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钢 唐山大地震：亲历与记录

2010年09月06日17:34腾讯公益钱钢 我要评论(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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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钱钢老师在山东德州太阳谷梦想厅）
精彩观点：
红色年代我就是一名红小兵
那个时候的人就是一种政治动物，满脑子全是政治。文化大革命充满了残酷、斗争，是这样的，但是每一个具体的人，心里面可能还有一点小小的梦想，善良也是有的，可爱也是有的。像那个小孩的样子，还是有一点童心。
《人民日报》第一时间地震报道
唐山大地震的消息还是第一时间发布在报纸上的（人民日报7月29日），标题的重点是党中央毛主席关心震区人民，党中央毛主席号召人民要以阶级斗争为纲深入批邓（邓小平）。四人帮那时候提出，“不管东震西震、不能干扰批邓”。
亲历唐山：举城惨烈，灾民抢水、衣服、食品
唐山大地震死了24万多。情况相当惨烈，第一个感觉就是晕得厉害，满城的死亡气息。当时部队徒手冲入唐山，没有带任何东西，这些很像你们去过的汶川地震、玉树地震。我在唐山亲历了灾后所有灾民的生活。
印象最深：送别唐山孤儿
当年在唐山救灾印象最深的是什么？我说是送孤儿。送走孤儿回到唐山后，我向上海医疗队做了一次内容报告，结果这些医生、护士泣不成声。我第一次感受到，看到什么说什么，不带宣传色彩的如实报道是多么打动人心。
防范地震：大家不要忘记“胡焕庸线”
所谓胡焕庸线，是指地理学家胡焕庸划的从中国东北的黑河到云南腾冲的一条线，这条线是中国人口的密、疏分界。94%的人住在线东，6%的人住在线西。汶川地震如果往东边挪几十公里结果就大不一样了。
1976年报道唐山：我满脑子的宣传意识
当年绝对不可能写出这样一本书，连一个基本的框架都完全不可能有。我基本还是一个革命战士，满脑子的宣传意识，我去唐山除了救灾还就是给我的杂志组稿、诗歌稿，歌颂社会主义大家庭真是温暖，还是这种思维。
十年后：我去记录一个城市的毁灭
1984年我重回唐山进行核实，采访了大量的证人证言。一次一次地回到唐山，就很自然地想起一个疑问，为什么要写一个城市的毁灭和新生，为什么不能写一个城市的毁灭？于是就有了《唐山大地震》这本书。
当年七省地震预警：唐山预报还是功亏一篑
实际上，在1974年曾经发生过空前绝后的国家级地震预警，一个非常重要的证据就是国务院的69号文件。这个文件强调在中国北部的七个省市、自治区动员防范可能发生的强烈地震。辽宁海城地震防范很成功，但是最终唐山预报还是功亏一篑。
主 题：唐山大地震：亲历与记录
主讲嘉宾：钱钢（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
时 间：2010年8月24日 周二 晚7点-9点
地 点：山东德州中国太阳谷太阳能微排国际酒店 梦想厅
钱钢：很高兴有这么一个机会跟大家放松地聊一聊。因为带了一些原始材料，所以，我用PPT幻灯片的方式给大家展示，可能会比较直观。
有一个问题我想先问你们大家，面对自己所写的文本，你今天写的文字，如果过上24年后再看，会怎么样？我今天遇到这个问题，我在看我24年前的文字。文本就是时装，就是衣服，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文本也是史料，也是历史。我那时候30岁挂零，那个时候说的话带着很深的那个时代的烙印，我到现在也不认为那里面什么东西都过气、落后了，可能有些东西还很深奥。不过，总体来讲，都是那个时候的特征。
比如说，那个时候的我们哪里有今天你们所接受的非常严格的职业训练，我们也有培训但是没有这么严格。哪有你们今天接受的在强大压力下必须培养成的法律意识，因为那时候没有记者被告状的问题。也没有像《南方周末》的李海鹏那样，用那种非常冷的的语言叙述故事。,那时候我们是热烈的，我们的文字很热，充满了抒情，那是1980年代。如果不是那样反而是虚伪、不真实的。80年代就是那样子，所以我也把自己的东西，把24年前的东西当做一个历史的材料来看。可是我还得说，我很感谢今天的兄弟姐妹、年轻的朋友，你们仍然在读我的书，并且觉得还可看。也许很多东西过去了，但总有一些东西可以留下来，这算是一个。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唐山大地震 亲历和记录》，这件事情跟《唐山大地震》那个电影是没有关系的，那电影既不是亲历也不是记录。我想给大家还原的是那个时代，你们是否能够理解一个1980年代的记者，我们把自己称为知青时代或80年代。他们是怎么样的一群记者呢？
我入行是1979年，正好跟改革开放同步，那个时候入行是什么样的情景呢？或许我可以说的更远一点，在那个时候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敢说我跟在座的各位绝无相同之处，没有一个在座的朋友跟我经历是一样的，不可能一样。你们有各种各样传奇的故事，怎么样入行、访新闻、开始写作，有的可能不是学新闻的，有的或许大学的学历也不完整。可是没有一个人像我这样，我来到香港大学，同学问钱老师你的学历是什么呀。我回答：我一共读过七年书。同学问，七年书，怎么个七年呢。我说我读过五年小学，五年毕业了，然后读过一年中学，读过一年大学。香港同学说，那里有这样的学历呀。5+1+1，这就是我当年的经验，其实也挺好理解，你们在座的各位问问家里跟我年龄相仿的人，可能是家里面的长辈，这都是非常容易理解的一件事情。
红色年代里，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图说:1966年，13岁的钱钢手持红宝书在天安门前留影）
