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世平：歧视的经济代价

——访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国际与战略研究所高级访问学者唐世平博士
■专家访谈■本报记者 崔克亮
在大多数时间里，人们基本上都是从道义的角度来讨论社会中存在的种种歧视现象。在最新一期《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的《社会流动、地位市场和经济增长：一个制度视角的再诠释》一文中，曾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副研究员、现为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国际与战略研究所高级访问学者的唐世平博士却指出，歧视不仅有其道义的代价，而且还有其深远和广泛的经济代价：歧视制度会系统地损害一个国家和社会的经济增长。 唐世平以独特的视角对制度性的歧视问题作了较为透彻的分析，在使人耳目一新的同时，更感“于我心有戚戚焉”。为此，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近日对他作了书面专访。
中国经济时报：你提出，社会流动渠道是支撑经济增长的整个制度基础中的一个关键维度，因为社会流动渠道支撑着人们行为的一个重要动机：对社会地位的追求。用制度经济学的术语来说，社会流动渠道支撑着地位市场对人们的激励。你提出这一观点的现实和理论依据何在？逻辑推理过程是怎样的？
唐世平：“歧视”事实上是社会流动渠道中一种特定的制度安排。简单地说，“歧视”是指社会中一个享有特权的个体和群体构筑的能够阻止被歧视的个体和群体在地位市场中向上移动（同时保证特权个体或群体不会下移）的一种制度安排。
要深刻理解歧视的经济代价，我们还必须认识到生产是经济增长的终极动力，而学习（即知识的积累）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生产是一个运用和创造知识的过程：生产离开了知识是不可能的，知识离开了生产也是不可能的。而歧视会从根本上削弱个人和群体生产和学习的动力，从而削弱他们对经济增长的潜在贡献。
一方面，对于受歧视群体来说，歧视意味着他们社会地位提高的可能性小（或者说是来自地位市场的激励少），因此他们为经济增长作贡献的动力就小。另一方面，对于特权群体而言，歧视则意味着他们在物质市场和地位市场面临的竞争都要少，所以歧视也同样会削弱他们为经济增长作贡献的动力。这样一来，歧视将削弱整个社会生产和学习的动力，从而损害整个社会的经济增长。
中国经济时报：你的理论框架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历史中一个挥之不去的重要问题。作为一个人口大国，中华帝国曾经是领先世界的技术强国，然而，为什么中国没有发展出现代科学和技术？这一直是史学界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所谓的“李约瑟之谜”）。
唐世平：中华帝国没有发展出现代科学和技术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自从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中华帝国逐渐建立了一个系统而广泛的对科技人才的歧视制度。中华帝国的精英能够通过读经习史和科举制度而获得社会地位的提升，却不能通过追求科技知识来获得社会地位的提升。这种对科技人才的系统性歧视是如此的强大和深远，以至于中国最开明的朝代的最开明皇帝也同样遵守。公元６４５年（贞观十九年）的冬天，当易州司马陈元(陈元新闻)王寿发明了温室（通过在屋里烧木炭产生热量），从而成功地在中国北方的冬天培育出新鲜的蔬菜和水果并把它们敬献给唐太宗（这位被公认为中国历史上思想最为开放的皇帝）时，陈元王寿不仅没有获得嘉奖，而且立即遭到痛斥并且被降级，原因是他试图用“奇技淫巧”取悦皇上（司马光，《资治通鉴》，卷１９８）！
中国经济时报：更重要的是，你的理论框架能够让我们从国家长远繁荣的角度来看待当代中国社会存在的种种歧视制度。比如说教育制度。
唐世平：教育制度是国家学习能力中的一个关键维度。而中国的高等教育却一直是一个充满歧视的制度体系。这其中最明显的是国家重点大学招生时对直辖市的名额倾斜：同样的学校对直辖市的考生和非直辖市的考生实行相差许多的录取分数线。这种歧视性的制度安排使得非直辖市的考生（即，受歧视的群体）要付出加倍的努力才能有读好大学的机会，而使得直辖市的考生（即，特权群体）即使没有太多的学习动力也能够上好大学。这一歧视制度造成的结果是一方面僧多粥少，再努力都不行；而另一方面则是养尊处优，碌碌无为。
