《魏书?乌洛侯传》称其国西北有魏先帝旧墟，又其国西北二十日行，有于已尼大水，所谓北海也。北海今为贝加尔湖，鲜卑原住地，当即在其附近。《汉书?苏武传》云：“乃徙武北海上无人处，其冬丁令盗武牛羊。”此必匈奴北海无人处与丁令接壤。是鲜卑所居，即汉人所谓丁令也。《史记?匈奴传》云：“至冒顿而匈奴最强大，尽服从北夷，而南与中国为敌。”此传下文又称其“后北服浑庾、屈射、丁灵、鬲昆、薪犂之国”，是匈奴所服之北夷，即为此诸部族。此诸部族惟丁灵一名屡见，丁灵《汉书》或作丁令、丁零，其种落甚繁，无大君长，汉人即总称之曰丁令，隋唐之世又为铁勒、特勒，当匈奴势盛时即服属匈奴，当突厥势盛时，即分属东西突厥。而汉代西域三十余国中，其中行国如康居、乌孙等，皆当为其族类。《汉书?匈奴传》载汉昭帝时匈奴衰耗，于是“丁令乘弱攻其北，乌桓入其东，乌孙击其西。”又《三国志?魏志?鲜卑传》注引《魏书》云：“鲜卑亦东胡之余也，……檀石槐既立，乃为庭于高柳北三百余里弹汗山啜仇水上，东西部大人皆归焉。兵马甚盛，南钞汉边，北拒丁令，东却夫余，西击乌孙，尽据匈奴故地，东西万二千余里，南北七千余里，罔罗山川水泽盐池甚广。”此乌桓、鲜卑、夫余原皆居匈奴之东。匈奴衰弱之后，鲜卑檀石槐据其地。其西北之丁令、乌孙仍与匈奴时同。此皆古代群狄遗种，自与中国隔绝后，环居匈奴之三方，历汉魏之世四百余年，犹依然可考见也。
东晋之世，北匈奴远遁欧洲，南匈奴在中国所建之汉、赵诸国，相继灭亡。虽鲜卑、蠕蠕、突厥相继代兴，然其规模已远非匈奴可比。于是往昔居中国北境之群狄遗落，又复蠢然思动。其分布之广，据《隋书?铁勒传》云：“铁勒之先，匈奴之苗裔也，种类最多。自西海之东，依据山谷，往往不绝。独洛河北有仆骨、同罗、韦纥、拔也古、覆罗，并号俟斤。蒙陈、吐如、纥斯、结浑、斛薛等诸姓，胜兵可二万。伊吾以西焉耆之北，傍白山，则有契弊、薄洛、职乙咥、苏婆那、曷乌讙、纥骨、也咥、于尼讙等，胜兵可二万。金山西南有薛延陁、咥勒儿、十盘、达契等，一万余兵。康国北傍阿得水，则有诃咥、曷嶻拨、忽比千、具海、曷比悉、何养苏、拔也未、渴达等，有三万许兵。得嶷海东西，有苏路羯、三索、咽蔑、促隆忽等诸姓，八千余兵。拂菻东则有恩屈、阿兰、北褥、九离、伏嗢昏等，近二万人。北海南都波等。虽姓氏各别，总谓为铁勒。并无君长，分属东西两突厥。居无恒所，随水草流移。人性凶忍，善于骑射，贪婪尤甚，以寇抄为生。近西边者，颇为艺植。多牛羊而少马。自突厥有国，东西征讨，皆资其用，以制北荒。”此传所载铁勒种落甚悉，今不暇为之详说。其居地之可考见者：独洛河可以此定今外蒙古库伦之土拉河，伊吾为今新疆哈密，焉耆为喀喇沙尔，白山即天山，金山即阿尔泰山，康国在今俄境锡尔河北，阿得水依白鸟库吉说为今俄境伏尔伽河（见王克鲁译《塞外史地论丛》３１５页）。得嶷海洪钧以为即今里海（见《元史译文证补》二十七下“咸海、里海、黑海”条），拂林则为东罗马帝国。凡此诸地，其位置在今地图上，适当蒙古、新疆及中亚吉尔吉思等大草原迤北之山岳森林地带。此传所谓依据山谷往往不绝者，则非草原可知矣。此诸族自西徂东，緜延至于万里以上，而总名为铁勒，非必其种类齐同，盖同居森林之中，生活同，风俗习惯亦大致无殊也。
作者： 超越中原   2006-11-13 13:42 　 回复此发言
--------------------------------------------------------------------------------
8 北狄在前殷文化上之贡献
狄之本义应为林木。丁令、铁勒皆狄之异译。《北史?高车传》云：“高车盖古赤狄之余种也，初号为狄历，北方以为敕勒，诸夏以为高车、丁令。其语略与匈奴同，而时有小异。……其迁徙随水草，衣皮食肉，牛羊畜产尽与蠕蠕同，惟车轮高大，辐数至多。”案元魏一代，自太祖拓跋珪迄东魏高欢之时（自公元３８６－５４７），一百六十余年间，征伐高车之事，不绝于书。其种落之被掳及归降者，皆徙置漠南之地，“乘高车逐水草，畜牧蕃息。”盖此族频与元魏接触，而又能别为部落。故此传所载名号风习，亦远较他书为详。此族以乘高轮车得名。高车为诸夏所命，而狄、狄历、敕勒、丁令则为其本名。其译述不同者，乃古今方俗之殊。此传谓诸夏以为丁令者，乃指当时南朝及中原相传之旧说。此传谓北方以为敕勒者，乃元魏治下北朝之方音。
狄在彼土本具d（或t）与r（或l）两音，故此以狄历译之。其首一音本读d，为浊音，故狄所从“亦省声”之亦，及与狄通用之易，并为浊音。北土读敕勒又为铁勒、特勒，《新唐书?回纥传》云：“回纥其先匈奴也。俗多乘高轮车，元魏时亦号高车部，或曰敕勒，讹为铁勒。”又《旧唐书?回纥传》云：“在后魏时号铁勒部落，……近谓之特勒。”铁勒仍为浊音字。此皆狄原读浊音之证。《新唐书》乃谓讹为铁勒者，则当隋唐之世，于此音之清浊，已不能为之辨析矣。近西方学者定铁勒之还原音为?????，恐亦未确。
丁令、敕勒之丁与敕，并为清音。《广韵》敕、耻力切，耻彻母，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谓古无舌头舌上之分，则元魏时北土仍读敕为透母之清音。至读狄为清音之丁，当远在先秦之世，故《山海经》、《史记》、《汉书》有丁灵、丁令、丁零之称。又《通鉴》卷九十四《晋纪》成宗上之下载：“初丁零、翟斌世居康居，后徙中国，至是入朝于赵，赵以斌为句町王。”此为东晋时事。其时徙居中国之丁零，即以翟为姓。其后有翟真、翟成、翟鼠、翟猛雀、翟辽、翟遥等，并见《通鉴》。翟即狄也，古字通用。是丁令为狄，必为汉、晋以来相沿之旧称。句町王之町仍译丁零之音。