我带来了一些自己的照片。这是13岁的钱钢，1966年当红卫兵。有一部纪录片叫《红卫兵，我的1966》，看这个照片记忆完全回到那个年代了。我曾经对一些朋友说到那个年代可笑的事情。请注意这个照片的细节，1966年冬天站在天安门广场前面的13岁的钱钢，那个时候是以军装为荣，所以整个样子打扮的跟一个小解放军似的。我身上有好几个毛主席（像章），从头上、胸前，我拿的这本是红宝书《毛主席语录》。但是你们在注意一下细节，我的裤子是接过两次的，我的家不算是社会比较困难的家庭，我是军队干部家庭。可是军队干部家庭的小孩，我的裤子都要接两次，可见这个国家是何等的贫穷，我的鞋子也是破破烂烂的，就这样到了天安门前。
那个时候的人就是一种政治动物，满脑子全是政治。我13岁走出家门的第一个地方就在济南，我到了济南去山东大学抄大字报，13岁的小孩，从头到尾把大字报抄下来，封个信封寄回到我们学校去，让同学转帖。到了北京，天天跟别人去打口水仗、辩论，革命的大辩论，什么事情都会辩论，这就是那个年代。今天因为时间关系，还不能够展开来说。我想，各位你们日后遇到文革历史，要记住还原到当年很重要。如果不能还原到当年，就是一些简单的概念，文化大革命昏天黑日什么的。其实，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我们这帮小孩是欢欣雀跃的，高兴得跳了起来。为什么这样？因为宣布的消息是不用考试了，就是1966年的夏天，我们听到的消息不用考试了，大家全部去串联，到北京去了，不要钱的。到北京的火车是免费的，吃饭、睡觉都是在老乡家里，不要钱的，这个国家不知道为我们贴了多少钱。回到那个年代，比如说文化大革命充满了残酷、斗争，是这样的，但是每一个具体的人，心里面可能还有一点小小的梦想，善良也是有的，可爱也是有的。像那个小孩的样子，还是有一点童心。
五年小学、一年中学，你们在座的有没有读过五年小学的。有的，说明五年制还比较普及，你知道我那个年代所有的小学都是六年，我这个班是整个杭州市唯独的一个五年班。在1958年大跃进，大跃进导致一个结果，学校里搞大跃进班。我1960年入小学分到这个班的时候，准备四年毕业，不是五年，四年就要小学毕业，其他所有的班是五年，我是四年。那时候没有礼拜六，礼拜天都是要上课的。可是后来50个人的班，一个一个的小朋友生病，不行了，最后剩下30个人。后来大跃进也不搞了，所有的班都回到了六年，我们班变成了五年。一年初中，文革开始了，天下大乱不能读书。我都写过一些文章，比如说我在纪念人民日报老社长邓拓的文章里面就说，其实13岁的时候我是学校里面的代表，上台去发言批判《人民日报》的社长，批判的话不是我脑子里有的，是从报纸上抄来的，我笃信不移——这就是那个年代。
我的文学启蒙读物：《革命委员会好》
读了五年书之后，我到农村、工厂去干了一些杂活之后，我在1969年当兵，当了解放军。我当解放军的年龄是15岁半，还不到16岁。到了上海的军营，除了拿着毛主席的著作，就是一本我的文学启蒙读物，你们知道我的文学启蒙读物是啥？是《革命委员会好》。

（图说：1969年，16岁的钱钢入伍，《革命委员会好》是他的文学启蒙读物）
那时全国各个省市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夺了省委的权。每个革命委员会都打算给毛主席发一封致敬电，然后两报一刊（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就发一篇社论。那个时候我着迷了，觉得那个社论写得真好，觉得致敬电富有文采。其实所谓的富有文采在今天看来就是充满了“最、最、最敬爱的伟大的毛主席、海枯石烂不变心、天崩地裂跟您走”这一类的话语。天天就沉醉在这种故事里面，解放军对我说红色是党的标志。
我有一篇文章叫《红心的故事》，可能大部分人没看过。在2008年奥运火炬传递中间发生了冲击事件。结果在我们的MSN上出现了红心，很多人都挂红心了。我那时候也写了一篇红心的故事，讲我自己当年，也做了一些分析。
长话短说，我这个小命是拣回来的，当兵的第二年（1970年）上海的海边，投掷手榴弹，我是文书在旁边记训练成绩，出了非常大的事。那时天很冷，因为冷，我的副连长就让我到弹坑里面去趴着，躲风。离开20米，我就趴到弹坑里面去，看着投弹和成绩做记录，没想到上海一个饲养员（养猪的），平时没有好好练兵，拿起手榴弹手就抖了，这一抖不要紧，还没投出去，就拉了弦掉在了地上。当然这个过程是我们回头比较冷静的描述，当时我看到的情景就是一声巨响就在我的眼前发生，然后两个人腾空而起，再摔下来。这就是我看到的情景。当然事后易还原出来这个手榴弹在附近爆炸，是副连长拽着手榴弹扔走，没扔远，把自己炸的浑身都是弹眼，脑袋中了好多弹片。我离开20米远，小命拣了回来。但是副连长受了重伤，后来一生都是残疾。
但是问题在哪儿，正当我们全连情绪非常压抑的时候，摩托车的声音响了，师里面的新闻干事来收集素材。把我们叫到那边说，你们几个是看到的，看到什么，如实说来，不要添油加醋。那我们就说了。但是过了一些天，报纸上登出来，关于英雄事迹的报道不知道添了多少油，又加了多少醋。上面的新闻干事是可以添油加醋的。一个副连长救人，确实也是我们的一个长官救战士。但是这个报道把他拔高成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英雄。因为毛主席刚刚说，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一定要把他拔高到那个地方才行。光这样还不够，还要说副连长是批判刘少奇的典型。这个很奇怪，在座的朋友你们都不会理解，怎么叫做批判刘少奇的典型呢，因为刘少奇曾经是我们的国家主席，他曾经提出一个口号，叫“钟爱自己”，还有一个口号叫“活命哲学”。刘少奇也是实话，我们人很怕死的，要活命、要钟爱自己。结果这个副连长就成了批判刘少奇的典型，他有一个口号，是编辑杜撰出来的。手榴弹从拉弦到爆炸只有短短的三秒钟，我们的副连长喊“不管三秒钟，只管往前冲”。很像今天的广告语，这些都是新闻干事加出来的。