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开始的中国教育“产业化”更进一步强化了这一歧视制度，如同雪上加霜。如果说大学统招政策使得农村和城市低收入家庭的学生（受歧视的群体）通过加倍努力还可以有一定的机会接受高等教育的话，教育“产业化”后使得他们即使再努力也不会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因为他们的家庭根本没有相应的经济实力来支付日益高昂的学费。这也就意味着农村和城市低收入家庭通过一两代人的努力来改变他们的命运的希望也破灭了！
然而，天才的产生是随机的，不会因为政策的倾斜就改变其分布。在那些农村和城市低收入家庭的学生中，完全有可能蕴藏着牛顿和爱因斯坦这样的天才。而且，在那些农村和城市低收入家庭的学生中，潜在的天才一定大大多于中国城镇中的天才。而中国高等教育中的歧视制度却导致那些出身贫寒的天才仅仅因为没有出生在城市或是社会地位较高的家庭，就无法对社会作出更大的贡献。他们要么因为缺少用于投资学习的资本，要么因为享受不到公平的录取政策，就失去了展示他们才华的机会。毫无疑问，这是对一个国家人力资本的巨大浪费。其结果一定是国家对其人才库的利用不足，而这样的情形不可能有利于经济增长。马歇尔早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对于国家财富的增长来说，最大的浪费莫过于让那些不幸出身贫寒的天才们无法施展他们的才华！”
通过公平竞争的考试制度来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是国家选拔人才的基本方式。国家的高等学府应该吸纳那些最聪明、最勤奋的学生，而不应考虑他来自哪个地区，是否支付得起相对高昂的学费。事实上，那些穷困而学业非常优秀的学生付出了更艰苦的努力，他们会在相同条件下更加珍惜得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更加刻苦地学习，更愿意用自己的知识回报父母、社会和国家，这样的人才应该被充分利用。因此，一个国家的政策应该向那些穷困而学业优秀的学生进行倾斜才对（比如通过建立奖学金和助学贷款制度），而不是背道而驰。
中国经济时报：是的。你的理论框架还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的初等教育。
唐世平：国家对初等教育的投入可以看成是国家给予那些出身贫寒的孩子以最初的人力资本投资，从而在社会地位市场中给他们以最初的推动，并最终使他们可以有更多机会展示自己才华的制度手段。从这一点来说，国家对初等教育的投资不足事实上就是一种对低收入家庭孩子的歧视制度。
在改革开放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的教育制度一直向城市倾斜。其结果同样是削弱对农村和低收入家庭孩子的地位市场激励。无怪乎在许多农村，“读书无用论”盛行，因为我们的教育制度剥夺了大多数农村和低收入家庭孩子的社会地位升迁机会。但农村人口素质的提高却最终必须依靠公平的教育制度来实现（因为最终只有知识才能改变命运），除此之外，别无他途。因此，发现那些不幸出身在农村和贫困家庭中的潜在天才，给他们平等的机会施展自己的才华，才是中国农村发展的终极出路。而马歇尔竭力倡导扩展公共初等教育的原因也在于此。只有这样，才能使那些出身贫寒的天才们不被彻底埋没。
所幸的是，中国政府已经认识到增加对广大农村初等教育的公共投入，是国家教育事业同时也是“三农”问题的重中之重。从今年起用两年的时间，国家将全部免除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学杂费，先从西部地区开始实施，然后扩大到中部和东部地区，并继续对贫困家庭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并补助寄宿生生活费。这无疑是一个提高农村人口素质，改变我国教育发展在地区间不均衡的重要举措，这一正确政策不仅必将对全面提高国民素质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其对国家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也将在未来１０到２０年内得到充分体现。
中国经济时报：除了歧视性的教育制度，你的理论框架也帮助我们从更高的视角来看待我们社会中存在的其他一些问题。比如，歧视性制度安排对社会稳定、社会和谐的影响，整个社会对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以及农民工的歧视问题，这种歧视对社会进步及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等等。