谓狄之本义为林木者，《魏书?东夷传》于奚与契丹下并云，为慕容晃所破，俱窜于松、漠之间，《辽史?国语解》云“蹛林即松林故地”，盖大漠以北，原多松林，故即其所居而名之。《史记?匈奴传》言“晋北有林胡”，《集解》引如淳曰：“林胡即儋林，为季牧所灭。”是林胡之林，本应读为儋林二音。仍为狄历、丁令之异译。省称曰林胡者，既译其音，兼明其义也。《史记?匈奴传》称匈奴“每岁秋，马肥，大会蹛林”，《正义》引颜师古云：“蹛者，绕林木而祭也。鲜卑之俗，自古相传秋祭无林木者，尚竖柳枝，众骑驰绕三周乃止，此其遗法也。”师古所说，当为鲜卑南徙草原之后 ，其居已无林木，则树柳枝代之。传世汉砖有树下两马左右相对立者，似即绘此大会蹛林盛事。《北史?高车传》称其居地不洁，多致雷震，雷震之后女巫祓除，亦“群队驰马旋绕百匝，人持一束柳桋回竖之”，此皆其旧俗之可征者。蹛林为松林故地，为绕林而祭。《集解》云：“蹛音带”，带有环绕之意，是此二字亦音义兼译也。至《史记?李牧传》称牧大破匈奴万骑，灭襜褴、破东胡、降林胡，此襜褴明为儋林之异译，以襜褴、林胡并称，实误。
《史记?匈奴传》称“其送死，有棺墎金银衣裘，而无封树丧服”，《集解》引张华《博物志》曰：“匈奴名冢曰逗落（?????）。”《通典》冢作种，冢或种之误。即匈奴族中包有北狄种，故称种为逗落。又案，《后汉书?夫余传》称其先为北夷索离国，注云，索或作橐，音度洛反，索当为橐之误。《魏书》称鲜卑檀石廆之父投鹿侯从匈奴军。《北史》豆莫娄国为旧北扶余。此橐离、投鹿、豆莫娄，并即狄历、丁令之异译。明人称居森林之女真为兀狄哈，蒙古称林中人为兀良哈，兀为北族之发音，哈之义为人，是狄与良俱为狄历之二音，当是北族语之遗也。
作者： 超越中原   2006-11-13 13:42 　 回复此发言
--------------------------------------------------------------------------------
9 北狄在前殷文化上之贡献
（五）金与铜得名之由来
铜器之铜，古谓之金。铜器铭文每称受王锡金，或自择吉金，用以铸器，凡两周铜器，无不称金。至战国末《楚王 悍鼎》及盘，始云“战获兵铜”。铜盖晚出之名。盖金初为铜之专名，及战国末，金渐为金属之共名，更遂制铜字为其专名。《说文》谓金为“西方之行，生于土，从土，左右注（谓两点），象金在土中形。今声。”《说文》此说仅今声不误。其以五行之义说金，全不可据。
金在金文中早期作? 形。作两点者，指铜与锡而言。《考工记》于“攻金之工”云：“金有六齐，六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钟鼎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斧斤之齐。四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戈戟之齐。参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大刃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二，谓之削杀之齐。金锡半，谓之鉴燧之齐。”齐即谓合成之分两，犹今言分剂。《吕氏春秋?别类篇》云：“金柔锡柔，合两柔则为刚。”据此知古青铜器皆铜锡之合金，故? 即金之初文。但此所指形义俱不显豁，故稍晚出之器，必于? 之外再从今从王以明著其声义。如：
麦鼎 仲盘 同卣 公违鼎 舀鼎
公伯簋 守簋 曾伯簠　　 王孙钟 沇儿钟
聘钟 吴王夫差鉴 邾公华钟 楚公钟
甲骨文较早期之王字均作 ，正与金文《仲盘》及《楚公钟》钟字偏旁形同，而《过伯簋》所从之王形尤完具。又《成周铃》（见插图）铃作 亦从王，容庚《颂斋吉金图录》读为“王成周令”，误以偏旁王下属成周为文，又不知令旁之两点即金字偏旁之半，其以“王成周”三字连属为文，尤不成词。此器行款如细审之，王字亦略偏向右，与成周二字并不相承，故此铭当读为“成周铃”三字。
《说文》以金从今声，小篆金作 ，从今之形犹可见。至金文及今隶之金，则并省从 。
但金文中仍有从今不省者，西周及春秋时铜器，金或从三点，如《守簋》、《史颂簋》、《曾伯簠》、《王孙钟》、《沇儿钟》之类，其左或右旁之一点，即从今之不省者。春秋战国以后之铜器，有从四点者，则于形于声皆不协矣。
金从今声者，今甲骨文作 ，象铃有舌之形。 象铃有钮及身， 象其舌。《说文》“铃，令丁也”，段玉裁注云：“《晋语》十一注‘丁宁、令丁谓钲也’，《吴语》十九‘丁宁，令丁谓钲也’，今《国语》皆夺令丁字，而存于《旧音》、《补音》。《广韵》曰‘铃似钟而小’，然则镯铃一物也，古谓之丁宁，汉谓之令丁。”（《论衡?顺鼓篇》“事大而急者用钟鼓，小而缓者用铃荻。”孙诒让曰：“狄非铃之类，字当作篍。《说文》竹部云‘篍，吹筩也’，《急就篇》云‘箛篍起居课后先’，篍与荻形近而误。”此说非。）段氏以汉时之令丁，释春秋时之丁宁。丁、宁、令古音并属耕部，是丁宁、令丁皆叠韵字。古人于叠韵字往往倒互言之。虽令属来母，宁属泥母，但来泥古多不别，如今长江流域方音仍如此。以此言之，《说文》之令丁，仍当为丁令或丁宁。铃为丁令，犹云林为儋林、狄为狄历。此诸字古盖读端母来母之复辅音。出土铜器有名句鑃者，亦名征城，其形如铃而大，有柄中空。出土殷商器或周初器，有名铙或铎者，即此物之雏型。其制当自铃衍化而出。此谓之鑃或征城者，鑃从翟，翟、狄古字通用，以其为金属，故制字为鑃。征城《说文》谓之钲，征城、钲古属耕部，并丁令之转音。
谓铃为丁令为鑃，明其原非中国之物，其初盖由北狄输入，故中国即以称其人之名名之。
《诗?齐风?庐令》之首章云“庐令令”，二章云“庐重环”，三章云“庐重鋂”。毛传云“庐田犬”，孔疏引《战国策》“韩国庐天下之骏犬也”，谓古或名骏犬为庐。“令令”毛传云“缨环声”，孔疏即以铃铃释之。铃为田犬所系，写其物并及其声。环、鋂则铃所系。盖古犬马项下多系以铃，今殷虚遗物中有犬马铃甚多，其出土地即在犬马骸骨之旁。《新唐书?龟兹传》云：“素叶城西四百里至千泉，地赢二百里，南雪山，三垂平陆，多泉池，因名之。突厥可汗岁避暑其中，群鹿饰铃环，可狎也。”是北族不但犬马饰铃环，即鹿亦有之矣。
作者： 超越中原   2006-11-13 13:42 　 回复此发言
--------------------------------------------------------------------------------
10 北狄在前殷文化上之贡献