“他用他自己的英雄行为，给刘少奇活命哲学、钟爱自己一记响亮的耳光”。那个年代的语言就是这样的，当我看到这个报纸的时候，我的感觉是佩服得五体投地，记者是这样干的，写的真好啊。然后就来了“讲用”（就是讲如何活学活用毛主席的著作），要我到各个部队里面去讲用这个副连长的英雄事迹，我就问了领导，那我怎么讲呢，是我看到的情况，还是按照报纸上的讲？领导说，就按报纸上的讲，特别提醒我“不管三秒钟、只管往前冲的”地方要停顿一下，深深地吸一口气。结果我这个演讲被别人注意了，被更高的机关抽调我去进行文艺创作。当然我的文艺创作就非常夸张了，就是把副连长又做了进一步的夸张，就是这个故事变成了比报道还要更虚假的。他带着我们迎着蓬勃欲出的朝阳来到海边，然后副连长对同志们说，同志们，你们看那前面是什么？我们说，那是靶子。“不，那不是靶子，那是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还要带着深深地仇恨。越编越邪乎了，或许文学作品就是这么来的，只不过虚假的东西是顺着那个方向继续的高攀，这样我就在那里出现了我的处女作，登在这个小小的杂志上面，这个书你看着这么大，其实只有一包烟盒那么大的小书。这本小书就是我的《一颗红心永向阳》，这是钱钢的处女作，没有写我的名字的。不过你们读里面的语言是够肉麻的。

（图说：1970年，钱钢的处女作）
我想讲这些很重要，这些东西是我这个人当年的状态，也是那个时代，后来我写了一些东西，我就在上海的报纸又写小说、诗歌。一直到1976年，我还被抽调到《朝霞》杂志做编辑，这也是很荒诞的事情，一本杂志里面怎么会有一个小小的解放军做编辑。我当时是23岁，原来文革的时候，有一个口号“工农兵占领上层建筑”，编辑部只有两三个真正的编辑（老作家、编辑），大部分都是工农兵，解放军只有我一个，真的有农民在一起编稿子。我们回头要说一说，这些工农兵（就是我的同龄人）还是会写稿子的，不是不能写。所以我们编一本杂志，我直到1976年的7月，文革十年的时候，我写的诗还是赞扬文革的，就是我的思想状态。虽然对江青有一些小道消息在传，但是我的诗歌还是（赞扬文革）。写作有一种惯性，意识形态会按照惯性来写。
唐山大地震，我不是在军队里面遇到唐山大地震的，是在上海的一本杂志看到。后来在批判四人帮的时候，把这个杂志叫做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工具。后来我讲如果不贴政治标签，这个杂志是忠实贯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的专政路线，全面专政的理论。跟着张春桥、姚文元宣传，是没有错的，这个杂志是也是很厉害的。顺便说一句，尊敬的余秋雨同志也曾经是我们的审稿人。他的职位要比我们的编辑部负责人还要高，我们每期的稿子大样要送到写作组给小余同志过关的。
我要明明白白的说，我自己在那个年代是这个样子，我没有那么觉悟，思想那么开放。
唐山大地震，十一天后我进入灾区

（图说：1976年7月29日《人民日报》）
这时候遇到了唐山大地震，这是7月29日的人民日报。你们可以看一下。7月29日，唐山大地震的消息还是第一时间发布的，不能说没有发布消息，地震的消息是发布了。只不过地震消息的标题是怎么起的呢，重点是党中央毛主席关心震区人民，党中央毛主席号召人民还要以阶级斗争为纲深入地批邓（邓小平）。你看地震发生了，毛主席的电报还要灾区人民批判邓小平，但是那个年代这是很正常的，不能冲淡了批邓，一定要把邓小平搞臭。所以四人帮那时候提出，“不管东震西震、不能干扰批邓”。这也是那个年代的产物。
我在编辑部时就想去救灾，所以你们看，每个人都是复杂的，我在那个时候有一个本能要去参加救灾，跟你们今天很多的想法是一样的。我在两天之后出现在上海的虹桥机场，一架架的三叉戟飞机起飞，但是飞机场没有什么人，满飞机装的是装尸体的袋子，一飞机一飞机的尸体袋运往唐山。我就要求跟着尸体袋飞到唐山去，被严厉喝止不可以。机场不让我上飞机的人就说，唐山完全打不通电话。那时候没有手机之类的，灾区一片混乱，听说还有瘟疫，你下去要找不到人很危险的，你只能跟大队伍去，不能自个儿去。所以我就放弃了，转到跟随上海医疗队的防疫队去了唐山，我先坐火车，再坐汽车，从北京进了唐山，大概进唐山的时候，已经到了11天之后。

（图说：唐山震后景象）
这是我当年看到的一些情况，你们去过汶川地震、玉树地震，甚至有的朋友去过海地、智利、印尼，很多场面看的是相似的。这个场面很少见到，我只见到刘鉴强从印尼海啸地震（斯里兰卡）拍回的照片，有这样子的。
当时部队徒手冲入唐山，没有带任何东西，这些就是跟汶川很像。我到唐山的时候，抢夺生命的进程还没有完全结束，我到唐山还有活着的人被救出来，最长的有13天的。你看当年的尸体，我见到的就是这个样子，你们不只一位去过震区。可能你们留意，汶川地震是8级，唐山地震是7.8级，当然汶川地震的震级强的多，汶川地震六度以上的区域和唐山地震6度以上的区域做对比的话，汶川的6度以上区域是唐山同样地区的4倍。汶川地区死亡人数到目前为止能够推算出来的是85000人左右，死亡的确切人数加失踪人数，唐山地震却死了24万多人。昨天晚上朋友问我会不会更多，我说会更多，可能超过30万，因为16万重伤里面还有陆续死去的人。为什么会是这样，为什么唐山地震的死亡人数是汶川地震的3倍，这就是我今年在《南方周末》写的一篇文章所强调的，不要忘记中国的“胡焕庸线”。
所谓胡焕庸线，是指从中国的黑河划一条线划到云南的腾冲县，这条线分开了中国人口密度的密、疏两大部分。在这条斜线的东边集聚了中国的绝大多数人。胡焕庸这位地理学家1935年提出的时候，那时候96%的中国人在线东边，4%的人住在线西边。到2000年，是94%的人住在线东边，6%的人住在线西边。汶川就在这条线上，正好在这条线上。也就是说，汶川地震发生在中国的人口密疏分界线上，其实，如果你们去过汶川、茂县、理县这些地方，人口都稀少、不多。汶川有16万人。换而言之，这个地震如果往东边挪几十公里就不一样了。