唐世平：当一个社会的地位市场不能够为所有的人群提供公平的社会地位升迁机会时，那些受歧视的群体就一定会产生对社会不公的不满和愤怒。也就是说，如果不给所有的人以公平机会的话，这些受歧视的个体和群体不仅不能对社会作出应有的贡献，而且还会给社会带来潜在的和现实的不稳定。这样的结果必然影响社会分工合作与协调，从而增加经济成长的成本。
有一个极端的例子——２００４年轰动一时的马加爵事件——可以说明歧视的制度对社会带来的危害。惨案发生后，人们更多探讨的是他的心理问题，认为是大学生心理教育没有跟上。这种观点没有错，但是人们忽视了一个关键的问题——马加爵是一个长期受到社会歧视的个体。因此，当他发现少有的几个好同学好同乡也对他不再尊重之后，他对这个社会彻底绝望了。而他的绝望造成的结果是５位大学生死了，５个家庭的教育投资白费了，更不要说国家花费的财力和警力。这都是歧视产生的经济代价。
马加爵事件是个人对社会歧视的不正当反击的一个极端例子。而孙志刚事件则是一个歧视制度直接将人置于死地的例子。更可悲的是，这个案件中的受害者和杀人者同样都是歧视制度的牺牲品：如同被害者一样，案件中的主犯和从犯也都是受歧视群体中的一员。歧视制度使得他们手中握有一定的权力时，会拿起权力的棍棒打向和他们原本属于同一阶层的人。其结果同样是终结了几个家庭的希望。
最后，让我们再看一看对广大民工阶层的广泛而深刻的歧视吧。民工为城市的基础建设流血流汗，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他们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这种不尊重不仅仅体现在他们无论如何也成不了真正的“城里人”，更体现在当公交车上出现了他们粘满涂料和污垢的身影时，人们不是侧目而视，就是惟恐避之不及，售票员也会提高音量让他们往后走。而大多数“城里人”也许不知道这些民工可能根本没有条件好好地洗个澡，或者是舍不得买一件好衣服，因为他们还要为他们远在乡村的孩子攒学费或者是孝敬父母。因此，他们只能在拥挤的公交车上接受人们歧视的目光。
但是，这些民工中的许多人并不缺少聪明才智。他们的不幸来自缺少可以用来接受教育的投入资本或者是因为出生在一个比较贫困偏僻的地区，享受不到国家教育政策的优惠。而当他们因为教育中的歧视制度不得不成为民工时，他们便不得不接受第二次歧视。更重要的是，这种歧视似乎是一种终生的枷锁：他们的人生似乎注定不能得到应有的激励和奖励。这使得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一定会对社会充满了不满和愤恨，于是乎他们中的某些个体作出一些破坏性的行为（比如砸高级轿车的玻璃，毁坏城市基础设施等）也就不足为怪了。这背后的根源不完全是民工的素质问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歧视导致了他们对社会的不满和愤懑。城市只是城里人享受美好生活的城市——高楼大厦和灯影霓虹都出自民工之手，但那些高楼大厦中的欢声笑语和推杯换盏却与他们彻底无关。“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
中国经济时报：我们看到，中国政府目前正致力于构建和谐社会，此举大概也是基于不和谐因素增多的现实。这是令人感到欣慰的一件事。但是，从根本上讲，只有公正——也就是你说的非歧视性的制度安排——才能缔造和谐，反之，若一个社会公正无存，歧视性的制度安排大量存在，则这个社会断不可能保持长久的真正的和谐。
唐世平：从根本上说，人类不仅仅满足于物质所得，而且还希望得到社会地位上升所带来的满足感。所以，要想使人们努力不懈并以此推动经济和文明的发展，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地位市场是经济增长的整个制度基础中的一个关键维度。为了鼓励每个人都对社会福利作出应有的贡献，一个国家的制度必须保证个人努力能够同时获得物质和地位的回报。而任何对社会流动的制度壁垒（或者说歧视性政策）都是不利于经济增长的。如此一来，中国社会中存在的种种歧视制度不仅违背了人类追求社会公平的基本道义，也会系统深远地危及中国的经济发展，从而影响中国社会各个方面的发展。为了避免歧视所带来的沉重的经济代价，包括中国在内的每个国家都应该努力消除歧视。在这一点上，正如托克维尔在美国南北战争前呼吁消除南部的奴隶制时所说的那样——“利益和道德是一致的。”
从这种意义上说，中国政府创建和谐社会的努力不仅仅有利于社会和谐本身，也同样有利于中国的经济发展。