家畜之马本非中国原产，战国时中国之良犬，仍自北土输入，故《荀子?王制篇》云：“北海则有走马吠犬焉，然而中国得而畜使之。”又《史记?赵世家》载苏厉为齐遗赵王书云：“代马、胡犬不东下，昆山之玉不出，此三宝者非王有已。”是战国时仍以代马、胡犬、昆山之玉为三宝，其在国境上之贸易，必有悠远之历史。《逸周书?王会篇》载匈奴之贡献以狡犬，《赵世家》又载赵简子梦上帝属以翟犬，中国之良犬、马既由北狄输入，则饰犬、马之铃，亦当与之俱来矣。
铃输入后，中国之人习闻其音有似于琴，故即以琴名之。此犹今人之称胡琴、钢琴、风琴、洋琴也。
琴瑟为我国最古之弦乐器。当铃输入之前，中国必已有此。其制于空木之上加弦柱为之，《淮南子?说林》云：“头虱与空木之瑟，同名实异也。”琴瑟以空木为共鸣器，初以桑为之，稍后易之以桐，故古代产琴瑟林木之地，即名之曰空桑、曰空桐。小篆琴瑟字同从 形，本为象形字， 象弦柱之形， 象空木之形。后人或以其形不易识别，故复从象铃之今声。展转取譬，此例在文字中极多。今象铃形，古音属侵部，与耕部之铃、令本不相通，盖一为中国之名，一为翻译之音，其源固自不同也。
《诗?鼓钟》毛传云：“东夷之乐曰昧，南夷之乐曰南，西夷之乐曰朱离，北夷之乐曰禁。”此以北夷之乐为禁。《周礼?春官》鞮鞻氏掌四夷之乐，郑注与此同，《白虎通义》亦谓北曰禁，惟蔡邕《独断》及何休《公羊》昭二十五年注谓西曰禁，北曰昧，与此异。北夷之乐曰禁者，禁与今古同属侵部。故禁又作禁作今，此犹衣襟之襟又通作衿，又作金也。盖金属之乐由北狄输入，故北夷之乐因谓之禁。
《诗?青矜》毛传云“青矜，青领也”，以领释衿，或古时领衿上有缀铜铃之俗亦未可知。《礼记?玉藻》云“古之君子必佩玉”，佩玉为石器时代遗俗，缀铃则铜器时代时尚也。《旧唐书?北狄传》霫下云：“妇人贵铜钏，衣襟上下悬小铜铃，风俗略与契丹同。”
此为中国或北狄旧俗之仅存于边裔者。又衾为大被，卧具称衾者，盖初民于室中设炉灶，昼则围炉饮食，夜即围炉偃卧，日间所著，即为夜眠之被，故衿与衾其字并从今也。
铃自北狄输入之后，中国即以琴名之，故今即从琴得声。铃为铜制，因即谓铜为金。古称铜为金而金从今得声，明中国之有铜器必在铃之输入之后矣。
中国有铃之后，王者及令长迅即用为宣布教令之具。《月令》仲春云：“先雷三日，奋木铎以令兆民”；《礼记?明堂位》云：“振木铎于期，天子之政也”；《周礼?小宰》郑注云：“文事奋木铎，武事奋金铎”；《夏书》曰：“遒人以木铎徇于路”（《左传》襄十四年引）；此皆以铎为宣布教令之事。《诗》所谓“舍命不渝”，《令方尊》所谓“舍四方令”皆此类。《说文》“铎，大铃也”，铎古属鱼部定母字，与狄之发音收音并同，即鑃或丁令之转音。今保甲以口语传令，犹先鸣锣集众以告之，即古代奋木铎、金铎遗意。《礼记?玉藻》“在车则闻鸾和之声”，鸾和为车上铃，鸾在衡，和在轼，锣即鸾和二字之合音。令从 从 ， 甲骨文作 ，象人席地端坐之形，从 象铃形，此令字即会君长端坐发令之形，与金从今从王，示为王者所用，其意正同。《说文?序》以令长之令为假借字，观此知其不足为训矣。
今象铃有舌，而令所从之 ，则象铃无舌。古本有无舌之铃。《广雅》“钟大铃”，盖大铃不宜于振摇作声，必悬而击之。悬击则无舌。出土句鑃、征城皆无舌。《说文》“钲铙也，似铃，柄中上下通。”段注云：“镯、铃、钲、铙四者相似，而有不同。钲似铃而异于铃者，镯铃似钟有柄，为之舌以有声，钲则无舌。柄中者，柄半在上半在下，稍稍宽其孔为之抵拒，执柄摇之，使与体相击为声。（案此系段误，无舌者如钟为悬击，此则倒持而击之，别有持击之具，非柄与体相击。出土句鑃、征城铭文即自口起以迄于柄，可证为倒持。）《鼓人》‘以金铙止鼓’，注曰‘铙如铃，无舌，有柄，执而鸣之，以止击鼓’，按铙即钲，郑说铙形与许说钲形合，《诗?新田》传曰‘钲以静之’，与《周礼》‘止鼓’相合。”镯铃有舌，钲铙无舌，此为铃传入中国后演进之两大系。镯古属侯部入声，铎古属鱼部入声，鱼侯部古多相通，此又同属入声，并收Ｋ音，故镯即铎音之转。铙与翟古同属宵部，仍为狄之转音。
作者： 超越中原   2006-11-13 13:42 　 回复此发言
--------------------------------------------------------------------------------
11 北狄在前殷文化上之贡献
《说文》“含嗛也，从口今声”，又嗛“口有所衔也”，按含从今从口，并象铃形，中有舌，正会口有所衔之意。古送死口中玉为琀，亦由此得名。
《说文》“今，是时也”，今本象铃形而用为宣布教令之具，教令宣布之日，即当发生时效，故今得引申为“是时”之今。
小篆曰作 ，甲骨文作 ，金文作 、 、 ，象倒今之形。盖振铃铎以集众，众集则发言矣。
金文有 字，疑为倡（即唱）之本字。《说文》“昌，美言也，从日从曰。”从日系从爪之误，《礼器碑》争作 ，亦误爪为日，是其证。盖铃为乐器，从爪持铃，则歌唱作矣。
为无舌之铃，倒 则为口。《说文》古文口作 ，尤与倒 形相叶。小篆口之两竖上出，正象铃倒置两角上出之形。《说文》“口人所言食也，象形”，以口为象人口之形，实误。小篆口作 ，古文口作 ，皆与人口不类。甲骨、金文从口之字，其取象原不必一致，但取象于无舌之铃者，则似较不少。
无舌之铃以扣击为声，故叩扣之义皆为击。《吴语》“三军皆哗扣以振旅”，扣亦当训击。
合象两铃相向，有会合之意，古又为对答字。《左传》宣二年“既合而来奔”，注“合犹答也”，金文《召伯虎簋》“琱生又使召来合事”，则以合为会。《陈侯因咨錞》“合扬厥德”则以合扬为对扬。
《说文》“君尊也，从尹口，口以发号”，又“命使也，从口令”，人君发号命使，古皆以铃为之，故从口。商周字从口，亦此意。
《说文》鲁在白部，曹在曰部，晋在日部，此三字在金文中鲁或从口，或从甘，曹、晋则从甘，按鲁、曹、晋并周初所建之同姓诸侯，鲁、晋尤为大封，故亦从口，以发号命使。从口为无舌之大铃，从甘或曰则有舌之铃较小，以见下天子一等也。