唐山是一个工业城市，百万人口工业城市，地震发生在城市的正下方，叫直下型地震。震源又不深只有16公里，这样的地震瞬间发生导致唐山大量死亡。所以我们当年进入唐山的时候，看到的情况相当惨烈，我想这个惨烈是高度集中的惨烈，就是这个城市高度集中。进入这个城市的时候，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晕得厉害。就是陈婉莹教授写的感受到台风的死亡气息，就是尸体的死亡气息，满城的死亡气息。这是当年我们见到的这些情景。我从上海走之前，很多人给我送来小纸条，要我去寻找他们的亲朋好友或者是一些亲属。我的母亲打电话到上海要我去找从前我们家的邻居一个蒋叔叔，要我去找他，不知他们家的人是死是活。我带了一大叠纸条，都有门牌号。可是到了唐山摸进城去找的时候，发现绝无可能，没有街道，街道完全是废墟，根本没有街道、也分不清门牌。我到处去找蒋叔叔，他是唐山市的民政局长。非常凑巧，到了唐山的第二天，我就在医疗队的病房见到了他，听到他很熟悉的声音，一下子就看到了我小时候熟悉的叔叔。他很吃惊，因为我好像从天而降，从小孩变成一个大人，他吃惊，表情极其复杂，全部在瞬间爆发出来。他当时穿了一个破烂的汗背心，我做的第一个动作就是把我的军装一下脱下来，给他穿到身上去。他一个民政局长穿了我戴了两片红领章的军装到处跑了很多天。我从上海走的时候带了一些急用的东西，预防饥饿，我带了一罐子椰子糖，据说两颗椰子糖可以当一顿饭。我把一罐椰子糖（我救命的饭）都给了他。
这就是我跟当时很多人有不同的机缘，因为这位蒋叔叔所以我到了唐山以后就留了下来。当他们家四口人：（夫妻加两个孩子：一个女儿、一个儿子），没有一个人死亡，算是不幸中之的万幸。我做的事情就是把他的儿女送上浙江医疗队的火车，送到杭州我家去，然后我就住他们家，好像他们的孩子一样，经历了灾后所有灾民的生活。比如说那个时候要上街去领水、衣服、食品，我说这个领实在是很文雅，不是领是抢，真抢，当然不是抢劫，抢劫发生在别的地方。我们是去争抢，争粮食、衣服、水，水是从北京用消防车运来的。
最难忘，送走唐山孤儿

（图说：当年新华社报道《幸福的唐山孤儿》）
唐山的火车站倒成一片废墟。我得到了一个机会，参加护送唐山孤儿。蒋叔叔是民政局长，唐山有数千个孤儿放在唐山非常危险，没有父母，我参加护送这些人到石家庄去。今天我们叫孤儿院，当年有一个革命的名称，叫做育红学校（培育红色的接班人）。现在我们从唐山开车到北京、石家庄几个小时就到了，当年开一整天，开到北京大半天，我在车站送了一大批孩子，我作为民政局的工作人员参加护送。
有人问我，钱老师，当年你在唐山救灾印象最深的是什么？我说还是送孤儿。为什么呢，你很难想象，天蒙蒙亮，我们到车站前面，看到一片蓝颜色，这些小孩都穿着崭新的蓝衣服，很多的农村孩子，蓝衣服上别着或缝着一个白布条，写着他的村、名字，这个布条有的缝的不结实，会随时掉。如果掉了，这个孩子不会说话，不会讲自己是谁，就失去了他个人的身份信息。一大批小孩在那儿，小哥哥带着小妹妹，小姐姐带着小弟弟。有的小孩两个手，左一个手表，右一个手表，父母亲的财产被好心人挖了出来。有个小孩守着一个缝纫机头，那个年代家里边最值钱的三大件，手表、自行车、缝纫机。他们悲悲切切在哭？不，他们在笑。这些小孩很高兴，有的孩子不要说火车，连汽车都没有坐过，这回不但坐了汽车来到了火车站，还要坐火车经过北京。
那个年代时兴送一件礼物，搪瓷的杯子。你们看到家里面有搪瓷写的字，这小孩拿着搪瓷杯给我讲，叔叔你看，我有一个新杯子，是一等品。后面写着一等品几个字，那个小孩拿出一个卷了又卷的钱跟我说，叔叔，我有一块钱。不知道什么人给他的，小孩是这样子的，我们的任务这一整天送上了火车要哄他们、逗他们、骗他们，绝不能让一个孩子哭起来，一个孩子哭起来全部人都会哭。孩子们那个时候的欢乐是假的，他们是经历了大灾难。我从唐山上车一路哄着他们，哄到北京、石家庄，已经到了晚上。石家庄的车站上面，锣鼓齐鸣，欢迎这些孩子。
蒋叔叔跟我讲，我们带孩子的人这个时候不要跟孩子再见，趁着乱扭头就走。他们很懂人情世故的，一天下来孩子们跟我们其实有一个很复杂的关系。好几个孩子在我身边是不离开我的。他们虽然没有哭、没有闹，这些孩子真好，他们其实把你当做他唯一的亲人了，所以我在最后，下火车之前也是咬了咬牙，趁着混乱低着头就跑。然后石家庄的人吹着号、打着鼓一下接上汽车就送走了，另外一波人被送到了邢台去。
更心酸的事情，就是第二天我们还要去看一看他们，到邢台的育红院，不能进去，在门口隔着窗往里面看，里面是炕（北方烧火的炕），炕上有几个小孩在那里打闹，结果有一个小孩眼很尖，看到窗户外头有人，竟然把我给认出来了，又哭又叫，跳下来在后面追我，这时候我们只好低头逃跑。那次我记忆很深，很难过。
我给你们看上面一张照片，这是新华社的一个记者在火车上拍的，这个照片真实吗？虚假吗？我告诉你们既不真实也不虚假，说不真实是因为这个照片是摆拍的，每个孩子发了一个苹果，孩子们在笑就拍下来，这个照片当年叫做“幸福的唐山孤儿”。你说它虚假吗，我又亲眼看到这帮孩子在路上是没有哭没有闹，跟着我一路唱歌、做游戏、猜谜语。送走孤儿回到唐山以后，我向上海医疗队做了一次内容报告，结果这些医生、护士泣不成声。我第一次感受到，不用宣传，看到什么说什么，不带宣传色彩的如实报道是多么打动人心。从前写惯了宣传文章，这种不像宣传文章的讲话是我第一次，给我一个很深的印象。

1976年，我不可能写唐山
在1976年那个时候，我是绝对不可能写出这样一本书，连一个基本的框架都完全不可能有。我基本还是一个革命战士，满脑子的宣传意识，我去唐山除了救灾还有一个任务，给我的杂志组稿、诗歌稿，我自己还写了一首诗《烙饼的大娘》，在路边看到一个大娘在烙饼，她的铲子山西来的，她的锅河北送的，她的面来自山东，她的什么什么，社会主义大家庭真是温暖，还是这种思维。所以1976年是不可能写《唐山大地震》的，只能到以后才能写。你看文革结束时候的我，在批判四人帮用的还是四人帮的语言。我批毛，但不认为红卫兵错，对红卫兵还是情有独钟，我带着红色的思维进入到新闻业。
带着红色思维进入新闻行业，一个“狼吞虎咽”的年代
我是1979年进入的新闻业，什么机缘呢？中国和越南打仗。说一个细节，我怎么当的新闻记者，偶然之际，原来我在上海的部队，跟我一个宿舍的另一个人他是搞新闻的，解放军报的老记者来看望他，就进了我的房间，在跟他聊天的时候，就看到了我的桌子，上面有我的笔记本，他翻了两页我的笔记本，就说这个人可以当记者。我不知道理据是什么，翻了笔记本说这个人可以当记者。后来就一直找我，问我，当记者吧。我也挺动心的，大概经历过一段时间的折腾以后，正好碰到中国越南开战，就把我派到了越南前线当战地记者，我入行最初当的是战地记者。刚才说，从刚当兵的时候小命差点给送掉，到唐山看到那么多的死亡，后来打仗看到看到太多的事情。这是当年对越自卫还击我们去打仗的报纸。
可是我要告诉大家，1979年我们入行的时候，我叫它“狼吞虎咽”的年代。什么民国的新闻史、党内报人的辛酸，还有很多国外的新闻作品，那个时候我这个年龄人几乎都有共同经历，夜半深更到新华书店门口去排长队，为了买刚刚印的外国名著《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红字》，去买这些书。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想到，1979年那么早，在党的报纸、解放军报里面，给我们小记者发书了，发给我们什么书，是中国人民大学编的外国新闻通讯学，一本蓝、一本绿，一本是新闻、一本是通讯，有特写。好奇怪的事情，而且还发到了两本美国新闻大学的教材，那个年代解放军报的餐厅不叫餐厅，叫食堂。食堂里面的粮食粗粮加细粮，就是你的饭票有粗粮票和细粮票。比如今天吃的自助餐的里面有好几样属于粗粮，玉米、番薯属于粗粮。可是那个年代我们看着都头疼，高粱必须吃掉。吃的很差，梦想很美，就在吃着老地瓜的餐桌上，这帮记者高谈阔论，美国的大兵记者欧尼派尔的新闻写的太好了。说美国的新闻猎兔狗式飞机起飞写的多好，杰克伦敦这个旧金山毁灭了真棒了，新闻的导语，什么子弹式的导语、延缓式导语等等特别奇怪。所以，这个年代值得还原。
你们想一想，那么低的生活水准，那么美的梦想。我想现在跟过去有很大的不同，1979年、1980年整个人民的日子比现在穷的多，控制也比现在严的多，可是人们的精神状态就是比今天好。有很浪漫的想法、往前走的想法。
那个时候有一样事情震动了我们，《报告文学》刊载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他是在1978年2月份发表的，你知道这篇报告文学在报纸上登四大版，四个版才能登完，全国所有报纸都用四个版来登。里边还有深奥的数学公式，我们简直佩服的五体投地。徐迟说，各位读者读到这里的公式如果你读不懂可以跳，看下面的。
他写知识分子的命运，这对新闻记者是多么大的诱惑，我们可以写这样的东西。然后又来了《扬眉剑出鞘》，一个叫理由的作家，很有名。那个时候，徐迟、理由，女士里面有黄宗英，非常有名。这就是一个独有的现象，当报纸开始活跃的时候，又给套上了枷锁。可是文学杂志全受到了欢迎，以刘宾雁为代表的一批作家发表了大批的报告文学，呼唤人道主义、披露历史真相、揭露现实问题。我要说报告文学运动的实质，就是争取新闻自由，许多重要的报告文学作家本身就是党报记者、人民日报的记者。
文学评论家刘再复先生说，在中国这片大森林里，需要一种名字叫刘宾雁的啄木鸟。在这片庞大的森林中，为了保持生态平衡，防止腐败，至少需要一千只这样的啄木鸟。但，现在只有一只，而且等待这只啄木鸟的，至少有十万支步枪。刘宾雁先生在1987年离开中国，2005年在美国去世。我相信在座的各位你们一定知道刘宾雁是谁，知道他有什么作品，知道他在中国新闻史上占有什么样的位置。
可以这样讲，我们这代人80年代是有偶像的，我们第一个偶像就是刘宾雁，我们希望刘宾雁那样的记者和文学家来说真话，来批评这个现实。我用玫瑰色写这句话：“35个文学的梦”。我前面讲，我读了7年书，还有1年大学呢，我这一年大学就是到了30岁。大学的时候进了解放军艺术学院去读大学，我这个班是解放军的作家班，一共有35个人，里面有我的同班同学莫言，还有写电视剧挺出名的女士王海鸰等，都是我那个班的。我那个班几乎相当于电影学院张艺谋他们那个班，我们叫35个文学的梦。
到了1984年，我正在读大学，解放军文艺社的编辑跟我来商量，那个时候我在军报小露头角，我和我的同伴江永红先生合作的《蓝军司令》和《奔涌的潮头》先后两次获得了全国奖，在1982年和1984年。
这个时候解放军文艺就有一个特别大的创意，他们想给军队获全国奖的人一个特殊的安排，让他们用整本杂志写一篇文章。所以他们就跟我商量，能不能一篇文章。当时另一位获奖者叫李延国，他就写了《中国农民大趋势》，洋洋洒洒非常让我动心。编辑就说，现在是1984年，再过两年是1986年，唐山地震十周年了，咱们写一个《一座城市的毁灭和新生》吧。我们的惯性是一个很根深蒂固的东西，已经到了这个年代了，我们的编辑一想啊，我们写文章总得有一个歌颂的对象吧，我们写唐山，你的目的是什么，你的目的还是要歌颂新生，思想是有“解放”基础的。什么叫“解放”呢，当时在唐山的重建中间，有一支建筑队来自邯郸，叫邯郸第二建筑队，采取了跟国内国有企业不同的管理方法，比如说计件工资、计时工资等等激励办法。这个邯郸第二建筑队的方法被党的总书记胡耀邦高度肯定了。胡耀邦说，推广邯郸的改革经验。我们编辑就想，写个报告，应该歌颂邯郸的改革经验。所以让我写个报告文学，写唐山的重建过程中邯郸第二建筑公司的改革。这是蛮有趣的。后来我就利用读书的时间一次一次地回唐山，重新采访。我想跟大家说，毕竟是已经当了五年记者，专业的新闻训练受了不少，美国的新闻书也看了不少。当年的印象不足以让我写东西，我必须重新地回去进行核实，还要重新采访，更大规模的采访开始，一次一次地回到唐山。就很自然地想起一个疑问，为什么要写一个城市的毁灭和新生，为什么不能写一个城市的毁灭？在我看来好像这是一个不需要讨论的问题，当年是一个问题，可是我回来跟编辑一谈，编辑跟我一拍即合，完全可以。就写一个城市的毁灭，当年的思维用唐山纪念碑可以有一个小小的说明。唐山的纪念碑不叫地震纪念碑，叫抗震纪念碑，立足点是“抗”。就像今天我给展示的《兰州晨报》“舟曲不屈”。只有《南方都市报》说，“人祸不再、天灾不再”。
当时，全国征集唐山地震纪念碑的草图，我看到入选的头三名，头三名里面有一个让我非常感兴趣，高高的钢铁框架，有一些零碎的石板挂在期间，就是被震碎了，非常像日本原子弹爆炸纪念地的圆形的塔，我觉得很好，有灾难的含义。但是选中的是这个碑，这个碑是四块碑石向心地组合在一起，他们说这四块碑象征地四面大旗，代表着祖国人民从四面八方来支援唐山。