口象铃形，更可以告字证之。《说文》“告牛触人，角著横木，所以告人也，从口从牛，会意”，案告从牛口，正象牛系铃形。《西南边疆》第十一期载方国瑜《卡瓦山闻见记》有一段记事，正可为告字作一注解。兹录之如次：“摆夷家家养牛，每寨轮值一二人共牧于山，数十百成群，系木铃，叮当盈耳。余初至孟定坝，闻篷外叮当之声，有聚蚊成雷之概，觉有异。审之，每牛一铃，无怪其然。后过摆夷地，悉如之。”此与前述犬、马、鹿系铃同。《诗?君子有役》云：“日之夕矣，牛羊下来”，日夕牛羊返舍，远闻铃声，正会告人将归之意。
据此凡从口部之字，如言、如吠、如鸣、如召、如呼，其义乃由铃铎引申可知也。又今与古本相对之称，古金文作 ，从 象结绳形，从口象铃形，发令之日曰今，结绳记之，斯为古矣。
由系于牛、马、犬、鹿之铃演进而为有柄之铎、有甬之钟，易悬系之钮而为柄为甬，（铙铎有柄，殷虚遗物中已有之，形制巨大。有甬之钟，则直至西周之世始见。）此完全为一新型，不能再以铃名名之。
钟形巨大，其形中空，有似于筒，因谓之同。同从 ，正象其中空无舌之形， 亦与筒形相似，从口示为无舌之铃。因而制此器之金属亦得名之为铜。
《说文》钟或从甬作銿，甬金文作 ，当为全体象形字，上象有甬及耳之形，以备悬也，下象钟身，金文已误从用。甬本象钟形，《吕氏春秋?仲秋纪》“齐斗甬”，高注“甬，量器”。此又以象钟形之甬名筒形之桶矣。
至有柄有舌之铎与镯，就其形而象之则为中，从 象铃两角向上之形，从 象其甬及舌有所系之形。《说文》“镯似铃柄中上下通”，正可为此中字作一注释。柄及舌皆在铃之正中，故中有内中或正中之意。自中为内中或正中之意所夺，于是又另造形声字锺或钟，自锺、钟行而人不识中为象有柄有舌之铎、镯矣。
中象铎、镯更可以史、事两字证之。
《说文》“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此中字当解为象铎、镯之形。盖史之本义当为使令之使，从又持铎正是发号命使之事。事，小篆作 ，金文或从 作 、 、 、 ，以告字例之，此 正象旗下系铃之形。《说文》“旂，旗有众铃，以令众也”，《尔雅》“有铃曰旂”，《周颂》“载见辟王，曰求厥章，龙旂扬扬，和铃央央”，正谓诸侯来见，其铃在旂上之形。从又持旂，知有事也。
作者： 超越中原   2006-11-13 13:42 　 回复此发言
--------------------------------------------------------------------------------
12 北狄在前殷文化上之贡献
王静安先生《释史》以史持为筹算之中，非是。《周礼?大史》司农注“中，所以盛算也”，盛算之中当读为盅。盖以中空为喻，谓筒也。盛筹算于筒中，如今之笔筒、签筒，其事易晓，非别有所谓中也。
《书?皋陶谟》“笙镛以间”，郑注“西方之乐曰镛，大钟曰镛”。郑玄以镛为西方之乐者，钟镛亦自狄出，古之北狄遍于中国之西北境。《诗?鼓钟》毛传谓“西夷之乐曰朱离”，《周礼》鞮鞻氏掌四夷之乐，郑注作株离，班固《东都赋》作兜离，并为狄历、丁令之异译。朱、株、兜古并属侯部，朱、株照母，兜端母，古无舌头舌上之分，故读朱、株为端母，此犹元魏时读铁勒为敕勒也。《礼记?王制》称四方之译人，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狄鞮古属支部叠韵，译与从狄之亦，古同属鱼部，谓之狄鞮，谓之译，仍为狄之异译。
狄历、丁令如可读为朱离、株离、兜离，则邾娄疑即为狄族之译名。邾娄之邾从朱，朱有赤意，亦音义兼译也。
（六）两轮大车与北狄——附论独轮车之原产地
北狄以乘高轮车著名，所谓高轮车，《北史》言其“车轮高大辐数至多”，此必为牛马曳引之两轮大车。此族之乘两轮大车，据今日所知，当中国西周之世，即已有之。铜器《小盂鼎》记周康王伐鬼方而有俘车两之事，车称两，自是两轮大车。此为狄在周初曾有两轮大车之证。至殷商先世相土、王亥以服牛乘马著称，古代仅以牛马曳引大车，不以耕田。故《尚书?酒诰》云“肇牵车牛，远服贾用。”《诗?大东》云“睆彼牵车，不以服箱（箱指车厢）”，皆谓以牛曳引大车。是服牛即为牛服车役。《山海经?大荒东经》记王亥与有易之故事，称“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杀王亥取仆牛”，仆牛即服牛，高丽《好大王碑》，称其先出自北夫余，天帝之子，母河伯女，则北族亦有河伯传说。河伯仆牛即河伯所乘之车，王亥以河伯乘车托于有易，或于此学驾御之法，颇与申公巫臣教吴乘车之事相类。《论语》称“乘殷之辂”，殷商乘两轮大车，见于甲骨文中车字之象形文，而殷虚发掘中又得有车马饰具及车轮遗迹甚多。殷人之有两轮大车或即自北狄输入。《考工记》言“胡无弓车”，随即说之云：“胡之无弓车也，非无弓车也，夫人而能为弓车也。”郑司农注“胡今匈奴”，匈奴之车，据《盐铁论?论功篇》云：“匈奴车器，无银黄丝漆之饰，素成而务坚。”（此条承劳干先生见示。）匈奴之善制车器，必受其前此先住民族北狄之影响。《考工记》之作当成于西汉以前战国之世。其所谓胡，当泛指中国北境之外族，必兼古之群狄在内。此族在先秦既以善制弓与大车著称，故元魏之世，在一次作战中即俘获其高车二十余万乘。及后唐宋之世其遗族居契丹之北者，尚以黑车子著称，而契丹亦自此族处学作车帐。胡峤《陷虏记》云：“（契丹）又北黑车子善作车帐，其人知孝义，地贫无所产云。契丹之先常役回纥，后背之，走黑车子，始学作车帐。”（见《新五代史?四夷附录》引）据此而言，北狄乘高轮车，实具有极悠远之历史。
至我国旧有之车不外两式，一为独轮车，一为两轮车。独轮车汉人谓之鹿车，梁鸣、孟光挽鹿车是也。鹿乃辂之转音，鹿、辂同为来母字。古音鹿属侯部，辂属鱼部，侯鱼古多通用，故汉人谓辂车为鹿车。今或谓之手车，言以手推也。或谓之土车，则以别于两轮大车而言。今蜀人谓之鸡公车，似谓其轮毂辗地有似公鸡啼声也。两轮大车驾马或牛，曳之而行，古代用之战阵，用之田猎，用之驰逐，用之载重，而士大夫阶级不可徒行，出必乘此以代步，凡经典所称车，类皆指此而言。