我当年去采访矿工李玉林，后来就在1986年的三月份，《唐山大地震》第一次《解放军文艺》用一本登了，完全按照我的想法就是以灾难为中心，以人为中心，以人的痛苦为中心。这样写在当年是新的，很快就引起了当时读者的注意，引起注意就是因为告别了神话，里面写了一些真话。包括当时的读者都认为这个唐山地震的死亡人数是从我这儿第一次公布出来的，其实新华社在早些年公布过，他们没有收到。但是这本书的发行量大，都注意到了。这本书卖一块三毛五，一小小的小书。由这本书可以看出经过五六年新闻教育训练的记者当时的足迹。
这个书上有大量关于大地震的证人、证言。比如说这个地震发生在凌晨，和汶川不同，汶川是下午2点28分，很多人在外面看到了，你要讲汶川地震怎么发生，很多人说的很细致。唐山不同，3点52分48秒，什么人见过唐山地震，这是我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我在唐山撒开大网，找这些人不容易。不像今天我们可以互联网找，当时骑着破自行车找遍唐山，最后找到十多个，留下九个人的证言。最神奇的就是有一对老先生，他们的习惯是每天三点半起来打太极拳，他们刚到公园门口、刚拉开架式地震就来了。可是你听他的讲述就知道，那是别人怎么也不可能想象的，那个老头说，地震来的时候，他扭头一看整个唐山都着火，一片通红全烧起来了，这不是火，这是一种强烈的光。
有非常多的材料，比如说废墟里面坚持了3天、8天、13天被营救的人，我也访问了多位。那个时候不知道口述历史，事实上当年做的是口述历史。这些材料是原生态的，非常真切。比如讲在废墟中间坚持了13天最后获救的卢桂兰妈妈，我到唐山正好赶到这位老妈妈被救。我们在汶川最长的记录是100多个小时，唐山是有13天，还有15天的矿工，因为矿工有水喝，他的难度反而小于这个13天没有水的人，没有水、没有粮食的老妈妈，她的13天是生命的一个极限。我当时采访她的时候，她哗哗说了很多，语无伦次，这是当年的记忆。什么是真实的，那个语无伦次才是真实的，那个混乱的记忆才是真实的。你们想，一个人回忆在地底下的场面，最真实的是心理状态，而不是真的看到什么，看不到什么东西。你们看一下，当年这个老妈妈怎么跟我谈的。
这个老妈妈讲话很有趣的。她说，哎呀，我哪知道是地震咧！妈的，臭黄鼠狼，刺儿猬猬！“大成！大成！”我拚命地叫我那儿子。他和闺女在家里也不知怎样。我叫大成快来，把砖头给我劈了，黄鼠狼刺儿猬猬把我给压在里面了。我渴坏了呀，我寻思闺女也该没了。医院这么好的房子都倒了，咱家的小屋还不早塌了？可怜我那老爷子，苦哇。十三岁就摆摊子修鞋，一辈子是个厚道人，他就死在我上面呀，我都没来得及送个终。可怜我那两个孩子。我那老闺女怕是活不成了，谁去救她呢？隔壁那娘们坏着呢，不用说不会去救，见着闺女尸首，还会去踹两脚。她恨我们呀，她不会去救。一提那娘们，我就气，她就是欺负咱家，想占我们房子，要撵我们出去，还说我养汉子。也说不上这是过了多少日子了，我就在生这娘们儿的气。有一阵子，迷迷瞪瞪的，觉得她拿着锹，从我头顶上过去，我喊，她就是见死不救。我那个气呀。我想，我非要出去，等着，会有人来救我的，我偏要争这口气 ……
她这是跟那娘们赌气啊。 所以各位你们知道，原生态是最有价值的，你记录下来，连我事后想起来都忍不住笑，又感到可爱。这个老太太记忆发生了一系列的混乱，因为我采访她，她把我当成亲人。我在她家里过年，她给我包饺子，以至于过了很多年，她被中央电视台赵忠祥、杨澜的《正大综艺》请到北京来做节目，说着说着就说错了。问她当年谁救你的。她说，哎呀，我感谢啊，那个38军的钱钢把我给救了呀。因为，她对我太好了，我一个小记者采访她，以至于变成了营救她的人。后来我请节目组把这段删掉了，因为这不是真实的。

（图说：1974年前后，空前绝后的国家级地震预警）
大震前后的国家地震局
我不知道什么是调查报告，但是唐山大地震的第七章，确实我在不懂什么是调查报告的时候做了调查报告的事情，寻找真相、寻找证据、拨开迷雾，找到证人。当时做了一系列这样的事情。一个非常重要的证据，你们看在1974年空前绝后的国家级的预警曾经发生过，就是国务院的69号文件。这个文件强调在中国北部的七个省市、自治区动员防范可能发生的强烈地震。
1974年就有这样一件事情，我今年看到一个披露的史料，披露了一部分宋庆龄史料，宋庆龄的一部分英文信被公开了，有一封信是这样说的。她说，最近，党中央号召我们防地震，北京肯定要发生强烈的地震，所以我不能回北京。那么，一旦我出现问题，要是我死了的话，我这批英文书就送给亲爱的某某同志、某某同志、某某同志。还有人核实，毛泽东整个在1974到1975年间没有回到北京过，有长达好几个月毛泽东不在北京，都是防地震。不是当年写书的时候知道，这是今年才知道的，有新的史料。
这个69号文件，当时这个地区有多大，那么大的一片地方，公开地号召政府和民众防范地震，不是简单的事情。1974年的9号文件两次提到唐山这个名字。
辽宁省做了什么防范措施，你们看照片，接到上级通知最近有地震，电影改在露天放映。这就是1974年底、1975年初的辽宁，结果辽宁这个地震还真的来了。在1975年的年初就发生了海城大地震，这是我唐山大地震里的一节，说中国灾害史上奇特的一幕揭开了，暮色苍茫的辽南的大地上，四处回响着“当当”的钟声，有线广播一遍一遍发出严厉的警告，阻止快要冻僵的人返回自己的小屋。营口县地震办公室主任曹显清，一个多次到邢台学习“方法”、对地震预报充满自信和热情，被人称为“曹地办”的小老头，仿佛在念咒似的，看着手表喃喃自语：“小震平静后，时间越长，震级越高。从中午平静到现在已经6个多小时了。7点震就是7级，8点震就是8级。”7点36分，7.3级地震发生了！说实话被被老头蒙上的。当时那个地震局跟省里面报告说的有5级以上地震，可没说是7到8级的地震。
唐山预报，功亏一篑
中国的事情就是有那么的奇特，海城地震，辽宁省当时的第一把手是毛泽东的侄儿毛远新，毛远新是个敢拍板的狠心人。预警是有代价的，在滴水成冰的日子把老百姓哄出房子，老百姓会冻死的。毛远新就下令赶出房子，解放军开会离开礼堂，结果这天晚上老百姓离开了房子地震来了，这个地震如果不预警，死亡的人数会跟汶川差不多，这是人口很密集的地方。由于预警，死亡的数不过一两千人。所以，当年整个中国，包括世界对当时地震预报充满了一种极高的评价。但是后来唐山就失败了，最后没有能够在临震发出预报，功亏一篑，唐山是非常可惜。但是这个故事极其曲折，而且这个故事一直延续到汶川，为什么呢？同一批人，他们人还活着，汶川地震前几年几次发生中期预报的就是唐山地震这些人，所以这个故事没有完。
我在腾讯的微博上面，开了一个微博版的唐山大地震，一段一段的史料放上去，我发现大家关注、转载率最高的就是国家地震局怎么没有预报这些内容。可是我要告诉大家，我这个调查在当年只能达到在1986年所能达到的水平，还有很多东西我还不知道。2005年张庆洲先生写的书《唐山警示录》里的很多材料我是不知道的。当然，如果要更新，还要自己再去调查核实这些材料，《唐山大地震》的发表也遇到了一个时间窗口。1986大家不要忘了，这时候中宣部来了一个好部长叫朱厚泽，朱厚泽提出著名的“三宽”政策，就是“宽松、宽容、宽厚”。我在微博上说，让我们来纪念朱厚泽的时候，我发现有一个网友跟贴说，或许我们今天是三不宽的年代吧。
到1988年，我已经是一个比较大的官了，管着《解放军报》所有的记者。1989年春夏之后，我的个人命运急转。
人是会激动的，但是，当你激动完了以后，准备的是代价。这个代价就是必须离开解放军，我从15岁半开始当解放军，我是解放军摇篮里面长出来的人。一切从头开始，还有媒体，你换一个全新的环境去做媒体。
模仿《今日美国》来做《中国减灾报》
接下来的故事，我是想告诉大家，唐山大地震这一个亲历，《唐山大地震》这本书、这个记录，对于我个人后来是有影响的，我常常说这种事。一次深的耕耘，为日后的播种预备了土壤，我下面比较快的说一下后来做的一些事情。我先是到了国家地震局，这是戏剧性的。唐山大地震的第七章是批评国家地震局的，是揭秘的。国家地震局老不高兴，发了文件让中央电视台在广播的时候砍掉第七章，可是没想到我在政治上倒霉了之后，国家地震局的一批专家却力主把我接收下来到地震局工作。所以，各位你们都知道，当你得罪人的同时，同时也就结了缘。（在恨你的人旁边，就有帮你的人，对不对？）这就是我们常常会遇到的一种情况，很多人帮我，他们说的话很好。有两个人跑到解放军的办公室来说，钱钢，你这次出事了，你要跳伞了，你从飞机上跳下来，我们在下面接着你。当时我去北京的任何一个单位都不可能，偏偏国家地震局有可能，小小的国家地震局，小小的《中国地震报》容纳了我。我到这个地震报，说来也可笑，人经历了这么大的事情，还不知道大祸已经降临，还手痒，还要做报纸。到了国家地震局还想《中国地震报》改成《中国减灾报》，还真的改成了。
在胡舒立、杨浪、陈西林等一班北京媒体高手的帮助下，我们模仿美国的USA Today，《今日美国》来做这份《中国减灾报》，投放市场还颇受欢迎。后来因为创办《三联生活周刊》，我是创办的主编，来到了《三联生活周刊》，刚把主编工作做了两年做好了，我们的投资方出事了，香港的老板出事了，因为得罪了当局，不得不停止一切。今天你们看到的贺延光老师也是那个班底，整个编辑部里面，摄影是贺延光老师，国际是胡舒立老师，这帮人都跟我是患难与共的一帮媒体战友。我后来又到了央视的新闻调查，最后到了《南方周末》，这是我走过的一条路。
我想人倒霉也不要紧，有的时候倒霉就是别的机遇出现了。办《中国减灾报》的时候我下了非常大的工夫和耿庆国先生主编了100万字的大书《20世纪中国重灾百录》，我一直认为一个优秀的传媒人就是自己最好的“资料室主任”。你“资料室主任”的水平当的多高，你的调查水平就可能有多高。为了办这份报，我们做百万字大书，20世纪中国100个重大自然灾害的案例都写了出来，我组织了很多人写了出来。后来很多媒体都把这里面材料当做可参考的东西，非常宝贵。我们提出了“为了远离灾难，我们走进灾难”，这是我的当年。
《三联生活周刊》：“生活，就是生气勃勃地活着”
为了办《三联生活周刊》，我跑到了德国，参加法兰克福书展。去拜访龙应台老师，当年她住在德国。龙应台老师是《三联生活周刊》最早的教练，她搬出大包的德国《明镜周刊》和《明星周刊》，告诉我这个周刊怎么办。《三联生活周刊》在当年很严苛的环境里，在自己的入门处写这么一条口号，叫“生活就是生气勃勃地活着”，这是60后一代人，白衣飘飘的一代人的感觉。然后来到了新闻调查，这句著名的话也是我跟几位同事一起参与的：“正在发生的历史、新闻背后的新闻”，各位这些话也只是一句话而已，但是人生有的时候需要一些自我煽情，给自己一些打气，对不对。环境很差，我听了这句话很舒服，听着这个生活就是生气勃勃地活着，我就舒服。有困难就变笑了。
你看，后来到了《南方周末》，这是《南方周末》最经典的版面“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这话真是挺煽情的。按照你们今天的新闻职业标准，我们感觉太煽情了，但是什么事情都是历史的，《南方周末》那么煽情也是《南方周末》的历史造成的，那个年代一班我们称之为孤魂野鬼的传媒人聚在一起，能够互相舔伤口、互相取暖，不就是靠这些话嘛。
《南方周末》是这样一个报纸，它的创始人左方和江艺平提出“彰显爱心、弘扬正义、坚守良知”，左方先生说“可以有不说出来的真话，但不再说假话”。《朔州假酒案直击》、《綦江跨桥的背后》这都是当时杰出的调查报告，还有《这是一本奇书的奇遇》等等。关于贵州矿难报道我们得到中宣部的严厉批评，他们说刊登的照片，为了渲染恐怖气氛做了别有用心的技术处理。这个其实没有什么技术处理，在光线下这照片就是红颜色。我们五十周年国庆的版面登了一个小老头和一面国旗，中宣部的阅评指责情绪灰暗。我们的乡村直选在今天一步一步就要实现了，当年他们说我们的相关报道是是违反宪法。
当年我们收到每年十多道金牌，就是我的同伴、主编江艺平女士跟我合作，我是常务副主编。江艺平说，钱钢你大胆地编报纸，检讨我来写，我会写。每次出了事她来写检讨，然后我带着弟兄们在前面干，这都是我们一块经历过的岁月。