独轮车谓之辂者，辂古亦通作路。金文路之偏旁各作 ，从 象倒止之形，甲骨、金文止皆象足形，从?象无辐之椎轮，今蜀中之鸡公车皆椎轮无辐。足在轮上，正会乘车之意。各当为独轮车之专名，辂、路皆为后起之形声字。因其为独轮故，各有各别、各自之意。
车《说文》籀文作 ，即甲骨、金文 之讹，象两轮两毂及辕轭之形。甲骨、金文复有于两轮外兼绘车箱形者：
作者： 超越中原   2006-11-13 13:42 　 回复此发言
--------------------------------------------------------------------------------
13 北狄在前殷文化上之贡献
《甲骨文编》
十四卷 以上《金文编》十四卷
此诸字两轮之中为车箱形，其第四字于车箱上更绘有 形者，即兵车所立之旌麾也。小篆及今隶之车形，乃省其两轮而独存车箱之形，观上列第五字可证。《说文》谓车字为象形，段注谓象两轮一轴一舆之形，段所谓舆即此所谓车箱，段所谓两轮则以车箱上下各一横画当之，盖两轮大车中最重要者为车箱，即人所乘载之处，《诗?大东》即以箱为车之称，故制字于车箱所绘特巨。据此则车即当为两轮大车之专称。
古兵车皆立乘，故金文乘作：
《金文编》卷五
从 从木，象人两足立于木上之形。此乃因两轮大车而制之字，与各之取象于足在轮上者全同，但立乘则知所乘为两轮大车矣。
两轮大车又谓之两，故《诗》有百两之称，《小盂鼎》有俘车两之文，后世因制字为辆。两与各适为相对称之名。
据此而言，此两种车制在中国文字中皆各有其专字，而不相袭。且其动作一推一曳，形式绝异。由手推之独轮车，其不能演进为牛马曳引之大车，则可以断言无疑也。故此两种车制，必为各自独立发明事物。
夫两轮大车曳之以四马，其车箱、车轮与马之辔衔，在在需铜为之连缀、为之密接，必使之坚实牢固而后可以致千里之远。谓中国自仰韶或龙山之新石器时代之末期进于小屯之铜器时期，短短数百年中，即能于独轮车之外，复能创制两轮大车，其可能性实属不多。
殷商时代之两轮大车，就文字及遗物言，其形制与巴比伦遗物图绘四马或二马之车，无不相同。而巴比伦之时代，则远较殷商为早。且服牛乘马并非简易之事，即谓东西两土皆可独立发明，但亦不能相似如此。故殷商之有两轮大车，必为自西土输入之物。其为之传播者，则为居中国极北之森林地带，东自黑龙江土拉河以北，西迄黑海之滨之北狄也。
独轮车为中国本土所固有。《隋书?勿吉传》称其“车则步推，佃则耦耕”，《后汉书?东夷传》称马韩不知骑乘牛马，此即东土原有独轮车，而无两轮大车之证。古代耦耕一推一发，谓之一坺，其动作如今人之用锹锸，习之既久，则手推之车，不期然亦作此式。牛耕以牛曳犁，其动作与服牛乘马同，在中国最早不过春秋、战国之世。《晋语》云：“夫范、中行氏不恤庶难，欲擅晋国，今其子孙将耕于齐，宗庙之牺为畎亩之勤，人之化也何日之有？”此实为记牛耕最早之文献。牛耕盖远在两轮大车盛行之后，且牛马原非东土所驯畜，则两轮大车不能在东土独立发明，亦无怪其然也。
《左传》定元年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为夏车正”，薛为今之下邳，其地实在东土邻近黄河下流大平原之丘陵地带，实为独轮车产生之理想地区。盖河流沮洳之地，或高山峻岭之区，皆不需此。史称诸葛亮以木牛流马运粮，木牛流马即本独轮车而制之运输工具，蜀本无此，诸葛盖自中原输入其制。夏如有车，即当为此独轮车。又辂之所行为路，所至为格，入室为客，皆由辂引申之义，其名必起于大车输入以前，夏之有辂，或属可能。
（七）北狄与中国在文化上之关连
高车之俗有与匈奴绝异者，《北史》称高车“讳取寡妇而优怜之”，讳取寡妇则与匈奴、突厥、蒙古及西羌诸族父死妻后母、兄死妻嫂之风绝不相同矣。优怜之究作何解，史无明文。《北史》又载高车副伏罗部阿伏至罗长子蒸阿伏至罗余妻，则已渐染匈奴妻后母之俗。夫游牧民族妻后母妻嫂之俗，固为承袭父兄遗产之权利，而实亦为其义务。盖游牧民族固以战伐寇抄为业，又随畜迁徙，无藩篱城郭之固，父兄既没，后母与嫂之生存，即赖其维护也。优怜之者，或即讳取寡妇至妻后母嫂之中间阶段。胡峤称黑车子知孝义，中国人许其知孝义，则其俗必无妻后母妻嫂之事。《后汉书?东夷传》称其“妇人贞信”，《隋书?室韦传》称其“妇人不再嫁，以为死人之妻难以共居”，凡此可见北狄与东夷之俗，其初皆当与汉族为近，其改从游牧经济者，如乌丸、鲜卑，则鲜有不与匈奴同化矣。
《北史》又言高车部帅倍侯利“善用五十蓍筮吉凶，每中”，此法适与《周易》同。《系辞》云“大衍之数五十”，相传易即以五十蓍筮吉凶。《北史》称高车“族类粗犷不任役使，别为部落”，则是此族在元魏时犹未渐染华风，此种筮法，必为其部落所固有，而不必效法于华人。考殷商卜法，龟甲与牛骨并用，而骨卜在龙山黑陶遗物中已有之，实较龟卜为早。以牛羊骨卜，必为驯畜牛羊民族所创始，宜非东部大陆所先有。史称北狄以狩猎掠夺为其天性，狩猎掠夺之需要前知，必较耕渔民族为亟。殷商之卜法，或即由此族输入。至筮则为由卜法演进之简易占问术，卜必有专人司其事，吉凶须视其经验决定，筮则其辞先已编撰成书，如《周易》之上下经，及后来金钱卦、牙牌数与祠庙中之神笺，视其所占，即可检得其词，非专门学习之人，皆能为之。《洪范》称“筮短龟长”，即以此故。夫骨卜既为北族所先有，而筮法之书又称易，则所谓《周易》者，其法或即自北狄输入，亦未可知也。
作者： 超越中原   2006-11-13 13:42 　 回复此发言
--------------------------------------------------------------------------------
14 北狄在前殷文化上之贡献