在新世纪的专刊里面，我们提出“因为爱所以恨、因为爱所以真”，这是江艺平的开首语写的，终于积累的危机爆发了，就因为这个调查报告，张君案的调查把我们整个班子的领导都掀翻掉了。还有几篇报道，怎么张君案的调查案会得罪人呢？因为《南方周末》的记者在调查罪犯的时候，试图还原他人生的道路。因此得罪了他的家乡湖南，他在湖南有很多的坏事情。别的地方也说，《南方周末》还得罪过我们，若干的事一起告状，我们就不能不下台。在下台以前我正在大学里巡回演讲，先到南京，后来来到上海，我记得在上海复旦大学，跟大家讲《南方周末》的故事的时候，我已经知道不能留下来了，那时候还有一点感慨，心里面还有几分英雄气概。想到了都德的《最后一课》，产生一种很豪迈的感觉，上去就说复旦大学的名称来自“日月光华，旦复旦兮”，太阳可能一时的降落，但是还会升起。
唐山和香港……
这就是当年我自己做的一些事情。对于后来的影响，我愿意一口气跟大家说这些事情，无非是想稍微理理自己的经历，理理背后的情感和人的思想、逻辑。为什么最后还想说唐山和香港，这是人生的另外一个机会。在1986年《唐山大地震》出版以后，有一天我收到一封来自香港的信，那时候香港是英国殖民地，一封香港的信，打开一看是香港政府教育局的信，一个女士的娟秀的繁体字。她说我们正在酝酿跨越1997年的香港中学课本，我们想选择钱先生唐山大地震的序言，《我和我的唐山》作为中学课文，不知道您是否授权。我当时第一是有一点害怕，从来没有收到海外的来信；第二听有几分莫名的兴奋，我的文章可以进入中学课本了蛮好。所以就斗胆没有请示领导，给她回了一封信说，我同意。
从此，在1998年以后，香港的中学课本里面就多了《我和我的唐山》。正在香港的中四，而且在香港中学会考、毕业考试的时候，学生要从三本书里选择一本来做读书报告，三本里书有《唐山大地震》这本书。从1988年到现在22年过去，可以说22届读大学的青年人他们跟我有缘分，这个跟中国大陆我的书没有再版正好形成一个反差，在大陆的很多年轻朋友已经不知道了，他们知道《南方周末》，也不知道我是谁。但是在香港有我很多同学是知道的，我来到香港的时候，看到他们在BBS上面讨论，说是写钱钢读书报告写的快要死了。但是对我确实很好，我从《南方周末》下台以后，被陈婉莹老师叫到香港工作，有一个有利的人和的条件。在香港，虽然我的学历如此之差，我也没有任何的学位，但是在香港这个地方他们给我一个特殊的可能，让我在港大做这份工作，让我跟这些同学在一起。所以我一直把灾难视为自己的学校。 就这么多，谢谢。
有些事情其实是这样，当我讲到《南方周末》的时候，还是有觉得还原回到那个年代才能理解这些事情，我们自己做《南方周末》的人有一句话，说《南方周末》是病态社会病态的报纸。我并不认为《南方周末》那么剑拔弩张、金刚怒目，很宣泄自己的主观情感，那个年代这种风格就是新闻符合专业主义，可是它是那个年代的产物，是这么走来的。好在看今天经过《南方周末》这个学校培养了很多人，他们也在变化。
互动交流
问：刚才钱老师讲到，现在这个电影《唐山大地震》跟这本书没有什么关系，我有种担心，在若干年之后，提起《唐山大地震》大家记得的都是这个电影的故事。
钱钢：不会吧，20年以后提起来一定是书的内容，电影才是今天的快餐。这个我不担心。
问：钱老师在我们心中是一位令人敬佩的前辈，就像我本人从小学开始看您的大作，但在大作里面有一个地震预报问题，当时您态度很鲜明，这个问题直到现在也是一个难解、很有争议的问题，您肯定也知道。就我现在本人也经常收到地震预报爱好者发的邮件。
前一段翟明磊在网上和南都的马昌博有一场争论您肯定也知道这个事，马昌博写了一个《地震预报江湖》，总体上还是持不能预报论。而翟明磊对阵时持强烈否认态度。而林楚方写这篇文章反驳翟明磊，这个争论也是属于探讨型的。我想问一下，这段时间钱老师坚持对这个项目的关注和研究，想问一下，您现在对这个项目的态度是怎么样的？
钱钢：我是支持翟明磊做调查研究、调查报告，但是我不认为他做的已经达到了标准，就是现在做的我跟他有共识，还要继续往下做，因为很多的材料是被封闭的，我们还不能知道。但是疑点非常多，目前已经发现非常多的局部证据、片段的证据，还有一些专家写的书非常有价值。总的说来，汶川地震以前作为中长期预报，是有人提出过非常鲜明的意见。
问：什么人提出来的？
钱钢：2005年1月为什么四川省要下达一个文件，包括加固水库和危旧校舍，因为国家对龙门山地震带观测点加密。为什么加密呢，因为地震危险区的判断在2004年底进行过一次更新。这次更新重新划了一些危险点，我查出很多材料，地震前绵延、德阳都进行过地震的知识大赛。所以它是一个重点区是毫无疑问的，问题在于怎么逼近到最后。
我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叫做《地震预警初探》两三万字，也在网上，实在是很难看的东西。没法变成一个微博版的，有机会的可以的。在《潇湘晨报》的大讲堂演讲，可以说是这篇论文的通俗版，我讲的很通俗，把这个道理给大家讲一遍，有机会也可以参考。
嘉宾介绍：
钱钢：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中国传媒研究计划主任。1979年起从事专业新闻工作，曾任解放军报记者、解放军报记者处负责人。曾参与创办中国减灾报（任执行编委）、《三联生活周刊》（任执行主编）、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栏目（任总策划）。1998年至2001年任南方周末常务副主编，主持该报笔政。出版于1986年的《唐山大地震》，被翻译成英文、日文、韩文、法文（部分章节），其序言被采用为香港中学语文课文，美国和香港一些大学将该书作为新闻写作课参考教材。其代表作还有《大清留美幼童记》（与胡劲草合作）、《大清海军与李鸿章》（原名《海葬》）、《旧闻记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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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稿根据钱钢先生在山东德州太阳谷“2010腾讯青年传媒峰会”上的演讲录音整理而成，未经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