此外《高车传》所载尚有两事可以与殷商故事相比拟：一为其开祖传说，一为射天之俗。传说或云高车之先为匈奴之甥，即其母系出自匈奴。其传说如下：“匈奴单于生二女，姿容甚美，国人皆以为神。单于曰：‘吾有此女，安可配人，将以与天。’乃于国北无人之地，筑高台，置二女其上，曰‘请天自迎之。’经三年，其母欲迎之，单于曰：‘不可，未彻之间耳。’复一年，乃有一老狼昼夜守台嗥呼，因穿台下为空穴，经时不去。其小女曰：‘吾父处我于此，欲以与天，而今狼来，或是神物，天使之然。’将下就之。其姊大惊曰：‘此是畜生，无乃辱父母也！’妹不从，下为狼妻而产子，后遂滋繁成国，故其人好引声长歌，又似狼嗥。”此高车族开祖传说，与《吕氏春秋?音初篇》所载者颇相似：“有娀氏有二佚女，为之九成之台，饮食必以鼓。帝令燕往视之，鸣若谥隘。二女爱而争搏之，覆以玉筐。少选，发而视之，燕遗二卵北飞，遂不及。二女作歌一终曰：‘燕燕往飞’，实始作为北音。”此所载简狄之故事仅及其半，必与《商颂》《玄鸟》、《长发》合观之，其事始完。《商颂》为宋人歌颂其祖德之诗，《玄鸟》之诗云：“天命玄鸟，降而生商。”《长发》之诗云：“有娀方将，帝立子生商。”《史记?殷本纪》综而述之云：“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此为殷商之开祖传说，与高车传说极相似，仅玄鸟与狼为异。盖殷商父系出自东土，东土盖以鸟类为祖，高车父系出自北族，则以狼为祖也。又《高车传》称其射天之俗云：“俗不清洁喜致震霆。每震，则叫呼射天而弃之移去。至来岁秋马肥，复相率候于震所，埋羖羊，然火拔刀，女巫祝说，似如中国祓除。而群队驰马旋绕百匝乃止。人持一束柳桋回竖之，以乳酪灌马。”射天之俗，亦殷商所有。《史记?殷本纪》载武乙射天，其后出猎为暴雷震死，《宋世家》及《吕氏春秋?过理篇》又载宋王偃射天，宋为商后，其俗尚存于战国之世。中国自周以来敬天法祖，其环中国而居之民族，如匈奴及东夷夫余、高丽，史称其皆有祭天之俗。盖农业民族以其艺植有赖于天时，故无不敬天。游牧民族先亦有粗耕，故亦祭天。射天之俗，必出于射猎畜牧全无艺植之民族。此亦殷商与北狄接近之证。至高车“女巫祝说似中国祓除”，当即今日东北与蒙古通行之萨满教也。
《高车传》之外其俗之见于《隋书?铁勒传》者：“其俗大抵与突厥同，唯丈夫婚毕便就妻家，待产乳男女然后归舍，死者埋殡之，此其异也。”此婚嫁埋殡之俗，亦存于古代东夷中。《后汉书?东夷高句丽传》云：“其婚姻皆就妇家，生子长大然后将还，便稍营送终之具，金银财币尽于厚葬，积石为封。”据此知元魏时铁勒之俗实全与汉时高句丽同。《新唐书》所载室韦之俗仍与此为近。其传云：“婚嫁则男先佣女家，三岁而后分以产，与妇共载，鼓舞而还。夫死不再嫁。每部共构大棚，死者置尸其上，丧期三年。
”《旧唐书?北狄室韦传》“婚嫁之法，男先就女舍三年，役力因得亲迎其妇。役力已满，女家分其财物，夫妇同车而载，鼓舞共归。”北狄东胡之婚姻，就妇家生子，长大然后将还。盖即以己身之劳力，为娶妇之代价。《室韦传》所谓先佣女家者，即说明所以就妇家之故。古代人少，劳力价值高，一妇之值，必积十余年之佣工，待生子长大后始能自由将还。及隋唐之世，人口增殖，劳力之需要当已渐减，故男子仅须佣工三岁即可将还。又室韦之俗附载于《隋书?契丹传》者：“婚嫁之法，二家相许，壻辄盗妇将去，然后送牛马为娉，更将归家（案即指女家）待有娠乃相随还舍（男家）。妇人不再嫁，以为死人之妻难以共居。部落共为大棚，人死则置尸其上。居丧三年，年唯四哭。”此与《新唐书》所载略异，仍可补其不足。盖佣工之年限以有娠为期，固不必待至三年。
以妇女妊娠之后为生育所累，其劳力价值实已减低不少。佣工之年限既已缩短，则于娉礼方面必先有所补偿。凡此婚俗，实与当时社会经济相转移。据此言之，高句丽、铁勒之婚嫁当为较原始之方式。其在中国古代，至迟为西周之世，亦当如此。以中国亲属称谓中舅、姑、甥、侄四名，适可以此婚俗为之解说也。
作者： 超越中原   2006-11-13 13:42 　 回复此发言
--------------------------------------------------------------------------------
15 北狄在前殷文化上之贡献
舅、姑、甥、侄四名甲骨文虽未见，但《诗经》、《左传》中已为通称。至迟在西周时当已有之。《释名?释亲属》以久释舅，以故释姑，以生释甥。今即以高句丽、铁勒之婚俗为引申说明之如次。
舅有久意，当由旧居之义得名。舅旧同从臼声，故声同义近。盖丈夫挈其妻及子女自妻家返至己舍之后，其子女每忆旧居，有母之兄弟在焉，因而母之兄弟遂有舅称。姑有故意，姑故同从古声，古者较旧为尤久远，古昔之居，犹今人言老家也。丈夫居其妻家，产乳子女之后，每谓其子女，其老家有己之姊妹在焉（因兄弟皆随妻居，老家唯姊妹在），因而父之姊妹遂有姑称。
甥与姓，本为相对之称，同从生得声，生者新也。《庄子?胠箧篇》释文引向注：“新者为生”，《荀子?礼论》“饭以生稻”，生稻新获之稻也。《庄子?天地篇》“生熟不尽于前”，生者陌生之人，熟者习熟之人。后世称生女真、熟女真，生苗、熟苗，生黎、熟黎，皆此意。甥偏旁从生，即男子初居妇家之称，从生之姓即女子初居夫家之称。皆谓新人也。今人称新郎、新娘，即此语之遗。《孟子?万章下》“帝馆甥于贰室”，谓壻为甥，即谓壻为新人。女子称姓者，春秋时王姬、齐姜、戴妫、燕姞、徐嬴、江芈之类皆是。盖妇初来时谓之姓（即新人），继即以族国之名代之也。自周之贵族盛行亲迎之礼，女子于归，男子不复再居妇家，战国秦汉之世，居妇家者谓之赘壻，秦汉之世重农贱商，《史记?始皇本纪》集解引臣瓒云：“赘谓居穷有子，使就其妇家，为赘壻”，《史记?淳于髠传》称其为齐赘壻，《汉书?贾谊传》称秦人“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其时居妇家者，皆平民之贫贱者。贵族及富室男子既不复再居妇家，于是女子之姓，遂为族外婚之标帜，因而即以称妇之名称妇家之宗族为姬、姜、妫、姞、嬴、芈矣。春秋之世，男子称氏不称姓，如王孙、公孙、东门、司马、高、国、荀、范之类皆是。即秦汉之世金石刻辞及奏疏，亦仅称臣斯、臣去疾、臣光、臣去病，皆称名而不及姓。此皆男子古不称姓之征也。
《尔雅?释亲》“男子谓姊妹之子为出”、“女子谓昆弟之子为侄”，侄与出适为相对之称。侄从至，至为来为到，盖男子居妇家，产乳子女之后，其男子同产姊妹仍居故处者，时时盼其兄弟挈其子女来至，因谓之侄。姑与侄亦为相对之称。《仪礼?丧服传》“谓吾姑者吾谓之侄”，盖姑居父之故居，因得名之为姑。子女初从母居，及返至父之故居，因得名之为侄。其自妇家来归时，即出自妇之同产兄弟之家，因得名之为出。
据此而言，舅、姑、甥、侄得名之故，适与父系家族男子初从妇居，等产乳子女而后归宗之婚俗相合。是古代中国家族之组合，与北狄盖无一不同。从而诸史称东胡民族如高丽、如室韦皆居丧三年，夫死不再嫁，黑车子人知孝义，就此诸端言之，中国文化当匈奴帝国崛起以前，曾远播至大漠以北，盖可深信不疑也。
至舅、姑、甥三名，《尔雅?释亲》所指之人与此复有不同者，如：
“妇称夫之父曰舅，称夫之母曰姑。
妻之父为外舅，妻之母为外姑。
姑之子为甥，舅之子为甥，妻之昆弟为甥，姊妹之夫为甥。
谓我舅者，吾谓之甥也。”
此诸现象冯汉骥先生《由中国亲属名词上所见中国古代婚姻制》（见《齐鲁学报》第一期）先以交表婚姻制释之。其说舅姑二名云：“如己身（女）与母之昆弟之子结婚，则母之昆弟（舅）与夫之父为一人，以舅一名词统之，固属自然。再如己身（女）与父之姊妹之子结婚，则父之姊妹（姑）与夫之母，又为一人，以姑一名词统之，亦属自然也。吾人当知在亲属关系增加之程序上，舅（母之昆弟）、姑（父之姊妹）之关系在先，舅（夫之父）、姑（夫之母）之关系在后，以先有之名词加诸后来增加之关系上，在语言上固属自然之趋势也。反之己身（男）若与母之昆弟之女结婚，则母之昆弟（舅）与妻之父为一人，又若己身（男）与与父之姊妹之女结婚，则父之姊妹（姑）与妻之母则为一人，以同上之理由，舅姑之名亦可加之于妻之父母也。”其说《尔雅》之甥统括四种不同之亲属，仍以交表婚姻及姊妹交换婚释之：“若己身（男）与姑之女结婚，则姑之子与妻之昆弟同为一人，又若己身（男）与舅之女为婚，则舅之子与妻之昆弟又同为一人，在双系的交表婚姻制之下，己身若不与舅之女为婚，即与姑之女为婚，故姑之子、舅之子，妻之昆弟，实际上实属相等，故可以一名词统之也。又若在双系的交表婚姻制之下，姑之子或舅之子娶己身之姊妹为妻（彼等均系交表亲属，故可为婚，如是则为互相交换姊妹为妻矣），则己身、姊妹之夫与姑之子、舅之子、妻之昆弟，亦属相等，故皆可以甥名之也。”据此舅、姑、甥名称成立在前，而此诸亲属关系则为后来所增加。又甥之一名，实涵两种行辈不同之亲属。如姑之子、舅之子、妻之昆弟、姊妹之夫，皆平行亲属。至姊妹之子为甥，女之夫为甥，则为卑亲属。冯氏于此卑亲属之称更以周时贵族中盛行之姊妹同婚及内侄女婚释之，经传中称此婚制曰媵，《公羊》庄公十九年《传》云：“媵者何？诸侯娶一国，二国往媵之，以侄娣从。侄者何？兄之子也，娣者何？弟也。”冯氏更进而释之云：“甥之本义为舅之子、姑之子、姊妹之夫及妻之兄弟。其姊妹之子，女之夫，亦曰甥者，乃其后来之引申也。
作者： 超越中原   2006-11-13 13:42 　 回复此发言
--------------------------------------------------------------------------------
16 北狄在前殷文化上之贡献
请详言之：在交表婚、交换婚及内侄女婚制之下，姊妹之子可与己之女为婚（交表婚），姊妹之夫亦可与己身之女为婚（内侄女婚），如是则姊妹之夫、姊妹之子、女之夫，在亲属关系上实属相等。又如舅之子与己身之姊妹为婚（交表婚），则亦可与己身之女为婚（内侄女婚），故舅之子、姊妹之夫、女之夫，在亲属关系上亦属相等。综合言之：则舅之子、姑之子、姊妹之夫、妇之兄弟、姊妹之子、女之夫，在亲属上均为相等之关系，故用甥一名词以统之，亦无不可也。”
冯氏以近代人类学上之新知，释古代经学上之资料，立说精辟，使千载经师之积滞结轖，为之冰释，至堪钦佩。惟释卑亲属之甥，而以贵族之特殊现象为说，而双系交表婚及姊妹同婚、内侄女婚四种稠叠复合之关系，亦不易同时备于一身，故此甥之一名，仍有商榷余地。案甥之本义为新，如以古代男子先从妇居及交表婚制两重关系释之，则无不合矣。盖男子初来妇家，在妇家之人如妻之父、妻之昆弟及姊妹之夫之先来者，均当呼之为甥，意即今之新郎，固不必以行辈为限也。若系交表婚，则此新郎不为姊妹之子，即为姑之子、舅之子矣。据此而言，先从妇居之俗，在我国古代之盛行又何疑焉。
（八）结论
本文虽以探求青铜器与两轮大车之由来为主，如副题所示者。但涉及中国原始文化之范围较广，兹再分条综述如次：
一、 古代北狄当为构成中华民族之一支。其与中国之关系，就今日所得之史料言，当远在殷商之前期。古称狄为易，殷契之母为简狄，明殷之母系为狄，其字或作易、作逷。《商颂》及《吕氏春秋》又称其为有娀氏，娀从戎，戎狄并称，明非中国族类，而实与中国相为婚姻者也。又《山海经》、《竹书纪年》、《楚词?天问》载王亥与有易之故事，有易《天问》正作有狄。王亥故事中有“托于有易河伯仆牛”之言，《世本》又称“相土作乘马”，相土、王亥皆成汤以前之先公，殷人有两轮大车，或即与此族有关。
二、 古狄与易互通，故易牙或作狄牙，易水或作狄水，《周易》称“丧牛于易”、“丧羊于易”即丧牛于狄、丧羊于狄。而《周易》之称易，或即由北狄输入。盖骨卜较龟卜早，而骨卜当为北方射猎掠夺而畜牧牛羊之民族所创始，其以五十蓍筮法，则为由骨卜演进之简易占问术。
三、 狄之异文为翟，其异译有丁宁、丁灵、丁令、丁零、狄历、敕勒、铁勒、特勒及林胡、儋林、襜褴、投鹿、橐离、兜离、朱离、狄鞮诸称。铜器中之句鑃，《国语》谓之丁宁，《说文》谓之令丁。东晋时自康居入居中国之狄，即以翟为姓，而称其族为丁令，此可证古之读狄正为端系与来泥母之复辅音。
四、 春秋之狄有赤、白之分，其义为尚赤衣白衣，今其遗俗尚存于朝鲜、西藏民族中。唐代黠戛斯亦尚赤，疑邾娄之得名或即为朱离、兜离之异译，邾从朱或即兼译其尚赤之义。
五、 狄之本义为林木，林胡之林，译其音兼译其义，而中国语中之朱、林及铃、铎等称，皆有北狄语之成分（英语中之tree或亦与此有关。劳榦先生谓条顿（Tenton）人本居林中，高庐人称之为日耳曼。Tenton当与狄鞮音近，原意亦为林中人，英、德皆北方蛮族，或亦与此族有关）。
六、 匈奴帝国之兴起，实为东方史上划时期之大事。自此以前，中国与北狄居境相接，婚俗相通，中国文化自此而北，与秦汉以后中国文化自江淮而南者，其情事正复相似。
七、 匈奴帝国兴起以后，中国与北狄即以匈奴为之鸿沟而长此隔离。其部族远窜于匈奴之北、东、西三方者，在东为东胡，西为乌孙、康居等行国，北为丁令，其分布之地东起蒙古北境之独洛河与西伯利亚之贝加尔湖，或更东至东海滨之黑水靺鞨、室韦、扶余，西迄黑海之滨，罗马帝国之东境，依据山谷，往往不绝。
八、 传说中殷虚之前期，王亥作仆牛、相土作乘马，已有服牛乘马之事，孔子称“乘殷之辂”，殷人即以乘两轮大车著称。据甲骨文字及殷虚发掘所得，殷虚时代两轮大车已甚普遍使用，其形制自象形文字、发掘遗物及经传所载言，实与巴比伦图绘乘车之状无不同者。而巴比伦之使用两轮大车，则远在殷虚时代以前。
作者： 超越中原   2006-11-13 13:42 　 回复此发言
--------------------------------------------------------------------------------
17 北狄在前殷文化上之贡献
九、 《考工记》称“胡无弓车”，先秦之世北族即以善制两轮大车著称。《小盂鼎》称伐鬼方而俘其车两，是赤狄当殷周之世已有两轮大车。元魏、隋、唐之世，敕勒、回纥仍以乘高轮车著称。唐、五代时契丹之作车帐，即学自黑车子，是北狄之有两轮大车，必有悠远之历史。如以两轮大车在东西两土出现之时代言，北狄适为此由西传播至东之中介。
十、 独轮车自后步推，而两轮大车则在前曳引，此两种动作方式，绝非相续演进而成，而实为两种独立之发明。
十一、 古文字中虽有象独轮车之各，与象两轮车之车，但古谓人之所行为路，所至为格，入室为客，两轮大车亦有辂称，如大路、玉路、象路，孔子称殷之辂，此当为中国先有独轮车之证。（至汉人称鹿车，以车缀于辂下为词，则又展转相袭，不足为两轮车在有独轮车之先之证。）而东北民族如勿吉即黑水靺鞨，仅有步推之车，而汉魏时之马韩，尚不知骑乘牛马，此亦为东土原无两轮大车，而仅有独轮车之旁证。
十二、 青铜器为铜与锡之合金，其字在金文中初作 ，（甲骨文中未见金字），即示其为铜与锡二者之合金。继以?之所指不易明了，故复从今从王以会意兼声。盖今象铃形，王者以之宣布教令，《礼记?明堂位》云：“振木铎于朝，天子之政也”，正可为金从今从王之注解。金亦从今得声。
十三、 铃本名鑃，以其自北狄输入，或译为丁宁、为丁令，汉人倒互言之为令丁，省称为铃，此犹林胡之林，或译为儋林、襜褴，而省作林也。铃其初自北狄输入，因即名之为鑃，为丁令，及在中国传播既久且广乃以中国之名加之，则曰今，盖其音有似中国之琴，故即以今（琴）之名譬之，此犹如今人称胡琴、风琴、钢琴、洋琴也。今象铃有舌之形，而读为琴，小篆与今隶之琴复从今声者，则又后起之孳乳字，展转相从也。
十四、 铃之使用，北族初以系于犬、马、牛、鹿项下。自输入中国以后，王及令长即易其悬系之钮而为手执之柄或甬，或去其舌而叩击为声，继又仿此式而为钟，钟之形无舌，有似于筒，因即谓之为筒，而制字为銿、为铜。金铜之称起于制铃与钟之后，由其形制与名称之演变言，其为自北狄输入，实可无疑也。
十五、 北狄穴居，在一年中至少在冬季必返至其原居地，故北狄必甚易转而为定居民族。人类自有定居（即土著）之后，对于盗贼之防范在部族内必加重其责罚，在部族外，即构筑城郭垣墉以为之防。
十六、 定居民族以防卫为主，不事劫掠，其生活所资必营采捕农牧之混合经济。其不兼营农采者，必漠北寒苦之地，生长期短，又不适于艺植也。凡此不能兼营混合经济之定居民族，则必出行战伐掠夺以弥补其不足。
十七、 牛、马、羊既非东部亚洲所驯畜，故东土原始民族绝不能仅营单纯之游牧经济。故中亚游牧民族，其先必兼营农采，其后因拥有大群牛羊（尤其是羊），又居近森林边际之草原地带，因而逐渐演进为单纯之游牧经济。夫游牧民族必有穹庐毡帐与两轮大车，且拥有大群牛羊，其非原始文化所有，盖可推知。故早期之游牧社会，如匈奴、鲜卑、乌丸、奚、契丹，今西康、青海，皆兼营有粗耕农业，如穄、麦、东墙、青稞等。
十八、 定居民族与游牧民族在生活上有一绝大之分野，即土著利于防守，而游牧则利于抄掠也。利于防守者必营混合经济，家庭之中夫妇终年胼胝以维持其一家之生活，其子女习见其父母之鞠育劬劳，因而有敬老孝养报本之思，因而有三年丧、女子贞及夫死不再嫁之风。利于抄掠者，其单纯经济之所得，往往不足以给食，因而养成其杀伐之天性，遂至贱老贵壮，而妇女转徙草原之中，如夫死无人维护，则必为人抄掠而去，故父死妻后母、兄死妻嫂，其为适应此种环境，亦可推知也。
十九、 殷周之世北狄屡与中国通婚，其生活习惯如穴居、乘高轮车、夫死不再嫁、人知孝义、婚嫁初从妇居、生子长大而后返舍，凡此诸俗，皆与中国相同。
二十、 殷商开祖之传说，颇与高车相似，而其射天之俗，亦与殷商相同。
综此诸端言之，殷虚之青铜器与两轮大车，由北狄自西方输入，已不为无据也。
三十七、 三、二四脱稿于中央大学之教习房
整理者后记：本文为徐中舒先生1948年在南京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任兼职教授时所写，钢笔直行，书写于白稿纸上，且多有修改之处。根据徐先生的写作习惯看，这应该是徐先生的第二次修正稿。1949年美国学者艾瑞慈来成都从徐先生学习中国古代史时，徐先生曾以此稿作为教材给艾氏讲授。文中所论，涉及中国古代文化之重大问题，多有创见。但不知因何原因，徐先生一直未将此文发表，而一直置于书箱中。徐先生于1991年1月因病去世，临终前遗言将其历年购置的近二万余册书籍捐献给四川大学。1997年冬，在四川大学清理徐先生所捐书籍时始发现该文稿。文稿虽已历时近半个世纪，当年的蓝墨水色泽已淡，纸亦发黄，所幸文字尚基本清晰。整理者仅作了史料核对及极少文字的校正，基本上维持了文稿的原貌。惟整理者学识有限，整理过程中难免有误读误识之病，自当由整理者负责而与徐先生无关，亦望方家学者多所指正。
黎 原1998年春于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